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给名声写封信

雍 措

根嘎这个人

昨天，我和根嘎坐在他家圈门口摆龙门阵。不是我想跟他摆话，是他站在院坝里，喊我下去。前两声，我不想答应他。我总是习惯他多喊两声，让左右邻居都知道他在喊我。这说明并不是我闲得无聊，而是他闲得无聊让我去陪他。

我并不担心他会因为前两声我不答应，就放弃喊我。他不是一个那么容易放弃某件事情的人。而且我也知道，他喊我下去给我摆的龙门阵，不会有什么新鲜，他要说的话和事都很旧，他是一个很难给人新鲜感的人。除了他的死。

我从家里带了两个梨下去，大的给他，小的留给自己。我到门口时，他在搬那个又长又宽的木凳子。其实，我觉得坐在屋里摆话，没什么不好。但根嘎非说：屋里说的话太硬，仿佛被石头房子框住了，想说的话展不开，不想说的也想不起来。最后他说：憋得很。

木凳子放在圈门口。他坐左边，我坐右边。我问他，今天让我坐坐右边？他急忙摇头，说：换来换去有啥意思？根嘎很认真地说这个问题。

我肯定，他从来就没有让我换过一次位子。这让我想反驳他，又觉得毫无意义。

木凳子黑得发亮，根嘎已经把这个木凳子坐老了。当然，坐老这个木凳子，除了根嘎，还有像我这样被他招呼来和他摆龙门阵的人。对于一个木凳子的老，被招呼去的人都是帮凶。

根嘎家的圈里养着猪和牛。猪永远是两头，一白一黑。今年的猪和去年的看似一样，其实完全不一样。根嘎说，今年的猪是去年猪的晚生。去年的猪是今年猪的长辈。

圈里的牛数量每年都不一样，有可能会多出两头，有可能会少上一头，有时也会不多不少。根嘎对多一头牛和少一头牛似乎并不那么看重。根嘎喜欢说：多了就多了，少了就少了，这有什么拿出来说的？

我和根嘎坐在圈门口摆龙门阵。他和我的话里，经常掺杂着圈里的牛粪猪屎味儿。他说这样可以把有些话摆得踏实些。根嘎摆龙门阵时，喜欢问上一句：是不是？他在乎这句话，比他摆出的任何一句话都在乎这句话。每当他说这句话时，我就会随口说“是”。仿佛一个“是”，就是对根嘎最好的肯定。但往往当我回答“是”后，再转过头看根嘎时，他的眼睛却看着他家圈里的猪和牛，嘴里重复一遍：是不是？这让人觉得我太自作多情。

我问过根嘎，你问“是不是”的时候是在问我还是问你家圈里的猪和牛？根嘎淡淡地说，都在问。然后他就跟没事儿一样继续刚才的龙门阵。让我觉得在根嘎那里，什么都很寡淡，跟没味儿一样。

和根嘎摆龙门阵，我几乎插不上嘴。不是他一直在说话，相反他的话并不是很多。只是我不知道该在他的话里插些什么话更合适。有时他的沉默都让我的话挤不进去。或许他的话与话之间绷得太紧，像一个蜘蛛网，你可以傻里傻气地冲进去，不过一旦冲进去了，就会困住自己，让自己难受。

我想，我该拒绝几次根嘎的邀请，毕竟我不怎么喜欢坐在圈门口和他摆些永远没有新鲜话题的龙门阵。这就跟看见一朵凋谢的格桑花一样让人厌倦。可每次他一喊我，我就觉得心里很躁。即使就像我说的，我并不想那么快就答应他，但是总觉得，有样东西牵扯着我，并且不去似乎还真不行。

当根嘎把有些话摆到沉默时，坐在他左边的我就有些不自在，甚至害羞起来。我是个非常容易害羞的人。虽然在有些事情上，我并不把害羞拿出来说，也不容易把害羞通过红晕表现在脸上。我的害羞藏在心里。

