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现状与拓展路径

朱清河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裹挟下,中国特色新闻思想(新闻理论、新闻学)的建构之路就相伴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步伐一路前行,至今已历经百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或曰中国特色新闻学等也一直是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新闻思想、新闻学不断碰撞、交互与资鉴中,得以扬长避短,逐渐成长、成形,日渐走向成功的;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之路,源远流长,连绵不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更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新闻实践指南。但由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全新概念刚被提出来,因此系统研究这一思想的专著或论文还较少见,更遑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研究方面的鸿篇巨制了。故而,若欲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研究觅得可以依赖的文献检索与依赖路径,同时为今后此领域研究开掘出广阔的治学领域与可拓展空间,第一步务必要做到的是对既往相关与相近研究成果与文献进行一番察微知著、擘肌分理、去芜存菁式的研究,然后再据此推绎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可研习空间与可拓新视景。这当为新闻学者从事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构建的必然要务与必经之路。

一、前期相关研究文献的现状与承继

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传承与发展,并且两者都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产物。故此,对其前期研究文献的“知识考古”只能采取“由远及近”的方法,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现状,最后收缩到近年来的渐趋走热的习近平新闻论述研究上来。

(一)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2007年10月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来的,新闻与传播学领域也拉开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序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包含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前几任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也包含着新时期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历经艰苦卓绝的奋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断摸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形成和发展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新闻理论创新成果的总体概述,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目前,新闻传播学领域关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只有30来篇,研究的重点大多集中于考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观(学)的历史缘起、理论范畴与主要内容和创新成果等方面。研究者主要以郑保卫、尹韵公、童兵、丁柏铨、刘建明、林枫、柳斌杰等学者为主。

首先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起源的研究。一般学者都将其归结为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思想、列宁无产阶级党报思想与毛泽东新闻思想。譬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来源和主要内容》一文就明晰地勾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来源,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秉承了马列主义新闻思想和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精髓,是马列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创新成果。再譬如,林枫在《继承发展毛泽东新闻思想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中就指出毛泽东新闻思想、邓小平新闻思想的一脉相通性,并强调新的时期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向导,发展中国的新闻事业。从现有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著作和文章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其缘起都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思想先导、生长根蒂和灵魂所在,可以说是其最初源头;但他们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的复杂性、曲折性与渐进性。

其次是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理论)的研究。追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话语缘起,最早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但真正将其作为一个概念广泛使用是20世纪90年代。从一般术语层面最早出现在大众媒体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词汇源自1992年1月王福如发表的《再学习与再深入》一文。此后,随着2001年中国记者协会倡导新闻战线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尤其是2003年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等五部门联合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越来越多地开始进入新闻学者的研究视野。近十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以著作和书籍为多,研究者大多集中于新闻界的名人大家。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陈力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和李彬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以及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等。其中,《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以词条的形式讲述了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实践者的新闻宣传活动历史、共产主义运动时期的新闻事件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关于新闻、宣传的理论观点;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则不同于其他的一般新闻学读物,其汇聚了我国新闻学界十五位专家学者的学术心得和经验,观点新颖独到,具有前瞻性。

再次是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轨迹、基本内涵与方法论的研究。这方面成果多散见于郑保卫、童兵、陈力丹等知名学者的相关论著中,但涉及专论并不多见。程道才的《试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内涵》,该篇文章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概念、现实意义及指导性,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内涵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刘卫东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建设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三种视角,主要侧重于研究基础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很“民间”的基本价值观和方法论。

最后是关于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媒体环境中发展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运用于新媒体时代的研究议题这两年逐渐成为一个热点,研究结论一般为：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但不是没有用武之地,而且其新闻实践指导作用更加突出。譬如,钱明芳的《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现实意义》,黄元杰的《浅析新媒体时代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预防道德失范》,曹金名、徐文杰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当代新媒体的融合运用》等文章都表达了此类相近的观点。

(二)有关习近平新闻工作、宣传与舆论等论述的研究

在第一届任期内,习近平以治国理政为工作抓手,先后召开了众多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2013年8月)、文艺工作座谈会(2014年10月)、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2016年2月)、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2016年4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2016年5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2016年12月)。这些会议和2015年12月视察解放军报社、2016年11月接见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代表时的讲话集中展示、体现与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基本轮廓与价值诉求,不仅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在新闻传播领域也是划时代的标志。多数研究习近平新闻工作论述的学者认为习近平是一位政治新闻思想家,在他的新闻工作论述中,充满了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将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和载体。所以,学者们研究习近平新闻论述也主要围绕以上几次重要讲话而进行。

