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真心为百姓 两篇奏状传后世

王杉杉

一

苏轼（1037-1101），眉州眉山人，字子瞻。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考中进士及第，先后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谥号“文忠”。苏轼几经沉浮，仕途十分坎坷，在各地漂泊了三十多年。政治上的失意并没有使苏轼消极颓废，相反，苏轼在地方漂泊的三十多年里，勤政爱民，主动为百姓谋福利，在赈济救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宋中后期，朝廷党争激烈。元祐六年，苏轼遭人诬陷，感到在朝中难以容身，对朝中党争产生了厌倦情绪，更不想与小人同流合污，于是请求调任，被派遣到颍州。苏轼出知颍州期间，夏季水灾、秋季旱灾、冬季雪灾。面对这种惨况，苏轼积极体察民情、赈济救灾、兴修水利，与百姓共度患难，为百姓奔走效劳。苏轼还不断上书朝廷，乞请减免灾民赋税，发放救灾钱粮。苏轼出任颍州知州的短短半年内，就在水利方面做出了三个贡献。苏轼上任的第一个贡献就是阻止了有害无益的八丈沟工程。陈州知州主张从陈州境内开一条三百余里的八丈沟，引颍河水入淮河，以削弱颍河洪水。苏轼得知此事后，不辞辛劳地奔波于颍河、淮河之间，进行了实地考察，多方面研究分析后，得出开八丈沟不仅不能解决水患，反而会使颍州倍受其害的结论。于是，苏轼三次上奏朝廷请求取消这项工程，朝廷接受了苏轼的意见，八丈沟工程因此被阻。苏轼阻止了八丈沟工程后，又对颍州城西的清河进行了疏通整治，使这条河流既能通航又能灌溉农田，这是苏轼的第二个贡献。苏轼在水利方面的第三个贡献是浚理和美化了颍州西湖，使颍州西湖能与杭州西湖相媲美。是年十一、十二月期间，颍州饥荒一片，而与颍州相邻的淮南地区，虽然年成稍好，但淮西提刑张榜禁止粮食过淮北。汝阴县百姓朱宪在淮南买了十六石晚稻，想要过淮河，却被望河栏头拦截，心有不甘，便向知州苏轼申冤，苏轼为了饥荒问题殚精竭虑，两次上《奏淮南闭籴状》，请求赈灾。

二

元祐六年十一月，经历了水灾、旱灾的颍州已是贫困潦倒、民不聊生。苏轼在《奏淮南闭籴状》中写道“本州今年，系秋田灾伤，检放税赋，百姓例阙谷种”，庄稼被摧毁，农民无粮无种。由于种子不足，百姓需要从淮南买进稻种。然而，面对百姓受灾，淮南地区却实行了地方保护政策，“禁止米斛过淮”。百姓不能将淮南的粮米运出，且淮南西路提刑下达规定：一石以上的粮米一律不准运出淮南，否则不但不放行，还要处罚，夜间甚至连一石以下的粮食都不准运出淮南。粮商因此不能将淮南的米贩卖到颍州，甚至连稻种也不能买卖。这种地方保护政策必然会影响商品经济正常运转，“今在市绝少斛斗，米价翔贵，本州见阙军粮，亦是贵价收籴不行。”集市缺米，米价上涨，导致军队都无法补给粮食。寄居在颍州的官户，“有田在光州界内，今年为颍州米贵，各令人于本庄取米纳税供家，并被本处官司立赏禁止，不放前来。”淮南官吏不仅禁止粮商运粮，连百姓自家的粮食也不准运。有的百姓甚至典当土地买米，可依然被拦截。“为本庄不熟，遂典田土得钱，于淮南收籴到纳税及供家吃用米四硕，被朱皋镇立赏勾栏，不令过淮。”淮南官吏的专治强权由此可见一斑，而朝廷却不加以制裁。苏轼不忍百姓受此压迫，亲自体察百姓，还主动与淮南官吏交涉，请求粮食放行，却只得到了朱皋镇官吏的回应。朱皋镇官吏只是陈述了淮南西路提刑下达的规定，表示不敢违抗上级指令，不愿意积极配合苏轼解决此事。苏轼经历过杭州闭籴事件，“臣顷在杭州，亲见秀州等处为官籴上供粳米违条，禁止贩卖，及灾伤地分，并不依条免纳力胜税钱，于官并无所益，依旧收籴不行，徒使百姓惊疑，各务藏蓄斛斗，不肯出粜，致饿损人户，为害不少。”当时百姓因为闭籴而惊慌，不敢卖米，致使很多人买不到米而饿死。因此，苏轼深知闭籴给老百姓带来的危害，对淮南闭籴十分重视。于是，苏轼两次向朝廷上奏此事，指出淮南西路提刑“违条立赏闭籴”的错误行为，同时，苏轼还汇报了颍州“城市阙米，农民阙种”的悲惨状况。苏轼在两篇短小的奏状中形象地描绘了百姓因闭籴而遭遇的艰难处境，例如，百姓朱宪晚稻被扣的不甘、官户无法取回自家粮食的无奈。他对百姓生活的细致描写也体现了他对民情的体察入微、对老百姓的深切关怀。面对灾情，苏轼选择维护百姓利益，直言上奏，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些官员为了自身利益，隐瞒灾情。在苏轼的《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就曾揭露过一些官员隐瞒蝗虫成灾是事实，“然吏皆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使蝗果为民除草，民将祝而来之，岂忍杀乎？”[1]众人皆知蝗虫是害虫，可这些官吏为了保住乌纱帽却说蝗虫无害，将百姓生计置之不顾。

