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现代治理的文艺政策
——改革开放40年的文艺政策演变及其历史经验解析

王 杰 何艳珊

(1.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2.广州大学 音乐舞蹈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30)

文艺政策在我国文化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我国文艺建设起着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已日趋完善，大大促进了我国文艺理论和文艺创演事业的繁荣发展。鉴往知来，从文艺政策的视角考察改革开放40年我国文艺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历史经验，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思考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一般规律，对我国今后的文艺政策制定和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不无裨益。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政策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阐述和分析，分别是：1978—1990年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艺政策的调整阶段；1990—2012年，市场经济条件下党中央对文艺政策的新探索阶段；2012年至今的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文艺政策上的文化转向阶段。本文还将以此考察不同阶段文艺政策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创演实践的具体影响。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文艺政策调整阶段(1978—1990)

在我国20世纪的文化治理实践中，有两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产生过巨大的历史影响：一个是1942年由党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另一个就是1979年10月，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党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发表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前者充分发挥和调动了文艺在抗日救亡、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中的积极功能；而后者则审时度势，针对改革开放的新局势，对文艺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为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繁荣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的《讲话》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其特点是重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因为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必须调动一切力量来救国图强，尽快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出于这一明确的政治诉求，《讲话》要求文艺“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甚至要“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这些都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新中国成立之后，革命目标虽然已发生转变，但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仍不容乐观，不可能立即放松对思想领域的管制，因此，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文艺政策就被延续下来。虽然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并未得到较好的贯彻和落实。随着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逐步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日益广泛，只满足政治诉求却无法提供审美经验的文艺作品逐渐令人觉得单调和疲倦。“以阶级斗争为纲”“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方针也使文艺创作者始终处在与某种政治假想敌的激烈斗争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导致了我国的文艺创作呈现出题材狭窄、立场单一的景象，尤以“文革”期间最为严重。长此以往，必然不利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有鉴于此，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的重要讲话，冲破了思想禁锢、推动了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1979年，邓小平又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适时发表了《祝词》，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做出了重大调整，提出了更加理性、宽松、成熟的文艺管理理念，从而奠定了改革开放时期文艺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文艺治理的基本方向。

相比较于毛泽东的《讲话》，邓小平的《祝词》与时俱进，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党的文艺政策做出了调整。首先，从思想层面重新定位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确立了文艺的审美属性以及文艺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新任务：“满足人民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1]4。这一观点显然比过去更为宽松、合理且更加符合文艺自身的创作规律和审美特质，同时也克服了以往文艺政策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更有利于新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其次，鉴于三十多年来文艺创作中禁忌太多、领导直接干涉、强制性行政命令等管理方式所导致的失误和教训，《祝词》针对文艺工作的管理方式也做出了重大调整。邓小平指出，不再要求文艺从属于直接的、具体的政治任务，而应该“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1]6，充分调动艺术家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由此，党对文艺工作的管理方式也从行政命令式的直接管理，转变为贯彻“双百方针”、保证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并加以思想引导的间接式管理。最后，《祝词》还确立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人民性和多样性原则。邓小平说：“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1]4其中，人民性原则凸显了我国文艺发展的社会主义属性，多样性原则避免了文艺管理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祝词》中的很多文艺管理观念在当时都是首次提出的，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创新性，同时也标志着党在文艺政策制定方面的日趋成熟和与时俱进。

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改革开放初期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被重新激活并体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文艺报》等重要报刊得以恢复出版，大量新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成为改革开放时期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的重要交流和传播平台。在20世纪80年代的报刊中，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少数几家仍肩负着宣传党和政府的文艺政策、引导文艺创作方向的使命之外，大多数文艺刊物不再与政治任务直接相关，可以较为自由地引介海外文艺作品、发表各种文艺成果、展开较为自由的文艺批评。文艺刊物的创办和文艺出版事业的发展为文艺创作的多样化和文艺理论领域的“美学热”提供了硬件条件和交流平台。其次，基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之前提，文艺界出现了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等问题的美学讨论热潮。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胡经之的“文艺美学”、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等学说纷纷登场，从美学的视角对人的存在、审美经验和文艺的主体性、自律性进行了多角度研究。与此同时，西方文艺理论的译介热也进一步拓宽了人们的思想视野，现实主义的文艺铁律被打破，具有陌生感、虚无感、荒诞感的新文艺创作手法也得到了传播和运用。

