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发掘，古为今用：《文心雕龙》写作理论及其研究意义综论

王万洪

引言

当前，中国写作学会正在带领全国会员进行新时代写作理论的创新研究。笔者认为，创新研究的路径之一，是走“深度发掘，古为今用”的路子。这不是复古，不是裹足不前，不是闭关自守，不是菲薄今人，而是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脉搏，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中国写作学会下属各分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热烈讨论写作思维学、写作文化学、写作措辞学、写作行为学、写作过程论、写作美学、写作哲学，形成了一批论文与著作，大部分属于对古代文论的借鉴或对西方文论的平移，整合起来、自己原创的并不多。古人的智慧结晶，我们还没有学到手，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甚至还没有认识到古代写作学理论的高度、深度与创新方法论。

《文心雕龙》正是这样一部古代写作学巨著，迄今为止，中西方尚无任何写作理论著作可以与之媲美，尚未达到或者接近它的理论高度、论证深度、创新程度，尚未达到或接近它建构起来的严密理论体系、理论范畴与运用的组织方法原理，但当代的写作学研究很少从《文心雕龙》中汲取养分，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所以，笔者将《文心雕龙》严密的写作理论体系、完备的写作理论构成及其当代价值简述于下，以求抛砖引玉，得到各位方家的批评指正！

一、《文心雕龙》的写作理论体系

成书于南朝齐梁之际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写作理论的巅峰之作①关于《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是“龙学”研究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曾有文学理论著作、文学批评著作、子书、审美心理学著作、哲学著作、艺术学著作、写作学理论著作等多种不同的说法。根据其包含数十种文体且绝大部分为应用文体裁、讨论有关写作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等基本内容，笔者比较认可王运熙、王志彬、潘新和、万奇等先生主张的“写作理论“说。其余多种说法也各有理由，是值得参考的研究意见。，围绕《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主导思想、体例结构、专题范畴等问题，学术界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由此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龙学”，并具有世界性的影响。据李建中教授统计，每年所发表的“龙学”研究论文，在比例上占到了全部古代文论研究论文的40%以上，与“红学”研究一样，堪称显学。①李建中：《文心雕龙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体大而虑周。在《序志》篇中，刘勰自述其书之结构体系曰：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 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②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10-611页。

全书可以分为四大部分：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以“文之枢纽”目之，可称为枢纽论；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属于“论文叙笔，囿别区分”的文体论；《神思》到《程器》的二十四篇属于全面“剖情析采，笼圈条贯”部分，学术界一般将其分为创作论（《神思》至《总术》）与批评论（《时序》至《程器》）；最后是总纲性质的《序志》一篇，称为序论。③这样的板块划分，起自范文澜先生，百年龙学研究中对此多有论述，各家分类并不一致，对有些篇目的归属迄今争论仍存。范文澜、杨明照、王运熙、周振甫、杜黎均、祖保泉、夏志厚等先生各出己见。笔者采纳的主要是王运熙先生的归纳意见。根据以上主要内容的划分，可见以下理论体系的建构：

序言——《序志》——以驭群篇

枢纽论——《原道》－《辨骚》——文之枢纽

文体论——《明诗》－《书记》——论文叙笔，囿别区分——纲领

创作论——《神思》－《总术》——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毛目

批评论——《时序》－《程器》——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毛目

《文心雕龙》建构的这一“体大而虑周”的理论体系，仅在《序志》篇中，就可找到三大形成原因：

第一，全书是根据“大《易》之数五十”来设置全书的理论结构，序言总论一篇，其余四十九篇为具体之“用”，讨论“为文之用心”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表明《周易》是其核心理论来源。这在全书中有很多直接的证据，比如刚柔文气论、八体风格论、文学通变论、文学发生论等等，均出自《周易》。仅在《原道》之中，《周易》就经历了伏羲画卦、文王继作、孔子集其大成的历史发展脉络——实际上将上古所有最著名的部落首领、政治家、思想家、作家纳入到《周易》的作者之序列，纳入到儒家思想之体系——那么，《周易》丰富的内容和严整的体系，对《文心雕龙》产生重大的组织结构影响，岂不顺理成章？

第二，全书采用“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折中思维方法论，在论述的时候正反兼备、古今结合，从正、反、合的基本模式中演化出若干句型、专题、篇章，这是《文心雕龙》能够客观公正地论述古今写作现象的最主要原因，也是这本名著历久不衰、至今迷人的根本原因。它不受一时一地的局限，在几千年的历史时空中选取渔猎，在前代文论家的立论基础上新意频出。它的成功，离不开折中思维方法论。而关于这一方法论的理论来源，曾有若干佛学渊源说的论证文章，但考察中国古代诸子文献，其真实的理论来源，还是在古典著作之中，而以儒家中庸思想为根本。

第三，全书的写作目的极为清晰，立论的出发点很高，故能超越众说，自成体系。在写作目的层面上，是因为生命脆弱，在刘勰看来，一个人想要名垂青史，就应该立言不朽，而追思儒家孔子成为最主要的动力来源；在写作体裁层面上，注解经书的工作超不过郑玄、马融等汉儒，而文章的写作是军国、政治大事的体现，那就写文章，可以树德建言；在现实层面上，针对的现象则有两个：一是近代不良的文学创作，“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需要归正，于是主张《周书》之辞、尼父之旨，这是儒家经典在作品层面的标准；二是“近代之论文者”虽多，从东汉桓谭、魏文帝曹丕到西晋二陆兄弟，整整十家文论著作，没有一篇称得上是成功的，“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出现了碎、乱、不精、疏略等等弊端，反推过来，《文心雕龙》就一定是振叶寻根、观澜索源的著作，一定是“论述先哲之诰，有益后生之虑”的体系严密、内容全面、卓有建树的著作，由此决定了本书理论体系建构必须“体大虑周”，否则，刘勰批评那么多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著作，一旦《文心雕龙》写不好、超不过“近代之论文者”，他对自己都无法交代。

