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9世纪英国贵族大陆游学的背景探析

摘要：大陆游学是英国贵族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其兴盛于17—19世纪初。大陆游学的主体是英国上流社会的贵族子弟或青年贵族，这些青年贵族在牛津、剑桥完成大学学业后随即前赴欧洲大陆，在欧洲大陆的主要名城学习观光。他们学习和考察包括语言、历史、地理、政治、服饰、风俗、礼仪、艺术、建筑和贸易法规等多个方面的外国文化，同时还不忘结交欧洲大陆名流，以及间或购买、搜集古代文物和艺术品，以提高个人素质和拓宽眼界。本文主要从经济和文化方面探究17-19世纪英国贵族大陆游学兴盛的社会文化背景。

关键词：17世纪；贵族；英国；大陆游学

一、英国贵族财富的积累

大陆游学所需要的高昂成本使得许多学子望而却步，甚至在一些殷实的贵族家庭中由于受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一般只有长子才能有机会进行大陆游学，次子或幼子需要紧缩开支来重点保证其长兄顺利完成大陆游学。可见，雄厚的财力是保证这一时期贵族子弟或青年贵族实现大陆游学的基础。按照劳伦斯·斯通在其《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一书中的观点，英国贵族的经济实力在这一时期是大为消退的（1）。但笔者认为英国贵族尽管在某一时期出现短暂的财力减弱的现象，但在16-18世纪这三百年来，总体而言，英国贵族的经济实力呈上升趋势，没有出现全面下滑。英国贵族通过多种经济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例如通过开采煤铁的特许权，通过修建运河，尤其是通过城市的房地产交易”（2），贵族仍长期占有大批地产，土地依然是财富和权力的主要来源，大地主继续改进着其经济地位：在1700年，贵族拥有英国土地财富的15%-20%，到1800年为20%-25%（3）。

土地经营是英国贵族经济收入来源的主要途径，也是较传统的经济活动。土地对贵族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收入的来源，而且在于它还是一种信用担保物。几个世纪以来，土地一直是借贷的抵押品，最初这是有风险的，因为缺乏对抵押品赎回权的法律保护，但到1700年出现了另一种出售地产以筹措资金的安全手段（4）。英国贵族在土地上的收益可分为两种：第一种为地租，包括可作为农场或牧场的土地所收取的地租以及城市中的房地产所获得地租；第二种为出售土地之上的木材所获得的收入。其中，土地租金是英国贵族财富的主要来源，并且在这一期间，英国地租普遍有上升的趋势。据帕克（R.A.C.Parker）估计，从1776年到1816年，地租上升了105%。萨默塞特家族在威尔士的地产的地租在1549年到1583年间翻了一番。拉塞尔地产的地租收入从1692年的约15000磅增加到1739年的37000磅，到1771年达到51000磅以上。在霍尔凯姆，地租收入从1707年的5800磅上升到1720年的9000磅，再到1749年的14400磅（5）。贵族在城市中的房地产收益也有所增长，17世纪40年代，有九位伯爵每年从他们在伦敦的房地产中挣得一千多英镑，到17世纪60年代，贝德福德伯爵大约一半的土地收入来自伦敦和排干沼泽（6）。关于贝德福德伯爵的房地产收入情况，根据斯科特·汤普森的统计，18世纪30年代，伯爵总共从伦敦的布魯姆斯伯里产业获得了3700英镑的回报。到了70年代，从中获益约为8000英镑，约占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7）。一些贵族还将其土地上种植的树林作为其固定的资产来源，这主要是通过在土地契约上规定某些条款指定其佃户在土地上种植一定数量的树木，日后可作为木材出售。

除了在传统的土地上进行一些经济活动外，一些视野开阔的贵族早已在其他领域的经济活动中跃跃欲试，大展身手。由于矿业开采及冶炼这一产业的较快发展，此时英国贵族对本国交通运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贵族也成为改善英国交通运输状况的先声和模范。18世纪50年代末，布里奇沃特公爵修成了当时最著名的沃斯利运河，将他的煤矿区和曼彻斯特中心区连接起来。同时还有连贯着他的煤矿设施的各种水渠和地下水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被当时的人誉为“也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工奇迹”。此后几十年里，萨内特伯爵、菲茨威廉伯爵、斯坦福伯爵、达德利伯爵、塔奈特伯爵和布特侯爵相继效法（8）。

近代早期，英国贵族仍然是英国国民财富的主要集中群体，这一阶层借助政治上的特权等各方面的优势，通过参与国内外多样的经济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正是这些雄厚的财力才使得贵族接受预备教育—公学—牛津、剑桥—大陆游学这种为上层阶级所特有的教育模式成为可能。

