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的发行与“阅读共同体”的建构

2019-01-12 07:06蒋建国
东岳论丛 2019年1期
关键词:日记

蒋建国

(华南理工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报刊史发展的分水岭。报刊之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异。正如《上海强学会章程》所言:“近来津沪各报,取便雅俗,语涉繁芜,官译新闻纸,外间未易购求。今之刊报,专录中国时务,兼译外洋新闻,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巨细登。[注]《上海强学会章程》,《强学报》第1号,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不仅如此,商业报刊与时务报刊的发行与阅读也有较大区别。1894年以前,尽管在上海、香港、广州等地有一些商业性报刊,但发展颇受阻滞。梁启超甚至认为:“以故报馆之兴数十年,而于全国社会无纤毫之影响。大抵以资本不足,阅一年数月而闭歇者十之七、八,其余一、二,亦若是则已耳。[注]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一百期,1901年12月21日。此说虽有些偏激,但大体上可以看出甲午以前具有全国影响的报刊并不多见。姚公鹤认为,甲午以后,我国受国际间之打击,始有此进步耳。若甲午以前,则并此无之。世界报纸有制造时势之权能,我国报纸乃为时势所构成,两两相较,殊有愧色[注]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76页。。可见,《时务报》乃时势所造,是国家危亡之际,思想界要求维新救国的产物。正如梁启超所言:“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注]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一百期,1901年12月21日。当时《申报》的发行量至少有数千份,但梁启超独提《时务报》在全国之影响,是由于在甲午之后,读者对时政的关注超过以前任何时期,而《时务报》开创了政论性报刊的新时代。胡适曾总结道:“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注]胡适:《致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1923年10月9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页。关于《时务报》的阅读,台湾学者潘光哲已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时务报》在读书界引起的回响多元繁复。每位读者在读报的时分,都会因个人关怀的不同与思想立场的差异,对《时务报》承载/提供的讯息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诠释,从而形构了生命个体对外在局势和自我定位的认知,响应的策略与行动自是千样万态。整体观之,环绕着像《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而引发的读者的喜恶乐怒,其实是思想观念体系/价值系统在公共场域里的趋同或冲突[注]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与《申报》等商业报刊以大城市为发行重心不同,《时务报》依靠其广泛的人际网络和发行体系,其触角已遍及偏远地区,其阅读反响、舆论导向、社会启蒙等方面的作用,远超过一般商业性报刊。因此,本文着重从发行渠道、制度化阅读、阅读共识等方面进一步探讨《时务报》的影响。

一、官方发行与“制度化阅读”

甲午之前,报刊阅读者大多为少数开明官绅和通商口岸的一些文人雅士,报纸在“思想界”的影响颇为有限。甲午之后,随着“知识人社会”的崛起,尤其是大量新兴职业群体在口岸城市的壮大,读书人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工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士林风气的转变。在开明之士鼓动、外强压力、地方洋务大员支持以及商民社会与西学相互促进的合力作用下,主张变通的一派占了上风。洋务新政推行,中外交往扩大,以及中西学地位的变动,使教会学堂得到发展的良机[注]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3页。。教会学堂培养了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崇尚西学,主张变革,他们与口岸城市中从事文化活动的教师、记者、出版商等一起,形成了一个“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居于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正是这些这些职业多元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注]许纪霖等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尽管《时务报》具有明显的官方背景,受到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鼎力支持,但是,在口岸城市和一些省会城市,尤其是上海、天津等西式教育较为发达的城市,《时务报》仍然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主要阅读对象。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往往从《时务报》的交往网络观察读者对象,这无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此前传教士报刊阅读情况不一样的是,《时务报》开创了“制度化”阅读的前例,它得到了诸多地方督抚的强力支持,地方大员以官方文件命令各级书院订阅,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该报能够进入地方社会并广泛传播。《时务报》尽管利用汪康年深厚的人脉关系建立了强大的发行网络,但官方的推动却功不可没。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曾命令湖北各级地方官府和学校订阅《时务报》,规定“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至各州县各学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每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共计二百八十八分。”[注]张之洞:《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时务报》第6册,1896年9月18日。浙江巡抚廖寿丰先期“特购《时务报》全分”,发给地方官员披阅,之后,他要求地方官府“按期购阅”,并命令地方官为各地书院订购一份,“俾肄业诸生得资探讨。”[注]廖寿丰:《浙抚廖分派各府县时务报札》,《时务报》第18册,1897年2月22日。湖南巡抚陈宝箴要求“每州府县各先发二分,如有书院较多,不敷分派之处,仍仰该府州县详请补发。”[注]陈宝箴:《湘抚陈购时务报发给全省各书院札》,《时务报》第25册,1897年5月2日。浙江巡抚廖寿丰的幕僚吴品珩写信给汪康年说:“《时务报》,居停亦极思通行各府州县,以仿鄂省办法,筹费维艰,先购送一季与各府县,令就近各自行继购。”其目的是要求浙江各府县加以购买,他还透露“札已交刷,共计一百卅四分。上月中旬特札防军局向贵馆购到送院,以备随札发出。”因此,有了巡抚大人的命令,“《时务报》想必畅行,未审按期可销几千本?”[注]《吴品珩函(二)》《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页。其他如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布政使陈启泰、江苏学政龙湛霖、安徽巡抚邓华熙、江西布政使翁曾桂、四川学政吴庆坻等地方大员,都曾颁布命令,要求各府州县加以购阅。即便是偏远的贵州,由于贵州学政严修的大力倡导,并亲自修改“《通饬各学劝谕诸生购阅时务报札》原稿。”[注]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辑之198册,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722页。严修在丁酉(1897年)八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记载此事,他的幕僚“澄兄”草拟了这份文件,“李孝廉拟就澄兄商改奏草,复易两纸,因自书之。”说明他对《时务报》的发行颇为重视。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官方发行渠道的畅通。可见,地方督抚对《时务报》进入府县一级发行网络起着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在江浙、两湖督抚的影响下,许多地官员纷纷购阅,为《时务报》培育府县一级的地方性阅读群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诚如宋恕对友人刘绍宽提及《时务报》时所言:初次出报,即震动海内,京员亦多称许。语闻之香帅,香帅恐汪以前嫌之故,将来或为所诋,首先发札倡助,通饬两湖阅报。《时务报》之名,遂益以掀动天下,一时督抚皆踵为札饬销报[注]刘绍宽:《刘绍宽日记》第一册,方辅仁、陈盛奖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07页。。据统计,在《时务报》刊行的两年里,目前有已知十七处官方出面,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布置官购该报[注]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对于官方的大力支持,《时务报》不仅没有忌讳,反而利用“告白”多次表达了谢意。如第17期的《本馆告白》云:

本馆草创半岁,迭承中外大府、各省同志提倡保护,顷助款至一万三千余金,派报至七千余分。非借诸公大力,何以及此。将以明岁力图推广并加整顿,惜才力绵薄,惧弗克任耳,伏望海内君子更有以导之,辱承扶掖,铭感实深,事关公义,未敢言谢。[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17册,1897年1月13日。