当然，被译介到国内的不止文艺理论，更包括琳琅满目的西方现代文艺作品。这些作品的引入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文艺家们产生了强烈的学习和跟进欲望，激发了文艺创新热潮。当时国内出现的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先锋派话剧以及现代舞、“新音乐”等都呈现出与西方文艺作品相似的特征。如1978年12月，北岛、芒克自筹创办的刊物《今天》刊登了青年诗人食指、江河、顾城、舒婷等人的很多创新性作品，其中就大量运用了西方诗歌中的象征、暗示和通感手法。1980年，王蒙发表了国内第一部“意识流”小说《春之声》，随后宗璞、冯骥才等老一辈作家和不少青年作家也都陆续推出了现代派小说的尝试之作，甚至还出现了无情节、无人物、无主题的“三无”小说。20世纪80年代还出现了很多先锋话剧，如谢民的《我为什么死了》、刘树纲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这些话剧作品通过夸张、荒诞、隐喻、反讽等手法，让人物穿梭于不同的历史时空，营造了大量“陌生化”效果等。这些创作手法都和西方现代文艺作品表现出诸多共性特征。然而，这股文艺创新浪潮并没有得到真正普及和深入，也未持续太久便归于沉寂，究其原因在于，无论美学热还是激情澎湃的文艺创新浪潮都不是文艺发展中的常态，而是人们的审美感性长期受到压抑之后的忽然释放所导致的某种“反弹”。此外，这种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美学思想或文艺理论既没有与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有机接壤(因而缺乏文化根基和群众基础)，同时也不能适应即将到来的市场经济环境(因此缺乏生存的现实条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艺不再是文艺家和理论研究者的特权，大众审美伴随着资本和市场的冲击一并涌入这一领域，彻底改变了我国的整个文艺生态环境。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和文艺创新热潮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下很快就沉寂了下来，同时又出现了很多全新的问题和矛盾，党和政府必须要在新的文艺生态环境中重新探索适应社会和时代需求的文艺政策。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艺政策探索阶段(1990—2012)

1990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新的社会环境导致文艺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文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众所周知，文艺产品不仅具有思想性、艺术性等文化价值，能够发挥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同时也具有一般物质产品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和消费。文化价值是文艺产品的根本属性，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的文化价值却必须要依赖市场作为媒介，也就是说，只有转化为经济价值之后(如稿费、票房等)才能够真正实现。这对那些偏重于娱乐和消费的流行音乐、商业影视等文艺产品来说问题不大，它们完全可以在市场条件下实现自负盈亏，然而那些偏重社会效益的学术著作、表现人民根本利益和体现国家意志的主旋律文艺产品则并不一定会受到市场的青睐。再加上我国的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大众审美主要以娱乐消费为主，因此，如果把文艺创作全部推向市场，必然会导致文化发展上的偏颇，不利于我国文艺事业的长远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明确指出要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会议还把“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提高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度来加以强调，并以此弥补市场规律的自身缺陷。在“弘扬主旋律”方面，《决定》认为，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并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而在“提倡多样性方面”，则主张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加强舆论引导、扶持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优秀文艺品种、抵制低俗之风、发展健康的网络文化以及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等。《决定》是针对当时出现的很多新问题而提出的应对策略，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功能。当然，这种指导并非对文艺创作的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政策法规的完善形成一种间接的鞭策、激励和规范性效果。鉴于网络文艺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市场经济而迅速崛起的新兴文化产业并代表了未来文艺的发展趋势，以下就以网络文艺为例，具体说明上述政策的实施和影响。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互联网作为信息时代的科技载体，与市场资本一起极大地改变了我国文艺的创作、流通、欣赏和消费环境。网络小说、网络影视等日益成为人们文艺审美的主要对象。以网络文学为例，1998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创了国内网络小说的先河，在2000年和2004年还分别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2012年网络作家流潋紫的长篇小说《甄嬛传》被改编为电视剧，引发了收视热潮。至此，从互联网写手做起，也开始成为80后作家普遍的成长道路。80后、90后人群已经成为中国网民的主力军，他们也更为接受这样的写作、传播和欣赏途径，从而为网络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接受土壤。与网络文学共同发展的不仅有影视，还有各种网页游戏、手机游戏、动漫、音乐等多个领域。相较于传统的创作和欣赏方式，网络文艺具有前所未有的大众化特质，它一方面把文艺活动极大地普及到了人民大众当中，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文艺的创作者和欣赏者；另一方面也把传统文艺尤其是精英文艺普及到大众当中，不少传统文化界的文学家、作曲家也都开始借助网络等平台融入大众文艺里来。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网络的大众性特征在推动文艺普及和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商业资本所导致的版权问题、价值观混乱和低俗之风，比如为片面追求点击率和经济利益而出现的盗版和色情、暴力、低俗产品泛滥等现象。

