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太子河航运业的兴衰

张士尊

(鞍山师范学院 国学研究中心,辽宁 鞍山 114007)

太子河，古称衍水，也称大梁河、东梁河，金朝时称无鲁呼必喇沙(芦苇河)，明朝以后称太资河、代子河、太子河。太子河南源在本溪县草帽顶子，北源在新宾县红石砬子，两条源流在本溪县马城子相汇，西出辽东丘陵，进入辽河平原，丘陵与平原的结点，就是古城辽阳。

一、清代辽阳经济的恢复发展与清末民初输出和输入

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辽阳有襄平、辽东、辽阳等不同的称呼，但在清朝以前，却一直是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辽阳城位于太子河南岸，太子河绕城而过，把辽阳城及附近揽入怀中。从军事上说，太子河是辽阳城的天然屏障，从经济上说，太子河是山区与平原、平原与海洋之间必不可少的沟通孔道，而其间的结点就是辽阳。明末清初，辽阳城受到两次重大打击：一是天命末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从此辽阳失去了东北政治中心的地位；二是“从龙入关”，辽阳“其民内迁，城芜十之八[1]”。虽然如此，辽阳仍不失为辽东重镇。顺治年间移民，清朝政府先在辽阳设府，两年后设奉天府，改设辽阳为州。顺治康熙年间是辽东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奉天、辽阳、海城三处，稍成府县之规”[2]。据康熙二十年(1681)编纂的《辽阳州志》记载：此前统计辽阳州署民人只有3 393丁，分属27社[3]。即使高估，此时辽阳州境内的人口也不会超过3万人，辽阳城内的人口就更少。到了乾隆时期，辽东经济进入繁荣期，在中外文献中留下很多的记载。比如，每年都有朝鲜使团路经辽阳前往北京朝贡，在使臣的笔下，当时的辽阳城已经相当繁荣。乾隆四十二年(1777)七月，朝鲜使臣李坤前往北京，曾在《燕行记事》中写道：“到旧辽东(辽阳城)，由东门而入，外城已为坏毁，城门亦至崩颓，只有虹霓……左右夹道，市肆人居，连甍接屋，肩摩毂击，十百为群。一城之内，周回为三四里，廛角辄揭木板，称以照牌，而书刻其堂号及所卖物货以表之，如所称当字者，即钱肆也；所称杂货者，即百货之所聚也；所称丸剂俱全者，即药肆；书册画图，衣服什物，亦各有号；以黑山升帐，接围廛前，书曰山东大布者，即大布买卖之肆；而处处锦货成堆，璀璨辉煌，眩人眼目矣[4]。”到光绪年间，辽阳仍很繁荣，辽阳城东门到西门大街长5里，“由东门而入，廛市两行相续，自东城底至西城底而止，毫无间断，旗旆百队，弄风耀日，物盛人阜，盛京之副矣[5]。”其繁荣程度仅次于奉天。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口数量是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指标。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辽阳乡土志》记载：清朝辽阳户口编审，“久属具文，丁口遂无实数，州署原额征丁五千余，其盈虚增耗，殊难按册而稽”，“驻防旗人遵例，三年一比，而男女小口间或阙遗”。清末“巡警改良，调查户口职业，编入册籍，而户口骤增至数十倍，约计满人十之一，汉军十之三三，民籍十之五。”具体数字：旗人54 243户，民人58 036户，客籍1 832户，共114 000余户，总人口718 067[6]。民国元年(1912)，日本人根据宣统元年(1909)巡警总局提供的数字，对辽阳州的户口加以估测，其境内总户数113 677，总人口737 879。其中，城内户数5 379，人口总数35 441[7]。比《辽阳乡土志》记载为多。无论与清朝初年比，还是与清朝中期比，清末辽阳州的人口数字都是惊人的。这么庞大的人口是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其结果必然是输出的减少和输入的增加。

图1 《东三省政略》所附：辽阳商埠界址图

在我们讨论清末辽阳州商品输出和输入之前，有必要先对其物流走向做个大概的分析。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强调的，辽阳城处在东部丘陵山区与西部辽河平原的结合部上，辽阳城为东西物流的重要结点，因此，在中东铁路没有通车之前，仅就输出而言，辽阳东部山区的产品流向比较简单，即沿着太子河顺流而下，汇聚到辽阳城下，或者就近在太子河港口输出，或者陆运南下，而辽阳城以西的产品，则直接流向太子河沿岸各港口装运出境。输入则走同样的路线，只是方向相反。中东铁路通车以后，通过水运输出和输入的数量减少了，但物流的方向变化不大。关于这一点，辽阳与海城有相似的地方，两者都是物流上的一个结点，区别只在于辽阳城就在太子河畔，而海城则与太子河有段距离，由此看来，辽阳这个结点与太子河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对此时辽阳州商品的输出和输入情况有个比较清晰的了解，我们把《辽阳乡土志》和《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所保存的相关信息汇总列表(表1)，与君共飨之。