让我害羞的东西很多。一朵云从一朵云身边走过，我会害羞；一粒黄土从田坎上飘上天空我会害羞；一朵花开得太艳让我会害羞；一条沟渠里的水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让我会害羞；看见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在凹村的天上我会害羞。

我还害羞一个人的死。这些人，昨天在墙根前给我摆龙门阵 ，今天就走了。昨天没有说完的半截话卡在喉咙里，要想吐又吐不出的样子，让我感到害羞。我试过几次，走到那个说死就死的人面前，我想伸手去把那句还没有说完的半截话掏出来。那半截话会噎住他的一生。走到他跟前，我却下不了手。想了很久之后，我决定还是让他把那句话留到下一辈子去说。无论那句话是好话还是坏话，是说我的还是说给别人的都不重要。一些这辈子没有说完的话，留到下一辈子去说，旧话当新话，我想是一件好事。况且，每一个到下一辈子去的人，就像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希望遇见一个熟人，而那个上辈子没有把话说完的人，只要知道你也和他一样活到下一世了，会到处找你。他熟悉下一世的所有路，他会沿路打听哪一个村子多了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他向别人打听你的时候，按他的记忆给别人说，他不在乎你这辈子是不是有变化。找你是他这辈子的一种活法。

根嘎不知道我的害羞。我也没告诉过他，我害羞我们之间的沉默。

沉默时，根嘎拿出自家种的老烟，一口一口地抽。青烟从他嘴里跑出来，四散开去。那一口，我想他的灵魂是不是也随着青烟四散开去。

根嘎的沉默让我觉得我可以在他说的某些事情上歇一歇。哪怕没有必要歇一歇，我也得歇一歇。我找不到更好的理由让自己不歇一歇。

我喜欢在根嘎说的扎西的事情上停一会儿。我每次都喜欢在这件事情上停一下。说不清楚原因。自觉在这件事情上停下来会让我有收割青稞之后的轻松。

“扎西那龟儿子，就是不放下那个包。”根嘎讲扎西的时候，每次开口的第一句都一样。我说过，根嘎就是一个旧人，说的事情和话也旧。

“我对那个包充满好奇。有几次，趁扎西不注意，我掂量了一下那个黑包，啊啧啧，你简直不知道，那包重得要命。”根嘎说到这里会摇摇头，好像不摇头，听他讲的那人就不相信那个包的重量一样。

“有一天，他说他要去个地方。让我别跟着。我满嘴答应，但是我心里一直告诉自己，不跟着你扎西，我就不是根嘎。我看见扎西钻进了一辆面包车，我也跟了过去。我坐了一辆蓝色的出租车。扎西去的地方是天葬台。我到了才知道。我躲在一个角落看他。我的好奇远远超过怕他发现我的紧张。扎西从黑包里取出一包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我看见他把一些白色的粉末撒向天空。接着是一小撮黑色的头发，也被他撒向天空。黑发在风中打着旋儿，一会儿就不见了。风刮乱了扎西的头发，他像塔公草原上的一头黑牦牛。我把自己藏得很深，突然生起一种怕被他发现的恐惧感。老实说，我看不见扎西的脸，有很多东西在我心里翻腾。扎西在风中站了很久，最后对着风走的方向大声喊着：‘阿妈，你生前一直想来这里，今天我带你来了。’”根嘎把话说到这里，就不往深处说了。又是长长的一阵静默。

我说过我害羞我们之间的沉默。

沉默很久之后，他问：“是不是？”我答应他“是”。然后他又问：“是不是？”我不再回答了，我已经习惯了他说第二个“是不是”时就转过头看圈里的猪和牛。

后来根嘎死了。他死的时候，我和他坐在那个木板凳上。他还是在给我说那些不轻不重的旧话。不知道说到哪里了，他问我：

“是不是？”

