张之洞《劝学篇》中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

宋泽民

摘要：张之洞是晚清“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者，他顺应“经世实学”复兴的思潮试图用“中体西用”来挽清朝之大厦于将倾。他在《劝学篇》中描绘了这个运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帝国复苏的宏伟蓝图。在这个蓝图中，他把“中体西用”思想注入传统教育的创新思维尤其引人注目。在他对留学、改革学制、变科举以及引进西学的规划中凸显了他“中体西用”教育观的光辉。

关键词：中体西用；经世致用；教育 《劝学篇》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8）05-0127-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8.05.026

一、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尘封已久的国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开始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的冲击给中国这个尘封已久的老大帝国的各个社会阶层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动。从林则徐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到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再到奕、李鸿章、张之洞等“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中国的思想、军事、经济、政治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这个变动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向西方学习。中国的传统教育体制也毫无疑问的卷入了这场大变动之中。为了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方便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需要培养一大批懂得西方知识的翻译人才，于是在1862年中国最早的培养翻译人员的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了。它的诞生客观上开启了近代中国教育领域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至1872年在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容闳的倡议下出现中国最早的一批官派留学生。从1872年到1875年这3年的时间内，晚清政府共派出四批120多人的幼童赴美留学。这批留学生的派出也是中国教育领域向西方学习的一大步。在张之洞之前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教育活动基本上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张之洞的《劝学篇》用其“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规划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蓝图。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还同日本的崛起有一定的关系，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崛起，成为东亚最先完成近代化的国家。在日本崛起之际也有一部著名的《劝学篇》诞生，它是由日本近代思想解放先驱福泽谕吉所写。他提出的“和魂洋才”之说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不谋而合，张之洞曾说“游学之国不如东洋”又说“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1]这表现出张之洞对日本社会发展道路的向往，尤其是后一句表现他也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一样的人物带领中国走向独立。后来在《劝学篇·游学》中张之洞也确实进行了留学日本的设计并且付诸了实践——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五日上书光绪《选派学生出洋肄业折》。也正是日本的经验使张之洞坚定了走“中体西用”教育道路的决心。

此外，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对中体西用的思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自然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教育观也有推动作用。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近代化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这种思想成为中国文化以开明开放的态度吸收外来的先进新文化的桥梁和纽带，甚至有人把林则徐、魏源这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称之为“经世派”，“经世致用”的思想所造就的思想解放的空气、面向现实的学风和革新变化的精神为“中体西用”的思想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张之洞产生“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成为了可能。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也深受其自身教育历程的影响。张之洞“经世致用”的思想从他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发芽生根，他从小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满怀治国平天下的儒仕抱负，同时又因为父亲征战的家世的熏陶使他不仅仅是停留在理想抱负的层面，更想如父辈那样通过直面残酷的现实践行“经世致用”的思想从而抒展报国之志。正如他自己所说“凡学之根柢，必在学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而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2]大致的意思便是凡学都要归于有用，这种读书明理，明理致用的思想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早年入清流，被称为“青牛之角”。但他这种通经致用的经世、务实的风格使他在受到西学影响时不像其他清流党人那样极力排斥，而是勇敢的把西学同其坚守的中体相互碰撞得到了“中体西用”的火花。先进的西方科技和制度深深地震撼了有识之士，在外来的压力下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出现了一种既害怕“西用”腐蚀“中体”又希望“西用”能稳固“中体”的矛盾，而处于这个中与西、体与用矛盾漩涡中心的张之洞也不免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 他从自己的经历和晚清社会的巨变中感悟到“知外不知中謂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主张运用“经世致用”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坚守住伦理的底线，借用“西用”来武装“中体”。他决然地走出了这一步，希望能用“中体西用”的方式给病入膏肓的清政府注上一针强心剂。另一方面说，张之洞对“中体西用”的系统阐述和力行实践，也是对晚清经世之学的重大贡献。由此可见正是张之洞的“经世致用”思想使他能够走出不同于其他清流党人的一步，推动他形成“中体西用”的思想。或者说他“中体西用”的思想是他“经世致用”思想的突变得来的。西学的传入，加之冯天瑜先生所说张之洞处在晚清“经世致用”思想的复兴高潮期，不免处于这场复兴思潮的漩涡之中受到其影响，再加上他亲眼所见大清帝国受到列强赤裸裸的掠夺希望寻求振兴大清的爱国情怀。这几种力量与他自少年时期就已存于内心的“经世致用之学”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一种崭新的模式诞生了。这就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

