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者主观能动性在晚清西书汉译中的主导作用
---以李善兰《植物学》的汉译为例

孙雁冰，惠富平



论译者主观能动性在晚清西书汉译中的主导作用---以李善兰《植物学》的汉译为例

孙雁冰，惠富平

（1. 江苏开放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3000；2.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3000）

在晚清的西学东渐时期，在西方来华传教士“科学传教”及晚清有识之士“科学救国”双重指导之下，西学的学术成果大量涌入并在晚清学术界广泛传播。而译著正是西学传播的主要方式。由于特殊历史时期的限定，晚清的西书汉译在待译内容的选定、翻译方式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特殊之处，因此，在此过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是译著后续影响力及学术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

主观能动性；开启民智；社会历史语境；术语“创译”

引言

19世纪后，闭塞已久的晚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国门；随后，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为更好地实施其“科学传教”的策略，这些传教士传播宗教教义的同时，也带来了彼时西方部分较为先进的科学成果；并与晚清思想进步的有识之士一道，以科技译著的形式引领了晚清科技翻译的时代，从而形成了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晚清的西书汉译为晚清科学界带来了许多引领科学潮流的佳作，这些译著将当时西方较为先进的科学成果引介至晚清科学界，既引领晚清科学发展逐渐进入近代意义的研究阶段，也为近代我国科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其所属科学领域发展史上占据了不可替代的地位。晚清的西书汉译由于其所处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其汉译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这些译著大多采取了“合译”的方式，参与汉译的中国译者虽然大多不懂英文，但却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热忱的救国思想及务实精准的学术触觉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其作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为译著汉译的实施开展及后续科学影响力的实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

《植物学》为晚清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知识的译著，汉译发生地为西学重镇—墨海书馆，译著中引介了大量创开先河并沿用至今的科学术语，在我国植物学发展史上及植物学术语的形成规范方面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堪称晚清西书汉译过程中的代表之作。而译著后续科学影响力的实现离不开译者在其中所发挥出的主导作用，尤其是作为中方合译者的李善兰。因此，对《植物学》汉译过程中的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还原晚清西书汉译发生发展的过程及解读本阶段科技翻译的基本特征及内涵。

一、晚清西书汉译的发生背景

晚清的西书汉译构成第二次西学东渐的主体。进入19世纪以后，中西方科技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均衡性日趋明显；与清代中期国人闭塞视听的情况不同的是，许多思想进步的有识之士越来越能够正视这种差距，并力求从西方科学成果中汲取先进之处。尤其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及1842年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提出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学习西方科学的先进之处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与强大。伴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国门，西方大量传教士来华并组建了多家文化传播机构，墨海书馆、美华书院等先后出现，并成为传播西方宗教与科技文化的主要载体。除来华传教士外，多位中国学者也参与其中，积极致力于西学的传播，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即为翻译；这些学者大多不懂英文，但却以“合译”或“改写”等极具时代特征的翻译方式促成了多部较具影响力作品的问世，使得西方部分较为先进的科学成果被引介至晚清科学界，并推动了晚清科学的发展。李善兰《植物学》一书的汉译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植物学》汉译发生在1858年，为科技译著，译者有三位，分别为中国学者李善兰（1811-1882）、英国来华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植物学八卷，前七卷，余（李善兰）与韦君廉臣所译，未卒，韦君因病反（返）国，其第八卷则与艾君约瑟续成之”[1]。《植物学》译介采取的是“合译”方式，由中国学者与西方来华传教士合作完成：即由传教士进行口述，中国学者进行笔述。在此过程中，韦廉臣及艾约瑟主要承担了将原著的英文表达口述成中文的任务，而李善兰则承担了笔述的任务，并在其中发挥出了更大的主导作用。