首先是对习近平“8·19”与“2·19”讲话的研究。尹韵公认为“8·19”讲话标志着“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已然形成和成熟,而解读和掌握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的精义要道,现今已成为新闻传媒从业者的迫切需要”;陈力丹则把“8·19”讲话精神理解为对“重提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原则”,并断言,此讲话为我国新闻传播业提出了长远的发展目标,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传播体系”。童兵认为,“2·19”讲话既“要求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任,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又倡导新闻报道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郑保卫把“8·19”讲话概括为“四个创新”：强调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对全国宣传思想和新闻舆论工作的全面布局与宏观思考;对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事业发展的新认识、新要求;丰富和创新“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理论。

其次是关于习近平新闻宣传论述的研究。此范畴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习近平新闻宣传的特色与核心精神的分析与剖玄上,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新闻宣传方面的论述除了具有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的基本特质的继承外,还“具备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并且特别强调“遵循新闻的传播规律”与“新的文风”,阐述了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地位、作用、任务;阐释了新闻宣传工作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与治党治国的关系,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一系列理论。总之,有人着重研究习近平新闻论述的理论,有人侧重于习近平新闻论述的特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习近平针对新闻宣传的论述还在不断深化,对其理论内容的归纳和整理也应该随之补充和加深。

其三是关于习近平新闻宣传论述创新性的研究。此方面研究集中了新闻传播学领域一些知名学者的参与和热议。研究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打造主流媒体,构建现代传播体制”“把尊重新闻真实性与坚持职业道德相统一”成为习近平新闻宣传的创新性所在。唐绪军则认为,习近平新闻思想最主要的创新是把“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置换成“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由“宣传”到“舆论”,体现出习近平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创新性思考,表现出党对时代变化的准确把握,新闻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党对现实挑战有着清醒的判断;对舆论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给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更好的要求。

其四是关于习近平新闻工作论述与意识形态工作一致性的研究。以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为重点研究的学者们多数认为,习近平的新闻工作论述特别突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是其把这两种工作辩证统一起来的结果。譬如,严书翰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重点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宣传为手段、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为终极目的。易文认为,“走基层,改文风,转文风”和“时,度,效”原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在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具有内在的同一性。田心铭认为习近平将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提升到与经济建设工作一样的高度上,这不仅是习近平新闻工作思想的成熟,也是党执政能力上的成熟。不过这些学者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他们大多注重研究“习近平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的结论,却并未论及如何达到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建设工作的融合统一发展。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研究的拓展空间

若抛开研究数量与规模的角度,仅从研究成果的质量来考量现有的涉及习近平新闻论述的科研成果的不足,可以整体上概括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良莠不齐,倾向明显。据此,笔者认为,有关此方面研究主要应该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充实、优化与补充。

(一)急需加大人力物力投入,提高成果产出数量,提升研究成果质量

首先,从国内专著看,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上任后至今,出版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专题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等众多有关习近平治国理政方针、思想及其学习心得体会的著作,唯独鲜见新闻传播思想类的专论出版。尽管2017年12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要论》与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的《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可暂时弥补此方面研究弱势,但美中不足的是,两本书大多属于对习近平新闻观的注解与扩容,学理性不强,很难被理解为学术研究专著。

其次,从中国期刊网研究论文看,至今直接探讨习近平思想的论文最近7年已达5000余篇(去除期刊网上的一些会议简讯性质的文章),硕博论文合计约400篇。这些论文选题驳杂宽泛,“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习近平改革思想”“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习近平网络安全思想”“习近平依法治国思想”“习近平干部队伍建设思想”“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习近平扶贫开发思想”“习近平人才战略思想”“习近平合作共赢思想”“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廉政思想”“习近平海洋思想”“习近平建军思想”“习近平三农思想”等等相关议题研究可谓此起彼伏,佳绩迭至。