表1 《辽阳乡土志》(1908年)辽阳州商品输出简表

总的来说，表1所列输出各项有23种之多，甚至价值仅70元的中药苍术都包括在内，调查统计比较详细。其中除了纩绸、洋线口袋、车瓦、石灰等属项北上之外，其他基本都南下营口和大连。如果仅以商品的价值计算，北上商品的价值不到输出商品总值的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南下商品中，高粱酒、豆饼、豆油、高粱、黄豆等五项的价值约占输出商品总值81%，而这些商品多半要靠水运，这就是说辽阳州全部外销物资中，40%以上要通过太子河水运输出。

《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所提供的信息并没有《辽阳州乡土志》那样详细，但我们可以用其中提供的数据与表1相关项进行对比。表1输出大豆230 000石，表2输出大豆200 000石；表1输出高粱250 000石，表2输出高粱150 000石；表1输出豆油540 000斤，表2输出豆油3 000 000斤。数字有所增减，但总的来说，差距不大，这说明清末民初，太子河水运还是比较稳定的，并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表2 《南满州经济调查资料》(1912年)辽阳州商品输出简表

关于辽阳州的通过太子河水路的输出输入，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的档案中有份《辽阳太子河水运事情报告》，这份报告长达30页，来自1908年10月份日本驻辽阳领事馆副领事铃木要太郎的调查，其中所提供的数据可能参考价值更大一些。根据这份报告，我们把1908年辽阳州向营口输出物资列成表3。

表3 《辽阳太子河水运事情报告》(1908年)辽阳州向营口输出物资简表

把表3与《辽阳乡土志》(1908年)辽阳州商品输出简表1各项输出商品相对照，就会发现些特别严重的问题：表3输出的烧酒、豆饼、高粱等项，数量上与《辽阳乡土志》记载相同，但此表明确标明全部通过水路输往营口，而《辽阳乡土志》则记载水路和陆路各半，而且输往地还有大连。另外，豆油的输出两者相差高达10倍，数字应该有误，所列各项中只有黄豆一项两表记载相近。

讨论完输出，我们再来讨论输入，为了便于理解，我们把从国内各省的输入和外洋各国的输入分别开来(表4，表5)。

表4 《辽阳乡土志》(1908年)从国内各省输入辽阳商品简表

表5 《辽阳乡土志》(1908年)从外国输入辽阳商品简表

为避免繁琐，有些洋货没有列在表中，如文具、钟表等，每年输入价值应该不少于100 000元。总的来看，辽阳州这年的商品输入除个别商品完全陆运外，基本都是“由营口转运水陆平均”，什么意思呢？就是进口商品中有一半左右是经过太子河水运进来的。表6与上表5相对照，其表中的花旗布、打连布、大尺布、清水布、套布等项的输入量与上表完全相同，这说明后者的数字可能完全取自前者。为什么取自前者？因为日本调查者认为这些数据出入不大。如此看来，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清末辽阳州输入商品中有一半左右来自河运。

表6 《南满州经济调查资料》(1912年)辽阳州商品输入简表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提到，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输出物资减少，输入物资增加，从此年辽阳州输出和输入商品的价值比较来看，输出为3 738 690元，输入4 119 650元，输入比输出多380 960元。另外，仅看输出，很多原来用于输出的产品不得不在本地消费，比如高粱酒，清朝末年辽阳高粱酒的总产量有45万提，本地销售三分之一，也就是15万提，输出仅剩下30万提了。再比如说豆油，当地共有油坊23家，每年产量是180万斤，其中126万斤在本地消费，54万斤输出。由此看来，清末辽阳州的输出已经远不如前了，同时由于南满铁路争夺货源，太子河水运已经萎缩，尽管如此，仍然有40%以上的输出靠太子河水运来维持。

二、清末民初太子河沿岸港口与太子河水运

讨论太子河沿岸的码头，主要涉及清朝的两个行政区，一是辽阳州，二是海城县，辽阳州位于上游，海城县处在下游。关于太子河上游码头，宣统《海城县乡土志》(1908年)、民国《海城县志》(1924年)、伪满《海城县志》(1937年)都认定其在辽阳城下，而宣统《辽阳乡土志》(1908年)却没有强调这一点，这可能与中东铁路桥横跨太子河，阻断帆船上行难以到达城下，码头不得不下移有关。事实上，有清一代，辽阳城东太子河畔一直是个重要的水运码头，它承接来自上游本溪，甚至桓仁、宽甸、凤城等地物资，转运来自下游营口等地的商品，是个相当早而且相当重要的物资集散中心[8]。