二、译者主观能动性的界定

译者是翻译实施过程中的关键要素，也就是说，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贯穿了翻译过程的始终，在翻译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发挥出了决定性作用。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是“译者主体性”概念的延伸。对于“译者主体性”的核心内涵，许钧、屠国元、查明建、田雨等学者均曾撰文对此概念进行界定[2-4]；仲伟合提出：译者主体性是指在尊重客观翻译环境的前提下，在充分认识和理解译入语文化需求的基础上，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它体现了译者的语言操作、文化特质、艺术创造、美学标准及人文品格等方面的自觉意识，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受动性等特点[5]。笔者认为，译者主导了翻译过程的发展走向，而译者本身也必然受到了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翻译目的、个人学术能力及经历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特征主要体现在主动性、受动性以及少我性等三方面，其中，主动性主要受体现在译者对于原语译本的选择、译者对原语内容的解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操作等三方面因素；受动性主要受制于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及译者个人学术修养、生活经历及环境等三方面的制约；而少我性则体现在译者能够在翻译过程中摆脱其个人的思维局限性及学术、价值观上的偏见。结合晚清西书汉译的整体背景，本研究认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主要体现在对待译内容的选定、翻译策略的实施及历史语境的适应等三方面；而在《植物学》的汉译中，李善兰的译者主观能动性则体现在《植物学》并非对外照外文原本进行翻译，而是有目的的选译、植物学术语创译及能够适应晚清科技救国思潮等几方面。

三、待译内容的选定

决定待译内容既是完整翻译过程的第一步，是后续翻译得以实施的关键，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是实现译本最大效度的前提。因此，对待译内容的有目的选择是译者主观能动性的直观体现。对于以《植物学》为代表的晚清西书汉译而言，翻译文本待译内容的选择的首要原则即为：有助于实现民族的复兴及国家的强大，也就是说，译本或是能够有助于科学救国，或是有助于开启民智，唤醒国人救亡图存的意识。

晚清《植物学》选译自英国植物学植物学家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1799-1865）的植物学方面的著作，译本主要取材于《植物学基础》（）及《植物学初步原理纲要》（）中的部分章节。

进入19世纪以来，中西方植物学发展的差距日渐明显。彼时的西方植物学研究早已“由表及里”，研究的依据不再是经验主义，植物学研究的表达方式也不再是主观的感官描述，其研究侧重点更倾向于植物的内在组织、细胞等的研究；且注重实验观察，显微镜等科学仪器已然应用于植物学研究之中，细胞学说、遗传学说等科学理论已然形成，植物胚胎学、植物分类学等植物学分支研究已初具规模，植物学研究已然全面发展。反观晚清，植物学研究依然徘徊在传统植物学研究的范畴，所开展的研究更为关注植物本身的药用性及可食用性；相关研究工作虽然一直都在开展，但植物学却并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有研究被归入农学、中医药学及本草学研究的范畴；甚至连“植物学”这一专有学科名词也尚未出现。可以说，在《植物学》汉译发生之前，我国植物学研究尚未曾涉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植物学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我国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植物学译著，《植物学》中所引介的植物学知识既需要与西方近代植物学研究的要义接轨，也需要能够符合晚清植物学界的整体认知水平。因此，《植物学》中并未引介细胞学说、植物学胚胎学、遗传学说等超越晚清植物学研究者认知范畴的理论与内容，而是选取了林德利植物学研究中较为基础性的内容，着重介绍植物体器官功能、基础植物分类学知识等。作为更为了解晚清植物学发展状况的中国学者，李善兰在选定待译内容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李善兰并非植物学家。其人本为晚清知名数学家，完成数学成果20余部，著名的“李善兰恒等式”即由他所提出[6]。除了数学造诣外，李善兰堪称学贯中西，其思想进步，能够正确看待西方科学的先进之处，并积极投身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科学道路中，堪称晚清科技翻译第一人。自1852年李氏来到位于上海的墨海书馆后，即与伟烈亚力等西方来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他虽然不懂英语，但却在笔述的过程中，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影响了翻译的实施与开展，在译著的完成及后续影响力的实现中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李氏墨海译事共持续8年，前后共译介了8部西方科技著作①，涵盖数学、物理、植物学等多个领域。李氏的科技翻译经历赋予了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待译内容的较为精准的把握。