在《劝学篇》中他将中学作为根本，同时又引进“西学”来补充“中学”，他把“中学”和“西学”定义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时事”这种“中体西用”的教育观是晚清近代教育政策的精神核心。他把《劝学篇》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主张以纲常名教来端正人心，以变通引进西政、西艺来开风气，改造中国社会。笔者就根据他的内外篇来说明他的教育思想中“中体西用”的体现。

二、《劝学篇·内篇》中的“中体”

张之洞在《劝学篇》的内篇中主要阐述的是“中体”也就是传统社会伦理纲常的重要性，加强儒家传统的思想教育以控制时人的思想。“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要义”。这句话正是他“内篇务本以正人心”的写作目的的真实写照。在内篇中的《宗经第五》中指出：

刘向论《晏子春秋》曰：“文章可观，义理可法，合于六经之义。”斯可为读者之准绳矣，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才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

这强调了读书学习要博学，要以不同的视角去吸收不同的意见，要“归于中正”是要坚持孔孟圣学，不能失去这个根基。圣学吸收了“九流之精”抛弃了“九流之病”，是博采众长的完备学问。通过张之洞對儒学的溢美之词也可体现出其坚持的“中体”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极深的。无论是古代的“九流之精”还是现代的“西学”都最终要归于儒学这个“中正”。但是从另一个侧面看，他对中国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包容性的理解是比较透彻的。到这里他几乎与顽固的守旧势力一样看到了中学的极其重要性。张之洞的思想并没有停止于此，《劝学篇·内篇》虽注重“中体”也不乏“西用“，举一例可以看出：

“大巧若拙”一语最害事，此谓世俗趋避钻刺之巧则可矣，若步天测地、工作军械，巧者自巧，拙者自拙，岂有巧拙相类之事哉！数十年来，华人不能扩充智慧者，皆为此说所误。

在此他隐喻出在继承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一定要自主判断，知其性质、特点和问题，辩证的继承。以便在借鉴西学或者是传承中学时不被动的受其影响，而难有积极的效果。这个观点也较好的可以看出他治学的出发点是含有“经世致用”的影子的。

张之洞在内篇中还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儒学危机。他敏锐的洞察到“尤可患者，今日无志之士本不悦学，离经畔道者尤不悦中学，因倡为中学烦难无用之说，没淫辞而助之功，于是乐其便而和之者甚众，殆欲废中学而后快”针对儒学危机是由于中学太繁，难以速成以明其大义的问题。张之洞也提出自己的解决方式“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即强调“守约”他在守约一篇中花费大量篇幅详细介绍如何去简化中学，使中学更容易被时人所接受以挽救儒术危机。进而保持“中体”在思想领域的主体地位，维护伦理和清朝统治，可见他对“中体”用功之深，同时表明了他的态度——中学为体不可妥协。

三、《劝学篇·外篇》中的“西用”

《劝学篇·外篇》是《劝学篇》精华之所在，《内篇》主攻“中体”那么这《外篇》则着眼于“西用”。张之洞强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主要从以下几点来阐述他“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