从本溪等地下行的物资，除了一般的农副产品之外，最大的两项是木材和煤炭。从太子河上游的木材下运，从清初到清末，年年进行，从未中断，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浑河水运有关木税的章节中重点讨论。嘉庆五年(1800)，朝鲜使臣朴齐仁前往北京，路经辽阳时，对城内外的繁荣景象，赞叹不已。他在《燕槎录》中写道：“从东门入。辽东城门是重檐，门上刻‘绥远门’三字，门外筑半月曲城，而不设谯楼，此亦东州之一都会也。人民繁殷，廛铺宏丽，寻常层阁，特立竞出，金彩涂丹，比屋皆然。”东门以外，设有木厂，“东北之巨材美木，尽输在此，我国业界所产之材，率多浮筏而来。连抱杞梓，累累堆积，殆不可以数计矣[9]。”朴齐仁说辽阳城东木厂的木材大多来自朝鲜半岛，纯属猜测，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跨流域水运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木材均来自太子河上游的东部山区，通过漂流到达辽阳城下。在现存的朝鲜《燕行录》中，关于辽阳城东木厂这并不是唯一的记载。关于煤炭，考虑到清朝祖陵的风水，很多地方禁止开采。开采比较早的煤矿都远在东部山区，尤其以本溪湖(杯犀湖、白西虎等)煤矿最为著名。据《清实录》记载：乾隆三十九年(1774)三月，盛京将军弘晌奏请：“奉天辽阳境内，惟恃白西虎山煤窑分给，但开挖年久未能似前丰裕，而开原、广宁、牛庄等城，运用络绎，价长数倍。复州等城，距窑数百里，运致维艰。查白西虎山迤南之鹞子峪，复州所属之五虎嘴，均属产煤地方，并无关碍陵寝风水，应请招募旗人，自行出赀开采，由臣会同府尹，各给印照一纸，造具夫役名姓册，报地方官查核，照例征收税银，作为正项。”获得朝廷批准[10]。本溪湖煤矿位于太子河畔，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得知：此前开原、广宁、牛庄、复州等城用煤，均来自本溪湖煤矿，从辽阳到开原、广宁等城只能走陆路，从辽阳到牛庄、复州可走陆路，也可走水路，但从本溪湖到辽阳这段路，走水路更为经济。乾隆年间，除本溪湖矿之外，在太子河上游还有其他煤矿也在开采，如窑子峪煤矿，乾隆五十七年(1792)，由盛京将军琳宁奏准封闭[11]。新洞沟、东柳塘等煤矿，乾隆五十九年(1794)，也由盛京将军奏准封闭[12]，但后来重新开采，道光七年(1829)，由盛京将军晋昌奏准与白土岭、西柳塘等矿一起再次封闭[13]。这些煤矿在开采期间，产品必须外运，是用大车陆运？还是用木船水运？我们很难回答，但陆运和水运相比较，显然水运要经济得多。清朝末年，太子河上游的水运活动仍然很活跃。在《辽阳太子河水运事情报告》中，日人铃木要太郎对本溪到辽阳之间的水运活动有段比较详细的描述：“每年夏天，河水涨溢，水量增加，可行船距离长达400余里，与南沟碱场地方，北沟平顶山地方相通”。每到适合航运的季节，“河中顺流而下的木筏达到2 000余张，从而满足辽阳及附近地方建筑用材的需要，仅此一项，每年交易额就可达到10万元左右。运送其他产品，要利用木船，每只船长1丈8尺到2丈，宽2丈；河水深2尺5寸到3尺，很浅，故遇到浅滩时必须撑杆而过。每年5—6月，河水增加，来自桓仁、宽甸等县的大豆、豆饼等物资，搭载木船下行，到辽阳城东门外停泊，再搬运到城内的船店。另外，田师傅沟、牛心台、本溪湖等地方盛产煤炭，木船可以直接把其运到辽阳，甚至运到辽阳城以西的干河子和小北河等地卸载。每年五、六、七、八、九五个月为盛水期，六、七两个月河水最旺，故有时一天就有七八只，甚至十二三只到达，城东码头泊船甚至有时竟高达80～90只，每船的载运量可以达到4 500斤左右。顺本溪湖到辽阳，大约160里，顺流而下，需要船夫2人，满载煤炭船只二天半至三天到达；返回时，携带些棉花和杂货，因为逆流而上，一个船夫往往管理两条船，而所用时间是来时的一倍左右[14]。”本溪到辽阳之间的水运在民国年间还在维持，这点在中日文献中都有记载，如日方文献《辽阳与鞍山》中有专节介绍。另外，民国《辽阳县志》(1928年)也明确记载：“航路惟太子河达营口之一途。由县城而上本溪湖，可行筏，利运木料煤炭货物。由县城而下，可行帆船，近有人用浅水汽船拖带风船，于运输不无补裨云。”“小北河以上，至本溪湖仅可行木筏，小北河以下至营口，则帆船往来自如，水涨发时，可驶轻便轮船，亦运输之一利也[15]。”1969年汤河水库建成蓄水，截断了太子河上最大的支流，干流河水明显减少，太子河木筏水运基本退出历史舞台；1973年参窝水库建成蓄水，截断太子河干流，太子河上游残存的木筏水运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上游的码头在辽阳，下游码头在哪？很多文献都认定营口是太子河下游的“埠头”，但这种说法很不确切，因为浑河和辽河的下游“埠头”也是营口，这样容易把辽河与浑河、太子河主干流关系弄混了。比较贴切的说法应该是：太子河和浑河的下游埠头都在三岔河，因为到了三岔河，太子河和浑河最终汇入辽河干流。

讨论太子河水运，首先要明确结冰和解冰，即太子河什么时候结冰封河，什么时候冰融开河，因为水运吗，有水是前提。根据诸多文献的记载，从辽阳到营口这段河道，结冰期一般在每年的10月末到11月初，即是农历小雪前后封河，解冰期一般在3月下旬到4月上旬，即农历春分前后。至于结冰和解冰具体是哪一天，每年都有些差别，关于这一点，日本驻奉天各领事馆有人专门调查记录，然后汇报给日本外务省，但也是个大概的约数，如据日本人调查：根据太子河十年解冰时间的记录，最后得出结论：十年中，每年最接近的解冰时间为3月21日。