晚清《植物学》八卷内容中，前六卷介绍了植物体内部外部器官的名称及功能，包括内体（聚胞体、乳路体、木体、腺体）、外体（根、干、枝、叶、花、果、种子等），主要向国人介绍了植物学内、外体的基础知识但所选译的内容却并未过于深奥，且李善兰的译文语言也较为通俗易懂，因此并未超出当时国人的认知能力；后两卷介绍的则是植物分类学方面的知识，包括察理之法分部（外长类、内长类、上长类、通长类、寄生类）与分科方面的知识，所介绍的植物分类知识的更为细化，其立足点更偏重于实验解剖学的科学方法。这些知识若从当代的植物学研究的视角来看无疑是比较浅显的，但相较于中国传统植物学研究却是较为新颖的，从而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植物学研究与国际植物学研究接轨，因此，译本待译内容的选定十分重要，对于译者而言也极具挑战性。译者需要了解晚清植物学研究的状况，深知晚清植物学研究之所需，这样才能在选定待译文本时更有目的性及侧重点，从而实现译本的最大效度。在此过程中，李善兰起到了主导作用，其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发挥。李善兰走在晚清科学的前沿，同时能够正确认知西方科学的先进之处，因而才能够选定有助于晚清植物学研究需要的待译文本，从而奠定了《植物学》作为中国植物学发展史上转折之作的地位。在此过程中，虽然李氏并不懂外语，然而相较于传教士韦廉臣、艾约瑟，他却更为清楚晚清植物学研究的状况，更为了解哪些西方植物学知识更有利于晚清的植物学研究，李善兰发挥了更大的主观能动性。

四、翻译策略的实施

此处翻译策略的实施指的是译者李善兰对于外文原本中植物学术语的“创译”。

晚清《植物学》中包含了大量开创先河的植物学术语，这些术语为晚清科学界所未知，既引领晚清植物学研究逐渐进入近代意义的研究阶段，其中大部分也得以沿用，在我国植物学发展衍化的历程中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表1：《植物学》所用部分名词与现行名词对照表[7]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李氏所创译的术语表述较为准确，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且部分得以沿用至今，受限于彼时晚清植物学的整体发展水平，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创译，顾名思义，即创造性的翻译。译者既需要准确领悟源语中的表意，也需要具备精准贴切的目标语表达能力；在此过程中，李善兰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他首先对林德利植物学原著中的西方植物学知识进行解读，进而结合我国植物学研究中已有的认知，引经据典，对外文原本中的术语进行创译，从而使表达方式既具备学科专业性，也未过度洋化，超越彼时国人的认知习惯与范畴。在这些术语中，当属“植物学”与“细胞”两词最能折射李善兰的主观能动性。

（一）“植物学”

《植物学》堪称中国植物学史上的承前启后之作，其译介出版使中国植物学研究迈入新阶段，并为以后西方植物学的进一步传入奠定了基础[8]。在《植物学》的译介发生之前，中国传统植物学研究虽有沉淀和积累，然而却并未形成独立的学科，更没有专门的学科名称。而“植物学”一词在《植物学》中出现后，

在“植物学”一词出现之后，多部有影响力的植物学著作均沿用了其表达方式，将之作为译作或著作的题名，如：艾约瑟于1886年所出版的《植物学启蒙》、会文学社于1903年所编译的《植物学问答》与《植物学新书》、杜亚泉于1903年所编著的《新编植物学教科书》等教科书、黄明藻于1905年所著的《应用徙薪植物学》、彭树滋于1906年所编写的教科书《普通教育植物学教科书》，以及叶基桢出版于1907年的《植物学》一书；“植物学”这一名词由此得以沿用，逐渐成为统一的学科名称表达。因此，“植物学”一词的出现统一了传统植物学研究中的本草学、区域植物志、植物谱录研究等学科名称表达，并使植物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植物学”一词的译介过程中，李善兰的译者主体性是如何彰显的呢？这要从botany 译介“植物学”的缘起谈起。“植物学”一词译介的发生可谓取决于李善兰个人的学术素养及科技翻译经历。“植物学”中的“植物”二字并非李善兰所独创，其记载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鳞”[9]。此外，中国传统植物学研究，如《本草纲目》中也曾使用过“植物”一词，但却并未用于指代专门的学科研究。出生于书香门第，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李善兰具备极高的学术素养，因此，他对“植物”一词的由来必然会有所了解。李氏在《植物学》的译介过程中翻译目的明确，既要简洁明了，传情达意，也要尽量保留中国传统研究中已有的表达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学科名称botany 一词的翻译，“植物”一词必然为李氏所选定。