最能生动、具象与真实反映有关习近平思想研究基本趋势与议题张弛变换的莫过于以中国知网所有期刊、硕博、国内国际会议等论文为“样本”与考察对象所做的相关统计结果与分析研判。据不完全统计,至2018年7月末,公开发表的研究习近平各种思想的论文有6000余篇,其中期刊论文就有5000余篇(见图1),内容涉及其精准扶贫思想、从严治党、反腐廉政、文化自信、党建思想、生态文明与“中国梦”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包,且呈现井喷态势。以下是引用频次最高的前10篇期刊论文,从论文题目就可窥一斑而知全豹：①《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阐释》(唐任伍,《人民论坛》,2015年10月);②《“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的本质要求——习近平精准扶贫系列论述探析》(汪三贵,刘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1月);③《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周生贤,《求是》,2013年9月);④《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顾海良,张岂之,靳诺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7月);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蒯正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4月);⑥《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刘明福,王忠远,《决策与信息》,2014年8月);⑦《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若干思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郑永廷,《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1月);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理论成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10月);⑨《习近平论扶贫工作——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摘编》(《党建》,2015年12月);⑩《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论析》(许耀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7月)。此类研究都为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简介参考资料与学理支持。但另一方面,关于习近平新闻论述研究的专著罕觅其踪,研究论文质量良莠不齐。排名最前的研讨习近平新闻论述研究的文章是《宣传工作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读习近平总书记8·19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陈力丹,《编辑之友》,2013年10月)和《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精义要道》(尹韵公,《新闻与写作》,2014年11月)。目前关于习近平新闻论述的研究论文不足40篇,且迄今没有一篇博士论文是专题研究习近平新闻(舆论)论述的文章。仅从数量上讲,在习近平所有思想研究公开出版的论著中,有关习近平新闻论述研究所占比例只是徘徊在百分之一上下。

图1 2012年1月—2018年7月习近平思想研究期刊论文统计图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2016年5月编辑、学习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总书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辅助材料》只有区区88页,内容简单。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辑、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更像一个学习手册,全书26页,内容由《从全局出发把握新闻舆论工作——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摆在首位——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等几篇报刊评论组成。2016年3月,任仲文的《担负起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一书,汇集了人民日报刊发的有关习近平新闻(舆论、工作)论述的重要报道、评论文章、理论文章等,全书147页,是具有一定研究水准的文章汇编。

“自然科学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但社会科学各学科具有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新闻学尤其明显。”新闻学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其独有的意识形态意蕴,某些时候超越几乎所有哲学、政治思想、宗教、道德、艺术等其他哲学人文科学。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一再强调：新闻“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把新闻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的宣传与形塑功能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把新闻学放在同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同等重要的地位,且提出了要把以上学科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新闻学科的重视和期待,同时也反映出我们新闻学科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认可与肯定。”

可现实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现状与党、政府与人民对其期待、需求与渴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相比,该方面的研究,无论从数量、质量与社会需求与愿景来看,均处于角色不匹配、地位不相称、产出不足量的处境。此等现状急切需要全社会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尤其是需要新闻传播界今后拿出更多时间、精力与理论智慧,加以认真对待,也是今后学术研究服务社会、急新闻实践之所急的责任担当,更是本研究选题致力于此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亟待深入持续地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视角与视野

近些年来,因为没有习近平新闻论述的研究专著可以觅见,我们只能就现有的学术论文进行分析评价。总体上看,尽管习近平新闻论述研究论文每年以数百篇的速度呈现,但达到一定学术水准的论著不多,尤其是对牵一发而动全局性的习近平新闻价值观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1989年第7期《中国记者》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福建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谈新闻工作》的文章,该文是福建资深记者许一鸣撰写的。此文堪称目前最早介绍习近平新闻论述的“著述”,但通观区区4000多字的全文,没有体现出太多研究的成分与味道,只是对1989年5月中旬时任福建省宁德地区地委书记习近平就“当前新闻工作如何把握好基点等问题谈了许多看法”的“整理”。许一鸣在该文中把习近平就如何把握新闻工作的基点问题,归结为三点：一冷静分析思考,认清当前形势;二搞好舆论引导,弘扬社会正气;三加强新闻队伍建设。该文最难能可贵的是为我们研究早期的习近平新闻论述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近300篇研究习近平新闻论述的期刊文章中,真正称得上具有学术研究论文水准的大概不过数十篇(按照一般学术论著应该具有原创性、思辨性、规范性、系统性等特点,据作者粗略统计这300来篇文章除去会议介绍性的、口号倡导性的、事件描述性的与读书心得随想性的外,所剩不到三分之一为真正科研层面的理论文章)。主要以《习近平的宣传观和新闻观》《习近平新闻宣传舆论观的形成背景及理论创新》《习近平的新闻舆论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从范畴认知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对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网络传播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讲话提出的十对范畴的思考》《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的精义要道》《为人民讲话让人民讲话讲人民的话——习近平新闻思想的人民观》为代表。其余绝大多数都是诸如《践行“四向四做”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学习习近平总书记“11·7”重要讲话体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用创新发展推动新闻舆论工作更好履行职责使命》《不忘初心担当使命——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讲话专题座谈会在京举行》等会议报道与评述,或学习心得体会之类的小品文。