实际上，在具体阅读或研究的时候，一般将序论放在最前面，枢纽论紧随其后，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作为展开的主体，放在后面。这样安排的好处是由点到面，层层深入，可以清晰地看出《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从序言、枢纽、纲领、毛目的层级结构，以及立体地、全面地建构的脉络顺序。

二、《文心雕龙》的写作理论构成

《文心雕龙》围绕“为文之用心”展开论述，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以时间为纵向脉络的写作历史。《文心雕龙》论述写作历史时指出，天地万物自然成文，人类的生于天地之间，经过若干岁月的发展演化之后，才有了模仿自然而作图像文学的创举，实现这一创举的代表作家是伏羲，其代表作品是先天八卦。这是上古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仰观俯察、取法自然而创制文学作品的起点，事见《原道》篇。自此以后，《文心雕龙》记述的人类写作历史历经三皇、五帝、三代、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未完），在齐梁成书之际，号称“九代”之文，其纵向的时间轴，大约有一万年历史。事见《才略》《时序》等篇。因为具有这样宏大深远的宇宙意识和历史意识，刘勰才能够在博大的历史视野下纵意渔猎、深刻比较、取精用弘，使《文心雕龙》在古今中外的同类著作中居于理论全面、体系严谨、成就最高的位置。

第二是以空间为横向坐标的文学区域。当代学者将中国的主要文化区域划分为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关陇文化、江汉文化、巴蜀文化等八大块，将八大块反推到《文心雕龙》，我们会发现，该书对当代文学地理学界提出的秦陇、三晋、齐鲁、巴蜀、荆楚、吴越、燕赵、闽粤八大文学区系皆有涉及，而以位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前六者为主要空间区系。当然，在《文心雕龙》成书的时代，并没有今天八大块的说法和区分，但刘勰身处南北朝对立的特殊历史时期，他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分裂、区域分野的历史见证者。在《文心雕龙》中，论述到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前汉、后汉、晋室南迁以及江左、皇齐文学的时候，带有鲜明的区域分野的意味，特别是《诗经》十五国风与《楚辞》，不仅有内容、写法、风格等差异，仅从命名上看，其地域区别就尤为明显——《物色》篇就指出：屈原创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外在的“江山之助”！

第三是有关写作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内容。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具有四大要素，分别是世界、作者、作品与读者，这四个要素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①[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这一理论在世界文学研究中都广有影响。但是，将四要素论与《文心雕龙》的写作理论体系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在向上的理论高度和向下的操作性方面，它们就显得比较薄弱而且笼统了。《文心雕龙》的论述涉及到写作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

1.写作动力论。在《序志》篇中，刘勰自述创作《文心雕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树德建言，立论不朽。将近1500年的时间证明，他确实做到了！在萌生了写作本书流传后世的想法时，刘勰记述了两个梦：“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①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10页。第一个梦，是一个高飞彩云的美丽之梦，表明了作者内心的崇高理想和文学美丽的精神品格②文学的“美丽精神”一说，由王岳川先生的“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一说演化而出，王先生是以汉字的书写之美看待中国文化（意蕴、视觉）之美，《文心雕龙》论述文学特质，重美尚丽，主张文学的美丽精神，这与当时的时代风气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与南朝崇尚文学、为文华丽的时代风气息息相关的。第二个梦，是梦见孔子，“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举着周代大红的礼器，代表本书是在儒家雅正的礼乐制度规范下的选择。我们知道，刘勰原籍山东，祖辈在战乱中迁徙江东镇江，他在梦中跟随孔子从北向南，实际上是自己从黄河流域的齐鲁大地来到长江南岸的吴越之地的写照③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陶礼天教授多年来积极主张从文学地理学角度研究《文心雕龙》，并产生了部分成果。在2017年8月初的第十四次龙学年会上，陶礼天教授作了《〈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研究（上篇）》的报告，回答了“《文心雕龙》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包括哪些”这一宏大的设问。笔者以为《文心雕龙》包含鲜明而众多的文学地理因素，本课题中间或出现的地理、区域之论，即受陶教授启发而来。。向孔子取法，这是他将孔子当做自己的精神导师、决心传播雅丽的文风、写作《文心雕龙》这本书的根本动力！④参见笔者博士论文《文心雕龙雅丽思想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2年。本文中有关雅丽文学思想及其在《文心雕龙》中批评运用的说法，均为笔者所论。

2.文学起源论与审美本质论。文学起源于自然，与天地并生，与日月、山川、草木、云霞、林籁、泉石、龙凤、虎豹等同时存在，而且采集其精华，在天地人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在从西部地区的伏羲、大禹、周公到东部地区的孔子等上古杰出人才的共同努力下，经历了图像文学、口语文学、文字文学等不同阶段的漫长发展，不仅具有很大的功能，“为德也大矣”，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辉事业，彪炳辞义”，而且天然地具有审美的本质属性，“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这是《文心雕龙》全书主张尚美尚丽的理论渊源。在刘勰看来：一切文章都具有美的属性、美的创造、美的风格，这一渊源，最终仍然落实在经历伏羲、文王、孔子而成书的《周易》一书。事见《原道》《情采》等篇。

3.文学史论。《时序》可称第一篇中国简明文学史，其文从陶唐开始，历经有虞、大禹、西周、春秋战国、有汉、曹魏、两晋、南朝宋、皇齐的“九代文学”，历时数千年，众多的时代、作家、作品构成了精彩的文学史，其中的“江左”等历史阶段，还有文学地理学的意味。在数千年的文学历史发展中，将全中国范围内的文学发展历史进行梳理，这是《文心雕龙》的独创。稍微考察一下从帝尧到皇齐的部落联盟的核心地理空间或都城位置，就可以发现：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历代文学发展的主要地理空间；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则是“近代文学”不断转移、变化的新的区域。除《时序》外，《通变》论述历代文学的时代风格特征与继承、新变的问题，以及《原道》论述从伏羲到孔子的上古文学发展问题，都具有史论意味。李建中教授认为《文心雕龙》充满了史学意识，《原道》篇即可看作一篇简明的上古文明史。⑤2017年8月初，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十四次年会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举行，在8月6日下午的大会报告中，李建中教授作了《龙学研究四通》的报告，提到了上述观点，特作说明。笔者对此深以为然。