“是。”我顺着他说。

接着，我在等他的下一个“是不是？”却再也没有等到。

我要给名声写封信

很早就想写封信。信不会太长，我不想让看见我信的人，觉得我是一个啰嗦的人。

我一生简单，如果在一封信上毁了自己，我想那是一件损人不利己的事。我很看重名声，我想和名声交个朋友。

但名声是谁呢？我不知道。

我想过名声的样子，高矮胖瘦都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她（他）说话的声音粗中带细，细中带柔，柔中又带沙哑。她（他）经常站在山坡上看凹村，凹村的一切都逃不过她（他）的眼。名声是不会老的，她（他）的记性很好，只要记住了，就永远不会忘记。

凹村人不怕老虎进村，不怕大雪吃掉庄稼，甚至不怕死。可他们最怕的是名声坏。一个坏名声的人就是一个罪人。

“名声是不会死的，它这辈子拖着你，下辈子拖着你，下下辈子还可以拖着你。只要坏名声黏上你，你的子子孙孙都会受到坏名声的影响。名声是件天大的事情，比你活着更重要。”朵噶老人坐在一块烂木头上，把话说得很重。他嘴里的口水沫从掉了两颗牙的缝里跑了出来。

“你看，然乌家的乌嘎想去牧场给凹村放马，村委会怎么都不同意，那是因为乌嘎家的父亲染上了偷东西的坏名声，别人不放心乌嘎。为啥拉拉卓家的水磨房都快烂空了，也没人到她家去磨面，是因为有一次拉拉卓趁别人不注意，偷了一碗面。为啥岗拉那年修臧房偷了木匠家一根老木条，凹村以后的老木条丢了，都怀疑是岗拉呢？”朵噶摇摇头，不想说下去了。

我听说过一些关于名声的事情。

公社时期，凹村书记召集大家到社里开会。凹村人喜欢开会，虽然他们不太懂书记在上面说些什么。不过村长早就招呼过：书记说话，大家别跟木头一样坐在那里，要响应。该点头就点头，该回答“哦”就回答“哦”，实在不懂，就看我怎么做。那次是开一次很严肃的会，会场很安静，具体怎么个严肃法，凹村人回忆说，那天村长很安静，下面的凹村人也很安静。他们早就学会了村长坐在最前面，他点头，下面的人才点头，他回答“哦”，下面的人才跟着回答“哦”。蚊子飞过的声音都能听见。正是因为太安静，卓玛放的屁才显得特别响亮。卓玛的屁是绕着弯、细声细气地从裤裆里传出来的。后来有人说，卓玛那天放的屁，和她唱的山歌差不多，很好听。书记停下正在讲的话，问下面的人，谁在哼歌？卓玛把头低得快埋进了土里。没有人回答。村长站起来气愤地问：回答书记的话？卓玛起身冲出开会的人群，回家吊死了。凹村人说：一个屁毁掉了卓玛的名声。如果卓玛不死，她也活不好。还是死了干净。

村东头，尼玛家祖上也有一个死在名声上的人。大家一提到那人，尼玛就跟谁红脸：那人不是我们家的人，她不配是我们家的人。尼玛家祖上的那人叫英朱，英朱死在一片玉米林里。英朱长得漂亮，人人都想娶她。到该嫁人的年龄，英朱却挑选了凹村最老实的人做老公。很多人想不通英朱的做法，但人人都羡慕老实巴交的英朱老公有福气。英朱的老公一辈子一副懦弱的样子，经常受人欺负。有人看中了他老公的懦弱，对英朱打起了歪主意。那天英朱去玉米林查看昨晚大风吹倒了的玉米，多吉一直跟在身后。到林子里，多吉直接抱着英朱，要了她。这件事情被在地里割猪草的凹村人发现，讲了出来。多吉的老婆来找英朱算账，英朱说出经过，多吉老婆不听，臭骂一顿不说，把英朱家弄得一团糟。走时，她还告诉英朱，为了洗刷掉霉运，她会让他老公在她家玉米林里放鞭炮。夜晚，多吉果真拿着一串鞭炮到英朱家玉米林里放了起来。鞭炮声响在凹村里，所有的人家都走出门看那片玉米林。英朱老公气得卧床不起，只从被窝里给英朱说：是你害了我们家，我们家的名声全被你坏掉了。你还不死，难道你有脸活在这里吗？那晚，听鞭炮响的凹村人，看见英朱从他们身边跑过，直接跳进山脚的大渡河。