河水解冰，船只就可以运行了，故太子河每年可以从事水运的时间在3—10月之间，也就是说，太子河每年有效的水运时间只有8个月左右。在此期间，对水运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河水，即河水的深度和宽度，由于受到气候和降水的影响，一年当中的不同月份，河水深浅变化很大，根据深浅变化，人们把可以进行水运的时间分为减水期、增水期和平水期。一般说来，三、四、五三个月是减水期，河水逐渐减少；六、七两个月是增水期，河水在逐渐增加；八、九、十三个月是平水期，没有明显的增加和减少。据辽阳实业会调查：1908年前减水期最浅的地方是太子河铁桥到小北河之间，河深2尺左右；小北河到小河口间，河深3尺左右；小河口到三岔河之间，河深4尺左右。河面宽度，在减水期，太子河铁桥下河宽80尺左右，小北河附近河宽110尺左右，唐马寨附近河宽120～130尺，小姐庙、三叉河附近河宽150～300尺[16]。另据《辽阳太子河水运事情报告》记载：1908年8月上旬(平水期)对河底进行测量：太子河铁桥下到小北河之间河深1.7～1.8尺；小北河到小河口之间河深3.4～3.5尺；小河口到三岔河之间水深4.3～4.4尺。河水深浅决定了船只能否到达，也决定了船只载重多少。一般来说，增水期，由于水深流急，无论牛船还是槽船都可以在辽阳以下全程航行；而到了减水期，铁路桥到小北河之间，河水越来越浅，尤其金儿屯、羊角湾等河段，只能使用吃水很浅的牛船载货，而且两只牛子也不顶原来的一只。就是进入平水期，牛子的平均载重也只有10 000～12 000斤；羊角湾到小北河之间，水深达3尺余，牛子平均载重量可以达2万斤。由于水浅，辽阳至小北河之间很少见到槽船，而小北河到小河口之间，最浅时3.4～3.5尺，牛船可以航行，但满载的槽船航行仍有困难。由于受限于不同季节河水深浅的变化，我们可以把辽阳到小北河以上河段看作是严重受限河段，把小北河到三岔河看作是一般受限河段，把三岔河到营口看作是自由航行河段。但是，这种划分主要是针对减水期和平水期而言，到了增水期，太子河航运条件会大大改善，不但船只在干流活动自如，而且某些支流亦可通航。比如太子河的支流北沙河，发源于抚顺，经灯塔县境内向南流淌，在干河子以北8里处汇入太子河。此河平时水量很小，河口仅30尺宽，船只很难进入，但到增水期，小牛船可以沿河上溯30～40里装卸。浑河支流与太子河的汇合点在小北河南5里地口门(《辽阳乡土志》称“底口门”)、曾口门附近，增水期航行在太子河的船只可以从此处北上，进入浑河，进而到达浑河码头长滩，也可以到达辽中县城，以及县城西北的四方台等地。在小河口附近，增水期间，小牛船可以深入杨柳河30多里，到达海城县腾鳌堡装卸[17]。所以，就太子河水运而言，减水期、平水期、增水期是完全不同的航运环境。

图2 1908年太子河沿岸港口位置简图

长期的太子河航运活动在沿岸形成了一连串的港口码头，正是因为这些码头的长期存在，才支撑着沿河水运的持续和发展。

表7 《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1912年)所载太子河两岸码头简表

《辽阳太子河水运事情报告》(1908年)记载的太子河沿岸港口与上表所列港口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之处，其所列距离辽阳最近的港口是韩家店，韩家店旧址在南满铁路以东的太子河西岸，今天韩夹河村附近。韩家店以西太子河沿岸各港口，分别为东西干河子、东康堡子、八卦头、羊角湾、月河子、阿沟台、小北河、道岔子、代儿湾、凌角泡、塘马寨、小河口、小姐庙、黄土坑(黄土坎)、下口子、田庄台、营口等。今天，这些港口，除了个别不能确指外，大多与上表所列各港相同，而且名称变化也不大。这些港口中，东西干河子距离辽阳较近，在减水期还可以装卸货物。小北河，港口较大，居民较多，是减水期槽船上行的最远点。据铃木要太郎在《辽中县一般事情》(1914年)中记载：小北河当时有居民850户，5 400口，共有杂货店8家，即天增益(资本金12 000元)、帖义恒(8 000元)、源义远(8 000元)、永盛泉(5 000元)、华巨东(2 000元)、德巨源(1 000元)、大记号(1 000元)、永远合(2 000元)、广增庆(2 000元)等[18]，是个较大的物资集散中心。其他码头一般都是沿河小村庄，小点的50～60户，大点的140～150户，居民大多从事农业生产，也有从事与水运有关的劳动或服务[19]。另外，除个别码头之外，多数码头在太子河南岸和东岸，这与输出货物的来源和输入货物的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