而“植物学”中的“学”字的确定则与李善兰的译书经历以及晚清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背景有关。李善兰在墨海书馆译书期间所接触的学者除艾约瑟、韦廉臣等西方来华传教士外，也有王韬等中国知名学者。李、王二人同为书馆译友，过从甚密，交往中二人在译书及学术上必然会有所交集。据记载，1855年春，“王韬从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口中得知‘化学’一词，并记录于自己的日记之中”[10]；李善兰完全有可能从王韬处获取“化学”一词，且在1858年《植物学》成书之际，地学、天文学、数学等学科名称已然出现，“学”字作为通名与专名组合成为学科名称早已成为科学界普遍现象，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李氏自然会将“学”字置于专名“植物”一词之后，因此，“植物学”一词的译定主要受到李善兰译者主体性的主导。

（二）“细胞”

“细胞”一词的译介既受到了李善兰译者主观能动性的驱使，也能够彰显李善兰主观能动性中受动性的一面。前者意指“细胞”一词的译介同样是在李善兰解读原作中西方植物学知识后进行创译的结果，后者则是指“细胞”这一表达方式的最终确立受到了李善兰个人语言习惯（方言）的影响。“细胞”一词由李善兰所独创，首见于《植物学》一书中。“细胞”译自cell一词。Cell一词主要出现在林德利植物学著述中的“论内体”的相关表述中。通过对原著中植物学知识的解读，李善兰与韦廉臣二人明确了cell一词指代的是比较小的器官组织构成单位，而在《植物学》“论内体”的几卷内容中，对同为组织构成单位的表达中，已有“胞体”的表述方式，因此，cell一词被译者先行理解为“小的胞体”，这一表述贴切有余缺但简洁不足。因此，李善兰进一步对之进行加工。李善兰本为浙江海宁人，“小”字其家乡方言中的发音为“细”，“小的胞体”由此被表述为“细胞”。能够象征19世纪生物学发展水平的cell一词就此被译作“细胞”。其后虽几经反复，但最终在20世纪初，学界普遍认可了“细胞”这一表达方式，自此得以沿用。

五、社会历史语境的适应

本研究认为，晚清西学东渐时期西书汉译发生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指的是学习西方科技之长以推动社会进步的“科学救国”思潮与满足传统文化优越感之间平衡。在清代科技依然徘徊在传统科学研究的范畴内之际，西方科学却已进入近代科学研究的新阶段，自然科学全面发展，新的理论、新的成果不断出现；科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实验观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且在科学研究中更加关注逻辑分析、事物的本质和客观发展规律。随着晚清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越来越多的思想进步之士首先摆脱了学术狭隘思想的束缚，能够正视中西方科技发展的差距，尤其经过战争的冲击后，越多越多的国人意识到学习西方科技的先进之处可以开启民智，有助于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强大，而作为学习的主要手段之一的科技翻译则堪比救国之道、救国之魂。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下，参与翻译的中国译者需要广开言路，摒弃作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优越感，理智认知西方科学的先进之处，客观传达西方中的研究要义，努力汲取西学的精华，从而推动晚清的崛起，最终实现民族的强大。

《植物学》汉译中李善兰对于社会历史语境的适应主要表现在他能够以兼容并包的思想完成《植物学》的译介。《植物学》中引介了西方近代植物学研究中的基础性知识，强调实验观察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对植物体的介绍关注由表及里。译著中对植物体内外器官、细胞等的介绍，以及对能够象征19世纪西方植物分类学方法的译介，拓展了国人植物学研究的视野，对推动中国的植物学的发展真正有所助益。

