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十”“卐”的原始物像:欧亚草原天鹅岩画图像语言解析

2018-12-10 00:59冯斯我王毓红
关键词:欧亚岩画天鹅

冯斯我 王毓红

(1.暨南大学文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2;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 广东广州 510420)

除欧亚草原的岩画,尤其是贝加尔湖沿岸的查干扎巴湖湾岩画、阿雅湖湾岩画①以及伏尔加河支流奥卡河下游的布拉茨卡娅·卡达岩画和奥涅加湖岩画②外,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岩画里罕见有天鹅图像的岩画,也即天鹅岩画(见图1)③。除本文第一作者认定的一幅曼德拉山天鹅岩画外(见图2c)④,中国境内迄今为止被人们明确标明含有天鹅图像的岩画只有两幅(见图2a、b),它们都分布在乌兰察布岩画里⑤。虽然数量少,但是,世界范围内天鹅岩画在分布上所呈现出来的这一显著特征本身就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研究。本文拟主要综合运用图像语言学、艺术学、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通过对欧亚草原天鹅岩画图像语言语法规则及其所展示出来的特征的剖析,跨学科阐释其本质、功能和意义。

图1

图2

与一切视觉图像语言一样,非常有限的形式元素点、线、面也是欧亚草原天鹅岩画图像能指层面结构的基本形式元素。这意味着两点:一是我们可以把所有欧亚草原天鹅岩画的图像语言进一步切分成相对独立存在的、最小的、最基本的组成要素或称之为图素;二是每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欧亚草原天鹅岩画图像语言都能被切分成同样的构成成分。“它们都能被归结为点、线、面这三个可鉴别的、有区别性的形式要素或能指要素。”[1]17这里所说的点状形式元素可以是实线结构,也可以是虚线结构。它们通常用来结构天鹅形象的头部(如)或嘴部(如)等其他部位(如);线状形式元素则存在着粗细、直曲、短长之别,它们一般与其他形式元素组合构成天鹅图像,有时也独自结构出天鹅图像,诸如、、等;面状形式元素一般有实面和虚面之别,二者大多由各种线构成,形状多样,有三角形、长方形、半圆形和不规则形,它们主要用来结构天鹅形象的主体躯干。从图1我们可以清楚明了地看到:正是点、线、面自身及其相互之间多样化的搭配组合结构出了欧亚草原天鹅岩画,并形成了它在能指层面上相互区别的三大系统,即基本上由线与面、线以及点、线、面结构的天鹅岩画。大多数天鹅岩画属于线与面或点、线与面两个系统。这表明单个欧亚草原天鹅岩画图像语言内部存在着两种基本语法规则,即线与面或点、线与面之间的组合。

而导致同一系统内部各个天鹅图像之间差异性的根本原因则是另一种语法规则,即内在形式结构的变化。例如,图1里的与以及与,这些天鹅图像的形式元素都是线、面,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区别较大。有些用以结构天鹅形象头部的看似点状的形式元素,其实它们和用以结构天鹅形象脖子的直线或曲线实际上是同一条线,准确地说是勾状曲线。因此,如果说、与、两组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虚面与实面上,那么,两组内部各个天鹅图像之间的区别则主要体现在内在形式结构上。如第一组里不仅用以结构天鹅形象脖子的曲线长度和形状不同(较长且向前伸,较短且直立或略微弯曲),而且和里看似相似的虚面结构与内部亦不同(前者由四条半圆形曲线和一条横线构成,后者则由三条半圆形曲线和一条横线构成)。点、线与面系统的天鹅形象也如此。例如,都是呈飞翔状,、与、的内在形式结构完全不同:前一组面向左,后一组面向右。有一条腿,没有腿,与均呈正在起飞状的

从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可以识别的图像或图形出发,则欧亚草原天鹅岩画里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语法规则,即复合,也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个图形之间的联合。如图2、图3所示。前者是中国境内内蒙古乌兰察布和曼德拉山的天鹅岩画⑥,后者是俄罗斯境内的。

