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 责任 战斗
——林语堂的报刊人生

王晓生，彭 昕

（1.中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2.江西电视台，江西 南昌 330046）

导言：历史回响与宗教情怀

中文的第一份近代报刊是听着海外的涛声启航的。1815年8月5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马六甲诞生了。这一年，英国的大卫·李嘉图和穆勒、马尔萨斯等几位正欢乐地通信讨论着经济社会问题。不过，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这可是一个不幸之年。著名散文家“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走了，著名古文字学家戴震也走了。一个留下了《古文辞类纂》，一个留下了《说文解字注》。中国文化在这一群人手里成长得文雅而精致。精致的文艺对抗不了物质的实用。嘉庆这个幸福的皇帝，沐着康乾盛世的荣光长大，却只能在哀叹中看着自己的国家走向衰弱。一张报纸的诞生在这个国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不过其带来的隐性裂变却是胜过春雷。报纸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它既是物质的，又是文艺的，经过海风一吹，特别容易在大陆生根发芽。80年之后，林语堂（1895～1976）诞生在福建平和，一个离海不远的名叫宝南的村庄。后来，很多人知道他是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却忘记了他的报刊活动家的身名。

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是一位牧师，林语堂自己从六岁入学始，小学、中学辗转于家乡农村和厦门的教会学校学习，大学又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也许是冥冥中的一种响应，《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的创办者马礼士就是一位来华的传教士。林语堂喜欢的也是从事“人心”的工作，不过他并不喜欢传教；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报刊活动大概都与此在深层相通。

1924年，林语堂28岁，他加入了语丝社，开始在《晨报副刊》《语丝》上发表文章。不过这并能让他过瘾，他要自己当老板。1932年9月16日，他创了《论语》（半月刊）杂志，当起了主编老板。几年之内，又先后办起了《人间世》（半月刊）、《宇宙风》（十日刊）等刊物，老板手下的家业就大起来了。一边写写“闲适幽默”的小品文，还可以一边当当老板，生活很是快哉。

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一年，林语堂举家赴美，除了在《宇宙风》这样的杂志写作一些文章，他的聪明才智实在多余得不知如何安放。异国他乡毕竟还是孤独，心灵无处安放。他想了一个妙招，从事起学术研究来。林语堂做事尽量做到一个孤傲的追求，要做就做第一。他这次写的就是我国第一部新闻舆论史著作——《中国新闻舆论史》。这种史的研究毕竟“规范”太多，对才情型作家来说，实在是负担。于是林语堂接着又弄起了《苏东坡传》的写作。这是一部处于历史和文学中间的作品,林语堂写起来畅快淋漓。尽管此，他还是没有忘记他的报刊。1952年，他又在异国他乡的美国与女儿共同创办起了《天风》（月刊）杂志。

在新闻史上，林语堂是一名活跃的报刊实践家。从早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创办期刊到通过报刊、专著表达自己的新闻思想，报刊实践在林语堂创作生涯中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根据知网查询，目前关于林语堂的新闻思想的研究文献只有几篇，主题差不多全部是讨论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至今为止，我们未见有文献从宏观分段的角度讨论林语堂的报刊实践。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楚林语堂一生报刊实践的大致轮廓。我们认为，林语堂的报刊实践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一是《语丝》时期；一是《论语》时期；三是英文创作时期。这里所说的报刊实践，有一种特殊的涵义。“报刊”是一种泛指，其实就是新闻舆论。正如后面看到的，我们将林语堂写作《中国新闻舆论史》也看作是他“报刊人生”的一部分。

一、《语丝》时期的“战斗”精神

《语丝》时期，主要是指林语堂作为“语丝社”重要成员的时期，他与鲁迅等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一同为《语丝》杂志写稿子。20世纪20年代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渐渐平落，感到苦闷的知识分子需要一个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的园地，因此就诞生了《语丝》。《语丝》创刊于1924年，由周作人和鲁迅兄弟等人担任主编，这是一份“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的杂志。

语丝时期的林语堂以撰写评论性的文章为主，思想启蒙见长，文风凌厉泼辣，他说自己是“为真理喝彩，祝真理万岁”，直抒胸臆的自由精神在他的一字一句中清晰可见。林语堂反对残酷的军阀统治，坚强有力地与投机倒把、愚弄百姓的“现代评论派”论战，他大量撰文弘扬改革、讴歌真理，并且亲自参与和声援民众的进步运动等等。在《语丝》上发表的大量的时评性文章，言辞尖锐，这些都勾画出了林语堂自由言说的斗士形象，以及一个民主主义者应有的战斗精神和风貌。

在当时，林语堂作为接受过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视野开阔，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弊端造成了国民们“中庸、安命”的处世态度，因此撰文呼吁民众的觉醒，并倡导大刀阔斧的文化改革。他在同“现代评论派”论战中就义正言辞地抨击“勿谈政治”的荒谬性：

