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历史追述

2018-10-22 09:49刘建明
新闻爱好者 2018年6期

刘建明

【摘要】在毛泽东发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70周年之际,回顾《晋绥日报》在土改宣传中发生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委婉地批评《晋绥日报》没有执行和宣传中央的土改政策,鼓动群众冒险蛮干,不敢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不依靠群众开门办报,势必要犯“左”的错误。这些观点对办好党报具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谈话;《晋绥日报》;左倾错误;历史教训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等人前往河北平山县途经晋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了一次重要谈话。2018年是《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①(以下简称《谈话》)发表70周年。岁月虽久,但谈话的宏旨大意仍不失一字千钧。因为毛泽东对党报工作不仅提出了重大的原则和理论要求,而且策略地批评了《晋绥日报》在土改宣传中所犯的“左”的错误,其寓意恢弘,洞鉴昔今,历史与现实意义令人刻骨铭心。

一、《晋绥日报》发动土改与反右倾的功绩

山西省兴县是我党创建的晋绥解放区的首府,晉绥分局党委机关报《晋绥日报》的驻地就设在兴县蔡家崖村。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文件(又称“五四指示”),“支持农民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从地主阶级手中取得土地”。《晋绥日报》在土改宣传中既有建树,又有严重的历史教训,一些历史著作和报刊文章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披露。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许多文字多有舛误,大都回避了毛泽东对该报土改宣传的破坏作用所做的剖析。

1947年4月5日,《晋绥日报》发表了《坚持平均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土地》的社论,提出把一切应当分配的土地(地多的村应留些给地少的村),统统合拢到一起,按应分土地的人口大体均摊,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生活困境(包括少地的中农在内)。根据1944年的调查,晋绥区十八县百余行政村及近千个自然村,地主占人口总数的2.85%,占土地总数的14.6%;富农占人口总数的5.5%,占土地总数的12.5%;中农占人口总数的31.6%,占土地总数的45%;而贫农占人口总数的51%,占土地总数的25.5%,比华南、华中各省地主富农占土地总数的50%~60%少得多。晋绥地区要清算的地主富农极少,大量贫雇农没有“被剥削感”,发动农民斗地主,急需广泛、深入地动员群众,[1]这个担子就落在了分局领导和《晋绥日报》人员的肩上。

中共晋绥分局选派大量干部,成立工作团、工作队深入村庄指导土改,各村由无地少地的农民组成贫民团,选出贫民委员会。《晋绥日报》接连发表新闻、社论和编者按,启发贫雇农控诉地主剥削,引导他们“吐苦水”“挖穷根”,树立阶级斗争意识。从1947年4月9日起,该报接连报道了《粉碎地主寡妇的诡计》《偏关长安镇群众分到土地欢欣异常》《地主残害了一家三代》等几十条重要新闻,有的还配发了评论。忻县十区秦家庄群众没收地主秦全伦弟兄的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第二天《晋绥日报》发表了新闻《忻县群众联合斗争地主恶霸秦全伦弟兄》。后来农民发现,秦全伦的弟弟秦砚伦偷割贫农庄稼,土改工作队立刻召开群众大会揭发。当晚半夜,秦家哥俩带着全家逃往太原,被民兵发现后扣获,将其携带的300元现款没收,分给21户贫雇农与抗属(抗日军人的家属),随后,《晋绥日报》报道了《恶霸地主秦全伦弟兄抗拒清算逃跑未遂》。5月16日又报道《保德冀家沟,分地中照顾孤老》的消息,6月9日发表《偏关四区群众将好地优先分给抗属》,群众参加土改的热情开始高涨。

当6月19日《晋绥日报》大张旗鼓地刊登《在斗争地主的战场上,贫农武老三激愤过度逝世》的消息后,整个晋绥边区反响强烈。武老三在诉苦会上因情绪激动和愤慨而昏厥,群众将其抬回家后死亡。经《晋绥日报》的鼓动,武老三的死亡激起了广大贫雇农的更大愤怒。几天后,《晋绥日报》刊登消息说,平鲁县地主沈浩父子,为逃避清算,混进合作社。当群众正准备清算他们二人时,沈浩畏罪逃跑,群众向其子沈存仁清算,群众分得好地一百多亩和白洋、粮食、牲畜、衣物等。《晋绥日报》环环紧扣的报道,使斗争地主的高潮迅速扩散,整个边区燃起怒火。