图3

这些岩画里都有一个由两个图形联合结构的天鹅图形,即天鹅彼此之间以及天鹅与马的复合结构。在这些复合图形里,两个单个图形所表示的形象或者部分相交织,如图2c天鹅形象下面的翅膀与位于其前面的马形象的臀部、图3c右上面人形象的右臂与位于其右上角的天鹅形象的前胸部之间(即)以及图2a两个天鹅形象之间(即、)相交织;或者相互包含,如图3a里的,图形与之间虽然存在着间隙,也即它们彼此相对独立,但是,我们很难把它们视作两个图像,因为包含在天鹅形象长而弯曲的脖子内。因此,如果我们把图1里的天鹅图像称之为单个图形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图2、图3里类似、的图像称之为复合图形。无论是单个天鹅图形,还是复合天鹅图形,它们都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拥有两种基本类型的天鹅形象——具象与抽象。具象天鹅图像往往与实际生活中的天鹅肖似,抽象的则介于似与不似之间。欧亚草原岩画里的具象天鹅图像非常象形,我们一望便知(如、);复合的也如此,如图 2c、图 3d里的、。抽象天鹅图像有点、线类的简单形式,如图3d里的、,也有复杂的图形,如图3c里的、、、。

第二,绝大多数具象、抽象天鹅图像的整体形状都包涵或可以再次抽象出一个形态多样的、酷似数字“7”的形状(如里的、里的),有些干脆就是“7”形(如图3d⑦里的、)。它代表着天鹅形象的头部和脖子部分。这表明对制作者来说,仅仅头部和脖子部分就足以代表天鹅,二者之间的组合结构与数字“7”同形同构,本质上就是形态各异的“7”。而我们常见的具象天鹅图像也基本是拥有“7”形的、类。因此,我们可以把整个欧亚草原里的天鹅岩画图形统称为“7”形天鹅图像,或者说数字“7”的原始物像。

第三,可以再次组合。单个、复合“7”形天鹅图形都是自由图形,也即可以与其他各种类型、形态的单个图形组合。如图2、图3所示:单个天鹅图形和复合天鹅图形、具象天鹅图形和抽象天鹅图形之间可以组合;复合天鹅图形和具象、抽象图形等可以组合。这种组合就是欧亚草原天鹅岩画里的句法——如果我们把线与面结构、形式结构变化以及点、线与面结构、单个图形之间的联合称之为词法的话。与词法一样,它也有千变万化的形态。下面,我们将详细剖析之。

完全由一个天鹅图像构成的独体欧亚草原天鹅岩画非常罕见。大部分是天鹅图像与其他图形之间组合的“合体岩画”[1]34-36。如图4所展示的是位于奥涅加湖边红色岩石上的天鹅岩画。

图4

在一块相对独立完整的岩石上面,存在着大小、形状不一的图形。它们整体大致呈纵向左右组合,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以天鹅图像为主的天鹅岩画(准确地说是合体天鹅岩画)。左右两边主要各有8个、2个图形(即上面形状最大的不明物体和下面的抽象天鹅形式)。由于自然风化,个别图形基本已经剥落,如位于右上面形体最大的一个已经很模糊,位于左下面一个象马之形的图形的右上角也有一个轮廓不清的抽象形式。比较清晰可见的是左边的图形,即五个天鹅图形、一个马图形和两个抽象的点状图形(即、、、、、、和)以及右边最下面的一个抽象天鹅图像,即。因此,与其说合体岩画是我们人为划分出来的,毋宁说是欧亚草原天鹅岩画自身显现出来的。它展示出了欧亚草原合体天鹅岩画所具有的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就天鹅图像本身而言,参与组合的基本是“7”形。如图4里五个天鹅图形都是“7”形,图3d六个天鹅图形里有五个是。而图3a、图5里的、、、、也是。

图5

形态多样的具象、抽象“7”形天鹅图形不仅都可以参与组合,而且它们可以位于整个岩画空间里的任何位置。一般来说,我们是依据上下语境,判断抽象天鹅形式的。如从整个图4,我们不难把、和、四个抽象形式判断为天鹅形式。这里所说的“语境”既是就每个相对独立的天鹅岩画里的所有成分(也即图形)而言,也是就整个欧亚草原天鹅岩画而言。这就是说,当我们判断某个图形是否是天鹅图像时,我们依据的不仅是某个天鹅岩画的上下文,更立足于整个欧亚草原天鹅岩画。例如,如果充分考虑到图2a、图2b以及图2c所展示的天鹅岩画分别位于乌兰察布、曼德拉山上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把图6上下两个岩画里形态不同的“7”字形视作抽象天鹅图形,因为它们同样位于曼德拉山上。事实上,由于天鹅图像在贝加尔湖、奥涅加湖沿岸的集中分布以及相似图形在类似语境中的反复出现,因此,大凡类似数字“7”形的抽象形式,我们都可以看作抽象的天鹅形式,如图3d里的、。