4.写作对象论。上古部落领袖、帝王将相宣扬美德、刻石记功、封禅勒铭，著名作家抒情咏物、宣泄感情、歌唱谣辞，普通人物发表议论、记录琐碎、日常生活，等等，只要能够进入写作的东西，都可以是写作的素材或对象。在《文心雕龙》中，但凡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都是广义的文学写作，其对象当然也包括天地自然等一切内容。《原道》认为伏羲仰观俯察，受河图启发而画成八卦，这种图像文学也是一种写作行为，而且是“肇自太极”的“人文之元”；大禹受洛书启发，制定了历史上第一部政治法规《洪范》，属于文字文学的经典；《正纬》认为纬书与经典同源，也是河图洛书、神秘文化的衍生物；《明诗》认为抒情言志、政治军事、妇女感伤、玄言创作都是诗歌的内容——凡此等等，不一而足。《物色》篇以“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的外物感染论为中心观点，将引发写作情思、灵感、激情的因素归于“天高气清”“霰雪无垠”“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于是“《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继而“《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重沓舒状”，发展到汉代，“长卿之徒，诡势瓌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从先秦的北方《诗经》到南方《楚辞》，再到汉代辞赋大作，最著名的诗赋文学，莫不是描写自然景物的产物。而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则走向了片面、浮浅的景物描写之途。对于地理、山川、景物的描写，贯通了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全部文学体裁重要的取材对象，其成败得失与当代发展，正是《文心雕龙》得以建构批评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归正商周，取法丽则，摆落丽淫。这其中，以“长卿之徒”为代表的辞赋创作，是最主要的作品批评对象；扬雄在《法言》中提出的“丽淫丽则”审美论，被刘勰直接拿过来演化为“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成为诗赋对比、文学批评的核心标准。他们在作品创作与理论创造方面，为《文心雕龙》写作对象论的建构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5.写作枢纽论。在本书的前五篇中，以《宗经》为核心，褒扬经典“六义”，批评“楚艳汉侈”，原道征圣，尊经抑纬，提倡骚体之新变，得出合观诗骚的雅丽文学创作纲领①创作纲领一说，由王运熙先生提出，是指《文心雕龙》序言中论述的“文之枢纽”，即写作的核心指导思想与创作原则。，这是褒美“郑伯入陈”“宋置折俎”的区域国别文学，融合《诗经》《楚辞》南北文风，化合以诗骚为代表的古今各类文体，创造全新理论的总结性成果。《正纬》篇论述纬书之起源，与经典共同“原道”而来，而“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洛之地，就成了上古文学发生的核心起源地。在北方儒家经典之后，发展到南方楚辞体裁，特别是屈原的一系列作品，在内容上“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它们作为后代辞赋作家的模仿对象，“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有鲜明的文学地理差异，也是具体写作的操作性体现。事见《征圣》《宗经》《辨骚》等篇。先秦儒家的周公和孔子，在《征圣》中被认为是最著名的作家；汉代儒家大师扬雄在《宗经》篇中作为理论批评建构的来源出场，“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扬雄关于“五经美文”“丽淫丽则”的论述，成为《文心雕龙》证明儒家经典有文采之美的直接来源，“丽淫丽则”不仅引出经典“六义”之“六则文丽而不淫”，而且广泛地运用于《诠赋》《情采》《夸饰》《物色》等篇，成为《文心雕龙》的核心审美批评主张之一。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王褒联袂在《辨骚》篇中出现，他们是学习屈原楚辞最成功的作家，在“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②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1页。这一全书之“枢纽”理论中③王运熙先生称这一原则为创作论的总纲。从全书来看，这一原则可以归纳为雅丽文学思想，在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中均居于主导地位，是《文心雕龙》一以贯之的基本文学思想，即全书之“枢纽”。，成为刘勰选拔出来的两位代表作家，是古今文学的标杆式人物！这就表明《文心雕龙》所论“文之枢纽”，包含着历史动态因素和古今新变规律，刘勰是积极主张新变的，当然，类似楚辞、汉赋这样成功的新变，不能离开儒家经典和儒家思想的归正，需要雅丽结合，才能成功。