第一，留学。甲午战后，作为战胜国的日本国内出现了轻视中国的气氛，但是一些日本政治家出于联合中国同西方对抗的考虑，提出了所谓的“清国保全论”，随之日本国内兴起了一阵中国热。有人主张中国与日本不仅应该在军事经济方面加强联系而且在教育上也应该加强联系，并积极开展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活动。《劝学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关于留学的事宜的。《游学》中提出“出洋一年，胜于读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他的这些见解显示出他意识到外国的教育优于中国，也表现出他对中国式传统教育的认识相对于一些卫道士而言更深刻。而走出留学的这一步也包含着他想用西式的学校来培育我国的人才，“中体西用”的思想不言而喻。在他的教育蓝图中他希望中国能像日本那样派出像伊藤、山县、陆奥这样的有识之士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知识，回国之后振兴羸弱的清王朝。他不仅这样想也确实拿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比如他指出“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因为去日本路途较之于欧美近，省下的资费可以多派留学生，而且相比于西洋，日本的语言文字相对易学，图书也都是现成的，这样可以提高留学生们接受西学的速度。此外，他还对曾国藩时派出的赴美留学幼童失败的情况给予了分析，认为不应因噎废食，要坚持不懈地派出留学生。鉴于以上的行动，他于1903年还编写了《留学章程》来规范留学事务。当然，他也想通过这个章程来控制留学生的思想和言行，使他们不被西方的思想所感染这是他留学目的中维护“中体”的体现，在《劝学篇》关于留学教育的做法是他把“中体西用”的思想运用到留学实践中的体现。综上所述，在张之洞看来，留学是“中体西用”体现在教育上的一种速成方法，可以在短时间内吸收西学，培养出一大批具有传统思想论理内核，并且掌握先进科技的中体西用式的人才，挽救清王朝。但是，事与愿违，很多留学生不仅习得了张之洞所认为的西学，还习得了西方先进的思想，他们并没有按照张之洞的留学章程中的安排，他们抛弃了“中体”。正是这些先进的思想使这些留学生变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而这也是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悲哀。

第二，学制改革。如果说留学是张之洞教育思想的速成法，那么学制改革则着眼于长远的教育发展。他主张设立由三级学堂构成的教育体系，“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通过三级学堂层层选拔，择优录取，并且他对学堂建设所用的资金、土地以及学堂学费也做出了较为详细的安排，“一县善堂之地，赛会演戏之款改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费改为之”。近代很多乡村学生的启蒙场所就是在祠堂里的这种现象可能就是源于此建议。他还认为，佛道寺观也可以征为建学之用。关于学费问题“其学堂之费率皆出地方绅富之捐集，而国家略发管款以补助之，入学堂者但求成才，不求膏火，每人须纳金若干，以为饮食束脩之费，贫家少纳，富家多纳”针对当时西学之费甚贵，平易之家不能负担的情况，他通过这种学费设计大大减轻了贫穷子弟的负担。佐证之一就是1891年《查明茶商捐助书院学堂经费商情乐从折》。折之中阐述了插上助学的事情。这些细致的计划足以让人看到张之洞对学制改革的用心之深，而这些基本上源于张之洞内心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在学习的内容方面，则相当鲜明地体现出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观。比如，他在学堂之法约中提到了两点，一是“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书、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他把旧学放在首位，强调传统伦理的教育，认为“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学习西学之前一定要正心，如果心不正，那么学再多的西学也无用，甚至于有害。二是“政艺兼学”，在这一点上他还运用了因材施教的方法，把不同时期“小学堂先艺后政，大中学堂先政后艺”，不同人“才识远大而年长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艺”，应该怎么学、学什么做了分析。但无论是在小学堂还是在大中学堂，西学的比重都是相当大的，“小学堂之书较浅，事较少如天文、地质、绘图、算学、格致方言、体操之类具体而微；中学堂书较深，事较多，方言则兼各国、算学则讲代数对数，于是，化学、医术、政治以次而及余事，仿此，大学又有加焉”。张之洞的这种超前的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后来不断被沿用，被历史证明是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当然了，无论是“新旧兼学”还是“政艺兼学”都是在“中体”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体现在他重新选取了儒家经典组成“新四书”作为学堂课程中的必修课，巩固传统伦理观念，对学生思想的控制，保证他们能够成为被朝廷利用的合格的中体西用式的人才。

变科举也是张之洞学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在他在《劝学篇·变科举》中指出，当时的学术环境复杂“（时人）傲然曰：吾所习者孔、孟之精理，尧、舜之治法也。遇讲时务经济者，尤鄙夷排击之以自护其短，故人才益乏，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这说明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科举制度亟待进行改革，而张之洞提出的变革科举的思想正当其时。他在《变科举》中指出要把科举改革成三场。“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王道，此为中国经济；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此为西学经济；三场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可以从中看出在考试中“中体”的地位非常凸显，这三场考试“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如此看来，如果传统的儒家经学伦理学得不好，就不能通过第三场考试，无论是西学学得多么优秀。由此可见，张之洞在科举改革中把他“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三，全方位的引进西学。