水运，顺流而下和溯流而上有很大的时间差，关于这点，《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1912年)与《辽阳太子河水运事情报告》(1908年)记载完全相同。具体来说，从辽阳到营口下行：辽阳—小北河：1天；小北河—小河口：1天；小河口—三岔河：1天；三岔河—下口子：1天；下口子—营口：1天。从辽阳到营口下行，总计需要5天时间。从营口到辽阳上行：营口—下口子：1天；下口子—三岔河：1天半至2天；三叉河—小河口：2至2天半天；小河口—小北河：2天；小北河—辽阳：1天半至2天。从营口上行，总计需要8～9天半。完成一个往返，大约需要13～14天半。一般来说，从事太子河水运的船只，每年多则往返12～13次，少则往返6～7次，每只民船每年平均往返9次，根据1908年牛船槽船平均载重80石计算，每只往返于辽阳—营口间的船只每年可以运送物资720石。

既然如此，清末太子河上究竟有多少船只在运营呢？日俄战争以前，太子河上航行的船只众多，战后急剧减少，1908年前后，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加之，太子河水量逐渐减少，各处行船的障碍不断增多，南满铁道扩大经营项目，这都对太子河水运形成巨大的压力。据辽阳实业会调查：宣统元年(1908)，从辽阳到三岔河之间，有牛船368只，槽船82只；三岔河到田庄台之间，有牛船106只，槽船38只；营口有牛船500只，槽船250只。另据营口钞关调查：1908年，在太子河和辽河本支航行的牛船和槽船总计约4 500只，其中牛船约3 000只，槽船约1 200～1 300只，驳船约180只[20]，在太子河从事航运活动的船只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也就是900只左右，如果除去不能上行太子河的驳船，再按照船只总数最低值估算，在太子河航运的船只也就800余只左右。另据日本驻辽阳领事馆调查：1908年，从辽阳到三岔河间航行和停泊的牛船368只，槽船82只，总计450只。从三岔河到田庄台间，有牛船106只，槽船38只，总计144只。辽阳到田庄台间，共有牛船474只，槽船120只，总数为594只。另外，营口停泊牛船500只，槽船150只，驳船180只，从事辽河航运的船只共有4 500只，但我们很难分出哪些船只在太子河从事水运。根据下口子河防税局的记录：在太子河往返的船只，有牛船600只，槽船300只，总计900只。实际上，在太子河航行的牛船和槽船并没有那么多，随着航运的衰落及河道条件的恶化，牛船和槽船都在减少，所以日本领事馆调查人员给出的数字是：在太子河从事航运活动的牛船约有500只，槽船约有150只，总计650只左右[21]。

《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1912年)与《辽阳太子河水运事情报告》(1908年)两份资料，调查时间相去不远，前者基于辽阳商会的调查，后者基于日本领事馆的调查，但两者的结论有很大的差别：前者估计太子河运船有800余只，后者估计有650只左右。由于两者估计的船只数字不同，所以导致折算出的1908年太子河全年总运量也有很大的差别：《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以800只为基数，每只平均往返9次，总共运行了14 400次，往(下行)为7 200次，返(上行)为7 200次。如果往(下行)每次每只平均载货70石，总数就是504 000石；返(上行)每次每只平均载货21 000斤，总数就是151 200 000斤，即15 120万。如果仅以三分之二计算，返(上行)货物也有亿斤以上。如果每件商品120斤，总计通过太子河水运输入商品84万件。《辽阳太子河水运事情报告》估计太子河运船总数为650只，从事沿河贸易的总数为520只，如果每只平均往返8次，总数是4 160次。如果以每只船平均载重80石计算，每年总运量是332 800石。也就是说后者估算的往返运量不如前者往(下行)的运量，显然低估了。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讨论了1908年辽阳州的输出情况，仅高粱和大豆两项，就高达48万余石(大部分水运)，这个数字与《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的估算数字50多万石非常接近，故其对每年太子河水运总量的估计比较接近事实。

三、太子河下游的海城及腾鳌、牛庄两港

研究太子河航运，离不开海城，因为太子河下游就在海城境内，换句话说，清代太子河能够常年通航的地区只有辽阳州和海城县。海城的地理位置与辽阳类似，也在辽东丘陵与辽河平原的结合部上，海城以东是丘陵山区，过了分水岭就是鸭绿江流域的岫岩和凤城；海城以西是辽河平原，地势低洼，直到海岸。历史上，辽阳和海城一直是东北最为富庶的地区，清朝顺治年间，实施辽东移民政策，最初设置的两个县只有辽阳和海城。清代推行旗民二元体制，旗署设在牛庄，民署设在海城，但无论是牛庄城还是海城县，其管辖范围都比今天要大得多，所以我们说海城和牛庄是辽河航运最早和最发达地区。

关于海城境内的辽河航运，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直接和间接的讨论，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通过对清末民初相关文献的梳理，从而使研究更为完善和全面。