《奏淮南闭籴状》（二首）实则也展示出了苏轼在赈济救灾方面的卓越才能。苏轼在这两篇公文中，提出了赈灾方针：以收购军粮的名义竭力储备粮食，“贵价收籴”，苏轼的这一方针是灾荒来临前的防御措施。官方收购粮食，是为了在危急之时能够开仓放粮，救济百姓；推行《编敕》中“免纳力胜税”的政策。这样做不仅能推动粮食的流通，还能降低粮食的价格，为老百姓减轻负担；鼓励灾民进行自救，支持在淮南有田的官户运粮食到颍州。淮南官吏为了维护地方利益，不顾颍州百姓生计。而苏轼鼓励百姓自救，是将百姓的生计放在了第一位。显然，相比于淮南官吏消极的闭籴政策，苏轼的主张更加理智、科学。苏轼一生始终关心着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在赈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还提出了许多其他赈灾方法。元祐四年八月，杭州、湖州、秀州、苏州、常州等七州遇灾，苏轼连续三次上书，《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记载道：“乞出自宸断，来年本路上解钱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余候丰熟日，分作二年，随年额上供钱物起发，所贵公私稍获通济。”[2]苏轼为百姓向皇帝请求减免一半或三分之一的钱粮，等丰收了再分二年补齐未缴纳的钱粮，同时提出禁止各州籴粮。在当时的社会，苏轼能提出这样的分期付款政策，具有创新意义。同时，实行这样的政策可以实现双赢，既减轻了百姓负担，又使政府不受损失。元祐五年，浙江大面积遇到灾荒，他连上八书，为解除百姓苦难积极呼吁。他倡议朝廷预先准备，“救灾恤患，尤当在早”[3]，提议“高价多籴常平米，以备来年出粜。”[4]苏轼还乞求朝廷免去浙西力胜税，提高粮商积极性，促进各地粮食的流通；同时，他从皇帝那里求得度牒给富民，让他们换取粮食，救济百姓。苏轼还注意到灾民的医疗，《康济录》曰：“元祐间，苏轼守杭，尝于城中创置病坊，名曰安乐坊。以僧主之，仍请于朝，三年医愈若干人，乞赐紫衣度牒一道。复买田，岁收租米千斛资之。”[5]因为提前筹划、赈救及时，这年的抗灾行动得到了良好的效果，“遂无一人饿殍者”[6]。