在任何时期,党内都可能出现右倾或敌对阶级的代理人。当晋绥边区土改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后,农民揭发少数党员干部包庇地主,有些县区领导则认为是小题大做。于是,报纸连续发表新闻和时评,报道农民审查党员干部,查出一批坏人和右倾分子。例如交城县米家庄有个“抗联主任”,日寇占领时担任伪职,日本投降后,钻进共产党队伍当了干部,在土改前欺压群众,贪污钱财,奸淫妇女。上级领导却把他作为犯一般错误的干部保护起来,农民强烈要求把他定为恶霸,把他从党内清除出去。《晋绥日报》支持农民的正义行动,受到群众的欢迎,贫雇农说:“报纸又把咱们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晋绥日报》反对右倾,嗅觉敏锐,立场坚定,毛泽东在《谈话》中大加肯定:“《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对于你们认为错误的观点和材料,你们采用编者按语的形式加以批注。你们的批注后来也有缺点,但是那种认真的精神是好的。”毛泽东赞扬这一时期的报纸尖锐泼辣,有朝气,“我很愿意看它”。不过,毛泽东也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晋绥日报》编者按语的主要缺点“是把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说到这里,毛泽东一面微笑着在屋子里慢慢踱步,一面举起两只手臂,比划拉弓的姿态,在胸前一拉一合。大家高兴地笑起来。[2]

二、煽动残酷斗争,《晋绥日报》以“左”为快

随着土改的深入发展,晋绥边区成立了“农会筹备委员会”,《晋绥日报》发表筹委会《告农民书》,号召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贫雇农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为激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土改工作团诱导贫雇农寻找打击对象,号召群众想怎么斗就怎么斗。《晋绥日报》开始以“左”为快,鼓吹暴力与肉体摧残。

土改工作队进入蔡家崖木兰杆村后,发现村里没有一户地主。晋绥分局得知后认为,划成分不能光看他们的土地占有情况,还要看他们祖辈上干过什么,是否有剥削行为。《晋绥日报》在《吐苦水和挖穷根,土地改革中提高农民阶级觉悟的点滴经验》一文中,引导工作队和农民在木兰杆村重新划成分。工作队带领贫农到野外去看农民的祖坟,只要坟墓有围墙、有石碑,就将其后代划为地主或富农,理由是贫雇农的坟是立不起围墙、竖不了碑的。就这样硬是划出4户破落地主。经过动员村民,工作队带领所谓“勇敢分子”去挖底财,张拖喜家有200块白洋,这是兄弟俩常年辛苦磨豆腐攒的钱,却被定为“恶霸地主”。全村群众了解张家兄弟的为人,知道他们没有血债,对他们没有仇恨心理。工作团就强迫农民斗这兄弟俩,会上怒吼一声“严惩”后,怂恿民兵把哥俩枪毙了。[3]

《晋绥日报》报道与评论这一事件的笔调是那样理所当然,大快人心。此后,该报经常使用“化形地主”的概念,提出查“三代”,划成分要看政治态度,要彻底报仇雪恨。这样鼓动的结果,“把一半中农划到地主富农范围,大大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中农利益”。在报道斗地主时,多次号召农民要“狠斗”“彻底地斗”;或“对发生在各地日益普遍起来的打杀行为,或者轻描淡写,或者避而不谈”[4]。9月2日,《晋绥日报》刊登一则重要通讯:《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

刘象坤是开明绅士刘少白的弟弟。刘家兄弟为人和善,是远近闻名的好人。刘象坤在家务农,是个乡医,待人和善,他的儿子刘武雄1932年参加了革命。《晋绥日报》的长篇通讯却捏造说他吃租放债、设局开赌、调戏妇女、欺压百姓、抗交公粮、贩运大烟、走私偷税、杀害7人、出卖36人、贪污中饱等罪行。黑峪口的8个自然村召开千人大会,会议没到一半,刘象坤就被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棒子我一石头地打死了。

刘象坤的哥哥、开明绅士刘少白在年轻时就同情革命,他与曾经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同乡好友牛友兰,创办了多所中小学。在刘少白的影响下,他的大女儿刘亚雄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与丈夫陈道原分别担任中共顺直(今河北)省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刘少白还利用在北平的个人身份,营救过被捕的中共党员王若飞、杨献珍、何述之、王瀛、赵世兰等重要人物。刘少白于1937年8月被批准为秘密党员,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家乡,以党外人士的名义担任边区副议长。土改前夕,他电告兴县政府要求献地,又说服弟弟刘象坤将全部土地、上百棵树木和一处四合院捐献出来。《晋绥日报》在1946年8月13日头版头条刊登了《刘副议长及其胞弟向农民献出土地房屋》的长篇通讯。即便如此,兄弟二人仍没有逃脱厄运。刘象坤被打死后,60多岁的刘少白被游斗,会后被捆绑关押一个多月。《晋绥日报》以《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为题刊登通讯,说他捐献土地是伪装进步,说他与牛友兰是一路货色。