清朝前期，海城与东北其他地区一样，户口信息中有民无旗，而且民人也仅仅是统计丁口而已。如《盛京通志》(乾隆元年)记载：乾隆三十六年(1771)，海城县共有丁6 610[22]。由于清朝户口统计数字的缺失，后人很难知道丁与民之间的确切比例，甚至民间有“一丁遮百口”的说法。假设丁与民的比例是1∶3的话，全县应该有民近2.5万人。再假设旗民比是1∶1的话，全县总人口应在5万左右。乾隆中期，海城境内绝大部分土地已经开垦，甚至出现了旗民争地的现象。区区5万左右的人口，占有如此辽阔的耕地，经济的富庶和产品的过剩可想而知，其结果必然是输出的持续增长，但到了清朝末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海城乡土志》记载：宣统元年(1909)，海城县通过警察系统进行人口统计，此年全县共有100 395户，698 823人(《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记载此年全县有100 395户，698 869人。两者记载户数相同，人口数略有差别)；海城城内居民有1 816户，10 672口[23]。清朝末年，海城全县已经有居民近70万，其中海城城内居民万余人。人口的迅速增长，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消费了大量的农副产品，直接导致当地商品输出的减少和输入的增加，而这些都与辽河航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下边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清朝末年海城县的商品输出和输入情况。今天，我们所能利用的文献仅有宣统元年(1909)编纂的《海城县乡土志》和《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海城部分。需要说明的是，后者编写时间虽然比前者要晚几年，但文献中所利用的资料和数字却大多来自宣统元年(1909)海城商会的调查，所以两者差别不大。

表8 《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1912年)所载运到海城城内的货物简表

这些商品主要来自铁路以东或海城附近，其中运入大豆5万石，城内各油坊用去约25 000石，各豆腐房消耗若干；运入高粱(红粮)3万石，酿酒用去8千石，居民消费若干(表8)。上表中的10项，在如下出口商品名单中，只有高粱、柞蚕丝、蚕绸等项，而小麦、糯米、米、粟、药材、青麻等项都在本地消费了。

表9 《海城县乡土志》(1909年)记载全县主要商品输出情况简表

从表9的统计数字来看，清朝末年，海城县输出的商品仍然是红粮、青豆、豆饼、豆油等，但很多在本地销售，如红粮20万石，青豆10万石，豆油80万斤，特别是烧酒，仅海城城内有烧锅3家，全县每年酿造高粱酒400多万斤，黄酒5万多斤，全在本地销售，没有输出。另外以往输出量很大的元豆也在境内销售8万石。与输出萎缩的同时，输入则十分活跃。总的来说，输入的商品分为三类，就是北货、南货和洋货。北货，即来自北方的商品，如柳片烟(100万斤)、豆油(10万斤)、线麻(200万斤)、靛青(50万斤)、元蘑、木耳(52 000斤)、土碱(6万块)、面碱(600包)、烟土(1 000包)等，这些都是土特产品，主要来自奉天北部、吉林和黑龙江地区，基本采用陆运方式，即使是来自东蒙古的土碱和面碱也没有走传统的水路，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辽河航运衰落的趋势。这些商品进入海城以后，绝大部分就地消费，但也不排除有些商品再次输出，比如豆油等商品都在如上的输出名单之内，只是再输出的时候，就要走水路了。南货，即来自中国南方各省的商品，包括绸缎、棉花、花洋布、大尺布、瓷器、金银铜铁器，以及纸张水果等。一般来说，受大众欢迎的布匹数量较大，如输入大尺布35 000件，套布52万件，桥布46万件。运输方式都是水运，比如贡缎等6种高级布料是“由苏杭水运”；素卜绸等2种布料“由山东等水运”；江北棉花等23种商品“由上海水运”；大尺布等2种商品“由通州水运”；海纸等5种商品“由宁波水运”；茶叶等2种商品“安徽水运”；瓷器等2种商品“由江西水运”；铜锡等4种商品“由云南等处水运”。洋货，即来自国外的商品。此年输入的洋货，总共涉及86种商品。数量比较大的如花旗布35 000匹，斜纹布25 000匹，洋油8 920箱；洋面8万袋；洋铁30万斤；纸烟8 600箱，这些商品来自美日等国，通过水运进入海城境内。南货和洋货都是通过“水运”，但是，有的标注明确，如此年海城输入煤(4 000万斤)、炸(2 000万斤)、焦(1 500万斤)均“由开平运入营口，水陆兼运，岁销本境等处”。意思是说，这些煤炭和煤炭制品在营口上岸以后，有的通过陆路，有的通过水路进入海城。但有的标注并不明确，如花旗布“由外洋水运营口、大连湾，岁销本境等处[24]。”其中有多少是从大连输入的，有多少是从营口输入的，即使是从营口输入的，多少走陆路入境，多少走水路入境，都不清楚。所以，《海城县乡土志》(1908年)中有关商品输入输出的记载只能用来参照和思考，不能作为研究辽河航运的精确数据。

从总体上看，与清朝中期相比，海城县无论输出总量还是输出种类，都已萎缩了，但输出和水运还在持续，因此，我们仍有讨论的余地。在如上的讨论中，我们是把清末的海城县看作整体，海城县城是物资集散中心，但从研究辽河航运的角度讲，我们可以把其大体划为两个部分，即东部的丘陵山区和西部的辽河平原，其分界线就是南满铁路。铁路以东的丘陵山区，土地瘠薄，产出有限；铁路以西的平原沃野，物产丰富。在中东铁路没有通车之前，由于受到辽河航运的影响，辽阳、海城一带的商品流动呈东西方向，即从东部山区到太子河沿岸。这样海城县城就成为一个巨大的物资集散中心，不但汇聚了来自东部山区的货物，也汇聚了来自海城以北各地的货物，然后再输送到太子河沿岸，因此，它成为辽河航运的重要结点。中东铁路通车以后，来自北方的物流断了，来自东部山区的物流也为铁路所截，最后用于水上输出的就所剩无几了。而铁路以西就不同了，每当水运季节，沿河上下的农副产品，会自动向港口会聚，输入品也会在港口登陆，然后向东流动，这样，虽然整体上辽河航运呈衰落趋势，但太子河沿岸码头的经济活动仍然比较活跃。