此前,尽管《申报》已在口岸城市和部分省会城市拥有较多的读者,但是,它很难在县一级发行市场行销。由于有官方的强力推动,《时务报》直接进入各级学堂和书院,使偏远地区的学子有机会接触到新式传媒,这在报刊阅读史上是一次重大转折。

从“制度化阅读”的层面上看,当时的各级学堂和书院学生是《时务报》的最大读者群体。《时务报》对学堂和学会非常重视,将之视为开风气的重要目标。承诺学堂学会只要愿意阅读《时务报》,“本馆便可送报一分,以备传观。”[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17册,1897年1月13日。与个人订阅不同,学堂和书院订阅《时务报》,目的是让所有学生都有机会读报。一份报纸到达某所书院,就成为公共读物,所有学生都必须按照院方的要求,轮流观阅。如当时著名的岳麓书院就规定:“购《时务报》六分,每二斋共阅一分,由管书斋长随时派人分送,每斋自第一号起,尽一日之力,或翻阅抄誊,或略观大意,各从其便。次日递交第二号,以次至末,再递交第二斋第一号,复以次阅毕……仍缴归管书斋长收存,备来岁住院士子依次领阅之用。”[注]⑨王先谦:《岳麓院长王益梧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时务报》第18册,1897年2月22日。河南彰卫怀道道员不但命令“各县购备,发给各书院传观”,还具体规定各书院阅读《时务报》的方式:“由斋长向监院具领,分给住院诸生轮看,阅毕,仍由斋长收齐,呈缴监院存储,毋许擦损散失,以备来岁住院士子领阅。”[注]《河南彰卫怀道岑观察谕河朔书院、致用精舍肄业诸生阅时务报示》,《时务报》第47册,1897年12月4日。浙江求是书院更是制定了“阅报章程”,规定“所有旬报,礼拜一归第一号房间阅,礼拜二归第二号,轮至第七号止。下次旬报再由第七号逆数至第一号止。”[注]《阅报章程》,《集成报》第九册,1897年7月24日。后来担任求是书院总理的陆懋勋,在1897年求是书院将开之际,写信给汪康年说:“《时务报》前有凡开学堂处皆送一分不收资之例,今求是书院将开,理应乞送一分。”(《陆懋勋函(十九)》,《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53页。)由此可见,求是书院学生是有可能看到《时务报》的。可以说,当时各地书院制定的轮流阅读制度,将《时务报》视为知识读物而具有普及教育的功能,看《时务报》是一项学习任务,“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通过阅读,可以“开广见闻,启发志意。”[注]⑨王先谦:《岳麓院长王益梧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时务报》第18册,1897年2月22日。因此,有识之士将《时务报》视为必读之“书”,区别于当时的商业报纸。由于《时务报》“议论切要,采择谨严”,以议论时局,促进维新为目的,这显然有别于一般报纸的新闻报道。开明官员将《时务报》视为考察时务、学习新学、开发民智的书,一方面要求学子认真精读,体悟其意。另一方面又表明它不属于传统的书,它的内容涉及“一切舟车制造之源流,兵农工商之政要。”[注]廖寿丰:《浙抚廖分派各府县时务报札》,《时务报》第18册,1897年2月22日。需要结合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和践履。因此,官方倡导的读《时务报》活动,具有“仪式化”的作用。而如果按照官方的订阅要求,即便是以每县一份的数量计算,仅湖南湖北两省就有不下万人经常阅读《时务报》,这显然是一般商业性报刊难以企及的。

从读者的身份看,除了大量的学堂和书院学生之外,各级地方官员和士绅是该报的重要读者。由于张之洞、刘坤一、寥寿丰、邓华熙、陈宝箴等地方督抚都曾专行公文命令地方官员订阅,所以,“各州县之官见抚宪有此举动,或迎合上意,亦从而看报,书院诸生又或从而增买。”[注]《邹代钧函(四十一)》,《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2页。所谓上规下随,地方官员在引发《时务报》阅读方面起着一定的导向作用。如张之洞在任两湖总督时,聘陈庆年在两湖书院授课。陈庆年于教学之余,对《时务报》颇感兴趣,在日记中也多有记载。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八日的日记云:“灯下阅《时务报》,载户部奏请裁汰冗兵折。”其原因是“先筹赔款为急务,各省兵勇,但取足为镇抚之用而止。”对于户部的做法,他“读之令人愤闷。”[注]陈庆年:《横山乡人日记》,见《近代史资料文库》(第一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页,第263页。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十三日,他与汪康年,“少谈《时务报》,知今年销数较上年为少。”对于当时闹得纷纷扬扬的内部纷争,他在日记中披露说:“旧主笔梁卓如久在湘中时务学堂为教习之事,不甚作文,近以穰卿添郑苏庵为总主笔,卓如遂与寻衅,恐自此殆将决裂。”[注]陈庆年:《横山乡人日记》,见《近代史资料文库》(第一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页,第263页。而经学家皮锡瑞长期在书院任教,较早接受维新变法思想,他在看到《时务报》之后,便直抒胸臆,在日记中写道:论变法,谓中国与前不同,不值泰西各国,犹可不变。今变亦变,不变亦变,将有人代变矣[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3册),国家图书馆,2009年版,第249页。。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圣约翰书院院长、传教士卜舫济对《时务报》非常关注,不但自己经常阅读,还规劝该校学生定期传阅。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除了对其文章大加赞赏之外,还特地指出:“前月间以贵馆例,每书院得送阅一分,已由敝西席徐、胡两君致函领受。”说明《时务报》的免费赠阅范围包括了教会学校,卜舫济还告知:“惟院中生徒实繁,传观不逮。”所以,他决心“遵贵报全年例购取二分,从茲沾溉士林。”[注]《卜舫济函(一)》,《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从管理体制上看,教会书院与官方并无多少联系,传教士主要以自己筹措的资金办学,但是,由于教会书院招收中国学生,以西式教育为主,传教士对《时务报》学习西学的主张赞赏有加,因此,他们鼓励学生阅读该报。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该报对教会学堂所产生的影响。