6.文体创作论。《文心雕龙》专列文体论二十篇，讨论三十余大类、八十余小类的古今文体及其历史演变、成败得失与创作要求，在从古到今的各类文体变化中，处处体现“原始以表末”的历史意识，“释名以章义”的寻根意识，“选文以定篇”的精品意识和“敷理以举统”的理论意识。从二十篇文体论中，不仅可见历代名家名作，还可以看到各类文体的不同写作技法和写作纲领，顺流而下，《文心雕龙》下半部分中的创作论、批评论诸篇，均以这二十篇厚重的文体论为基础建立起来，审美风格论、创作技法论、作家作品批评论的根源都在这里。事见《明诗》到《书记》诸篇。而贯通这二十篇文体论的根本理论，或者说核心创作纲领，是儒家思想。比如，在《乐府》篇中，多次出现《韶》《夏》雅乐与郑、卫俗乐的对比论述，刘勰本着尚雅贬俗的态度，对郑、卫之声多次批评指责，甚至建安曹氏父子的文学之作，也被视为不雅之作：“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①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82-83、65-66、97、108、123、432、447、456、465、484 页。并用这种态度评论历代乐府，如“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雅声浸微，溺音腾沸”“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乐府》篇的“原始以表末”部分在对音乐文学发展的整体历史梳理中，贯穿着孔子雅乐郑声、尚雅贬俗的理论主张，以及季札观乐与荀子的《乐论》《毛诗序》《乐记》的诗乐政教理论。在其余的文体论篇章中，儒家思想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比如《明诗》认为诗歌创作的根本要求是：“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②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82-83、65-66、97、108、123、432、447、456、465、484 页。四言“雅润”与五言“清丽”的结合，就是雅丽的风格。刘勰指出“华实异用”，即以雅润为质实，清丽为华美，既包含了文质之分，又指出了诗歌发展由质趋文的整体趋势，与《原道》“英华日新，文胜其质”、《通变》“从质及讹”的整体趋势是一致的。《诠赋》指出辞赋创作的纲领要求是：“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差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③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82-83、65-66、97、108、123、432、447、456、465、484 页。辞赋创作的“大体”有两点：一是“睹物兴情”的创作“物感”说，这是与《原道》《物色》贯通而与《乐记》《文赋》相接的观点，认识到了文学创作的内容来源与写作的本质；二是“丽词雅义”的雅丽标准，刘勰主张“义必明雅”与“词必巧丽”的理想状态，这是对辞赋创作提出的总体要求，是《文心雕龙》雅丽思想在文体论中的直接运用。因此，在本篇的赞语中，刘勰直接运用了扬雄“丽淫丽则”之说，主张辞赋创作要“风归丽则”，成为既雅且丽，“衔华佩实”的作品。辞赋“丽词雅义”的创作“大体”，在《文心雕龙》中凡是涉及到辞赋问题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其影响。《辨骚》篇主张《诗》《骚》结合，华实结合；《情采》篇在“为文造情”与“为情造文”的论述中指出辞赋虚诞淫丽；《比兴》篇认为辞赋“比”体太过；《夸饰》篇认为辞赋夸而不当；《物色》篇指出“辞人之赋丽以淫”——凡此种种，既可以看到“风归丽则”“丽词雅义”对辞赋创作若干问题的规范，更体现了雅丽思想对《文心雕龙》全书的贯通。《颂赞》指出：“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雅容告神谓之颂。风雅序人，故事兼变正；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④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82-83、65-66、97、108、123、432、447、456、465、484 页。《祝盟》指出：“凡群言务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⑤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82-83、65-66、97、108、123、432、447、456、465、484 页。这类关于文体创作的例证，在二十篇文体论中数不胜数，在此不赘。

7.写作技法论。集中于《镕裁》到《总术》十九篇中，综合论述了有关写作的诸多技法，以裁剪、声律、篇章、对偶、比兴、夸张、用字、语病修改、引用、对比等为主，鲜明地体现了本书作为写作学著作的性质归属问题。这些技法，有许多是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的，不仅时时可见诸短小的文句，而且有许多长句与宏论，带有极为鲜明的思想倾向，任举数例证明之：

《声律》：《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衔灵均之馀声，失黄钟之正响也。⑥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82-83、65-66、97、108、123、432、447、456、465、484 页。

《丽辞》：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⑦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82-83、65-66、97、108、123、432、447、456、465、484 页。

《比兴》：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⑧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82-83、65-66、97、108、123、432、447、456、465、484 页。

《夸饰》：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长，理自难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⑨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82-83、65-66、97、108、123、432、447、456、465、484 页。

《练字》：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⑩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82-83、65-66、97、108、123、432、447、456、465、484 页。

《隐秀》：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①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95、406、406页。

以上例证之中，既有写作技法规律论和技法渊源论，比如《丽辞》《夸饰》《练字》《隐秀》技法之来源于天地自然；也有区域与国别文学论，比如《诗》、《诗》人、楚国、《楚辞》等；还有文学发展脉络之论与写作技法的传承，比如“依《诗》制《骚》”之说；更有写作对象的取材，比如“图状山川，影写云物”等内容的描述。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写作技法论部分只是谈技法的，这一部分的十九篇专文，实际上是包含有关写作各方面问题的综合论述，这是继二十篇文体论之后，最为集中的写作问题专论。其中的若干专题，带有众多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儒家思想内容。仅仅以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为代表的巴蜀文学家及其作品为例，即可看出这一特点：他们不仅在各类技法论中均作为扛鼎之对象出现，是当时热门的写作技法如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指瑕等的代表，这些文学家在冷门技法如练字等专题之中也作为汉代最著名的文字学大师出场，是历史上编纂字书、运用奇字、创作辞赋最成功的杰出人物。

8.以上全书序论一篇、枢纽论五篇、文体论二十篇、技法论十余篇、文学史论一篇、写作对象论一篇，就已经占到了全书五十篇之中的四十篇以上，而考察剩下的风格论、作家论诸篇，仍然包含着非常鲜明的儒家思想。比如，儒家经典“典雅”的风格是《文心雕龙》全书综论所有作家、作品、时代风格的最高标准，《体性》篇说：“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将一切文章的最高风格标准树立起来。《定势》论文体风格说：“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②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95、406、406页。要求后世作家在学习、创作的时候，一定要以儒家经典著作为标准。这是诗骚对比、《诗经》典雅与《离骚》华艳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在《情采》《比兴》《夸饰》《物色》中多次直接出现过，而刘勰采用的办法是合观统照、化解对立，走向雅丽结合之路：“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③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95、406、406页。《通变》篇高度概括地论述历代文风时说：“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以商周雅丽文风为上古纯质、后代文缛这两端的折中标准。而在作家作品的范围内，汉末魏初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一文“典雅逸群”（《诏策》），是学得最好的，《风骨》篇称之为“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是取法经典、学习经典的结果。在各类文体的创作范围内，章、表、奏、议的写作因为直接事关国家治理等军国大事，是文出五经之后，在功能上的最佳代表，故而要求“准的乎典雅”。《才略》篇论述上古名家名作，常常出现“五子作歌，辞义温雅，万代之仪表也”“吉甫之徒，并述诗颂，义固为经，文亦足师矣”“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马融鸿儒，思洽登高，吐纳经范，华实相扶”等直接的论述。在详细论述两汉四百余年文学发展史之后，给出了四个最伟大的作家：“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向、雄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司马相如、王褒、刘向、扬雄，是刘勰笔下的汉四家，巴蜀文学家占据了三个席位，而且鲜明地体现了从“役才而不课学”到“引书以助文”的变化：由天赋纵横到熏染儒家经典。