图6

第二,存在着两种基本句法。(1)天鹅岩画里的“7”形天鹅图形往往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的形式,整体大致呈纵向上下排列组合。这种组合里,可以是清一色的天鹅图像(如图2a),也可以是天鹅图形与其他图形的搭配,如图4里的点与马图形。换言之,它们很少单独孤立存在。像图3b、图5那样只有一个天鹅图像或天鹅图像零散分布的岩画并不多见。(2)在整个岩画空间里,天鹅图像往往具有前景化效果,图5类很罕见。除成组出现本身就显得突出外,还存在着另外两种情形:一是在那些由包括天鹅在内的多种图像构成的岩画里,天鹅图形往往单个形体比较大或形象的形体比较特别,如图3b里的以及图 3c、图 2c里的、;二是在那些基本由天鹅图形组合的岩画里,一般有一个“7”形天鹅图形十分令人瞩目。它们不仅形体较大、内部形式结构独特,而且位于整个岩画空间的中心位置,如图3a、图4里的、。

第三,“7”形天鹅图形可以和多种类型及其他形态的图形组合。以图5为例,它们可以与形态多样的象人之形的图像(如、、、、等)、象动物之形的图像(如、、、、、等)组合,也可以和各种抽象形式组合(如、、、、等)。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具象或抽象“7”形天鹅图形是一种自由形式,它可以多样化的形态参与合体岩画的构成。而合体岩画里的每一个天鹅图像都只是整个岩画里的一个组成成分而已。它们可以独自或与其他图形搭配组合出另一个合体岩画。这种合体岩画是欧亚草原天鹅岩画的主体。在这种岩画类型里,每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图形的意义是由与之搭配组合的其他图形的意义决定的。这意味着:只有在与其他图形的关系中,我们才能判断岩画里“7”形天鹅图像的意义。

合体天鹅岩画内部图形之间的多种搭配组合,尤其是其图形及语法上的显著特征(如“7”形、天鹅形象的前景化、呈组排列和搭配的多样化等),在展示出欧亚草原天鹅岩画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同时,向我们昭示了制作者制作它的目的。单纯的模仿、再现或写实不是答案。贝加尔湖、奥涅加湖等地固然天鹅多,但这样的地方全世界有很多。单纯的艺术表现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完全由天鹅构成的岩画很少。人们并非为了天鹅而雕刻天鹅岩画。因为很多天鹅岩画属于情节岩画。这就是说它们不是单纯地展示了什么,而是讲述了某种事情,如图5里天鹅形象与各种复杂图形之间的组合向我们展示出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的联系;或者间接地暗示或象征了什么,如在欧亚草原岩画里,以七层“梯子”“塔”等形象暗示出抽象数字“7”或“七”概念的岩画不少。其中与天鹅图形联系在一起的格外引人瞩目。如图7⑧所示。

图7

图7上半部分有纵向排列的一个天鹅组。它由七个“7”形天鹅图形组成(最上面的形象呈飞翔状)。与之搭配的是很奇特复杂的人、鹿、羊和牛等形象以及抽象图形。下图也如此。这是一个复杂的抽象图形和一个“十”字状象人或鸟之形的图形的组合。复杂抽象图形是七个大小不一的“”形联合结构的复合图形,其中最上面两个“”的棱角各有一个典型的数字“7”形(共四个),它们分别与“”形紧密相连,形成了四个比较典型的“7”形欧亚草原天鹅岩画图形。这使我们很容易把这个复合图视作七重天图像,因为“鸟本来就是天上的”[2]109,而“”与“天似盖笠”“天似穹庐”的说法相符,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上所说的盖笠形⑨。欧亚草原天鹅岩画里经常同时出现的太阳或月亮、星辰等图形也印证了天鹅岩画与天之间的某种联系(如图8所示)。

图8

最早研究欧亚草原岩画的苏联考古学家一致认为贝加尔湖、奥涅加湖天鹅岩画与人们关于天的观念密切相关。如B.И.拉甫多尼卡斯明确指出,奥涅加湖无数“天鹅岩画与天的观念有关”。“岩画中常常画有象征太阳的圆形,有时画有投向鸟形的光线,有时在鸟身上还画有虹”⑩,K.д.拉乌什金亦认为卡累利阿岩画中天鹅岩画占显著地位,不是偶然的,因为这种鸟在卡累利阿古代居民神话中与太阳有关⑪。