二、发行网络、人脉资源与阅读群体的扩展

除了官方的发行通道能够保证各级书院和学堂学生能够经常阅读《时务报》之外,《时务报》还采用发行代理、私人推荐和邮局邮寄等方式,尽可能地在读书人当中推广阅读。汪康年利用其广泛的人脉资源,在全国各地建立代销点,委托亲朋好友千方百计扩大发行。据统计,《时务报》在海内外至少有202个派报处,而以江苏省47个最多,江浙两省合计便超过全部的三分之一[注]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为中心的讨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如在南京任教的缪荃孙由于与汪康年私交甚笃,为其在南京代销《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五日,在《时务报》发行四天后,缪荃孙便在南京收到第一期的报纸,并代为分销,第二天,“分《时务报》四十分与积余,十分与礼卿,廿分与聚卿,十六送各典追回三分,十分与苏盦,自留一分,夔生一分,仲我一分,可园一分,吴彬藩一分。”[注]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第一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422页,第423页。七月十四日,接第二起《时务报》,分送徐四十、刘三十分[注]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第一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422页,第423页。。十一月十六日,他“算《时务报》帐(账)”,十二月八日,售金翰如《时务报》十四册。十五日,与汪穰卿结帐(账),找十七元四角五分,一年《时务报》报价清缴[注]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第一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441、445、446页。。从这些记录看,缪荃孙为《时务报》的销售劳心费力,颇为尽责。缪荃孙1897年的日记中,经常记载收到某期《时务报》、“《时务报》来”之类的记录,也常有“发时务报馆信”的记载。缪荃孙还记载收到和补收到的《时务报》期数,如三月二日,接“《时务报》第廿二期”。三月三日,“发时务报馆信”。三月二十九日,“接汪穰卿信,寄补报”。四月二日,“接《时务报》廿四期”[注]缪荃孙:《缪荃孙全集·日记》(第一册),张廷银、朱玉麒主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457、461页。又见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937、944页。。尤其是报馆寄来的收票、会计录,可进一步证明缪荃孙在为该报在南京的发行殚精竭虑。

与汪康年有旧谊的黄绍箕不仅关注《时务报》的开办经费、章程等问题,还设法代为销售,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发信与台州友人,讬其劝人看报。”[注]《黄绍箕函(十一)》,《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6页。而汪康年的另一位友人陶在宽,对《时务报》的发行可谓费尽心力,他在信中说:“穰翁属寄《时务报》十四包,共计二万二千四百本。每到码头,弟即坐于包上,无论昼夜,船开方敢举步。沿途照看,到宜昌面交怡和渝杜文翁点清数目,见其放于高处,始觉放心。文翁办事亦结实可靠。渠云,乡场前,此报必须赶到。得成都电,已收到矣。”[注]《陶在宽函(五)》,《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3页。不仅如此,他“每遇亲朋,力劝其看《时务报》”[注]《陶在宽函(三)》,《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2页。。可见,这些代销者将发行《时务报》作为传播维新思想的使命,从而为《时务报》在全国各地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时务报》的阅读,首先得益于汪康年和梁启超两位核心人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汪康年曾长期在张之洞幕府工作,深受张的赏识,并受到江浙文人的高度关注。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称赞汪康年为“一代高士”[注][日]宗方小太郎:《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上卷,甘慧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页。。而梁启超则是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背后有康有为等人的鼎力支持,尤其是黄遵宪对其赞赏有加[注]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才华极为赞佩,《时务报》刊出第一期后,1896年8月10日,他在写给好友朱之榛的信中称赞梁启超“博识通才,并世无双。”(黄遵宪:《致朱之榛》,见陈铮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黄遵宪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页)黄遵宪也向好友陈三立赞赏梁启超,陈三立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回应道“公度(注:黄遵宪)书言梁卓兄乃旷世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陈三立:《致汪康年》,见郑逸梅、陈左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戏》(第9集·第24卷·书信日记集1),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孙宝瑄认为“梁卓如以《时务报》震天下,使士夫议论一变,卓如之功。”[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勾画了梁启超在开明士绅当中的巨大感召力。《时务报》初期发行的高涨,就是利用了官方背景、地方学派、新兴知识群体和改革思潮等方面的综合因素。从这个层面看,《时务报》的阅读,也具有一定层次性,读者从自己的角度对该报作出的价值评判,自然是有备而来。

郑孝胥由于与汪康年、梁启超、李一琴等时务报人相稔,经常宴饮、聚谈。郑孝胥多次造访时务报馆,与汪康年、梁启超、李一琴等人谈论时政,并就某些问题展开讨论。如1897年9月3日,李一琴与郑孝胥讨论梁启超的奢俭论,郑孝胥不同意梁启超“奢胜于俭”的说法,认为“梁知其一,盖未知其二也。”[注]⑩郑孝胥:《郑孝胥日记》第二册,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16页,第644页,第654页。由于郑孝胥与时务报馆的数位报人私交甚笃,他订阅《时务报》便在情理之中。1898年2月23日,他到时务报馆看望李一琴,交报费三元[注]⑩郑孝胥:《郑孝胥日记》第二册,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16页,第644页,第654页。。当然,时务报馆有新办报纸出版,也不忘送给郑孝胥,如当年5月8日,郑孝胥在日记中载:时务日报送报三张,仿日本报式[注]⑩郑孝胥:《郑孝胥日记》第二册,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16页,第644页,第654页。。而后来汪康年创办《中外日报》,郑孝胥亦有订阅。这说明报人的私交网络对报刊发行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江浙一带由于离上海较近,邮递系统较为发达,订阅《时务报》也较为便利。丙申(1896)九月十日,在江苏扬州任教的姚永概便开始阅读《时务报》,并指出:“七月新出报也,甚好。可与《公报》参看。”[注]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上册,沈寂标点,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661页,第661-664页。当月十二、十四、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四日,他又阅读6次。十月,他阅《时务报》3次[注]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上册,沈寂标点,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661页,第661-664页。,这说明他对《时务报》有着浓厚的兴趣。又如在苏州居住的沈钧儒,于1896年开始研习“变法图强”的新学及时事,阅读郑观应著《盛世危言》、薛福成著《筹洋刍议》及《时务报》等书刊[注]沈谱,沈人骅编著:《沈钧儒年谱》,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不仅杭州、苏州、扬州等大城市可以看到《时务报》,在一些风气较为开通的乡下,民众也有机会阅览。如江苏常州的吕思勉,在甲午海战时,年仅十岁,便开始接触报刊,1897年,他“始读梁先生所编之《时务报》”[注]吕思勉:《吕思勉全集》第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页。。

浙江瑞安(温州)文风鼎盛,以孙诒让、黄绍箕、宋恕、陈黻宸、陈虬等地方名流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于地方文化与社会启蒙的影响非常巨大。尤其是在维新运动中,宋恕、陈黻宸、陈虬号称浙东三杰,他们较早接触西学,思想开放,与康梁等维新派主要人物往来密切。《时务报》创办之后,他们纷纷购阅,并发表维新言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温州地方士绅的阅读风向,尤其是与这些名流有过交往的士绅,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了时务报刊。如与孙诒让、宋恕等名有着密切交往的刘绍宽,虽然偏居平阳乡下,但在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九日第一次读到《时务报》后,大加赞赏,认为该报“远在中国诸报之上。”[注]刘绍宽:《刘绍宽日记》第一册,方辅仁、陈盛奖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55页,第196页,第202页。此后刘绍宽多次与宋恕讨论时政问题,由于宋恕见多识广,对西学、新政颇有见解,从而影响了刘绍宽对维新变法的认知。刘绍宽在阅读《时务报》的同时,对该报的人事和经营情况也颇为关注。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日,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宋恕谈及该报的内争:梁卓如、黄公度与汪穰卿近亦不和,黄公度大有勒令穰卿出馆之意。张香帅现开报馆,招聘主笔,专攻康党,以重礼罗致章枚叔,枚叔大与不合,诟詈而回[注]刘绍宽:《刘绍宽日记》第一册,方辅仁、陈盛奖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55页,第196页,第202页。。六月八日,他抄录报上刊登的一则上谕: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所出之报,随时呈进。其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报馆,凡有报单,均著该督抚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份。择其有关时务者,由大学堂一律呈览[注]刘绍宽:《刘绍宽日记》第一册,方辅仁、陈盛奖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55页,第196页,第202页。。这道圣旨决定了《时务报》的结局,刘绍宽在抄录时固然不知道报馆的内争进一步加剧,而汪康年与“康党”之间的决裂,导致了《时务报》的解体。