从这些相比较来说研究水平较高的论文看,其研究取向与视角也仅限于对习近平有关新闻、宣传、舆论等讲话的梳理与归纳,易于落入“就事论事”的“研究范式”,真正像《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的精义要道》《习近平新闻宣传舆论观的形成背景及理论创新》《习近平的宣传观和新闻观》等论文那样试图多样化、宽领域、深层次探讨与深究习近平新闻论述的论文仍属少之又少。

甚至至今没有见到一篇直接涉及习近平新闻价值观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只有区区不到几篇少量涉及这一话题的文章,如陈力丹的《宣传工作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读习近平总书记8·19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丁柏铨的《审时度势,与时俱进——论习近平新闻宣传观的发展》、刘建明的《提升党媒理论的中国特色与新闻学原理的国际影响力——兼论习近平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精辟论断》。

综上所述,习近平新闻思想,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选题研究亟待广大新闻传播学理论工作者投入热情与精力,去不断突破既往研究视野,挖掘新史料,拓展新领域。

(三)不断开掘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资源,深化研究主题。

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写入党章之后,有关“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方面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显得薄弱。从所发表的论文来看,大部分都停留在对相关讲话、报告的平面性的政策解读水平(这方面例证,已经在前文既往文献述评中有过较多介绍与分析,此处不再赘述),鲜有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从理念预设、文化背景、制度实践、价值反思等全方位、多维度对习近平新闻论述进行深度研究。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无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所蕴藉的更为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做出富有时代高度的诠释和呈现。

譬如,在习近平新闻宣传论述影响的研究方面,大量研究者只把重点投放到了习近平如何利用外交场合、讲好中国故事上,如何利用“习式风格”语言传递中国声音、宣传中国方案上,研究结论不外乎一些似曾相识的断言。习近平独特的话语风格,主要是吸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汲取外国的思想精华,他的语言中蕴含了高超的传播技巧,为我们做好政治传播工作,提供了创新性的方法和思路;习近平关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论述,不仅能够结束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而且能够帮助我国以和平的心态展现出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的良好形象,同时也能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但对习近平新闻宣传论述中的“政治家办报理念”“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性思想”“正面宣传为主思想”的历史缘起、理论逻辑与价值理性的追思与叩问却鲜有触及或浅尝辄止。

广西师范学院的谢霄男在2012年第4期《唐山财经学院学报》上发表4800字的《习近平“人民外交”的和谐哲学思想》一文,成为该年度唯一一篇具有一定说理意味的梳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论文,从此拉开了有关习近平思想研究的序幕。迄今为止,对习近平新闻论述方面的研究,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量到质的重大转变。习近平新闻论述方面主要体现在其一系列有关治国理政的态度、想法、观点、建议及其社会实践,尤其是表征在他的“8·19”与“2·19”的两次讲话中,是对新闻传播事业发展问题的科学总结和宏观阐释,其内涵悠长丰厚,外延多彩纷呈,涵盖新闻传媒,尤其是网络媒体发展的各个领域,需要从宽领域、全维度、多视角进行研究和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传播学术界将目光聚焦到习近平新闻论述的研究上,但相比于毛泽东新闻思想、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成果而言,尚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譬如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时代特征、价值本质、理论体系、实践理性与履践途径的研究依然寥寥可数,不可多得;对“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48字所饱含的习近平新闻论述的精义要道与精神本体尚有加大研究开拓的空间。