天鹅与天之间的联系揭示了人类古老的一个观念——灵魂不灭。阿尔泰语系各民族普遍视死者如生者,相信“死亡即由此世渡彼世,其生活与此世同”[3]36,并认为“死人的灵魂有时会化作颜色特殊的天鹅”,升入天界⑫。欧亚草原考古发掘的大量天鹅器物均是出土于墓葬的随葬品。诸如出土于俄罗斯阿纳杰耶夫墓地、我国黑龙江新香坊金墓和内蒙陈国公主墓以及牛河梁、兴隆洼沟遗址的等等。其中,以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北区墓葬出土的玉天鹅、兴隆洼沟第一地点7号居室葬出土的雕刻有天鹅图像的人头盖骨牌最为典型。前者“墓室内出土的随葬品8件,其中玉器6件,绿松石坠饰2件。玉器计有天鹅1、斜口筒形器1、玉人1、镯1、环2件,分置于墓主人头、胸、腰腹部位”[4]403;后者“葬墓主双耳佩戴玉玦,胸部和右腕部各出土1件人头盖骨牌饰”[5],而人头盖骨饰上雕刻有天鹅弯颈回首的图像。二者引发人们思考的地方有两点:一是为什么只有整体呈扁薄板状、用淡绿色玉石刻成的玉天鹅被置于墓主人头部(准确地说是头顶上);二是为什么天鹅图像被雕刻在人的头盖骨上。假如我们充分考虑到位于人体最上面的头距离天最近的话,那么,其上放置或雕刻天鹅形象的行为就生动地诠释了天鹅渡亡灵的观念。天鹅正是将死者灵魂载入天界的载体。

天鹅与死者灵魂之间载与被载的关系,在岩画里也有反映。如图8所示[6]35:该岩画里有11个天鹅图像、一个月亮图形(位于左下面)、三个人图形(呈“一”字状横向排列,位于右下面)、两个复杂的像绳子一样的抽象图形(位于最上面)、一个抽象动物图形和一个象羊之形的动物图形(位于最左边)。无论是数量、形状大小,还是内部形式结构,天鹅图形在该岩画里都显得十分突出。尤其是位于整个岩画中间的是一个形状最大的、倒立的“7”形天鹅图形。其他10个天鹅图形分别位于它的上面和右边:上面从左往右,分别是三个形状较小且呈向右上角倾斜排列的抽象天鹅图形、两对两两上下组合的天鹅图形;右边从上往下分别是两个一大一小呈镂空状的天鹅图形、一个倒立天鹅图形(它与三个人图形搭配组合)。而形态各异、比较典型的众多“7”形天鹅图形与月亮、人图形之间的搭配组合展示的是一个天鹅引领亡灵升天的情景。与图5里的一样,图8右边三个头部画有角状物的是做法时的萨满巫形象。另一个看似人形象的其实是死人或灵魂。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图形,而是与位于其上面的天鹅图形联合结构的复合图形。尤其是在这个复合图形里,联结象人之形的图形和天鹅的是一个长长的棍子状“一”字形,它被学者视为通向天堂的“天柱”[7]53。象人之形的形象姿态表明他挥舞着双臂,正兴冲冲地沿着“天柱”、迈着大步向上行走。因此,天鹅、“天柱”与象人之形的图形三者搭配组合的、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复合图形,具象地展示了天鹅与亡灵之间载与被载的关系。这种关系由于围绕着复合图形的其他天鹅图形的存在,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天鹅是渡亡灵升天的神鸟,于是,天鹅便与属于北天星座的天鹅座(其整体形状像展翅飞翔的天鹅而得名)联系在一起⑬。这种观念渊源深厚。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拉斯科、阿尔塔米拉洞穴岩画里就出现了鸟图形。“在不列颠和欧洲,天鹅和鹅替换掉了近代的早期新石器时代传说中的秃鹰,作为将亡灵带入或带出北方天国的鸟类,与天鹅座相联系。这种信仰和仪式从新石器时代延续下来,一直传承到罗马时代及之后。”[7]103瑞士、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以及周边地区和中国境内与天鹅有关的岩画、考古发现证明:这种“信仰和仪式”盛行于整个欧亚草原[8]26-33。如从图9所示的瑞士北部新石器晚期的天鹅岩画中[9]168,我们看到了具象的与,抽象的与等欧亚草原普遍的“7”形天鹅图形,也看到了三只独特的由众多“7”形天鹅图形串联结构的天鹅船、与⑭。