充当著名学者孙诒让私塾塾师的张棡,在浙江瑞安的乡下也有机会通过阅读《时务报》而得知中外时局。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二十日,《时务报》创办不久,他便寄信给瑞安城里的好友项申甫,委托其购买《时务报》。八月十三日,他“抵城即过项君申甫处,取来《时务报》四册”[注]⑨张棡:《张棡日记》,俞雄选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第33页。。另外,张棡当年还记载所买书籍:《海国图志》大板一部三十二本,四元;《盛世危言》五册,《洋务实学》二册,《茶香室今经说》六册,共一元[注]⑨张棡:《张棡日记》,俞雄选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第33页。。可见,这位远在乡下的教书先生已对维新思想和西学心向往之,且有机会通过报纸了解时局,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时务报》对乡村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影响。另外,张棡还订阅了《申报》、《新闻报》,相互参阅,颇为自得。

张棡的内兄林骏,也曾担任过孙诒让家的塾师,并受教于孙家兄弟。他与宋恕、陈黻宸亦有颇多交往。林骏的日记起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当年二月十五日,便有阅读《时务报》的记录。之后,林骏对《时务报》极为关注,每次收阅该报,均在日记中详加披露。其具体收阅情况可见表1[注]林骏:《林骏日记》,沈洪保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8-379页。。

从林骏的阅读记录看,他第一次接触的《时务报》已是第十九期,之后,他并不能完整地阅读各期的刊物。这大约与当地信局的邮递条件有关。与一些读者详细抄写《时务报》的具体内容不一样,林骏对该报的感受,更多地体现在阅读过程中,除了偶尔对德人抢占胶州一事发表评论之外,他只是忠实地记录自己收阅该报的情况。这对了解林骏如何受到该报影响颇有难度,但另一方面却证实了这位乡绅的读报习惯。值得注意的是,林骏在1902年才看到《时务报》的前五册,这表明他对该报有着持续的阅读热情,同时也说明《时务报》在乡村的发行通道受到较大的制约。

表1 林骏收阅《时务报》情况表

《时务报》在浙江也广为流布。如浙江海宁,由于离沪、杭较近,消息较为灵通。王国维之父王乃誉自四十岁之后,虽然以开杂货店谋生,却潜心研究书画,“喜谈经世之学”[注]王国维:《先太学君行状》,见《王乃誉日记》第一册,海宁市史志办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影印本,第1页。。1894年,他便有“午前看报”[注]王乃誉:《王乃誉日记》(第一册),海宁市史志办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影印本,第301页,第609页,第707页。的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初九,他“五更看《盛世危言》”[注]王乃誉:《王乃誉日记》(第一册),海宁市史志办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影印本,第301页,第609页,第707页。《时务报》发行后不久,王国维便经常阅读,并将《时务报》带给其父王乃誉看。《王乃誉日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五日,“静持《时务报》第一、第三册,上海新设,七月初一开馆,总理为汪穰卿壬辰进士,执笔新会梁启超,所陈通变议,颇洽时政,诚此时之要务。”王乃誉迫不及待地浏览,“三更起,两册大略已审。”[注]王乃誉:《王乃誉日记》(第一册),海宁市史志办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影印本,第301页,第609页,第707页。当年十二月,王乃誉抄录《时务报》第16册《盛京卿宣怀自强大计举要胪陈折附片二件》一文,并部分摘录梁启超《论学校五》一文[注]王乃誉:《王乃誉日记》(第一册),海宁市史志办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影印本,第754-765页,第790页,第791页,第927页,第986页。。第二年十月月十四日,王国维又带回《时务报》,王乃誉当日记载:“静儿携借到《时务报》四十五、六两册,烧烛观之。”并评论道:“甚谓中朝不能骤更新法,一切杂乱无章,恐迟延不达,则世界早变,奈何!”[注]王乃誉:《王乃誉日记》(第一册),海宁市史志办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影印本,第754-765页,第790页,第791页,第927页,第986页。三天后,他回忆前一日读到《时务报》的内容,“有中国译日本书论甚佳,又兴女学会于沪”[注]王乃誉:《王乃誉日记》(第一册),海宁市史志办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影印本,第754-765页,第790页,第791页,第927页,第986页。。可见,王国维在1898年2月至《时务报》任书记[注]王国维有机会到《时务报》任职,是由于同学许默斋原任《时务报》书记,以事返家,请王国维代为之。但王国维在《时务报》工作时,收入甚微,生活清苦。他在1898年4月13日致许默斋的信中说:“阁下(在时务报馆薪水)确系每月二十元,弟则每月十二元,弟当时唯唯,惟念阁下与弟所办之事固属不殊……弟所办事除删东文,校报外尚须写信,或代作文及复核书记,现在除读东文三点钟外,几无暇晷,于学问丝毫无益,而所入不及一写字人。”(见《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页)王国维对每月12元的收入极为不满,但在《时务报》就职却是他人生的重要拐点。之前,就已经对该报较为熟悉,并让其父有机会接触到这份当时极为新潮的刊物。王国维在《时务报》任职时,也常常在给其父的信中,提及报社的情况。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日,王乃誉接信得知,“康有为接办此报,将改为官报。”并感叹“大局又为变。”[注]王乃誉:《王乃誉日记》(第一册),海宁市史志办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影印本,第754-765页,第790页,第791页,第927页,第986页。九月一日至四日,王乃誉数日都在阅读《时务报》旧报,如九月三日看《时务报》四十一、二、三,并抄录《中外日报》谭嗣同在狱咏[注]王乃誉:《王乃誉日记》(第一册),海宁市史志办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影印本,第754-765页,第790页,第791页,第927页,第986页。。可见,王乃誉通过阅读《时务报》而对新政颇为关注。《时务报》打开了他通往“新世界”的门径,对他的思想世界有着深刻的影响。

而曾任过知县的上海绅士杨葆光,则利用久居上海的地利之便,自费订阅了《时务报》《万国公报》《申报》等报刊,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所付《时务报》报费和收到报纸的时间,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二十六日,《时务报》止十八册;二月八日,汪溥泉交《时务报》三巨册,支《时务》洋四元;二月二十六日,《时务报》第廿一;三月十日,《时务报》第廿二;三月十六日,《时务报》第廿三[注]杨葆光:《订顽日程》(第四册),严文儒等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2、2885、2891、2896、2897页,第2964页。;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继续订阅《时务报》,并于闰二月十八日,“支《时务报》洋五元。”[注]杨葆光:《订顽日程》(第四册),严文儒等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2、2885、2891、2896、2897页,第2964页。杨葆光对《时务报》收阅日期的详细记载,表明他能够经常阅读新式报刊,也说明在上海本地,该报的收发较为及时。他将读报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仪式”,每次的记载也具有象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杨葆光不仅经常阅读《时务报》《申报》《万国公报》《算学报》等报刊,还要求儿子学习西学知识,并为其子购买了大量西学书籍。