上面简单讨论的若干方面，实际上只是《文心雕龙》论述较多、体现较为鲜明的内容，还有许多涉及写作的其他问题，比如：

9.写作思维论。集中于《神思》篇，散见于文体论、技法论等其余篇章。

10.写作过程论。即“物—意—文”的写作行为论④在当代写作学界，写作过程论也称写作行为论，研究写作从前到后的全过程，主要有“物、意、文”的双重转化说、三级飞跃说、知行递变说、三阶段说（前写作、显写作、后写作）等理论成果。，见于论述“三准”说的《镕裁》等篇章。

11.写作主体修养论。集中于《体性》《养气》《程器》等篇，要求作家具有才、气、学、习的综合写作能力，对先天禀赋与后天修养都有较高要求，平时注意涵养身心，培养写作状态，并在品德高度、写作动力与“为文有用”等方面提出了严格要求。

12.写作风格论。集中于《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等篇，散见于文体论诸篇与技法论诸篇，综合论述了刚柔、八体等共时风格与作家情性风格论、作品文体风格论、时代风格论、风格理想等诸多问题。

13.写作鉴赏论。集中于《知音》《才略》《程器》等篇，散见于全书各处。

14.主导思想论。集中于《序志》与枢纽论诸篇。本书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广泛吸收了先秦道家、魏晋玄学等哲学思想与书画、音乐等艺术理论，在万千作家作品中独尊儒家，显示了作者在六朝儒学式微的大环境下复归商周、宗法两汉的文论观。

15.组织体系论。以《序志》篇提出的“大《易》之数五十，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为理论基础，与之对应的是全书共分五十篇，其中具体内容四十九篇，序言一篇。由此可知，《周易》是《文心雕龙》组织体系的方法论渊源所在。

16.思维方法论。主要指写作全书采用的“折中”思维方法论，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全书客观公正地取法百家，正反对比，合观统照，从而独出机杼，创新立论，这是我们今天研究该书、写作论文时都必须要注意采纳的方法。这一方法的主要来源是儒、道、兵、法等先秦诸子名著中的中和思维方法论，也包括后来的佛典思维方法论。

17.雅丽文学思想论。综合全书内容，可以抽象出一条贯穿全书的理论红线：雅丽思想。这条隐伏在《文心雕龙》的理论红线，是全书从序论到枢纽论、从文体论到审美论、从创作论到批评论的理论核心，是《文心雕龙》在总结古代写作学理论的基础上原创的最重要理论，不仅救弊当时，成为对汉魏六朝“文学自觉”的“自觉”，而且具有显著的当代价值。

上述各个方面，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文心雕龙》的写作理想，在远景上，是想复归“商周丽而雅”的文风，因为这是儒家礼乐制度建立的时代，是儒家五经“圣文雅丽，衔华佩实”的主要产生时代；在近源上，是突出乃至独尊汉代思想与汉代文学，因为汉代是儒家地位上升、孔子称圣人、儒家著作称经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文学成熟并大量涌现的时期，其得失为刘勰提供了正反两面的批评依据。没有这两个前提，儒家思想及其代表人物、代表著作不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居于优越的先在位置，不可能拥有两千余年的特殊地位，《文心雕龙》也就不会独立地、坚定地展开自己注经不成、改为文章的立言不朽的写作理想。

回到有关写作的属性论述上来。写作，最核心的是作家与作品，在《文心雕龙》中，伏羲、尧、舜、伯益、后稷、大禹、周文王、周公与孔子，是《原道》篇论述上古文明史、上古写作学史举证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显然，他们不是今天纯文学意义上的作家，主要的身份应该是政治家、思想家，时间跨度从原始社会早期到两周交汇之际，但刘勰认为他们才是最伟大的作家。在《征圣》篇中，刘勰认为写作应该“征之周孔”，周公与孔子是最优秀的代表作家，周公制订礼乐制度，孔子删述儒家六经，仍然以政治、思想为写作的主要内容与批评标准。在《宗经》篇“文出五经”的定论之后，我们发现一切上古名作均汇聚到五经之中，一切后代文体都从儒家经典中生发出去，五经成为渊薮。这样，前述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成为儒家典籍中的代表，成为写作上的著名作家。儒家思想统摄了《文心雕龙》各方面的写作要素，被确立为全书鲜明的主导思想。

这样的统摄，有利也有弊，仅以“文出五经”为例说明之。我们从《易》经中可以看到源自伏羲、历经文王、成于孔子的《易》学历史渊源，以及《文心雕龙》组织全书的思想体系与关键范畴，诸如通变、刚柔、八体等，这是全书的组织结构与理论范畴之源；从《书》经中可以看到尧、舜、禹与夏、商、周的政治得失与历史事件；从《诗》经中可以看到夏、商、周的区域国别诗歌、音乐文学、风格差异和孔子选定诗篇的中和标准；从《礼》经中可以看到儒家先贤早已将伏羲、五帝、大禹、夏、商、周的历代著名政治领袖纳入自身体系之中；从《春秋》经及其三《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以齐鲁儒学、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历史观、思想观与政治观：一句话，上古一切皆我源，后代一切皆我有！包括几十种文体及其写作技法、美学特点的千百变化，虽万变而不能离其宗，这个宗，即儒家思想。这是其有利的一面。在齐梁政治动荡、军事不振、佛教昌盛、儒学衰微、文体讹滥、审美流弊的时代背景下，《文心雕龙》远溯先秦、近取两汉，高举儒家思想理论大旗，其目的就是要归正文学发展的不正之风，使之健康、有序、雅丽地发展下去，那就必须坚定立场，复古返本，归正于儒。