图9

天鹅船形象地表现了中国古代天鹅座的观念,即把天鹅的腹部想象成渡船,称天鹅座为“天津”或“天潢”。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特殊的复合“7”形天鹅图形,也即天鹅船,视作中国古代上述观念的原始物像。欧亚大陆各民族、各文明之间历史悠久的、巨大的相互影响由此可以窥见一斑。不过,由于地域、民族、文化等的差异,上述观念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些许变化:欧亚草原同时存在着天鹅和鹰岩画。相比之下,天鹅岩画集中分布在以俄罗斯以及周边地区为代表的境外,鹰岩画则主要分布在以内蒙古为代表的中国境内。尽管如此,它们的功能是相同的,即都是渡亡灵的神鸟。因为在整个欧亚草原岩画里,鹰与天鹅图形绝不同时出现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合体岩画里。这就是说有天鹅图像的岩画里绝对没有鹰图像,反之亦然。分布的地点也表明它们是与死者有关的鸟类。如贝加尔湖沿岸石崖上的天鹅岩画点至今依然是布里亚特人的祭祀之地,而有天鹅岩画,特别是集中分布着鹰岩画的曼德拉山四周都有墓葬。

然而,天鹅之于人类的意义远远不止引渡亡灵。它还具有最高的宇宙学意义。包括岩画在内的大量考古发现及各种文献资料充分证明:欧亚草原上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自古以来普遍崇拜天鹅和数字“7”。首先,包括岩画在内的世界上与天鹅、数字“7”有关的考古发现大都集中在欧亚草原。诸如俄罗斯沙伊金古城遗址与中国境内的牛河梁遗址、兴隆洼沟第一地点聚落址、赵宝沟遗址、小山遗址、黑龙江新香坊遗址出土的天鹅器物以及贝加尔湖岩画、奥涅加湖岩画、阴山岩画、巴丹吉林沙漠岩画、乌兰察布岩画里发现的天鹅、数字“7”形图形等⑮。其中牛河梁第一地点——最高规格的神庙祭祀遗址出土的泥塑天鹅翅膀、第十六地点红山文化积石冢出土的完整玉天鹅以及赵宝沟遗址的天鹅遗骨最引人瞩目。考古学家们一致认定从兴隆沟文化、赵宝沟文化至红山文化时期“有一脉相承的最高规格的鸟神——天鹅崇拜”[10]29。其次,天鹅形象经常出现在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宗教、神话、民间故事和民俗里。例如,生活在贝加尔湖沿岸、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和岫岩满族自治县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巴尔虎人和满族人至今流传着天鹅始祖的神话,其习俗禁止人们捕捉、杀害、食用天鹅。萨满在举行宗教仪式时要吟唱天鹅祖先的颂诗。霍里人的风俗是,天鹅飞过帐篷,母亲就让孩子朝着飞过的始母鸟泼牛奶⑯。

而欧亚草原上的人们对天鹅与“7”的崇拜又与北斗七星、北极星、天鹅座密切相关。红山文化的许多地点都发现刻有北斗七星的岩石,如城子山遗址、黑龙江双鸭山市炮台山遗址都有同样的北斗星图案布局[11]。内蒙古翁牛特旗白庙子山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北斗七星岩画[12]。该岩画基本以大小、形状不同的圆圈状抽象形式描绘了星体。除此之外,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古代北斗星图,大都以具象的鸟、鱼、龙或蛇动物形象象征天象。如山东滕州出土的北斗星象画像石、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太一将行图”等。类似图像,我们在欧亚草原岩画里也能看到。这些岩画里不仅鸟、鱼、龙或蛇图形同时出现,而且其中的鸟大都是天鹅形象。如图5、图10⑰所示。

图10

欧亚草原岩画里比较常见的两种抽象图形,即“十”“卐”(带钩的十字)图形,也与天鹅或鹰有关。它们形态繁多,诸如巴丹吉林沙漠岩画里的、、、、、和等等。很显然,它们的内部形式是抽象的鸟形象而不是简单的笔画结构。如图11a、b里横线两边略下垂、竖线整体呈上细下粗火箭形的两个“十”字图形酷似展翅飞翔的鸟。