苏轼为颍州百姓做了许多好事。苏轼在颍州遭遇旱灾之时，还向神灵祈祷，“维元祐六年，岁次辛未，十月丙辰朔，二十五日庚辰，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军州事苏轼，谨请州学教授陈师道，并遣男承务郎迨，以清酌遮羞之奠，敢昭告于昭灵侯张公之神。”[7]祈雨虽是迷信活动，但在那个年代，苏轼诚心祷告的行为却是忧国忧民的表现。颍州签判赵德麟在《侯鲭录》卷四中记载了一则细节：有次，苏轼因为百姓的伙食问题一夜未眠，所以天没亮就召赵德麟去议事。苏轼“念颍人之饥，欲出百余千造饼救之。”[8]赵德麟提出：“义仓之积答数千硕，可以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数万称，酒务有余柴数十万称，依原价卖之，二事可济下民。”[9]苏轼听了他的意见，担心的事情终于有了着落。可见，苏轼时刻将百姓放在心上，百姓的问题无法解决，他便寝食难安。

三

状，奏议文体的一种，多用于下对上叙述事情。“状”的本意是“貌”，后引申为“陈述、陈说”。宋朝时，“状”成为那些无权使用“奏札”的官员向皇帝上奏用的公文。苏轼在写《奏淮南闭籴状》时，被贬颍州，不能上殿奏事，因此使用“奏状”。根据“状”类公文的内容和功能可以将其分为礼仪性的“状”和政务性的“状”。政务性的状主要用于议事、奏事、弹劾等，根据受文对象的不同，这类“状”又可以分为“奏状”和“申状”两种。“奏状”的受文对象为皇帝，“申状”的受文对象为上级官署。《奏淮南闭籴状》是典型的奏状，文风既有委婉通达、文辞优美的特点，也有平易近人、语言质朴的特点。皇帝每日要批阅无数公文，如果上奏的公文过于晦涩难懂，那么将会给皇帝的实际工作加大难度，因此奏状短小简洁、通俗易懂、观点鲜明的特点能提高行政效率。

《奏淮南闭籴状》（二首）从形式上看，文章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状头，写明时间和发文者。状头采用了固定模式，即“时间+所任全部官职+官员姓名+状奏”；然后是正文，上奏的原因以及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最后是状尾，套用奏议类文书的固定用语，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作为上奏给皇帝的上行文，惯用语要恭敬严谨，若是在祭文中，则大多是以“呜呼哀哉”作为结尾。苏轼的公文除了文章本身具有固定格式，文章标题也有固定格式，不同作用、不同形式的公文，通过标题就可以划分，例如，奏议类的公文有“表”“状”“书”；请示类的公文有“乞”；劝谏类的公文有“谏”。固定的格式对于公文的实际运用，起到了便于阅览的作用。

从内容上看，这是两篇想要阻止淮南官吏“闭籴”的奏状，正文的开头都是陈述了颍州百姓因“淮南闭籴”而遭受的困难。两篇公文虽然主题一致，但所陈述的重点不同。第一篇主要陈述了汝阴县百姓朱宪因稻种被淮南望河栏头拦截而延误了播种，以及颍州集市因粳米不得过淮南而缺米这两件事。第二篇主要陈述了淮南官吏张榜出示的处罚政策，以及颍州官户无法从淮南取米供给家用这两件事。表述完情况后，两篇文章都为解决问题提出了意见，第一篇提出允许商贩运粮食过淮河，同时免除“力胜税”，第二篇建议朝廷对淮南官吏的行为加以制裁。苏轼在这两篇公文中所反映的事件，既没有夸大、也没有瞒报。在陈述事件时，基本使用直接描写，没有多余修辞，使公文内容读起来真实可信，例如苏轼对寻访杨佶等人的那段描写，“寻勾到斛斗行人杨佶等，取问在市少米因依。其杨佶等供状称，问得船车客旅等，称说是淮南官场收籴，出立赏钱，不得津般粳米过淮南界，是致在市少米。”公文是要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的，所以内容必须真实可靠，不需要夸张、想象等进行修饰，所写内容要让接受者一目了然。且公文强调的真实是生活的真实，文学强调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所以文学可以进行虚构，而公文只能有什么说什么。