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学者，李善兰能够走进墨海书馆，以较为包容的学术态度接纳西学，参与西书汉译是其适应社会历史语境的首要表现。“师夷长技”的有效方式即为与掌握“长技”的西方人接触，这是李氏思想进步的体现。在《植物学》的汉译过程中，李善兰对待译文本的选定、西方植物学知识的解读及对植物学术语的翻译等并未局限于中国传统植物学已有的研究，选择待译内容时能够跳出“实用性”的范畴，更认识到中国植物学研究与西方植物学研究的差距，但也并未贪功冒进，而是认为将西方植物学研究的基础性知识引介至中国才是当务之急。同时，李氏在翻译过程中也并未摒弃中国传统植物学研究的积累，保留了传统植物学的精华，在植物学术语翻译中尽量采取中国植物学研究中传统的表达方式。这样做的结果同时也保留了晚清传统科学界的文化自信观，从而加强了晚清学术界对《植物学》的认同。

在李善兰译者主观能动性的主导之下，《植物学》满足了彼时社会历史语境对于其汉译发生的期待与要求。译著得到晚清学术界的认可，引领晚清植物学研究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堪称晚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方科技交流的代表之作。

结语

晚清西学东渐时期的西书汉译是我国翻译史上的重要事件。特殊的历史时期及翻译使命赋予了这一阶段的译著以独特的时代特征，这个时期的大多数译著以科技译著为主，其译介大多兼具引介西方近代科学成果及开启民智的作用。参与译介的中国译者虽然大多不懂英文，但却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出了其主观能动性，保障了翻译过程的顺利实施及译著后续影响力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晚清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也赋予了这一时期译者主观能动性以特殊的内涵，即晚清西书汉译中所折射出的译者主观能动性，不仅体现在译者的个人学术造诣及语言能力方面，更体现在译者能够与晚清社会历史语境相契合方面。而正是由于这些译著能够满足了在特点历史环境下的专门翻译目标，尤其是成书于19世纪中期的西方科技译著，及时将西方近代科学成果引介至晚清科学界，推动了晚清科学救国战略的实施，才保障了这些译著在我国翻译史上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从而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译者在晚清西书汉译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主导作用。

[注 释]

① 李善兰其余7部科技译著：1856，《几何原本》后9卷与《代微积拾级》13卷（与伟烈亚力合作）；1859，《重学》20卷附《圆锥曲线说》3卷（与艾约瑟合作）、《代数学》13卷与《谈天》18卷（均与伟烈亚力合作）；《奈端数理》4册（即《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未刊行）（与伟烈亚力、傅兰雅合作）。

[1] 李善兰,韦廉臣,艾约瑟.植物学[M].上海:墨海书馆,1858:2.

[2] 许钧.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6-11.

[3] 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2003(6):8-14.

[4]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19-24.

[5] 仲伟合,周静.译者的极限与底线—试论译者主体性与译者的天职[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7):42-46.

[6] 孙雁冰.李善兰科技译著述议[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6(4):47-51.

[7] 罗桂环.我国早期的两本植物学译著—《植物学》和《植物图说》及其术语[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4):383-387.

[8] 刘学礼.西方生物学的传入与中国近代生物学的萌芽[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6):43-52.

[9] 阮元校.十三经注疏(上).周礼·地官·大司徒[M].上海:世界书局影印,1936:702.

[10] 沈国威.译名“化学”的诞生[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1):55-57.

Research on the Leading Role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e Initiative in E-C Translation of Western Works in Late Qing Dynasty——Take Li Shanlan’sas an Example

SUN YANBING1, FU HUIPING2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culture in Late Qing Dynasty, a large number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from western countries had spread to China widely under the bio-guidance of “scientific missionary” from the missionaries and “sa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from the far-sighted people in Qing Government. In this process, translating the works became the main approach. As the limitation from the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there were special points in the selecting of the contents needed to translate, translation methods, etc. Therefor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initiative had been elaborated to the most extent, which provided basic guarantee to realize its follow-up influence and academic value.

Subjective Initiative; Enlightening People; Social Historical Context; Creative Translation of Technical Terms

本文推荐专家：

方宇波，江苏开放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侯广旭，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2018-05-14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晚清来华传教士植物学译著及其翻译学价值研究”（2018SJA0550）项目成果。

孙雁冰（1982-），女，辽宁本溪人，江苏开放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惠富平（1963-），男，陕西富平人，南京农业大学中华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H059

A

1008-472X(2018)03-0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