抗战初期,八路军120师来到晋绥,牛友兰把自己的五座宅院和一所花园捐献出来,供军区司令部和边区行政公署使用。他还捐献了2.3万元大洋、150石粮食和大批棉花布匹。后来他又捐出“8000银圆和125石粮食,并动员本家妇女捐献金银首饰,支援抗战”。他的儿子牛荫冠早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加入了共产党,1936年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返回太原,任牺盟总会负责人。[5]牛友兰、牛荫冠父子在1947年9月26日成为斗争对象。批斗大会有5000多人参加,61岁的牛友兰被反绑着双手,跪在主席台上。批斗后抬回家没几天牛友兰就咽气了。《晋绥日报》最先在头版头条报道揪出刘少白和牛友兰这两人“是土改运动的巨大胜利”,后又报道蔡家崖农民斗争刘、牛大会的“盛况”,煽动贫雇农使用暴力消灭“新”地主和“旧”地主。

11月27日,《晋绥日报》发表《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的社论,指出:“今后凡党员和干部……只要当地群众要求拿去清算、惩办,就可以拿去清算、惩办。”几天后,晋绥分局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学习这篇社论。包括区长、县长、劳动模范、“锄奸英雄”和土改工作团在内的几乎所有干部,都面临斗争和清算,不少县和县以下的基层党组织被解散,多数基层干部受到审查。有的行政村八个支部书记,一个处决,一个自杀,六人被斗争撤职。在贫雇农掌权下,神池县委和县政府被农会宣布为清一色的“地主专政”,予以解散,23人被羁押。[6]

据《山西通史》记载,“兴县1948年6月22日的统计,全县8个区290个村庄,土改中被打死的有1050人,其中地主384人,富農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的共有862人,其中地主255人,中农345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因冻饿而死的有63人,其中地主27人,富农33人,中农3人,上述3项共死亡1976人。”[7]据晋绥分局《党代会总结》统计:“土改中全边区共死亡党员、干部357人,其中县级干部7人,区级干部33人,村干部与党员317人。”[8]《晋绥日报》在土改中不顾后果,煽动极左,毛泽东委婉地批评说:“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1948年《晋绥日报》发表为刘少白、牛友兰平反的消息,毛主席读后大为震惊,严厉批评晋绥分局的主要领导:“过去我还愿意看《晋绥日报》,因为它有时还揭露一些问题,现在看了你们批斗刘少白的报道,我再也不看你们的报了。像刘少白这样的人都被你们斗了,以后还有谁敢跟我们合作呢?”[9]

清算恶霸地主是政策性很强的阶级斗争,农民往往搞不清楚什么人该斗,以什么方式批斗,法律有什么限制。《晋绥日报》不考虑农民的觉悟和认识水平,盲目鼓动他们要“狠斗”“彻底地斗”,甚至诱导他们乱斗、乱打,破坏了党的政策,玷污了党的形象。所以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党报的斗争矛头一定要有正确的方向,做到有理、有节、有制,不能为所欲为地肆意鼓吹。

三、警惕《晋绥日报》错误倾向的历史重演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会议(习惯称之为“十二月会议”或“杨家沟会议”),任弼时在发言中指出晋绥土改谴责过火行为,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不久,习仲勋就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偏向,三次致电毛泽东:要注意克服土改中“左”的情绪,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复电习仲勋,完全同意他的意见。[10]全党很快在各解放区开展了一场反对“左”倾的思想检查。

对党报系统,防止“左”倾错误的关键是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1947年下半年,《晋绥日报》土改宣传直接違背中央的“平分地主富农的土地,团结保护中农,不伤害一般地主富农”的土改政策。《晋绥日报》不让农民全面了解党中央的这一政策,依据分局党委的口径贸然提出“农民要怎样办就怎样办”“不要为某些能说会道的中农所陶醉”“由贫雇农审查党组织”,这就势必要犯“左”的错误。为此,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毛主席的这个重要结论,是党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要求,也是党做好一切群众工作的关键。

报纸不犯错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坚持正确的思想原则,掌好舵,把好关。当年(1947年2月)康生、陈伯达带领中央土改试点团来到晋绥边区,不顾老解放区土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现状,主张“搬石头”“贫农团取代党支部”“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康生、陈伯达公然不按剥削关系划分阶级,提出“查三代”“化形地主”“下坡地主”的说法。晋绥分局书记在木兰杆村追查张姓家族,从清朝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所立的碑文,一直查到当时的子孙。分局党校追查共产党员、代县县长十几代,一直查到1000多年前宋朝时他的家庭背景。康生、陈伯达搅乱了阶级阵线,使《晋绥日报》的宣传方向偏离了正确轨道。