1898年年初,已被革去福建建宁知府14年之久的周星诒,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阅读《时务报》的篇目和内容。二月十四日,他在读到《时务报》第51期有关新疆巡抚陶模的奏折后,感概道:“条陈利弊,洞如观火,识高言切,经世伟文,不为激论,实为济时。”[注]周星诒:《橘船录》,见周星誉、周星诒著:《鸥堂日记·窳櫎日记》,刘蔷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周星诒所读《新疆巡抚陶复奏陈自强大计折》,文中对时弊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欲求富强,必以崇节俭,广教化,恤农商。而欲新政治,必以变士习,减中额,汰内外冗官为先。”(《时务报》第51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一月二十一日),这些观念,都是当时维新派所着力倡导的,但在周星诒看来,切中时弊。二月二十二日,他读到第53期有关山西巡抚“请开晋边蒙地”的奏折,也大为赞赏,认为“是较近日内外诸臣筹饷,但图节流,不筹开源者,高出万倍矣。”而他对闽人高凤谦发表的《释彝》一文,却颇不以为然,认为“大抵为康、梁辈扬波助澜,尊奉西人而已。然亦先儒旧说,与所谓发明政法,切近事情之例未称也,选行之诚无谓矣。”[注]周星诒:《橘船录》,见周星誉、周星诒著:《鸥堂日记·窳櫎日记》,刘蔷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三月二十五日,他读到第57册的《时务报》后,对该报质量也颇有微词:“自梁卓如孝廉就楚聘,译者张姓(误,应为李姓,即李维格)亦偕之往,论说及翻译西报与附录咸简率不足观。报例首载论说,今改以卷尾,选录诸文列之卷首,已数次矣。帙尾附录信隆租船案,去年已据会审案译刻,今年又译英文重刻,已属叠床架屋,今又改刻上海商会及法国博物会章程,皆不关中华时务紧要,似无谓,可缓也。”[注]周星诒:《橘船录》,见周星誉、周星诒著:《鸥堂日记·窳櫎日记》,刘蔷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显然,周星诒并不清楚梁启超离开《时务报》的真正原因,梁启超与张之洞的冲突,在《时务报》创刊数月后就已经较为激烈,自《时务报》第43期后,汪康年、梁启超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梁启超已很少在《时务报》发表文章。1897年10月31日,郑孝胥的日记记载:夜,汪穰卿、梁卓如邀饮时务报馆,座客为盛太常、康长素、经联三(元善,浙人,现为电报沪局)、何眉生及余。卓如称有事,不至。(郑孝胥著,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26页)其言外之意,梁启超不愿与汪康年同席宴饮。1897年11月,梁启超应湖南时务学堂之聘,负气出走,直到1898年3月3日,第53期的《时务报》才刊登了一则《告白》称:“本馆仍延梁卓如为正主笔。惟梁君刻兼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之任,故现在总主笔一席特请闽县郑苏龛先生(孝胥)办理,其梁君寄来之文,仍随时登报。”但是,郑孝胥并没有到任,王国维在写给许默斋的信中说:“主笔之位久悬,外来文字绝少佳者,郑太夷(孝胥)亦因无佳文不肯操选政。”(《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页。)这又见证了当时《时务报》质量下降的现实。其主要原因是,在第55期之后,根本不见梁启超的文章。而周星诒对张姓译者的说法也有误,其实,与梁启超一起离开《时务报》而去时务学堂的是李维格(字一琴)。1897年11月李维格与梁启超来到长沙,李任时务学堂的西文总教习,梁任中文总教习。他在湖南还参加了南学会,担任《湘报》董事和西文翻译,在《湘报》上刊登了大量译文。李维格于1897年4月底被《时务报》聘为英文翻译,通过翻译西方报纸文章倡导西学和变法,他大约在《时务报》工作不到7个月。郑孝胥在1897年9月19日的日记载:湖南时务学堂欲强邀李一琴为教习。(《郑孝胥日记》第二册,第619页)这说明李一琴在9月间已被时务学堂“强邀”。这位远在福建乡下的革职官员,虽然对梁启超离开《时务报》的原因判断有误,但他对该报质量下降的抱怨是符合事实的。尽管他在日记中对康、梁等维新派人物有颇多不满,但他读《时务报》的兴趣仍然很浓。

维新时期,湖北风气亦大开,《时务报》在湖北的发行也颇见起色,尤其是张之洞在《时务报》创办之初,鼎力支持,饬令湖北各地学堂、书院订阅,使不少官员和士子有机会观览。在《时务报》出版半个月之后,在武昌武备学堂的姚锡光就在午后“阅《时务报》”[注]姚锡光:《姚锡光江鄂日记(外二种)》,王凡、任叔子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1页。。之后的两个月,他多次阅读《时务报》。曾担任过知县的著名学者谭献,1897年在主讲湖北经心书院期间,经常阅读《时务报》,他在日记中记道:

三月十五日,重检《时务报》所载《盛世元音》及重译《富国策》,此皆有实有用者。

四月二十八日,阅《时务报》廿七号,有宗室寿富一书,甚沉痛。

六月二十日,阅《时务报》卅二期,麦撰《尊侠论》,闳峻精妙,无瑕不懈。[注]谭献:《谭献日记》,范旭仑、牟晓朋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5、326、327页。