首先，他重视因材施教。“学算，须心力锐者；学图，须目力好者；学格物、化学、制造，须质性颖敏者；学方言，须口齿清便者；学体操，须气体精壮者。”这段话中，张之洞提到这么几对关联词：学方言，心力锐；学图，目力好；学化学、制造质性颖敏；学方言，口齿清便；学体操，气体精壮。这几对关联词把学习的课程与所需要的能力清楚的点出来，这不正是儒家传统教育观念中的“因材施教”吗？在张之洞的想法中“因材施教”的科目对象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更表现格物、化学、制造等西化的学科。这正体现出他的儒家“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与西方学科教育的有机结合。

其次，他还主张学习工农商学。“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饥矣”，认为运用化学和机器之学能使农业生产“倍收而省力”，因此“宜设农务学堂”，学习农业知识。他在《劝学篇·工农商学第九》中指出中国的茶、丝、麻、棉四利为外人所夺，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落后于西方，没有采用科学的农业生产方式，从而导致农业产品产量和质量双双下降，落后于西方，他认为这种现象的根源和解决措施在于“然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宜设农务学堂”建立农业职业学堂，培养职业农民，用学习西方的植物学等知识，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对于工学，他主张要“教工师”。认为“工有二道：一曰工师，专以讲明机器学、理化学为事，悟新理、变新式，非读书士人不能为，所谓智者创物也。一曰匠首，习其器、守其法、心能解、目能明 、指能运，所谓巧者述之也”对于中国工的分析是张之洞能够针对性提出改良这种情况的教育计划的基础。当时中国良匠“多有通晓机器者，然不明化学算学，故物料不美，不晓其源，机器不合，不通其变”，良匠虽能熟练操控机器但是因为并不懂得机器的工作原理所以并不能制造出好的产品，技术工人的素质有待于提高这一问题暴露了出来。因此他鼓励技工出国留学创建工艺学堂，有条件的可以出国，次之者可以在国内接受职业技术的专门教育，两种方法同时并举推动技工素质的提高，他这种高度重视高级技工职业教育的想法对现代中国教育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商学，他认为要“通工艺”，认识到“外国工商两业，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现代商业与传统社会的商业有明显的不同，现代商业是以工业为基础，这体现了张之洞思想的深度。因此他提出，要向西方学习商业，并且建立“商务之大学堂”。他还主张“一曰译商律，一曰自治，一曰游历”，從具体的方法上对商业之学进行指导，希望通过进行商业教育，运用西学来挽救中国传统的商人，使中国的商业发展起来。

最后，张之洞还在《劝学篇》中单独的把兵学列为一节，可见他对这种学问的重视程度，兵学是国防的重要基础，事关军队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他看到了西方军事教育的强大“盖兵学之精，至今日西国而极”，张之洞承认西方的强大也显示出他能从客观上看待中西教育从而提出吸取西方军官学堂的优点与本土练兵法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教武备学生的三法，“曰学堂、曰操场、曰野操”。并且，他还指出“今日朝野皆知练兵为第一大事，然不教之于学堂，技艺不能精也；不学之于外洋，艺虽精，习不化也”，还主张聘用西方的教官，这也充分体现出他在对于军事学堂的建设中充分学习西方思想。而且他还制定了教育程期“教兵止在操场，迟者一年可用……教将官者学堂五年，随营操演二年……教大将者，学堂五年，随营二年，再入大学堂二年”对于不同职位的官员采取不同的教程体现了他经世致用，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并且他还强调“至其教将士之本务有二：曰忠爱，曰厉廉耻”这是其注重中体为本的体现，而这个教程又是参考西学写成，可以看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教学思想渗透在他教育行为的每一个角落。他在光绪十三年六月十四日所上创办水师学堂折中提到“至洋教习拟用三员：水师驾驶洋教习一员，陆师语文、测算兼操练正洋教习一员，其副教习一员”这个提议中聘用洋教员来讲学的做法也表现了他运用“西学”来强化中国的军事教育的思想。

综上所述，“西学”的全方位引进是为了让“西学”以更大的接触面来改造“中学”，以加快中体西用式的清王朝成型的速度，最终达到维护清政府对中国的统治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是张之洞一直坚持的，也是他思想的最终落脚点。