从语言上看，这两篇状语言简约，富有文采。苏轼受到唐代古文运动的影响，摒弃了南北朝时期过分追求辞藻华丽、声律协调、引经用典等形式要求。他写文章追求准确、精炼。在这两篇状中，苏轼多用散句，使文章更加通俗易懂、挥洒自如，例如“其杨佶等供状称，问得船车客旅等，称说是淮南官场收籴，出立赏钱，不得津般粳米过淮南界，是致在市少米。”简短的几句话，便将杨佶等人的话表述清楚。在表达方式上，叙述、议论、说明相结合，把要反映的情况、提出的意见有理有据地表达出来。如在第二篇状中，苏轼先叙述了颍州百姓的遭遇，然后通过“浙中闭籴”与“淮南闭籴”的对比等，议论了闭籴的危害。最后说明了上奏奏状的目的，即希望朝廷制裁淮南官吏的闭籴行为。公文写作中，文采虽然不是第一要求，但适当的文采展现可以使公文更加形象。苏轼公文中所展现的文采不是辞藻的华丽，而是语言的简洁深刻、富有蕴涵，内容的真实准确，富有真情实感。公文写作中只有注意好措辞才能准确的表达意见、传达指示、协调沟通等。在《奏淮南闭籴状》中，苏轼通过简单的语句、适当的修辞，将颍州百姓的窘境淋漓精致地表现出来。例如“淮南、京西均是王民，而独绝其糇粮，禁其布种，以至官户本家庄课，亦不得般取吃用，违法害物，未之前闻。”通过淮南、西京的类比，表现出了闭籴对于西京百姓的不公，同时，也展现出了苏轼对百姓生计的担忧，以及对淮南官吏闭籴的愤懑。苏轼在这两篇状中，都使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第一篇中用秀州等地闭籴的事件与淮南闭籴对比，警示朝廷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淮南闭籴，那淮南也将会遭遇秀州等地的灾难；第二篇中用张能、沈起“立赏闭籴”这件事与淮西提刑“立赏闭籴”对比，表达出苏轼渴望朝廷能够解决闭籴事件的迫切心情，也说明了官吏“违条立赏闭籴”带来的危害。

《奏淮南闭籴状》（二首）这两篇简短的公文既展现了苏轼忧国忧民的情怀，也表现出苏轼炉火纯青的写作技巧。通过对苏轼这两篇公文的赏析，给我们现代公文写作起了指导作用，不论是公文的结构，还是公文的语言、内容等，都有现代公文值得借鉴的地方。如公文要重实用价值、主旨要明确、语言要简约等。同时，苏轼的这两篇状体现了公文要立足社会、文质兼备的主张，在我们现代公写作中依然要发扬这两个主张。公文所反映的内容一定要立足社会生活，脱离实际的公文不仅不具备实用性，而且有可能造成文章接受者对实际情况的误解。文质兼备虽然不是公文写作的必要条件，但内容与形式的恰当结合，更有利于文章主旨的表达，也能使文章更加出彩。

苏轼的这两篇奏状作为陈情议事的公文，十分具有说服力。两篇奏状在反映民情时，都列举了实证加以论述。单纯的表述事实，只能让皇帝了解情况，而加上例证，才能让皇帝更加直观地、深刻地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学习苏轼巧妙利用例证，对现代公文写作有很大帮助。不论是上行文还是下行文，事实与例证相结合，都能让公文接受者更加信服，给公文接受者提供思考空间。同时，这种相得益彰的方法还能化抽象事情为具体，例如苏轼在陈述闭籴的危害时，描述杭州闭籴所造成的惨状，让危害的程度形象地展现了出来。苏轼的奏状讲究务实，不高举孔孟之道，而是反映切切实实的民生问题。苏轼作为一代文学大家，解读他的公文，能够为现代公文写作提供模版，使现代公文系统更加完善。

注 释

[1][2][3][4][6][7]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十二册，语文出版社，2001 年，第333页、第52页、第85页、第87页、第86页、第533页.

[5]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北京古籍出版，2004年，第814页.

[8][宋]赵令畤.《侯鲭录·墨客挥犀·续墨客挥犀（唐宋史料笔记）》，中华书局，2002 年，第119页.

[9]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