二、英国贵族教育需求的转向

16世纪是英国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英国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关键时期，贵族作为掌握众多特权的社会群体在新时代也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新时代中英国贵族的教育越来越向着精英教育发展，中世纪的骑士教育开始让位于精英教育，因为此时民族国家更需要的是能通晓外语、在外交事务中游刃有余、为君主服务的公共管理型人才。这就需要贵族们摒弃对传统军事技能的热切追求，通过大陆游学学习各国语言礼仪，改善行为举止与言谈，增广见闻以便更好的为君主、为国家服务。16—17世纪的英格兰社会流动性很大，由于各阶层存在着婚姻、亲戚、友邻、庇护等关系，以及职业间的互动交流，社会的纵向流动较为常见。此时的英格兰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等级社会”。一个人可因其血统和出身而成为先天的绅士，也可因其品质和财富而成为后天的绅士，绅士身份既可以通过继承获得，也可以通过接受大学教育、担任重要公职、增加财富收入，而被人承认是绅士。（9）在这种情况下，传统贵族的危机感油然而生，他们为保持其威望与地位，须借助较高的文化教育来使自己区别于其他阶层。更重要的是，英国贵族为在与新兴阶层竞争公共职位的过程中更具优势也需要通过接受精英教育，接受大学教育、进行大陆游学来获取新知识、掌握新技能。

自都铎王朝以来，随着贵族教育需求的转变，英国贵族的教育展现出新的面貌，中世纪的骑士教育开始让位于学校教育；贵族对知识的鄙疑态度开始转变。1632年，约翰·斯特罗德爵士告诉他的儿子说，“知识对于一个绅士来说，就像是在一枚金戒指上镶嵌钻石：两者相映生辉、相互美化”，理查德·伊夫林成功地给他的儿子约翰灌输了“养不教，父之过”的思想。要知道，此前一位绅士曾出此言：“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我宁愿我的儿子被绞死，也不愿意让他去学习什么学问。因为要成为一个绅士的儿子，应该能吹好号角，能够熟练而优雅地狩猎，能够驱鹰和熬鹰。然而，学习学问却只是乡下村夫的儿子们应做的事情”。（10）这种变化自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之后愈加明显。越来越多的贵族选择接受大学教育，大学的学生成分不断偏向贵族化。15世纪以后，由于大学生活的日益贵族化，社会上层出身的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富家子弟以上大学为时髦。“这些迹象不仅在大学章程的变化中可以看到，也可以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看到。大学与贵族之间的亲近随处可见。大学学者认可了贵族的价值，并在大学的环境内寻求贵族式的生活。”（11）到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许多贵族子弟开始进入大学，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期人数更多。“与此同时，学术生活变得更加贵族化，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奢华，追求舒适的生活方式，推崇贵族的的礼仪，追求精致的服装款式和先前并不为人所知的礼节。学院里的位置现在常被富人所占据，他们自己有佣人和私人教师，在大学里，贵族们受到特别的礼遇。”（12）

三、结论

17-19世纪越来越多的英国贵族子弟选择公学-大学-大陆游学这一教育模式，英国贵族子弟参加大陆游学的动因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不仅是因为贵族是当时英国最富有的社会群体，还因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观念，大陆游学作为大学教育的补充，是当时的贵族学子增广见闻，提高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就阅历在增长一个人绅士风度方面发挥的作用问题，托马斯·柯雅特进行了如下的评论，“绅士风度本身就是优美的，但如果再加上对外国的体验，那它则要卓越得多。”（13）在游学的路途中许多贵族学子的思想境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时俱进，放弃本土保守的观念，纷纷跻身时代的前列。大陆游学虽然是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化现象，但也可引发对我国教育的思考以及给国家在制定人才培养方略上提供经验与借鉴。

注释：

见劳伦斯·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于民、王俊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阿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陈小慧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17页。

阿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陈小慧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16页。

M.L.Bush，The English Aristocracy：A Comparative Synthesi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p.65.

J.Cannon，Aristocracy Century：The Peerage of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146.

姜德福：《社会变迁中的贵族-16-18世纪英国贵族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1页。

A.Goodwin，ed.，The European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Studies of the Nobilities of the Major European States in the Pre-Reform Era，London：Adam and Charles Black，1953.p.5.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阿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陈小慧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63页。

钱乘旦主编：《英国通史》（第三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8页。

劳伦斯·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于民、王俊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304页。

雅克·韦尔热：《中世纪大学》（王晓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瓦尔特·吕埃格主编：《欧洲大学史：近代早期的欧洲大学（1500—1800）》第2卷（贺国庆、王保星等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328页。

Thomas Coyate，Coyats Crudities，London，1611.

参考文献：

[1]A.Goodwin，ed.The European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Studies of the Nobilities of the Major European States in the Pre-Reform Era[M].Adam and Charles Black，1953.

[2]M.L.Bush.The English Aristocracy：A Comparative Synthesis[M].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

[3]阿薩·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M].陈叔平、陈小慧，译.商务印书馆，2015.

[4]劳伦斯·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M].于民、王俊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姜德福.社会变迁中的贵族：16-18世纪英国贵族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4.

[6]钱乘旦.英国通史（第三卷）[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7]J.Cannon.Aristocracy Century：The Peerage of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作者简介：安颖超（1994.2.2），女，籍贯：陕西省西安市，民族：汉，最高学历：硕士；研究方向：世界史-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