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英国民众对拒服兵役者的态度

庄芹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拒服兵役者获得了《兵役法案》赋予的兵役豁免权。然而这种法律上的豁免并不能消弭英国民众对拒服兵役者的敌意。随着战争的持续，民众对拒服兵役者的态度由最初的平静变为普遍的愤怒。民众的态度势必会影响法庭的审判和政府的行为，而这些都加重了拒服兵役者的负担。

关键词：一战；英国民众；拒服兵役者；态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用“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来形容那些因为宗教或道德等良知原因拒绝服兵役的人。实际上，由于拒服兵役者群体的复杂性，他们在职业、年龄、甚至“良知原因”（包括宗教、道德和政治良知）上各不相同，准确界定这一群体是非常困难的。笔者认为，历史学家约翰·雷（John Rae）对拒服兵役者的定义是较为准确的，即“那些良知理由的真实性得到法庭证实，以及那些没有向法庭申请或者申请理由未获法庭认可但仍以良知理由拒绝服兵役的人”。这一定义基本涵盖了所有的拒服兵役者。截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符合这一定义的拒服兵役者人数不过16500人左右，相比近500万的征兵总数，拒服兵役者数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微小的。

出于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的考虑，在1916年的《兵役法案》中，阿斯奎斯政府为拒服兵役者提供了可以免除兵役的“良知条款”——“任何出于良知原因拒绝服兵役的人，可以依照本法案向地方法庭申请兵役豁免”。虽然法案措辞存在模糊之嫌，但与其他国家的相关条款相比，英国的良知条款对拒服兵役者是非常慷慨的。拒服兵役者可以以宗教、政治和道德理由申请豁免兵役，允许法庭授予拒服兵役者不参与战斗、替代服役、绝对豁免三种豁免形式。然而这种宽容只是法律层面上的，民众的不友好态度影响了法案的实际执行。

一、民众对拒服兵役者由平静转为愤怒

战争初期，英国社会对这场战争怀有普遍的乐观情绪。虽然报纸上偶尔会出现攻击拒服兵役者的报道，但民众对此的反映还是比较平静的。这种平静可能是出于对引以为傲的志愿兵傳统的自信，或是民众认为这些所谓拒服兵役者只是些暂时未被说服，他们迟早会去为战争服务的。

随着战争的恶化，军队兵源严重不足，战争的乐观态度一扫而光，民众对拒服兵役者的态度由平静转为愤怒，而拒服兵役者的做法则是火上浇油。《兵役法案》通过后，拒服兵役者不仅没有按照英国民众的预想欣然接受军队中的非战斗服役，反而联合起来成立了“反征兵联合会”，公开号召拒绝服役。显然，这伤害了有亲人和朋友服役的英国人的感情，民众的情绪彻底被激怒

民众的愤怒首先体现在法庭对拒服兵役者的审判上。法庭成员在审判中会使用类似“无赖”、“懒鬼”、“恶棍”这样侮辱性言语。一些知识分子例如罗素、萧伯纳、韦伯等对此非常不满，但是知识分子的同情并不能改变普通民众的态度。1916年3月到5月，《泰晤士报》连续刊登民众批评拒服兵役者的信件，一位读者认为，拒服兵役者的这种“和平、进步和生命属于我们，死亡属于你们”的理论是不公平的，一名圣公会牧师说：“没有哪一个正直的公民会容忍这些毫无用处的神经质怪人。”民众的态度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庭成员的判断。

民众的愤怒还更为直接地体现在集会场所。1916年4月，当反征兵联合会成员试图通过集会宣传和平主义观点时，等待他们的是大批情绪激动的群众。集会现场几乎失控，愤怒的群众不顾警察的阻拦冲向拒服兵役者，他们手持各式简陋武器攻击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即使是受人尊敬的罗素也不能幸免。当伦敦的教堂邀请罗素去做和平演讲时，一些激进的民众闯进教堂，与参加演讲的人爆发了冲突。在冲突过程中，罗素本人遭到一名手持木板的妇人的攻击。所有拒服兵役者的衣服在离开教堂时都被扯烂，愤怒的民众烧毁了教堂的布道坛。

民众明确而激烈的态度势必会影响政府的行为。伦敦教育委员要求已经申请兵役豁免的教师在一个月内离职，公立学校不得聘用拒服兵役的教师；豁免兵役的公务员的工资按最低工资或者临时工工资计算，无权享有定期加薪和养老金；政府对不服从法庭判决的拒服兵役者施以严酷的苦役监禁。尽管政府声称这些政策并非迫于民众压力，但民意对英国这样一个议会制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民众情绪的短暂缓和与再度恶化

随着战争形势和国内政治的变化，民众对拒服兵役者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每当军方或监狱出现虐待拒服兵役者的丑闻时，部分民众对拒服兵役者的态度会发生一段时间的缓和；而一旦战争形势恶化或者拒服兵役者暴动，民众对拒服兵役者的愤怒和不满又会持续很长时间。1917年，由于厌战情绪蔓延加上监狱爆发多起虐待拒服兵役者的事件，民众对拒服兵役者态度较为宽容。

1917年7月，著名拒服兵役者史蒂芬·霍布豪斯的母亲玛格丽特·霍布豪斯撰写了《向凯撒上诉：拒服兵役者的情况》的小册子。书中，玛格丽特以一名母亲的身份讲述拒服兵役者的故事，要求政府释放监狱中的拒服兵役者。8月，《泰晤士报》罕见的对这本册子发表了带有同情色彩的评论。霍布豪斯夫人利用这本书暂时改变了民众的态度，英国社会出现了自《兵役法案》通过以来时间最长的对拒服兵役者较为宽容的社会环境。

然而，这种缓和的情绪并没有维持到战争结束。1918年春，英国在欧战战场上出现严重的军事失利，不断恶化的战争形势使得公众和政府重新恢复了对拒服兵役者的强硬态度。英国各地持续爆发民众与拒服兵役者的冲突，双方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一战期间，英国只有350人获得完全的兵役豁免，近2000名拒服兵役者被强征入伍，约1400名拒服兵役者被监禁。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民众对拒服兵役者的敌意，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那些支持战争的普通人，他们的亲人在战场上阵亡，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表达对拒服兵役者的愤怒”。即使今天我们也不能否认，宗教或道德上的良知信仰与公民的兵役义务之间存在着基本矛盾，当国家面临战争，尤其是防卫战争时，是尊重个人信仰还是履行公民职责？这不仅煎熬着拒服兵役者的内心，也考验着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