我们不但要反对人家提倡勿谈政治主义，我们并且应该积极的提倡，凡健全的国民不可不谈政治，凡健全的国民都有谈政治的天职，我们须明白所谓勿谈政治，实只是中国民主已成败类的一个象征，勿谈政治是中国民族病态的表现，即中国民族普通惰性的表现，并没有什么精深学理。所谓勿谈政治，即听天由命中庸哲学之又一变卦，即普通中国母亲送小孩入学劝以“勿管闲事”之情形之又一新形。不但政治不可谈，实则在社会与学堂，凡公共事业，与自身幸福无关的，都不必谈。此种遇事畏葸、消极、苟且偷安的态度，是否东方文明的特色，我们很可以仔细考量一下。据这种态度我们可以决定勿谈政治之高论，不但在“民国”里可以以此为戒，等到亡国在大英或日本属下之时，更当受社会一般欢迎。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向集聚在天安门抗议，拒绝八国通牒的五千余名群众开枪，当场打死47人，爆发“三·一八”惨案。屠杀惨案发生后，林语堂义愤填膺，相继在《语丝》和《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了《讨狗檄文》《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闲话与谣言》等一系列文章，揭露段祺瑞等反动政府的残暴行径。除了发文表意之外，林语堂也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支持正义的、反抗北洋军阀压迫的学生和民众游行运动，他在自传中说到自己曾“加入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斗”。

这一时期的林语堂把“敢于抗争”的公民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以及身体力行的“战斗”态度，也对当时的社会舆论产生了积极的导向作用。郁达夫就曾在书中积极地评价“语丝”时期的林语堂，说他“真诚勇猛，的确是书生本色”。初入报刊界的林语堂，文章以评论为主，大都是直面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出现的问题有的放矢，针对性强，有着知识分子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出色胆识，这种敢于战斗的经历也为他之后新闻自由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论语》时期的文风转变

《论语》时期，主要是指林语堂自己创办、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期刊杂志的时期，而并非专指办《论语》一本杂志的时期。

20世纪20年代末，在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下，国内发生了一些可悲的政治事件，如国民合作内部斗争激烈，国民党政府残酷镇压民众的人身自由等等，社会时局动荡不安。随着1930年初，《语丝》等刊物的停刊，当初语丝社的知识分子在态度上也逐渐产生了分歧。一批人向“左”走，积极投身到与国民党政府斗争的民族革命中，左翼作家突起，一批革命期刊开始活跃起来；有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则选择同国民党政府合作，等等。这个时候，林语堂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态度的转变与他的某些经历有关。1927年，林语堂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他看到了一幕幕“吃人的”政治游戏，悲愤无处述说，高昂的参政热情也慢慢降下温来，他成了一个冷眼的旁观者，心情也因对前路不明而变得消沉起来。他曾这样形容自己的状态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认为当时的社会形势是“世道日微，人心日危”。

1932年9月16日，林语堂在上海创办了杂志《论语》半月刊。与当时左翼文坛的那种泛谈政治的激进文风形成了对比，《论语》的办刊宗旨是倡导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文风。这样的主旨，也意味着林语堂实际上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力求不受现实政治斗争的影响。但实际上，林语堂也是非常矛盾的，他一方面高呼不谈政治，期待能够从容面对国民党的压制行为；另一方面，却又无法丢弃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颇想在人世上做点事业”，“以奉献于社会国家”，于是在幽默中又含沙射影，看似轻描淡写，却又无情的嘲讽丑恶现实。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论政治病》《谈言论自由》《言志篇》《半部〈韩非〉治天下》等“闯入禁忌”的文章，同样也能看到《我怎样买牙刷》《说避暑之益》《论西装》这样的通俗趣味小品文。

《论语》中，林语堂“谑而不虐”、欲说还休的文风转变，也受到了好友鲁迅的批评，鲁迅批评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风是“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把消极追求个人自由的林语堂同前清遗老相提并论，“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1934年，林语堂又创办了《人间世》半月刊杂志，《人间世》更是当时的第一本以纯散文为载体的期刊，提倡解放自我的“性灵”文学。在国民党政府随意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残害知识分子，疯狂打压舆论的黑暗年代，《人间世》只好“除游记、诗歌、日记、赠序、题跋和尺牍之外，特别重视读书随笔和清议论文”。由此可以判断，《人间世》是对现实政治矛盾妥协的产物。次年9月，林语堂又创办了《宇宙风》（十日刊）杂志，林语堂在发刊词中说到，“《宇宙风》之刊行，以言必近情为戒约，以畅谈人生为主旨……希望办成一份适合于现代文化贴近人生的刊物”。《论语》《人间世》《宇宙风》3本杂志一般被称为“论语派”三刊，它们一脉相承，都是林语堂的“一团矛盾”的具体表现，杂志以畅谈社会人生和发扬现代文化为主旨，避开当局的残暴统治。