说了这么多有关名声的事情，那么名声到底在哪里呢？我想见见名声，和名声摆摆龙门阵。

我走了凹村的很多地方，包括我最怕的那个小神子洞，也没有看着名声。

我想，人人都怕小神子洞，名声应该就躲在这里。这里不会有人打搅她（他）。

我在洞里呆了一晚，没见着名声，没见着小神子。这让我伤心。

我又想，既然名声在凹村无处不在，又能把凹村所有东西看在眼里，那么她（他）一定是呆在高处，俯看着凹村的一切。

我爬到凹村最高的山顶，坐在风中、雨中、阳光中等名声，我还是没有见到名声。

于是，我想到了写信。我的信可以不长，也没必要长。我说不出太长的话。那写些什么呢？我想想，要不就画一只乌鸦站在枯树上俯看凹村。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画乌鸦给名声，可能我觉得凹村人怕乌鸦，乌鸦和凹村永远保持着一段距离。这不是很像名声吗？

想好之后，我开始画画。

我画画的速度很快，一会儿就画好了几幅。我想几幅还不够，我决定每天画几幅站在树桩上的乌鸦寄给名声。我想名声能看懂我心里想说的话。

名声会因为我给她（他）画的乌鸦而感激我吗？

毕竟只有我真正搭理了名声。

磨一磨，日子就会越来越滑了

我家有一座老房。老房二楼有一扇木头窗户。窗户对面有条细溜溜的小路。小路边上长着彭错家的一堵老墙根。老墙的土灰扑扑的，想通了掉几粒，想通了又掉几粒。有人说，老墙的土是故意掉给凹村人看的。掉在地上的土，风一刮，就顺着那条小路轻飘飘地走了。谁都不知道一粒老墙上的土想去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这粒老墙上的土，会不会哪天想念凹村了，再回到这堵老墙根旁，哭上几声离开，或者干脆就落叶归根了。

小时候，经常爬上二楼的窗户看那条细溜溜的小路。从窗户上看那条小路，小路走不了几米就断了。我跑到院坝里看那条小路，小路在断的地方，长长了一节，在那一节之后，小路还是断了。我趁放牛的时候，爬到山顶看山下那条小路，小路比我在院坝里看见的长长了好多好多，它像阿妈拴在腰间的绿绸带子，一圈一圈地围着山腰往下转，直到走到大渡河边，顺着河流的方向，流向两座山的夹缝里，再次断了。

看不见小路的尽头，我重新回到木头窗户上，再不去关心路会走向哪里，也不关心彭错家的一粒粒灰土顺着小路走到哪里去了。我只关心那堵老墙上的灰土是怎样一粒粒掉给凹村人看的。

现在，我看这堵老墙已经几十年了。确切地说，在我还没有看见这堵老墙前，就在阿妈的肚子里听够了这堵老墙的故事。那时候，老墙还不算老，它与背后三堵老墙支撑起了彭错的家。阿妈经常半夜跑到老墙边，听彭错家的闲话。听闲话时，阿妈把脸和耳朵死死地贴着墙，彭错家的闲话从那堵老墙传进阿妈的耳朵。一堵老墙出卖了彭错家。七八岁那会儿，我跟着阿妈去听彭错家的闲话，回来时，那堵老墙的印记深深地刻在我的小脸上。阿妈说我太小，老墙不喜欢小孩。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和阿妈去听彭错家的闲话了。