海城县境内太子河沿岸码头，首推腾鳌堡和牛庄。

腾鳌堡位于太子河东，东北距辽阳75里，东南距海城60里，西南距营口150里。清代，从沈阳南下营口，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经辽阳、海城、大石桥向西折向营口，是官道，算是东路；二是经辽阳、沙河、牛庄到营口，算是中路；三是经辽阳、腾鳌堡、牛庄到营口，算是西路。三条道路中，中路和西路路途稍近，且经过商业重镇牛庄，所以走的人较多，特别是冬季的大车运输，更愿意选择中路和西路。除此之外，发源于东部山区的杨柳河从腾鳌堡北部流过，经腾鳌堡以西的接官堡、新台子，在小河口汇入太子河。杨柳河虽然并不宽深，但可行驶小船，每到雨季，河水上涨，小牛船可以到达腾鳌堡附近。腾鳌堡相距小河口近30里，在杨柳河南岸形成的道路，笔直平坦，利于大车运输，这样，久而久之，小河口就成为太子河左岸一处重要的码头，而其身后的支撑者，就是腾鳌堡。

图3 腾鳌堡小河口港位置简图

腾鳌堡，早年叫胡贵屯，后来改称腾鳌堡，从现存后金天聪年间《新建腾鳌堡保安寺碑记》记载可知，那时腾鳌堡就已经存在了。大约乾隆初年，随着辽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腾鳌堡开始出现繁荣景象。乾隆八年(1743)《重修腾鳌堡保安寺禅堂碑记》中说：“会值国朝运龙之际，黍稔歌丰之秋，芟其芜草，平其断堑，委群材，会百工，弗使昔日之盛地，反为今日之秽墟。”乾隆三十六年(1771)《重修腾鳌堡保安寺碑记》中把腾鳌堡与古都洛阳相比，说其“千山峙于左，辽水绕于右，背邙面洛胜地也。”还说其“路系通衢，络绎不绝，迁客骚人，多会于此[25]。”虽有点夸饰，但此地因交通便利导致经济繁荣则符合事实。由于内河航运和港口经济的发达，为调整当地的经济秩序，腾鳌堡很早[26]就出现了三会公所。据现今保存下来的《腾鳌堡三会公所碑》碑文记载：光绪十九年(1893)，因为三会公所修建年久，简陋窄小，由商会会长苑成兴主持，在腾鳌堡东杨柳河畔重新选择基址，修盖内院及房屋10余间，第二年增修外院及房屋20余间。此时，之所以大兴土木，碑文中说得很清楚，那就是由于商业的发展，腾鳌作为重镇，奉军常年驻防，“绅商辐辏，冠盖纷纭”[27]，所以，为了与之相符的形象，才花这么多钱做这样的事情。

由于腾鳌堡南通牛庄、营口码头，西达小河口码头，大车运输业迅速发展。清朝末年，腾鳌堡有居民约800户，6 000口，不算太大的城镇，但却有大车店和牛车店6家，其分别为义和店、徐家店、王家店、庆家店、张家店、王家店等。按照惯例，大车店为车夫提供食宿，伙食标准为米饭4碗及蔬菜和烧酒；牛车店，亦为车夫供应高粱米饭及豆腐菜，当然营运方也要为店里提供一定的费用。腾鳌堡的大车，冬季每天可走百里，春秋两季可走80～90里，夏季可走70～80里。每天所走的路途越远，运费就越便宜。冬季的时候，大车比较繁忙，主要承运前往牛庄营口的大豆、豆饼、豆油和烧酒等物品。冰融以后，小河口河运忙碌起来，腾鳌堡的大车要承担起腾鳌堡和小河口之间的运输任务。等到秋季时，河水上涨，牛船，尤其是小牛船会溯流而上，到达腾鳌堡河岸直接装卸。小河口码头停靠的主要是牛船和槽船，其中牛船最多，水量最大的时候，从小河口出发的槽船可以装载80～90石；牛船可以装60～70石，顺风3日可以到达营口，溯航5日可以返回[28]。

据新编《腾鳌镇志》记载：据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调查：冬季，腾鳌堡每集日上市粮食(大豆、高粱、小麦)达到200余车，约40万斤，加上路经此地运往牛庄营口的粮食，每天超过500车，约100万斤。航运的繁荣促进了当地加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每年腾鳌堡酿酒业要消耗高粱80余万斤，榨油业要消耗大豆328万多斤。咸丰元年(1851)，镇内发长凤烧锅开业，每年生产烧酒约24万多斤，除本地销售外，剩余全部销往营口、盖平和辽阳一带。清朝末年腾鳌镇有从事酿造、榨油、杂粮、菜铺、车店、铁器、杂货商等100多家。民国二年(1913)，广益达油坊开业，1932年广生玉油坊开业，到1936年，腾鳌堡共有大小商户139家[29]。腾鳌堡的航运业，据居民们回忆：到日伪统治时期的1932年前，杨柳河还有“槽子”和“牛子”进入，装卸货物后出小河口往返于营口之间。1937年以后由于鞍腾公路的修筑，使得这里的交通更加便利，腾鳌的经济更为繁荣，商号达到290余家，故鞍山市特在此地设立商务分所[30]，但必须加以强调的是，这些与河运已经没有多大的关系了。