《晋绥日报》之所以盲目跟随康生、陈伯达和分局领导的指挥棒转,根本原因是多数记者编辑认为:领导有错误,反对抵制危如累卵,紧跟照办才保险;“左”比右好,“左”倾不犯立场错误,没有“丧身失节”。这种丧失良知或明哲保身的恶习,使许多人养成落井下石的恶劣品质,宁可迫害诬陷好人,也不敢坚持和伸张正义。有些党员干部、编辑记者对人对事不讲原则,在真理面前不敢亮明旗帜。针对这种倾向,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

党报要做到这一点,有很大难度,但却是报纸办得好坏、避免错误的关键。甘惜分教授生前认为:“党的机关报受党组织的直接控制,领导正确,则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必受读者欢迎。领导错误,报纸则必犯错误,这不是为报纸推卸责任,而是多年来的痛苦教训。所以党委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进行调查研究,倾听下级意见,千万不可自以为是,随便发号施令,强迫下面执行。尤其要注意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以集体意见领导报纸,使报纸沿着正确路线办下去。个人说了算,搞一言堂,没有不失败的。”[11]毛主席在《谈话》中特别强调:“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听听群众主张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坚持实事求是,是新闻工作者防止“左”或右错误的法宝。

“左”的思想在新闻界影响深远,警惕“左”的危害,防止极左思想的侵蚀和破坏,是我国新闻界一项长期历史任务。《晋绥日报》的“左”倾错误教训极为深刻,但没有成为一些人的前车之鉴。许多人宁愿伪装革命,说假话、说大话,也不愿意实事求是地说真话。“想一想多年来,每一次极左运动,哪一次不是报纸推波助澜,先由报纸发动起来并推广到全国。”[12]著名记者穆欣曾指出:“编者头脑发热,忘乎所以,遇事无限上纲,严词批判。对于涉及的人和事,往往不经调查核实,就主观臆断,横加指责。”[13]这样的党报工作者难以成风化人,根本写不出有温度的作品。

《晋绥日报》推行错误的土改路线,捏造事实,诬陷好人,打击中农,炮制了许多假新闻。但《晋绥日报》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勇敢地让群众审查自己的报纸,检举它的虚假报道,发起反“客里空”运动。这是解放区报纸的一次伟大创举。《晋绥日报》原来没有知名度,在反“客里空”事件后,引起全国解放区新闻界的关注。不仅新华社总社发表社论表扬,中共中央宣传部还下发指示明确肯定:“由《晋绥日报》发动的反‘客里空运动,是土改中的一个重要收获。”194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指示说:《晋绥日报》发动的反“客里空”运动,中央已号召将此种自我批评精神应用到各种工作中去。随后,各解放区的报纸和新华社总社与分社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客里空”运动。这是人民的报纸同人民血肉联系的重要标志。所以毛主席要求:“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注 释:

①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初稿发表于1948年5月晋绥边区出版的《新闻战线》创刊号。最后定稿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131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是毛主席的一次即兴讲话,当时由《晋绥日报》编辑纪希晨同志记录。

参考文献:

[1]牛崇辉.刘少奇与晋绥土改[J].湘潮,2012(10).

[2]纪希晨.新闻,让我与伟人风云际会[J].新闻战线,2013(6).

[3]罗平汉.晋绥土改的左倾偏向及其纠正[J].文史精华,2004(10).

[4]甘惜分.四十年前功与过:对《晋绥日报》土地改革宣传的反思[M]//甘惜分文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518.

[5]政协山西省兴县委员会主编.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18-19.

[6]廉如鉴.土改时期的“左”倾现象何以发生[J].开放时代,2015(5).

[7]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山西通史:第9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146-147.

[8]穆欣.《晋绥日报》反“客里空”的得失与教训[J].党史文汇,2006(9).

[9]党史文汇编辑部.从开明绅士到共产党员:刘少白生平[J].党史文汇,1987(3).

[10]祝彦.习仲勋三次致电毛泽东,痛批土改中“左”祸[N].学习时报,2010-07-21.

[11]甘惜分.四十年前的功与过:对《晋绥日报》土地改革宣传的反思[M]//甘惜分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539.

[12]甘惜分.四十年前的功与过:对《晋绥日报》土地改革宣传的反思[M]//甘惜分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542.

[13]穆欣.《晋绥日报》反“客里空”的得失与教训[J].党史文汇,2006(9).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王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