丁酉(1897)六月,姚浚昌任湖北竹山县令,其子姚永概随侍左右。姚永概在当年七月便开始阅读《时务报》,此后的两个月,他又多次阅读该报[注]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上册,沈寂标点,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693、695、697页。。姚永概从三月开始随父赴任,途中阅读各种书籍,但并未提及《时务报》,其在竹山所读报纸,在当地所订阅的可能性较大。而湖北的一些乡村绅士亦有机会读到该报。如许宝蘅应汉川县令之邀,从1898年5月开始,在一个偏远的河口小村任书记官。公务之余,他经常阅读《时务报》《申报》《汉报》等多种报刊。如7月25日,他读到《时务报》附译之《长生术》一文后,便评论道:“其事恍惚离奇,疑非人间所有,与中国《封神传》《西游记》小说相似,恐亦何礼之游戏笔墨,不必实有其事也。”[注]许宝蘅:《许宝蘅日记》(第一册),许恪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9页。可见,时年23岁的许宝蘅读报极为投入,并有自己的见解。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则在写给他在重庆乡下的族弟刘庆堂的信中,多次提醒对方要认真阅读《时务报》。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十五日的信尾,他特别嘱咐:“《时务报》川省重庆必已有了,可再问之,此必当可读之书也。”[注]刘光第:《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52函,《刘光弟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3页。《刘光弟集》将“第”写为“弟”,但是其名字为“刘光第”。刘光第将《时务报》列为“必读之书”,而非报纸,并非笔误,而是强调该报内容具有“经典阅读”的意义,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刘光第对《时务报》的推崇。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二十日的信中,再次强调:“《时务报》早到重庆,不知尊处在阅看否?现在《渝报》办开,谅已得睹,然不如《时务报》详备,看报大长学识,切不可省报费而不看也。”[注]刘光第:《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54函,《刘光弟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2页。显然,在刘光第上次提出要其族弟看《时务报》之后,再次提醒对方:《时务报》远胜《渝报》,不要为了节省报费而不读它,其文字中透出刘光第的急迫之情和直率之意,这位维新人士通过《时务报》影响族人的用心可见一斑。而在重庆致用书院讲学的江翰,与汪康年书信往来颇为频繁,为《时务报》在重庆的发行颇费心力,同时,他又是《时务报》的忠实读者。如他在1897年3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文伯孝廉索《时务报》。”[注]江翰:《江翰日记》,郑园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1898年,维新运动已使湖南风气大开。远在湘潭乡下的杨度,师从名儒王闿运研习“帝王之术”,但他却有机会阅读到风靡一时的《时务报》。当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在日记中记载《时务报》有关税制改革的内容:“清欲改百五关税为百十,公法自主,俄德法许之,而阻于英。盖俄债一千六百万,英则关货十居其八也。”[注]杨度:《杨度日记(1896-1900)》,杨念群点校,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第116页。杨度是维新运动的热心支持者,曾参与过“公车上书”。戊戌年(1898)十月,他虽在乡下问学,却不忘关注时政,曾“数日专寻书肆,买洋务书数十种,将以为赋料也。”[注]杨度:《杨度日记(1896-1900)》,杨念群点校,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第116页。从他的日记中看,尽管他偶然阅读《时务报》,但读报之后,颇有感慨。显然,《时务报》对于杨度而言,是他借以发挥心志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比杨度所在的湘潭更为偏远的湖南新化乡下,读书人也通过各种途径有机会获得《时务报》。如出生于1860年的谭人凤,是同盟会的活动分子,从1895年开始,他在家乡新化八都石鼓塘湾任义学教师,偶遇同乡邹价人,他回忆道:“谈论皆古今中外大事,瞠目无所对,心甚恧焉。丙申年(1896),聘为村内教习,余亦师事之,思想因之一变。丁酉、戊戌、已亥(1897、1898、1899)三年,购阅《时务报》《新民丛报》(应为《清议报》),感触愈多。”[注]谭人凤:《谭人凤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这位乡下的教书先生后来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与其在乡下读《时务报》所引发的思想变化有着一定的关系。

尽管贵州地处偏远、交通极为不便。但学政严修不仅借助权力资源推广《时务报》,并且身体力行,长期坚持阅读《时务报》。丙申(1896)八月二十一日,严修便收到“时务(报)三本。”彼时,距《时务报》第一册出版仅五十天。严修是维新运动的积极拥护者,不但坚持学洋文、看算书,他的友人雷玉峰与《时务报》馆主人“极相善”,他对新学人物如贵州遵义人黎汝谦也颇为关注。丁酉(1897)正月十四日,在安顺巡考时,他暇余“看《时务报》及《京报》”。二月四日,他收到友人段少卿信,“附定《时务报》银十两。”二月十一日,收到“《时务报》四本。”二月二十七日,“看《时务报》十八号。”三月八日,他写信给友人绍光,商议“《时务报》以书局作代派处。”三月十五日,“看代数术、《时务报》。”[注]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辑之198册,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574、589、644、656、662、667、669页,第673页。从严修收到报纸与阅读的频率看,这段时期他对《时务报》特别关注,对该报在贵州的发行与传播颇费心力。当年三月二十九日,他的友人熊尚恒“借去《算法须知》一本,《时务报》三本助书院。”[注]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辑之198册,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574、589、644、656、662、667、669页,第673页。这表明严修所订的《时务报》在贵州当地仍然是“稀缺品”,友人借阅到的报纸,在当地书院传播,具有一报多读的功效。

《时务报》在北方的传播,除了张元济等人由于与汪康年、梁启超的私交而在京代为发行之外[注]张元济为《时务报》在北京的销售出力甚多,这在他与汪康年的多次信件交流中得到充分体现。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见孙慧敏:《翰林从商—张元济的资源与实践(1892-1926)》,《思与言》,第43卷第3期,2005年9月,第15-52页。。天津、河北等地的一些开明士绅,也通过多种途径订阅《时务报》。尽管故城县很难订阅到新式报刊,但贺涛与吴汝纶父子的私交,为《时务报》在故城县的流布创造了条件。丙申(1896)农历十一月二日,贺葆真在信都书院便读到该报,并特地指出“《时务报》出自上海,十日一册,以七月一日始。吴先生自保定代书院订购一分,先寄来三册。”并称赞“此报款式既精,载记尤善。”[注]贺葆真:《贺葆真日记》,徐雁平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这位吴先生便是吴汝纶之子吴闿生,系贺葆真的老师。可见,吴闿生在保定的活动和社会圈子,为信都书院的士子提供了与《时务报》“相遇”的机会。而贺涛作为书院主讲,对新式报刊的导向性阅读有直接作用,他本人失明之后,“不阅报章,尤为苦之。”贺葆真便为其父读《时务报》,“每日读报数页。”[注]贺葆真:《贺葆真日记》,徐雁平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虽未完成“士绅社会”向“知识人社会”的过渡,但是西学和变革维新思想深入到读书人的脑海。无论是督抚大员还是偏远乡村的书生,阅读《时务报》所构建的“思想图景”却有诸多的相似。按照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说法,报纸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即使是“世界性的事件”,也都会折射到一个方言读者群的特定的想象之中[注][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公共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页。。《时务报》为读书人打开一扇窗口,诸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寄来信件,大谈《时务报》的诸多好处,俨然是思想界的及时雨。正如读者丁其忱所言:“《时务报》详载中外时事,使阅者耸动心目,上以当执政者之晨钟,下以扩士君子之闻见,法至善,意甚盛也。”[注]《丁其忱函(一))《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另外一位叫朱采的读者也由衷感叹:“读贵馆撰述,内鬰忠爱,外包众有,深切著明,发聋振聩,较之贾生痛哭,殆相髣髴。”[注]《朱采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页。在北京为官的姚大荣,是《时务报》的忠实读者,他声称:“自丙申之秋,得读《时务报》,深悉诸君子忧时苦心,宏开风气,极为钦佩。次第读至五十冊,鸿篇巨制,足以感发志意者固多,而尤以大箸之《知耻知惧》,《以爱力转国运》诸篇,为最难得。”[注]《姚大荣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4页。诸如之类的“阅读印象”,在汪康年收到的读者来信中随处可见。除了赞誉之外,围绕着《时务报》的内容,读者在阅报之后发表诸多感想,并通过信件与主办者进行多方互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舆论场。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务报》在全国各地的广泛传播,其阅读对象从士绅阶层扩展到商人阶层,如吴樵便描述汉口的情况:“生意人看者颇有,惟讥文字多不可解耳。”[注]《吴樵函(二十一)》,《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04页。裘廷梁对无锡当地的《时务报》读者进行估计,他说:“能阅《时务报》者,士约二百分之九,商约四五千分之一,农、工绝焉。推之沿海各行省,度不甚相远。”[注]《裘廷梁函(二)》,《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5页。尽管商人读报的比例远不及士绅,但它已经延伸至商业社会,对四民之末的商人有着一定的吸引力。邹代钧甚至建议汪康年在每册卷尾列“货物价值表”[注]《邹代钧函(二十三)》,《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9页。,以便吸引商人的目光。尽管《时务报》并没有根据商人的阅读需求而改变栏目的设置,但它的触角伸入到商人阶层之后,无疑对对商人的“观念世界”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交通条件和发行网络的问题,《时务报》的读者常为不能及时收阅报纸也困扰,在读者写给该报经理汪康年的书信中,有相当部分是反映报纸缺失、遗漏和延误之类的意见。如远在重庆的江瀚就曾向汪康年抱怨:“贵馆《时务报》,敝处只接到第二十七冊,两月以来竟成绝响,纷纷来索,媿无以应,宜筹速法。”[注]《江瀚函(三)》,《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页。此类“投诉”虽与报纸内容关系不大,却说明读者对读报的强烈期待,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读者十分向往没有读到的报纸,对未知的内容充满着阅读想象。