针对上述情况，2000年中央政府通过了《著作权法》修正案，并对《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进行了修订，加大了软件版权的保护力度；2005年、2006年还分别制定了《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在政策上细化了网络版权的保护；2012年又陆续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2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的通知》《网络文化市场执法工作指引(试行)》等。其他相关政策法规目前仍在不断完善之中。通过政策制定尤其是相应的立法对文艺市场加以规范，正是文艺建设走向法制化和现代化的标志。除了政策法规之外，政府还鼓励各级作家协会积极作为，将网络文艺创作者纳入人才队伍中，通过“创新管理方式，将网络文艺创造者组织化，建立完善网络文艺人才数据库”[2]49。中央和地方政府还通过举办各类网络作家培训班、成立网络文学院、创办网络文学评论刊物等形式，吸引网络文艺创作人才，用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来培养优秀的网络作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网络文艺建设的全过程，进而引导网络文艺担当社会责任，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融合。应该说，上述政策总体上是行之有效的，并且也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

回顾1990年以来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状况可以发现，在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曾经引发思想热潮的文艺批评和美学研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反而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1990—2012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文艺批评和美学批评都表现出学术有余、思想不足、道德悬置、价值模糊等特点。应该说，文艺批评的缺席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创作价值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文艺批评缺位的现象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社会视角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前，文艺服务于直接的政治目标，文艺批评和美学批评就相当于政治运动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必然会处于社会公众关注的核心。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不再与政治挂钩且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只是娱乐消遣的那一部分。如此一来，文艺批评自然也就从当年备受关注的核心位置转移到边缘地带了。其次，从文艺创作实践的角度来看，既然文艺产品的价值必须要转化为经济效益才能够获得社会的认可，那么市场就必然成为评价甚至左右具体创作的一个重要力量和参考，至于文艺批评则由于并不与经济利益挂钩，其重要性倒在其次了。不难发现，1990年之后的文艺批评活动要么受到市场力量的干扰，成为谋求市场份额和经济利益的工具；要么就停留于专业领域和高等学府内部，成为文艺理论研究的专门性学问，基本上无法有效影响当下的文艺作品和普通公众，甚至无法传递到专业作家、作曲家和圈内读者的耳边。这些都是文艺理论被边缘化的原因和具体表现。最后，从内在原因来看，文艺理论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严重的“西化”现象。“西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初期的“去政治化”思潮而出现的，当时很多新的文艺创造和文艺理论都是通过模仿西方现代文艺而形成的，这一点前文已经提到。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文艺批评和文艺实践仍然保持着同步性。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艺产品作为一种商品首先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而文艺批评和美学批评则由于上述原因滞留于高等学府之内，并保持着“西化”的学术研究理路。以文学理论为例，“今天西方文论在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绝对的话语优势，拥有绝对多的学习者、研究者和崇拜者。有学者甚至认为只有西方才有学术，而不用英文写作，没有英文论著发表，将很快被学界边缘化，甚至于有淘汰的可能”[3]14。这种现象在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批评领域也是屡见不鲜的。这些“西化”的文艺理论都是在西方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与我国当下的文艺实践基本上不搭界，普通大众更是无从知晓，因此，西方式的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在影响力方面十分有限，基本上只能停留在小范围的学术圈子之内。上述种种都是导致1990年之后文艺批评在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缺位”和“失职”的重要原因。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是文艺之两翼，缺一不可，当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达到相当程度之后，重新在文化层面构筑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体系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三、新时代文艺政策的文化转向阶段(2012年至今)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文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价值，其中就涉及要高度重视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实践的关系问题：“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6]上述提到的“套用西方来裁剪中国人的审美”“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文艺批评功能弱化”等现象其实正是当前文艺理论建设中最常见的问题。有鉴于此，党在新时期的文艺政策开始了一种“文化转向”，即更加注重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以及文艺批评的文化立场等相关问题。从宏观政策来看，这种“文化转向”其实包括了中西关系、古今关系以及“以人民为中心”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文艺领域的中西关系，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曾强调过“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等问题。如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4]1461964年，毛泽东在给陆定一的信中又正式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该方针随后在党的文艺政策中被广泛使用。然而，这一方针在具体贯彻时并不理想，因为当时人们过于低估了外国文艺和世界文艺的价值，常常把它们看作是垂死地寄生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上的“毒草”，即便是存在所谓的“经典”作品，也不过只有那么一点[5]220。这种观点在“文革”十年里甚至走向了极端，导致了我国文艺事业发展上的封闭、停滞甚至是倒退。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在迫切学习西方文艺和世界文艺的同时，也通过“西化”的方式使文艺迅速实现了“去政治化”。但这又使中西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即前文提到的学界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盲目崇拜。文艺理论上的“西化”再加上文艺创演的市场化，最终导致了前一阶段二十多年内社会主义文艺价值观的模糊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混乱。