通观文学发展史，我们知道，刘勰坚定持有的“文出五经”的观点，源头上始自孔子，历经荀子，汉代王充等众多思想家都有明确的论述，但只能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才能成立。因为这一观点带有强烈的规定性色彩，这种规定性是建立在汉代儒学为宗的政治思想体制及其影响之下的。刘勰所举的五经与集大成的作家孔子，并不能代表文学发展的真实状态。以《易》为例，据《帝王世纪》等诸多文献记载，伏羲画八卦之后，历代皆有其学，神农氏重之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重而申之，分为二《易》；在夏代因炎帝曰有《连山》，商代因黄帝曰《归藏》，周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是谓《周易》①皇甫谧：《帝王世纪》，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孔子的集大成制作，也远未穷尽，比如郭沫若先生就以为《易传》最终成于战国荀子。至少在《文心雕龙》成书之前，汉代、魏晋时期的《易》学，是学术界的显学，是《易》学史上的两大高峰时段。刘勰对汉魏《易》学成果多有征引，比如《声律》篇“声有飞沉”之说，即有京房易学“飞伏论”的理论背景；其余“四象精义以曲隐”“余味曲包”、刚柔、八体、风骨、隐秀等，皆有明显的上古易学与汉魏易学的成果在内。但他不予承认，不便提及，只肯将孔子作为《易》学的最高峰，实际上终结了、否定了易学的后续发展。这是其弊端与局限性。

既然从主导思想到具体的写作内容，《文心雕龙》在宏观与微观层面均以儒家思想为宗法，那么，它的文学主导思想，就应该是与儒家经典一致的文学思想——“圣文雅丽，衔华佩实”。笔者曾对此有过一定程度的研究，提出并证明了这一大胆假设。

综上所述，《文心雕龙》的写作构成要素主要是：一是时间上纵论从古至今的写作历史；二是空间上总论历代不同的区域版图；三是内容上涉及有关写作的方方面面；四是指导思想上以儒家思想为宗，并能化合百家，为我所用；五是创作、审美与批评上以雅丽思想为核心。

三、《文心雕龙》写作理论的当代价值

当代写作学研究参与者众多，取得了较多的有影响的成果。在具体研究方面，特别是写作技法、写作批评、写作教学、文体写作方面，裴显生、林杉、万奇、马正平、潘新和、洪威雷、史为恒等学者已有较多成果问世，这其中的部分成果借鉴、转化了《文心雕龙》的写作学理论；在整体研究方面，杜福磊先生出版了《中国写作学理论研究与发展》，王志彬教授出版了《20世纪写作理论史》，蔚天骄先生倡导建立当代写作理论体系。跨学科研究方面，从神话学、哲学、军事学、文学地理学、新闻传播学、西方文论视野（如拉康理论视域、世界诗学视野、区域国别文学视野、文本话语体系、比较文学视野、符号学）等角度进行《文心雕龙》当代价值研究的成果也有不少。但真正从写作学理论建构角度出发，借鉴、转化、运用体系严密、构成丰富、深度创新的写作理论巨著《文心雕龙》的研究并不多。以当代写作学理论建构成果最为丰富的四川师范大学的写作与思维研究所为例，马正平教授进行了写作哲学、写作文化、写作美学、写作思维、写作行为、写作分形、写作措辞、写作禁忌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全面论述了从底层的哲学到中层的审美与思维再到表层的措辞与表达等问题，使得当代写作学理论体系的大厦得以建立起来①参见吕峰、马正平：《在重建中崛起：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现代转化》，《现代中文学刊》2005年第4期；孙绍振：《中国当代写作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建筑——评马正平主编〈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S4期。，并鲜明地体现了吸收西方文论、转化古代文论，去弊整合、为我所用的特点。这其中，马正平教授对古代文论、古代写作学理论的借鉴、吸收与转化、整合是很多的，但不得不说，对《文心雕龙》及其写作理论涉及甚少。因此，笔者认为研究《文心雕龙》，从其丰富的写作理论体系中学习、借鉴，转化、运用于当代写作理论建构和文学艺术创作与评论中，不仅具有可操作性，还有助于建构并深化当代写作理论体系。试以《文心雕龙》阐述的写作动力论与写作思维论证明之。

其一，写作动力论。《序志》篇明确告诉读者，《文心雕龙》的写作动机有三：一是求得令名，刘勰以为生命脆弱，为了“树德建言”，一定要写本书留下来，这是《左传》的“三不朽”说与孔子、司马迁、扬雄等人“名德”思想影响的结果；二是方向选择，写作最好是进行注解儒家经书的工作，但是前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很难超越，刘勰认为“文章之用”是儒家经典的“枝条”，功能巨大，于是选定写作“文章”；三是写作的针对性，刘勰写作“文章”，不是写诗赋之类的文学作品，而是写理论专著，专门研究“为文之用心”，针对当下文坛讹滥的离本趋势而发。近代文学不遵守经典的根本规范，形成了很严重的弊病。因此，《文心雕龙》的直接写作动机就是为了纠正文坛当下的不良创作，间接动机则是为了著书留名，以求不朽。这就首先确立了一个尊崇儒家、崇古抑今的基调：古代经典是好的，近代文学是该批评的——魏晋“文学自觉”时代大量的文学创作，不入刘勰法眼，可见刘勰的文学思想标准，一定会高于“文学自觉”时代的理论水平。

带着明确、清楚的写作动力来完成本书，这种发自内心的一定要超越前人的理论建构动力，是《文心雕龙》名垂青史的基本原因，而当代写作学理论建构的若干研究者中，只有极个别的学者以“写作学理论建构”为基本动力和出发点。但不同于欧美大学，中国写作学学科地位始终无法独立，写作学研究于是留不住人，其结果，当然就是出不了成果，至少不能像语言文学那样出成果。但愿这一状况能得到有效扭转，中国写作学的研究才会后继有人！