四 “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的思考

《劝学篇》中透露出的“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是那个时代对于教育的一种积极探索，现在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也在探索的道路上。所谓“古为今用”张之洞的开创性教育思想对我们现今的教育改革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重视职业教育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要设立“矿业学堂”“工业学堂”“商务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等这些学堂都是专业性质的学堂，涉及工农商兵各行业，门类齐全，在注重“中学”学习内容的同时，还重视学习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科技知识以及工艺技术，从另一个方面讲学习“西用”才是张之洞建立这些学堂的目的所在，而且张之洞不仅说了而且还在现实中进行了教育实践，例如在1882至1884年间所做的《咨学院筹商学校事宜》就对设立商学校的具体章程等进行规定，以及1898年上《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 奏请光绪皇帝设立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等都体现了张之洞对教育实践的努力。他的办学目的很明确“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即培养能够掌握扎实的中学功底，在此基础上精通专业技术的人才。这对我们当代的职业教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当今中国职业教育学校生源质量偏差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情况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不高。专业技术人员对于促进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对于职业技术人员素质的要求也越高，这就造成了我国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实用技术人员水平的巨大差异职业学校教育培养的技术人才不能满足社会所需，解决这个矛盾可以从《劝学篇》中得到启发即通过改革职业教育体系来促进较高水平的人才流入到职业教育体系中，在《劝学篇》中张之洞是给予学堂学员以功名从而刺激优秀生源进入职业学堂，打破工受歧视的传统思想。现在解决这个矛盾也可用这种方法——通过整合高校资源与职业技术学校挂钩，形成产学研结合的生态链，既可以通过生态链提高职业技术人员的素质和职业技术水平，又可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

（二）重视传统文化

张之洞写《劝学篇》的目的就是想用西用来拯救中体，坚持必须要以“中体”为主，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虽然他是以传统伦理纲常作为“中体”是错误的但是他“中体西用”的理论逻辑在我看来是没有错的。并且现在的教育也有启示，现在我们也要重视“中体”但此“中体”与张之洞教育思想中的“中体”内容不同但逻辑适用。现在的“中体”指向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广阔文明背景下的传统文化精华，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的“中体”，是经过扬弃了的“中体”我们从张之洞身上得到的启示更为具体的表现是——在现在的教育体系中应加强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用中国传统文化培养有中国根的人才，能担负中国文化传承的人才，能厚积而薄发的人才。而不像现在有些地方出现的“只识明星，不知孔子”的现象，在当今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各种思想与文明在中国大地上相互激荡。但是如何能去把这种文化的冲击做到为我所用？這就要求我们要把握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根基，吸收各国优秀文化，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结语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显然在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思想中，把中西文化进行了拆解和重组，以儒学及其所提倡的三纲五常来控制人的心理的手段作为“中体”，加入西方的西政、西艺和西史，意在使中国适应当时时代的潮流，这种做法是当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产生冲击时，被冲击文化所通常采取的。文化融合必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张之洞在“中体西用”的思想下，承认了西学的地位，这是张之洞的一个进步，这种地位上的承认并不只是西艺，而包括西政，这确是了不起的进步。面对当时的情况，张之洞能够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需要极大的勇气，而这种“中体西用”的思想在教育方面的运用是张之洞对历史的一个大贡献，包括后来的我国第一个经政府正式颁布、推行全国的学制——癸卯学制，也有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的身影。从《劝学篇》来看，张之洞的保守思想主要体现在内篇上，这是他思想的底线，就是守住这块“中体”，这是文化的演变规律所导致，不能过分强求张之洞能够决然的抛弃对他影响深远的传统的儒家思想。所以我们评价他“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时主要要看到他的外篇，看到他积极地一面，在外篇中的很多言论已经是相当的超前的了，对于一个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人来说这已经是较大的进步了。当然中体西用的思想并不只有张之洞有，这是一个思想潮流的产物，无法说这种思想是哪一个人的，但张之洞对这种教育思想的贡献确实是有目共睹的。

总之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甚至现代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虽然由于时代的原因有一些缺憾，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思想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张之洞劝学篇·游学第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16

[2]冯天瑜，黄长义明清经世实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358

（责任编辑：蒲应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