习近平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批评：“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是绝对没有前途的！事实上，外国人也跑到我们这里寻找素材、寻找灵感，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资源吗？”[6]由此，习近平明确提出了“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样一个命题，并成为新时代我国文艺政策转向的重要价值坐标。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精神呢？大体而言，它既包括近百年来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也包括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等内容。这就涉及了怎样理解中国数千年以来的传统文化问题，即所谓的“古今问题”。

就20世纪的总体情况来看，虽然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很早就有“古为今用”的提法，但在具体贯彻时遵循的主要是“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的“薄古厚今”方针。如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转述了毛泽东的话：“毛主席说，我们应当厚今薄古。我们相信一代胜过一代。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5]981963年周恩来在《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中把“薄古厚今”上升为文艺工作方针的一部分：“一九五一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后又提出薄古厚今的问题。我觉得可以把这四句话结合在一起：‘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薄古厚今’……应该在六条政治标准的基础上，坚决贯彻这个方针。”[5]165但这个方针到了“文革”时期被变得十分狭隘，甚至连“薄古”都无从谈起了，传统文化遭到全面否定。文艺政策上的“薄古厚今”方针之异变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客观上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此外，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不信任其实从鸦片战争之后就已经开始了，随着“西学东渐”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艺受到了普遍的忽视甚至是批判。如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就极力推崇西洋戏剧而否定传统京剧：“只可惜这千余年来和中国戏台接触的文学美术都是一些很幼稚的文学美术……现在中国戏剧有西洋的戏剧可做直接比较参考的材料，若能有人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扫除旧日的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7]121-122这样的观点在新文化运动中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后来王元化先生把20世纪文艺理论中的这种错误倾向概括为“凡新的都比旧的好”的庸俗进化论和“以西学为标准”的激进启蒙心态。这两种错误倾向也造成了今天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信任和不自信，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创作的价值观混乱、文艺理论普遍“西化”的深层原因。

因此，要解决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深层问题，必须正确对待传统文化遗产并建立起对自己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自信心。2014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 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向世界发出了继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声音”；同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又提出了“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论断；2017年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又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8]不难看出，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中华文艺美学的继承和创新，正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文艺政策的重要特征。如果我们把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看作对传统文化糟粕的“除旧”，那么21世纪以习近平系列讲话为代表的新文艺政策则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立新”，它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转型，预示着中国文艺发展的新时代即将到来。习近平所强调的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灵魂的中国精神，正是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和时代精神的辩证统一，它对于解决当前文艺创作价值观问题、文艺理论“西化”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重大文化转向之外，新时代的文艺政策还在人民性方面与前两个阶段的文艺政策保持了连贯性和一致性。早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详尽阐释过人民性文艺的立场和方法问题，并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成群众的忠实代表和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9]864。而我们党也正是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才能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正显示了人民的力量以及人民和党的血肉联系。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又重申了人民性原则，随后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同志的“以人为本”理念也都贯彻了人民性原则。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样强调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问题，并从“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2017年又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8]可以说，坚持文艺的人民性是保证文艺事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重要保障，是保证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本质不变的根本原则，这是长期以来我们党所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文艺政策重申人民性可以说是对此历史经验的回归，当然，回归并不等于重复。新时代的人民性原则有了更为宏阔的历史视野，它囊括了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与世界优秀文艺理论思想，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真正贯彻。而且就文化转向的三个方面来看，人民性是“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40年来，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紧跟时代步伐，针对不同社会条件下的文艺现象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文艺政策。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调整，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论探索，无论是法律法规的建立完善，还是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积极引导，都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尤其是新时代的文艺政策制定，既不脱离全球化视野，又注重中华民族文艺的文化独特性；既注重协调文艺的本质属性与市场的关系，又坚持人民性的根本原则和立场，表现出更加成熟、自信的文化治理策略。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政策已经从改革实践中提炼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价值评价标准，必能以社会主义文艺之价值立场对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引领和规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