其二，写作思维论。上世纪80年代以来，高楠先生首倡写作思维研究，他指出：写作思维不是线性的，而是具有非线性的特征，因此，“物—意—文”的双重转化或三级飞跃写作过程论不是写作的真正状态，这是第一次从操作层面进行写作思维真实状态的论述。稍后，王东成、马正平等学者对此有较多论述。马正平在80年代末期提出“非完成线性”的概念，在90年代初提出“写作分形论”的自我生长、复制理论，在90年代末提出重复与对比的赋形思维、路径思维模式，在本世纪初提出非构思写作学原理，新近则提出以默会知识为写作技能训练基本方法的新论。以上当代写作学关于思维原理的研究成果，其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特别是解构主义理论在写作学界产生的一系列“非非主义”学说；二是古代哲学、艺术学、文学中关于思维、创作的相关理论，比如庄子逍遥游、陆机写作思维论、苏轼随物赋形论等。因此，西方文论的中国转化、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占据了当代写作学思维理论建构的半壁江山。

然而，无论是庄子的逍遥之游与鲲鹏物化之变，还是司马相如“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思维状态论，或者是最早由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物—意—文”的写作过程论思维，再或者是苏轼、郑板桥主张的随物赋形、心无成竹的自由创作状态论——它们都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最多表现了写作思维的某一阶段的具体状态，而没有将写作思维的整体、贯通状态融为一炉；更多地体现了天赋才情的决定论的属性，而不具有一般写作者都能掌握的可操作性；主要针对纯文学与艺术创作，而较少涉及应用文体、事务文书、公文写作与论文写作；主要是模糊论述，而不是针对特定文体的具体表达；主要表现的是写作思维中非构思乃至不构思的一面，而忽略了大部分写作需要构思甚至需要反复构思的真实状态——凡此种种，在《文心雕龙》的写作思维理论中，却都包含并有着深刻的论述。

首先，最为鲜明地体现在《神思》篇中。该篇详细论述了写作思维的基本特点、写作思维的养成问题、言意关系问题、写作思维的不可言说性、作家思维的迟速问题、作家思维“博而能一”的训练问题以及灵感思维的养成问题等，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最全面、最深刻、最具理论性的思维论专篇。如果与《养气》篇综合观照之，则更可以看出刘勰对写作思维养成、创作实际心态、主题修养方法论的深入独到之处，曹顺庆的硕士学位论文《文心雕龙的灵感思维》论之甚详，可参。

其次，以《神思》篇为起点，开启了全书下篇创作论对写作思维的专项论述。

1.整体构思中的思维。《附会》篇论篇章结构：“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元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①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25、519页。本部分论述“附会”在写作中的必要性及基本原则。刘勰强调，“附会”的工作，就像“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一样重要，写作之前，谋篇布局、轻重判定，必须考虑清楚。他认为构成作品的情志、事义、辞采和宫商四个部分，情志是最主要的，其次是表达情志所用的素材（事义），辞采和音节虽是更次要的组成部分，但和人必有肌肤、声色一样，也是不可缺少的。必须首先明确这个原则，才能轻重适宜地处理好全篇作品。刘勰要求作者从大处着眼，有全局观点。最后在文末提出，必须写好一篇作品的结尾，使之“首尾相援”，才能达到理想的地步。从真实的写作状态来说，这种严格布局、首尾照应、前后圆合的要求，是对写作思维的严格要求、严密控制、严谨表达，写作思维绝非随物赋形、心无成竹，而是严谨而严密的。因此，刘勰在充分论证思维的不可把握、言不达意或灵感状态的非构思思维状态之余，更看重构思论乃至严格的思维理论，将二者合并起来看待，充分应对了写作中不同的真实思维状态，整个论述是合理的、严谨的、充分的、可信的。

2.写作过程中的思维。《镕裁》篇指出：“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②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25、519页。这种对前写作、显写作、后写作不同思维状态的论述，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理论性，更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远比陆机《文赋》中的“物—意—文”的粗线条、模糊的写作思维阐述清楚明白，也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作学界提倡的双重转化、三级飞跃理论更具有实践操作意义。

《镕裁》是全书的第三十二篇，《附会》是全书的第四十三篇，正处于《文心雕龙》创作技法论的一首一尾，这不是偶然的，刘勰先论述写作语言的裁剪问题，结尾论述篇章结构的总体布局问题，写作由语言表达开始，由文章的总体布局结束，中间论技法，除了若干修辞理论，就是不同的思维理论。在完成《附会》后，以《总术》篇来对十几篇创作论进行大总结，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严密的篇章结构布局能力。此外，刘勰在《物色》篇举例实证，深刻地论述了“物—意—文”的写作思维，在《章句》篇中详细论述了微观措辞思维，在《知音》篇首次提出了读者批评思维及其操作模型，这些都是带有原创性的写作思维理论。类似的情况，例证繁多，此不赘述。

3.与上述间或出现的分散式论述不同，《序志》篇作为全书序言，集中论述了以下三种思维方式：

第一是在阐述全书的组织结构体系时所运用的整体思维。《序志》篇通过刘勰自述其书之结构体系，我们可以看到，《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采用“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的《周易》数理来确定篇目数量，吸收道家的“自然之道”来作为论文根本，以儒家圣人和经典为论文之体、宗法之经，吸收纬书、《离骚》的优点，在思想上广取各家，为我所用，因而立论深刻，论述充分，见解独到。“论文叙笔”部分采用“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综合立体方法，篇目众多，“囿别区分”，比《序志》所论之曹丕、陆机等十家文论细致、完备、深刻。“剖情析采，笼圈条贯”的二十四个篇章，论述思维论、风格论、技法论、文学史、心物论、鉴赏论、修养论等有关写作的全方位问题，并且非常具有可操作性——这是曹丕等十家所不可比拟的。刘勰以为“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也就是说，前述十家的文论主张，最多不过是“铨序一文”而已，远没有达到“弥纶群言”的地步。“弥纶群言”就会“照隅隙，观衢路”，文论功能与影响上就会“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述先哲之诰，益后生之虑”。《文心雕龙》论述写作之道，理论体系完备充分，在功能、影响上确实比上述十家更高更深，而且迄今没有任何文论专著可以超越。