图11

而图11c图形上面逼真的天鹅头部形象鲜明地昭示我们:与图7下图所示七重天图像一样,在整个欧亚草原天鹅岩画“7”形天鹅语境中,“卐”的原始物像就是天鹅,也即四个或两个“7”形天鹅的复合图形。图11c是一幅独体岩画,对此,盖山林描述道:“面积高0.14、宽0.16米,身躯相交的两个符号化的飞禽。”[13]13因此,严格说来,欧亚草原天鹅岩画里的“7”“十”“卐”本质上都是抽象“7”形天鹅图形。这种天鹅图形也是一种自由形式。这就是说它们既可以独自构成一幅相对独立完整的岩画(如图11c),也可以与其他图形再次组合,从而组合结构出另外一幅合体岩画。如图11d[13]13所示:这是一幅罕见的“十”“卐”图形同时并存的岩画。三个“卐”(、、)、两个“十”(、)图形占据了整个画面的绝大部分空间,与它们组合的是一个羊图形。其中双线结构的展示了更多的飞翔中的鸟形象特征,如向右上角倾斜的整体形状以及最上面部分。

从欧亚草原天鹅岩画图像语言系统出发,我们固然可以把以鸟为原始物像的“十”“卐”类图形,视作抽象天鹅或鹰图形,但是,“卐”的内部形式结构提醒我们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人们为什么要把四个“7”形天鹅图形呈十字状相交呢?类似图形我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出土的、被天文考古学家们称之为人类早期的宇宙图里能看到。如美国田纳西州萨姆县、美洲印第安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四鸟太阳纹图,其中的四鸟均位于四方,整体抽象形式为“十”或“卐”类图形⑱。如图12上图所示的就是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四鸟太阳纹图。

图12

它与图11c类似。如果我们把中心的圆形理解为表示太阳的话,那么,四个鸟头就表示四方四时。而它呈向右旋转的整体形状又与东升西落的太阳运行方向相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表示日月星辰围绕着太阳转,而是说它们围绕着大地旋转,因为以张衡浑天说、托勒密地心说为代表的中西古代天文学普遍把地球当作宇宙的中心,认为天穹围绕着大地旋转,如张衡认为“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天转如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也”(《浑天仪图注》)。而推动天地运转的天神,古人认为就是北极星,也即中国古代常说的“天极星”。《尔雅》曰:“北极,谓之北辰。”《史记·天官书第五》云:“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古人以为北斗星绕着北极星转(其实是地球绕着地轴自转),北斗星与北极星之间的关系,也被古人形象地比喻为车子与帝王之间载与被载的关系。所谓北斗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於斗。……直斗构所指,以建时节”[14]1291。于是,“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鹖冠子卷上·环流第五》)。而将此观念绘成图便是四天鹅相交的“卐”型图形,如图12下图所示:每个北斗星的抽象形式恰恰就是形态各异的“7”形天鹅图形,它们之间的联合结构出了一个复合天鹅图形。这表明北斗星的原始物像也是天鹅。

因此,欧亚草原天鹅岩画本质上反映了人类早期的宇宙意识。各种文献资料也充分证明:古代居住在欧亚草原的鲜卑、匈奴、斯基泰、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凡祭祀,必祭天。他们“皆承认有一主宰,与天合名之曰腾格里(Tangri)。崇拜日月山河五行之属。出账南向,对日跪拜。奠酒于地,以酹天体五行”[3]36。“天体”之于他们是化生万物的神。世界各地有关天鹅创生宇宙万物的神话传说很多⑲。古希腊神话传说里宇宙之神宙斯化身天鹅与人间女子生子的故事渊源流长。布里亚特蒙古人、突厥、哈萨克、满族、鄂温克族等古代欧亚草原游牧民族也有“人鹅”相爱生子的神话传说。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牛郎织女的故事同出一辙,被视作世界“天鹅处女型故事”(Swan Maiden Tale)⑳,而中国“鹊桥上的织女,在中国天文学中她代表天津(天鹅座)”[7]180。“天鹅座”也称为“北十字”,其整体形状的抽象形式正是“十”字状图形。

注释:

① 贝加尔湖岸边有两处著名的岩画遗存地,即一处在查干扎巴湖湾的石崖上;另一处在阿雅湖湾的山崖上。H.H.阿加皮托夫于1881年考察并记述、临摹了这里的岩画。参见苏联A.∏.奥克拉德尼科夫的《贝加尔湖岩画》,陈弘法《亚欧草原岩画艺术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② 参见蒙古д.迈达尔《蒙古历史文化遗存》,蒙古道尔吉的《蒙古岩画研究简述》以及苏联A.∏.奥克拉德尼科夫的《博格多乌拉山麓石崖上的蒙古古代人像、铭文》,陈弘法《亚欧草原岩画艺术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③ 盖山林《阴山岩画》里所解析的1475幅岩画里,明确标明有鸟的岩画,只有4幅(形状似鹰)。其实,类似岩画在中国内蒙古境内还有发现,如阴山岩画,详见盖山林《阴山岩画》834图。

④ 本文第一作者于2010年、2016年在考察巴丹吉林沙漠岩画的过程中,发现了天鹅岩画。参见本文图3a。关于此岩画的发现与考释,本文作者已有专论《欧亚草原岩画的比较研究:还原曼德拉山上一幅天鹅岩画》〔《艺术探索》,2018(3)〕,兹不赘述。另外,本文所引用的岩画摄影图、复制图,如不详注,均为本文第一作者采集或制作。

⑤ 盖山林《乌兰察布岩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图147(第37页)、图1082(第221页)。

⑥ 乌兰察布岩画被盖山林分别命名为“天鹅群”和“北山羊、羚羊、黄羊、马和天鹅”。

⑦ 查干扎巴湖湾岩画,A.∏.奥克拉德尼科夫1968—1971年考察时临摹,《西伯利亚岩画》杂志,1925年。

⑧ 上图为查干扎巴湖湾岩画,引自A.∏.奥克拉德尼科夫1968—1971年考察时临摹,《西伯利亚岩画》杂志,1925年。下图为本文第一作者采集的巴丹吉林沙漠岩画。

⑨ 如“天象盖笠,地法覆般”(《周髀算经》卷下)。三国虞昺《穹天论》云:“天形穹隆如笠,而冒地之表,浮元气之上。”试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个陶盆上刻画有盖笠形图案相比较。

⑩⑪⑫ K.д.拉乌什金观点,参见A.∏.奥克拉德尼科夫,《贝加尔湖岩画》,参见《文物考古参考资料》,第二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1980年2月编印,第23—24、34、36页。

⑬ 天鹅座的主要星排列得像一个大十字架,人们也称之为“北十字”。此十字又被人们想象为一只展翅飞翔的天鹅(其名“天鹅座”由此而来)。

⑭ 除整个船是天鹅形象外,船上也乘坐着许多天鹅。所以,这里的天鹅船其实就是一个抽象的天鹅图形。这种天鹅图形在挪威卡尔内斯大量存在。详见埃马努埃尔·阿纳蒂《艺术起源》(刘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8—209页。

⑮ 小山遗址出土的尊形器上雕刻的天鹅图像与之类似。其中天鹅形象位于整个图形的最上面,呈飞翔状,与之组合的是鹿、水牛、猪等动物形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87年第6期。

⑯ 如蒙古人的神话传说“霍里土默特与霍里岱墨尔根”里认为天鹅是他们的始母。相传生活在贝加尔湖沿岸的霍里土默特与从天而降的一只天鹅结合。天鹅生了11个儿子后离开霍里土默特,返回天上。霍里、巴尔虎等布里亚特部族就是这样来的。

⑰ 奥涅加湖别素夫诺斯的凿刻岩画,英国考古学家保罗·G·巴恩说,图中的十字架为“俄罗斯东正教的十字架,年代属于大约500年前(据贝德纳里克)”。详见Paul G Bahn,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Prehistoric Ar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第163页。

⑱ 冯时曾详细对比分析过这些图像,认为它们表示的是四时四神,详见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08—218页。

⑲ 如芬兰人(鲜卑蒙古人后裔)的民族史诗《卡莱瓦拉》认为鹅蛋孵化了宇宙,北美五大湖北部的阿尔衮琴人认为他们是天鹅的后裔等。

⑳ 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同型故事近50篇。日本学者西村真次在《神话学概论》的“附录”里中国的只收录了上述蒙古族的。钟敬文也把“牛郎织女”也归入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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