虽然“论语”时期的林语堂也有抨击社会黑暗时局的作品，但他的报刊实践以寻求个人自由为主调，削弱了之前“尖锐”评论，更加提倡文学的本体功能。

三、英文创作时期的自由表达

严峻的国内政治形势，使得知识分子们自由创作的空间变得十分狭窄，林语堂也十分无奈，他曾在自传中这么评价自己的报刊实践：

“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至于身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

20世纪30年代的中后期，林语堂逐渐开始从事英文写作，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人和中华民族，这样的文化转向，对林语堂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从事英文写作既能避开国内检查制度的干扰，自由写作，又能向西方传输中国传统文化，消除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一些隔阂。这一决定的根源，还是因为在国民党恐怖的专制制度下，林语堂在理智的驱使下，无意选择铤而走险，只好回避迫害，为自己寻求另一个安全的自由创作平台。

尽管这段时期，林语堂在报刊界的影响不如之前那么活跃了，但通过英文写作，他开始把自己丰富的报刊经历和体验述之文字，形成思想。1935年，《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第二年，又出版专著《中国新闻舆论史》。这两本英文著作，是他在从事新闻报刊实践中，对时局多方位的观察和思考后的理论成果，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林语堂的新闻思想，尤其是后者清晰地表达了林语堂对新闻自由之理想的信奉。

《中国新闻舆论史》既表达了他对国民党政府压制舆论、摧毁舆论的黑暗统治的仇恨，也是他“一团矛盾”的内心独白:

毕竟每人肩上只有一个脑袋，在人人自危的年代，他不应当因为选择了过不动感情的犬儒式的冷漠生活，或者纵情声色、不问世事的生活而受到责备。这样的选择是理智的教导，也是感性的反应。身为政府的批评者，一个人越是沉沦放荡，他就越无害；越是对政府无害，政府就越喜欢；政府越喜欢，他就越安全。

在书中，林语堂分别分析了中国古代和现代新闻舆论的形成和表达方式，重点阐述了中国古代新闻事业是如何产生、士大夫等阶级是如何与当权者就争取舆论表达权利而对抗，现代报刊业的起源、当代报刊业的现状等问题。林语堂分析从古到今舆论繁荣与衰退的原因，并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国内时局，表达了他对政府强行压制新闻自由的愤慨，以及对荒唐的新闻检查制度的强烈不满。此时的林语堂用一种回顾过去的学术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表达。

结 语

林语堂以一个伟大作家的才情和教会学校熏陶的责任感，投入报刊事业，找到了自己适合的田地。一边写作，一边办报；用才情泄意，用热情淑世。他是一个矛盾的人。今天缩在自己的内心角落，明天又奔向社会的论战漩涡，但他毕竟是一个书生，很容易倦意时生。利民精神与艺术精神在他身上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他的写作是如此，他的办报也是如此。今年办《论语》，隔年办《人世间》，来年又办《宇宙风》。事业中的激情都是属于入世者。他兴趣广泛，学养宽宏，办报办累了，就来搞学术，《中国新闻舆论史》就这样诞生了。多样的人生，不变的是才情掩盖下的人世关怀。这就是林语堂的报刊人生，也就是他的新闻理念。林语堂报刊人生的三个阶段，是一曲战斗与自由的互动曲。林语堂以他的报刊写作，以他的办报行动，也以他的新闻研究，书写了多姿多彩而又亮丽的报刊人生。

注释

[1]周作人：《〈语丝〉发刊词》，载《语丝》第 1 期，1924 年 11 月 17 日。

[2]林语堂：《祝土匪》，见《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3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页。

[3]林语堂：《读书救国谬论一束》，见《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3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4]详见维基百科：“三·一八”惨案，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C2%B7%E4%B8%80%E5%85%AB%E6%83%A8%E6%A1%88，2018年5月20日查询。

[5]林语堂：《林语堂自传》，见《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3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6]参见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3页。

[7][8][9]林语堂：《〈论语〉缘起》，载 1932 年 9 月 16 日《论语》杂志。

[10]鲁迅：《〈论语〉一年》，载 1933 年 9 月 16 日《论语》杂志。

[11]鲁迅：《天生蛮性》，载1936年4月20日《太白》杂志。

[12]林语堂：《发刊〈人间世〉意见书》，载1934年第38期《论语》杂志。

[13]谢其章：《孤崖一支花——〈宇宙风〉》，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14]林语堂：《林语堂自传》，第30页。

[15]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