第二是提倡折衷的思维方法并贯通全书。刘勰自述写作本书采用的方法论是：“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文心雕龙》自觉使用“惟务折衷”的思维方法，这是其理论水准超越前人的最根本原因。“折衷”方法论源出儒家、道家、兵家，刘勰也有可能借鉴了佛家的“中道”思维。①关于《文心雕龙》“折衷”方法论的渊源，“龙学”界有源出佛家与源出儒家之争。源出佛家的意见主要是认为“折衷”方法论是龙树“中道”论的产物，以张少康先生的论述最为充分，张辰先生等同持此说；源出儒家的研究者认为“折衷”观念是儒家“执两用中”“分而为二”“中庸之道”“折累中平”的产物。除此之外，笔者认为道家也有中道思维，体现为正反对比的辩证思维模式；兵家也有奇正结合、正反结合而取其适度与适中的思想，实际上，“中道”思维是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一种传统思维。因此，片面地说“折衷”思维方法出自儒家或者佛家，虽然都有各自成立的理由，但是如果注意到《文心雕龙》思想驳杂而以儒家为主导这一点，就应该采取合观各家的方法来讨论“折衷”方法论的渊源。这本来也是刘勰自己提倡的一种论文方法。刘勰认为上述十家文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不全面，不完整，因此《文心雕龙》要以全面完整为目标，超越他们。《定势》篇批评刘桢片面推崇“壮言慷慨”的阳刚风格而忽略柔性美的风格，所使用的就是折衷方法，其说曰：

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是楚人鬻矛誉楯，两难得而俱售也。②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06页。

文体风格多样，评论家应该全面掌握，并总群势，兼解俱通，方为上策。《章句》篇引用陆云的四句话，认为应该“折之中和”，方可“庶保无咎”。因为折衷方法的使用，刘勰还在《知音》篇中提出了鉴赏的正确态度和“六观”的操作方法，尽管有曹丕“文人相轻”的影响，但是理论见解绝非曹丕可比。

第三是囊括历代的史论意识。自孔子以下，《序志》篇纵横历代，在西汉、东汉、三国、魏晋注经、论文名家中举证取舍，直到证成己说。受此影响，刘勰在《原道》篇论述文学发生的时候，一一列举出“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的历代著名作家，包罗了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禹、周文王、周公、孔子等最著名的人物，可以看作一部简明的文明发展史。在《通变》篇论述历代文学内部发展的继承与新变关系、《时序》篇论述“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简明文学史、《明诗》到《书记》篇论述八十余类分体文学史，都表现出鲜明、深刻、准确的特点。

上述关于写作动力与写作思维的探讨，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文心雕龙》的卓越理论价值，更有助于写作学研究界认识其当代价值。简单地说，《文心雕龙》写作学理论的当代价值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创作论。当代写作主要分为文学写作与应用写作：文学写作面临创作大众化、作家围城化、传统消解化、形式多样化、载体网络化、手法西方化等新的改变，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庙堂文学与民间文学难以和谐，写作主体涵盖一切能打字的人，客体选择前所未有的多，创作心态前所未有的浮躁；应用写作也面临大环境、文体、工具、样式、载体飞速发展的改变。《文心雕龙》以优美的骈文写就，措辞高明，内容全面，结构立体，对写作的方方面面都有深刻的论述，全书所涉及到的文学体裁和应用文体裁达80余种，论述到的作家有160余家，作品800余篇，全面、立体、有深度，是当今各类写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作品宝库，在写作动机、思维方法、主体修养、客体选择、技法锻炼、文体创造、风格选择等方面，是值得借鉴的。

第二，批评论。当代文学批评主要参照西方文论，具有不同于传统文论的理论性、逻辑性、新颖性、指导性等特点，但在经济至上、片面西化、文论失语、浮躁焦灼的评论大环境下，二十世纪的中国学者，尚未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批评话语体系，也就是说中西结合与古今转化失衡，文学批评做到借鉴他人尚可，但鲜明的可操作性和理论原创性则比较弱。《文心雕龙》早就阐释清楚了的批评理论，应该被重视起来，运用起来，结合西方的批评理论，不仅可以操作，还可以在古人基础上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评论话语，乃至话语体系。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这是可以期待的。

第三，审美论。在创作表面繁荣而精品极少、评论话语失衡且自身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的当代文坛，写作美学思想的研究成果极为匮乏，玄幻消极、黄色暴力、虚无消沉、缺少精神正能量的作品充斥着大众文学市场和青少年阅读圈。《文心雕龙》及其雅丽文学思想在当代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崇尚雅正，辨析丽辞，言之有物，创造美文，将思想性和艺术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文学审美领域，在写作美学建构方面，在文艺思潮引领方面，在继承和运用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方面，是相当重要的。当代写作学研究应该高举雅丽文学思想理论大旗，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批判当代社会和写作现象中的一些浅薄的、俗气的、丑恶的和反文化的东西，重视文化发展中的人文维度，将文艺审美问题、写作学问题纳入到理论研究、审美运用的范围，以贯通古今的宏观视野，审视《文心雕龙》审美理论的卓越成就，思考其当代运用意义，正确地审美创造，创造出既有美丽精神，又有雅正思想的作品。

结语

以上所论，是笔者对《文心雕龙》写作理论体系及其构成要素的粗浅认识，当代写作理论创新建构需要借鉴古代优秀写作理论，其具体的研究深度和创新探究，乃至全新的写作理论的建构，绝非这篇小文所能囊括。笔者有信心，在全国写作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之下，新时期的中国写作理论的创新建构，能得到完满的研究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