在方法论上,尤其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价值哲学的研究视野关切。对大量蕴含在其“治国理政思想”中的新闻思想,只有学会立足中国当代社会的“媒介生态”,从对科学发展观、发展模式之合理性根基的实践与价值哲学的考察与辨析着眼,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价值诉求(生态文明的构建、传统文化的赓续与创新、“中国梦”与“美好生活”的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等)实践与国家的治理之美、社会的和谐之美与个人的发展之美有机联系起来,并对之做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实践与理论相统一,民族性与科学性相统一,传承性与开拓性相统一的系统考察和审视,才能析毫剖芒与爬梳剔抉出习近平新闻思想的价值逻辑与伦理道义,而此方面的学术研究几近空白,急需学术大家互勉共进,攻克难关,使其发挥出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科学实践与健康发展的定盘星作用。

社会与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与发展的预期目的正好相反的一种发展结果或趋势。在20世纪中后期,社会现实中上演了这种发展悖论,让人们对这种现象有了更深刻而现实的理解。现代社会发展形式往往将“工具主义自然观”看作是一种天然根据,把“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看作是一种公理预设,以“物质主义价值观”为终极目标,把人类的物欲推到了不受任何边界制约的极限水平。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延续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如发展不平衡、贫富差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新闻功能观与价值观,从20世纪后深受作为启蒙精神之实质极其深刻体现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的影响。这些研究把新闻功能与作用淹没在各种经济、生物和文化事实之中,贬低自身的多元价值,消解关于新闻媒体存在的深层意义规约并导致了严重的“唯经济效用至上”的实践后果。有鉴于此,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探索,其最大正义与合法性在于：阐述和澄明新闻实践回归到“人类美好生活”塑造者的价值逻辑,并为其提供科学理论支持与实践理性导引。同时,这也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理论研究需不断拓展与深化的主要方向。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思想研究要秉持开放、包容、创新等原则

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深入研习、探索与研究,不但具有显在的新闻业传播实践现实指导意义,还具有增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化与充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历史担当襟怀与责任意识的作用,更具有深远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理论再创新意义。但从既往研究实景看,今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工作尽管可以循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或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研究路径回溯既往、擘画未来,但完全“依葫芦画瓢”,可能存在新闻学学术研究的内卷化倾向,容易陷入“就新闻谈新闻”“就新闻学论新闻学”“就新闻研究议论新闻研究”的怪圈。因为通过上文对既往相关研究成果与文献的良莠臧否我们可以看出,仅仅依靠现有的文献依赖路径与学术致思套路,很难摆脱这个怪圈,更遑论在今后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在视野上有新境界,在方法上有大突破,在领域上有拓展。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应该至少谨遵以下三原则：

(一)开放原则

所谓开放原则,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不能只在“新闻(传播)学内部打转转”,要立足本学科,放眼“政经哲”,大胆吸收与借鉴政治、经济、哲学等各类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经验与成果,为我所用。譬如,中国特色新闻思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历次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的一个有机构件与副产品。如果在进行该课题研究时,不抱着开放的心态,把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哲学话语体系、政治话语体系、经济话语体系、文化话语体系等的形成与变迁条分缕析弄明白,把它们与中国特色新闻思想的互动关系事无巨细搞清楚,就容易陷入当前此类研究所呈现的“选题重复,内容反复”的问题,很难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研究方面有大的资料突破、视野拓展与理论创新。

(二)包容原则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保持超越历史时空的生命力,其包容性特征是关键因素之一。“海乃百川,有容乃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伴随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逐渐形成而初见端倪的。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既是在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传承与开拓,又是他们对一切外来治国理政经验与政治文化取精去粕、勤于思考、使之不断中国化的思想结晶。所以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观念、思想与理论进行研究拓展之时,要抱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包容心态,把西方学者对“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与中国问题,尤其是对习近平执政理念与实践等所有或臧或否的一切富于真知灼见的观点、论述与著作尽收心底,了然于胸,方能心有“大格局”,下笔“字珠玑”,胸中“百万兵”,行事“雷风行”。