彭错家的闲话太多。每次阿妈回来都会把听来的闲话讲给我们听。那时我想，彭错家为什么一到晚上就有那么多话要说。听得我都有点不耐烦了。很多的闲话中，我只记得阿妈说的那件事：彭错的老婆跟上了村里的多吉。后来想想，并不是这个闲话有多么重要，而是那天阿妈回来时的那股兴奋劲儿让我对它产生了兴趣。阿妈不断地在嘴里念叨着一句话：不可思议，真不可思议。她说彭错的老婆死不承认怀上了多吉的娃。

“娃的事情不是说不承认就真的可以结了。娃就像瓜瓜藤上的瓜，无论走多远，藤连着。谁都骗不了谁。”后来如阿妈所说，日子越往深处走，彭错老婆生下来的娃越像多吉。彭错觉得没脸，离开了凹村。彭错的老婆也觉得没脸，离开了凹村。他们的离开分先后。一个走了没多久，一个再走。像两片从竹林飘散开的枯黄的叶子，带着冬天的悲凉离开。他们走后，留下一条空空的小路让凹村人想。

凹村人想不出太多的东西。他们只知道，这两个人顺着小路走了。他们是在同一条路上离开，但是这条路总会在某一个地方分叉。路的叉也是这两个人的叉。

从此这两个人在凹村的地会荒，房子会荒，那还没有来得及摘下的果子会挂在树上，几个年头也掉不到地上。

“有些荒是看得见的荒，有些荒是藏着的荒，比如她们的前半生就是很多人看不见的荒芜。”村长忧伤地说。

后来经过几场大暴雨，彭错家的老墙跨了三堵，只剩下现在靠路边的那堵残墙了。谁都说彭错无论在哪里肯定都完了。那堵老墙白天夜里的立在那里。想通了掉几粒土，想通了又掉几粒土，像是在哭彭错的完蛋或者是在熬凹村的日子。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那堵老墙边多了一些晒太阳的人和狗。老年人把背靠着老墙，脸对着太阳。年轻人把背背着太阳，脸看着老墙。狗没有章法，一边晒够了，又去晒另一边。老年人说话，眯着眼对着太阳，年轻人的话通过一堵老墙瓮声瓮气地传给老年人。有些话在阳光下说得很透，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凹村人笑的时候，狗张着嘴喘着粗气，看看这个，瞧瞧那个，等笑声停止了，它们又把头贴在地上，听地下面的声音。

一只狗能听见地下的很多声音。有些凹村过去的声音早早就被埋在了地下。地下有另一个凹村。地上凹村忙起来时，地下的凹村也忙起来。只有一起忙的时候，很多声音才不容易露出马脚。狗最清楚，两个凹村是处在同一条平行线上。永远不会交织在一起。

有的狗听见地下的笑话，忍不住抬起头冲坐在老墙边的人叫。老墙边的人骂那只狗没有教养。拍它两下，说两句脏话。狗失望地把头垂下去了。以后听见再好笑的笑话，也都是自己偷着乐，不去告诉坐在墙根下的人。

墙根下的人话说完了，就默默地晒太阳。太阳往西边靠一靠，晒太阳的人就往西边挪一挪，每挪一下，多嘴的人就会引话：奶奶的，又下去了。话落出来，总不会空着没人接。一个人一接话，大家又有摆的了。

年轻人在老墙边耐不住性子，总磨不过老年人。一会儿走一个，一会儿又来一个。老年人舍不得走，他们每天要和太阳耗下去，用他们的话说：磨一磨，日子就会越来越滑了。滑点好，滑可以让自己在凹村的日子好过点。也有老人磨不过第二天的太阳。今天说太阳落山了明天再来，却再也没有来了。

老墙灰扑扑的土还在不停地往远处掉。总有一天，它也会磨不过明天的太阳。

那条我永远看不见尽头的小路，将会是一切离开凹村的路。

或许也是一切回归凹村的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