图4 海城牛庄港位置简图

海城境内陆路交通发达，距离港口不远，如从海城到营口港只有110里，到田庄台120里，到牛庄40里，到腾鳌堡60里，西部农村可以就近港口输入和输出，滞留时间很短，特别在冬季，更是如此。来自东部山区和岫岩等地物资的输出和输入一般要经过海城，然后到达牛庄和营口。海城城南有海城河，发源于海城东部弟兄山，全长约180里，从东向西，流经析木、海城、小码头等城镇，在牛庄北小姐庙汇入太子河，历史上牛庄之所以成为重镇，小姐庙之所以成为港口，与海城河不无关系。从太子河畔的小姐庙码头到牛庄镇，距离8里，通航不成问题。今海城西20里海城河南岸有小码头村，顺治年间就“比屋千家，为最富饶”[31]，据实地采访，民国年间还有牛船在小码头河岸停泊，看来这里确曾是个河运码头。小码头村以上，河水很浅，民国年间从城南进城可以徒涉，但夏秋季节，也有小木船从析木下行到达牛庄，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有从东部山区运送石料的木船下行，但从海城河的自然条件来看，其运量不会太大。

牛庄是辽东地区最早形成的商业城镇。乾隆五十二年(1787)，牛庄已有广兴号、新兴号、益顺当等280多家商号。嘉庆八年(1803)，牛庄有顺祥号、天庆堂、锦兴号、同兴号、玉成号、立兴号、德顺号、聚盛斋、赵碾房、广兴粮房等204家商号。光绪三十二年(1906)，海城县创办商会，牛庄成立分会，“统筹商务，调解纠纷，商务协进，奖工劝业”，对商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清末到民初，“牛庄商业兴盛，全城幌杆林立，招牌迭挂。当时曾有‘南麒麟(广告)，北招牌，中间夹个望乡台(门额)’的说法。每年正月初六开市，从东大桥开始，鞭炮的纸屑铺满大街小巷，厚达数寸。”直到20世纪30年代，牛庄的商号和商铺还有295家之多[32]。康熙年间，牛庄镇内修建了一座关帝庙，乾隆年间多次维修，到了道光年间，由于半个多世纪没有维修，寺庙已经破败不堪，据道光七年(1827)《重修牛庄关帝庙碑文》记载：此事引起在牛庄经商各省商人的注意，“山东、山西、直隶三省经理人蓄意重修者久之，虽然好善，固有同情，而无大力者率之以趋，明其机不畅。道光六年春，本城旗官将军衙门堂主事果公征侍郎永公，爰倡议重修，谋之防帅荣公，巡政薛公，咸曰善，乃于七月邀集三省经理人九十余家于冀兖青扬会馆，同商盛举，是日即席而蠲资者已得六千余金，荣公、薛公、果公、永公等又分募其不足，一月得二万余金，遂于是年八月兴作[33]。”动员90余家商号参与募助，看来牛庄的商业和商帮还是相当活跃的。除了关帝庙之外，牛庄城内外还分布着二十余座寺庙，其中表现海洋文化符号的天妃庙就有二三处。

据《海城县志》记载：宣统元年(1906)时，因牛庄南通营口，北通辽沈，为水陆交通孔道，“河北一带之农产物多集散于此地，商铺八十余家，设有商务分会并马市税局”，同时设有商务分会的腾鳌堡有商铺70余家，田庄台有商铺160余家，由此看来，此时腾鳌堡、牛庄、田庄台三处与河运密切相关的城镇，牛庄略强于腾鳌堡，却不如田庄台[34]。就商业贸易而言，牛庄有自己的优势，也有其劣势。就优势来说，小姐庙码头河水较深，不论在盛水期，平水期，还是在减水期，槽船都可以正常进出，没有多少障碍。即使减水期，在太子河可以到达小北河，在浑河可以到达长滩，在辽河可以到达通江口，正因为这一点，牛庄得以长期保持较为繁荣的景象，牛庄城内人口甚至超过海城。据日本人编辑的《满洲事情》记载：民国年间海城城内共有2 300户，14 500口，而同期的牛庄城内“市街东西三清里，南北二清里”，共有3 000户，15 000口，而在牛庄城以北8里，太子河南岸的码头“小神庙(小姐庙)”村也有150多户居民，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个很大的村庄了。除了水运条件有利之外，牛庄还有个有利的陆路交通优势，那就是它处于沈阳、辽阳等地南下营口的孔道上，每年11月，河水封冻，水运停止，满载农副产品的大车滚滚南下，直到次年四月。据统计，平均每天有约300辆大车在牛庄路过和休息，给城镇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和活力[35]，这是牛庄得以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