三、互动与互进:阅读共同体的形成

与一般商业性报刊的泛阅读不同,《时务报》的许多读者将该报视为“经典”,每期都认真研读,并由此发表自己的阅读感想,通过书信表达对报刊内容的看法,编者与读者围绕着《时务报》的观念,建构“阅读共同体”。尽管许多读者与汪康年、梁启超未曾谋面,但《时务报》作为阅读的载体,向读者广泛传播着维新变革的观念。正如包天笑所言:

这时候,关于文学上,有一事足以震动全国青年学子的,是梁启超的《时务报》在上海出版了。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梦。那时中国还没有所谓定期刊物的杂志,《时务报》可算是开了破天荒,尤其像我们那样的青年,曾喜欢读梁启超那样通畅的文章。……一班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注]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因此,许多读者视该报为精神家园,通过书信表达对读报内容的看法,并对报纸的印刷、发行、排版、题材、评论等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通过书信往来,读者与报纸、报人实现了立体式的互动,并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沟通和了解。

在汪康年所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相当部分是读者读报的感想。如四川达县的吴樵,参与了《时务报》的创办与发行,并十分关注每期报纸的内容。他形容自己初读该报的兴奋之情:“狂舞万状,自始至終,庄诵万遍。”但对“三四处误者”[注]《吴樵函(二十五)》,《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00页。也加以指出。而对《时务报》的办刊方针,他尤为关注,如他转述张之洞的态度:“南皮阅第五冊(不记是此冊否?)报,有讥南京自强军语及称满洲为彼族,颇不怿。”认为梁启超对此问题认识不足,“樵知必力阻之。”[注]《吴樵函(二十八)》,《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18页。显然,吴樵对《时务报》的言论有着敏锐的观察,并希望梁启超不要与张之洞等政要发生观念上的冲突。

而读者对于《时务报》的具体内容所引发的感想,可观察到新思想对读者观念的深刻影响。如《时务报》曾刊登过征婚广告,福建闽侯的开明女子林宗素便大胆回应,质问:“南清志士某君者,伊何人耶?胡为并姓氏而隐之耶?某果为支那之伟人耶?吾不得而知之,抑亦不过口谈维新之庸人耶?吾亦不得而知之。伏波有言,当今之世,不特君择臣,臣亦择君。南清志士,既悬高格而求文明者为之妻,吾二万万女人若果无一足副南清之求,则亦已矣。”[注]《林宗素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7页。林宗素的大胆质问,表明了她对征婚人故隐其名的不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时务报》拥有女性读者,这在以前的报刊读者中还鲜有记载。

《时务报》通过设置一些重要社会议题来影响读者,如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改革自强方面的文章,湖南学者皮锡瑞在读后就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梁卓如痛言中国变法,止(只)知讲求船只枪炮,徒为西人利,不知讲求学校、科举、官制,西人无所利于此,故不以此劝变法。其实此乃根本所在,可谓探源之论[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影印本,第二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457-458页。。又如张之洞倡导“戒缠足会”,海内外读者广为响应,当梁启超代写的章程刊出之后,一些读者便来信加以评点。如洪述祖认为:“所论禁缠足一会,甚惬鄙怀。”[注]《洪述祖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3页。浙江文人邵章一方面认为“不缠足会章程,甚得我心,”但也指出不足:“惟未议及装饰,稍有遗憾。”并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今既不缠足矣,则宜沿古妇人衣必曳地之制,骤尚西式,駴俗不取。”[注]《邵章函(二)》,《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0页。另一位叫王舟瑶的读者认为“缠足之戒,极为善举”。但从长远看,“亟宜劝立女学堂。”[注]⑨《王舟瑶函(二)》,《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第56页。可见,读者通过阅读《时务报》,不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对某些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这就为《时务报》广开言路提供了建言献策的通道。

许多读者将《时务报》视为日常阅读的重要对象,十分关注《时务报》的品质和发展方向,对报纸出现的具体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如针对是否刊登“上谕”的问题,读者就对此有自己的见解,王舟瑶在来信中提出:“不知各处购尊报者,不必皆购他报,俱以未见上谕为歉,以后似宜补录。”[注]⑨《王舟瑶函(二)》,《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第56页。地图学家邹代钧参与了《时务报》的创办,与汪康年经常有书信往来,他也认为《时务报》应考虑贫寒之士的阅读需求,转录“上谕”以广见闻。他对汪康年说:“缘寒素不能遍阅各种报,仅购《时务报》阅之,而无上谕,甚视为缺典。窃计上谕已见他报,原可不录,惟为销路起见,仍以录入为妥,祈酌之。”[注]《邹代钧函(五十六)》,《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1页。显然,这一建议考虑了当时报刊传布不广的现实,尤其是兼顾了边远地区读者的阅读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读者还摘抄《时务报》的官方新闻,如沈曾植认为:“总理衙门可抄者皆寡要,要则不敢抄”,“《时务报》所载国闻,自邸抄外,皆南皮尚书向各省督抚署搜辑,非得之都中也。”[注]蔡元培:《蔡元培日记》(上),王世儒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这说明该报的时政要闻并非一般邸抄所能比拟,新闻的重要性得到了读者的肯定。