当前,有很多有关外籍学者从跨文化视野阐释与解读中国特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论述,比如,日本刚部达味和毛里和子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宇野重昭、小林弘二的《当代中国的历(1949—1985)》,清水德苟成的《邓小平式社会主义之方法》、高桥满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理论探索》,渡边立夫、小岛朋之等合编的《毛泽东、邓小平与江泽民》等,美国摩尔·戈德曼、马若德的《后毛泽东时代改革中的矛盾》,哈里·沃特的《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奥斯曼·苏里曼的《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等,俄罗斯阿斯拉诺夫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三种模式及其未来》、斯米尔诺夫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演进的新阶段》等,都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在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时,可以依借的“他山之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外学者越来越多地把他们求学致思的目光聚精于习近平独特成长经历与治国理政思想上来,如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在联合早报网开辟的专栏里,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治国理政予以高度关注,发表诸如《中国反腐败运动揭示什么?》《反腐败与中国第二次政治革命》《中国反腐败运动如何深化》等数十篇相关评论及研究文章,关注国内反腐败斗争,从宏观上对十八大以来中共治国理政实践进行了反思和评价。这些国外研究结论、文献与成果当为今后国内学者在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时,可以采用的“洋为中用”“另一只眼看中国”的宝贵文献。

(三)创新原则

创新是研究之源,研究之母,研究之鹄的。从某种意义上,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尤其是直接涉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前无来者,后有追兵”的尴尬境地,其拓荒意义与创新诉求更具现实意义与历史急迫性。新时代“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国家面向新世纪的战略选择,是关系到国家兴亡、民族兴衰的大事”,而支撑这一道路的根本动力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不断改革创新。从有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现有研究状况看,其创新必要性尤显迫切与必要。

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的高度契合,是中国近现代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近百年有一半时间中国都处在“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的革命岁月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从政治话语中国化开始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既往中国特色新闻学构建与研究都以政治叙事为话语特色。但当今的中国在全球所处的位置与处境已与以前具有天冠地屦的区别。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需要积极面对新情况,大胆直面新问题,果断抓住新矛盾,科学解决新疑惑,尤其是应该学会从文化创新的角度阐释与解疑一些重大新闻实践与理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视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阶级分析视角,即以阶级分析法为主导的致思路径,强调报刊的阶级范畴;二是本体研究视角,即以新闻传播的相关分支为研究本体,以寻求新闻自身的发展规律;三是现代化视角,即以大众传播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为主脉,分析其现代化本质。在此学术背景下,又有学者提出政治文化视角。可以说,它一方面调动了传受之间的互动机制;另一方面深入新闻事件背后“人”的内心世界,包括政治理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进一步挖掘人和事件背后的客观规律。以上四种视角各显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缺点,即对社会文化在新闻业发展中所扮演角色与作用关注不够。

囿于时代原因,我国的新闻史论研究长期以来都停留在平面描述的层面上,缺乏对历史现实、社会机制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构型,这就决定了立体而多维的中国特色新闻史论的研究迫在眉睫,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基本上能够很好弥补此前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与缺失。社会文化史,是介于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视角,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被学界提出并逐渐使用的。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具体而言,在新闻传播史论的研究中,社会文化史角度内涵可有四个方面的体现：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生活、社会文化心态、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社会文化环境是各种社会文化样式滋生、发展的背景,是社会文化各要素相互影响的生存状态;社会文化生活是指大众文化的生活方式,包括社会的制度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传播形式、娱乐消闲方式等;社会文化心态是指社会倾向性强烈且具有公众特征的届时文化行为意向及社会心理动态形式,主要是在群众中自发产生、普遍流行的经验文化意识;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是指历史形成的民族情感、意志、风俗习惯、道德风尚、审美情趣等所规范的某种意向、时尚和趣味。

社会文化史视角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研究提供以下几方面的具有创新意味的途径：首先,有助于解读这一思想所产生的社会生活的原生态,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更翔实地解释新闻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共处,将社会文化心态、价值观念、社会文化风尚与大众媒体的言论、图片、漫画和照片等新闻文体结合起来考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原发研究提供新的解释框架;其次,关注科学技术与媒体样态对新闻与传播理论发展的影响;再次,突出了社会文化心态、价值观念在媒介和社会互动机制中的桥梁作用,既重视新闻传播内容对人们的文化心态、价值观念的具体记录,也关注它们对文化边缘人群体的集中反射,这种研究视角能深入传者和受者、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精神领域,并对之加以社会文化史的意义分析,是深刻阐释新闻现象、新闻思想与各种文化现象之间关系的有效途径;最后,社会文化视角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有机结合,既有对社会结构及其运动变化客观面貌的描绘,又有对人们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文化联系的分析,因此,它既能剖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当下与未来社会环境中的整体演变规律,又能抓住新闻现象转折的细节原因,增强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动态感和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