而针对《时务报》的内容,也有读者经常就某一具体问题提出质疑。如著名学者缪荃孙就写信提出:“贵报将情理不符之事慢登。如传闻叔志之类,亦知其假,何不去之。少采无稽之言,则报自然增重。”而对于该报转载的虚假新闻,他则语气严厉地指出:“十二日报又说制军乞休,为有此事?制军阅之,恐不能不查也。”[注]《缪荃孙函(十七)》,《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61页。读者从报纸内容本身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其目的是期待主事者重视读者的感受,不断对内容加以改进和提高。如担任过知县的唐受桐就对梁启超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梁卓如诸论,亦嫌其过于富赡,大类应博学宏词科,意反为词所掩”。对于该报的批评风格,他也指出:“似不可过讥时政,惟于我国及各国事据实书之,不加褒贬,使阅者自见。”[注]《唐受桐函(二)》《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4页。此议颇有遵循新闻客观性之意,对办报者颇有启迪。而同为报人的夏曾佑对后期的《时务报》颇有微词,他在信中提到该报第53期至57期,“所收外文甚不佳”,并建议“此等文宜从割爱”。他还忠告:“若频登此,易滋口实。盖旬报与日报异,而贵旬报与他旬报又异。贵旬报今日正当疑谤之交,又与平日之贵旬报异,天下所属耳目,不可不慎也。”[注]《夏曾佑函(二十二)》,《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3页。此类建议,表明了读者对《时务报》的殷切期待和良苦用心。

许多读者视《时务报》为珍品,阅后加以收藏。一些细心的读者发现报纸的用纸有所变化,遂写信给报馆反映情况,希望引起重视。如一位“留心时事人”在阅读第40期报纸后,发现“面页忽改用栗色机器纸。”他认为“此纸质极粗劣,一经潮湿,极易腐朽,如污秽之说部,则可用之,馀均断不可用。远不如本国纸之坚洁。”为了引起报馆的重视,这位细心的读者进行了调查,并指出“再查贵馆派寄各处之报,往往受潮,竟有全本霉烂不可翻阅者。即如此次派到鄙人之第四十册,全本尽潮,书面纸又落色,洁白连史纸不知变成何等颜色矣。”[注]《留心时事人函》,《汪康年师友书札》(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1页。可见,读者对报纸用纸问题的重视,一方面要维护自身的阅读利益,另一方面则希望主事者要有社会责任感,不要因贪图便宜而有损报馆形象。

《时务报》作为维新时期影响最大的报纸,在两年间发行69期,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且后来多次重印出版,并按年份装订成册广为发行,许多未及时购阅的读者,便通过购买重印装订本阅读。如皮锡瑞从江西返回湖南长沙期间,便在当地“以二元半买得整年《时务报》一册。”[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三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16页。小说家刘鹗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初六日,读“《时务报》数篇”[注]刘鹗:《刘鹗日记》,见郑逸梅、陈左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戏》(第9集·第24卷·书信日记集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506页。。学者徐兆玮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读《时务报》一册,含第1至3号,三月读《时务报》八册,含第4至27号[注]徐兆玮:《徐兆玮日记》(一),李向东、包岐峰、苏醒等标点,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465、484页。。四川井研县的熊克武1904年留学日本前,在家乡井研念私塾。他回忆:我的老师吴蜀筹常从省外游宦的亲友处得到《革命军》《时务报》以及庚子、辛丑的和约条款这类书刊。我很爱看,也略知列强要灭中国,清廷丧权辱国和民族危机的大势,更激发了我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注]熊克武:《辛亥前我参加的四川几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 1页。。皮锡瑞、刘鹗、徐兆玮、熊克武等人所看的《时务报》,有可能是之后的翻印本。河北宣化县阅报所1905年订阅了《时务报》[注]《宣化县呈送阅报研究所暨附设半日学堂章程请折》,《教育杂志》,1905年第11期。,则肯定是重印本。可见,《时务报》的装订本价格更为便宜,且利于读者集中阅读,这就进一步扩大该报的阅读范围。据闾小波统计,实际售出的《时务报》当在一百万册左右,受众的总数在一百万以上当是可能的[注]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9、181页。。而廖梅将《时务报》前五十册在全国各省的销量进行了初步统计,排列前几名的是: 1.江苏(177843份),2.直隶(74403份),3.湖北(52577份),4.湖南(48430份),5.浙江(44289份),6.广东(39721份),7.四川(29775份),8.安徽(26148份)[注]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上述八个地区的总发行量就达到49万份,但廖梅的统计未必全面,以广州地区的《时务报》销售为例,据汪叔子统计,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共销售新出报88654册,缩印报3600册,旧年报2010册,合计94264册[注]汪叔子:《维新思潮的涌涨—以《时务报》在广州地区的销售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汪叔子统计的最后时期,也恰恰是《时务报》第50册发行的日期,与廖梅的统计范围完全一样,但汪叔子所统计的广州地区销售《时务报》的数量远高于廖梅统计的广东地区销量。可以肯定的是,江浙、广东地区大多风气较为开放、地域文化较为发达,《时务报》对当地社会的影响也较为明显。通过《时务报》的发行网络、发行数量和读者来信来看,该报已经从商业都市渗透到贵州、广西、福建、陕西等边远地区,许多穷乡僻壤的读书人通过“制度化通道”或“偶然性接触”,有机会读到这份书页式报纸。

《时务报》积极传播外部世界的新思想、新事物、新知识,为读者营造了一个令人激动而充满想象的阅读世界。既便是那些醉心科举的传统士人,也由于策试内容的变化,对《时务报》刮目相看。如孙诒让所言“阅报之人……而闻有科举变法之说,假此揣摩为场屋裹挟之册者,十之七八。”[注]《孙诒让函(二)》,《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2页。孙诒让虽然谈及瑞安的情况,但是科考士子对《时务报》的关切,表明了《时务报》对国家意识形态与人才选拔制度的影响。之后几年,一些士人为参加科考,往往会选读一些时务书报。如江宁(南京)人何荫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月十三日,“奉差到沪,为选购新刊时务政治各种书籍,以备秋闱,供主试分校之翻阅。”[注]何荫柟:《鉏月馆日记》,《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8页。又如山西举人刘大鹏1903年到开封参加会试,在日记中感叹:时务等书,汗牛充栋,凡应试者均在书肆购买,故书商高抬其价,此皆名利之心[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点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这大体上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已对时务策论的重视。在南京参加乡试的陈独秀,就曾深受梁启超和《时务报》言论的影响,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而对《时务报》的文章爱不释手,“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注]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1号。吕思勉回忆道,“余之知读报也,自民国纪元前十七年上海之有《时务报》始”并认为“读《时务报》者,虽或持反对之论,究以赞成者居多,即反对者,亦咸知有改革之说矣。”[注]《追论五十年来之报章杂志》,《正言报》,1941年9月21日,见吕思勉:《吕思勉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总之,《时务报》以思想启蒙为主要目的,它所形成的舆论场域,对于心忧天下的读书人而言,起到了精神导向的作用,并由此改变了许多读书人的阅读习惯和价值取向。读报纸与谋求改变现状的冲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极大地影响了读书人的思想世界,这显然是一般商业性报刊难以企及的。

猜你喜欢
日记
学写假期日记
Learn to Write Vacation Journal学写假期日记
成长日记
里约日记
成长日记
成长日记
侦探日记
成长日记
侦探日记
侦探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