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浪屿宗教多元化的历史、成因及特点

邓梦军

（厦门市行政学院 哲学教研部，厦门 361027）

前 言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是多元化的。根据学者研究，宗教多元论的观点就是：“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宗教信仰和行为可能甚至应当共存。只有在某一宗教传统在社会上占据主流地位，否认其他流派的合法性，把它们挤到边缘上去，宗教多元化就谈不上。”因此对于宗教多元化的现状，我们应该秉着兼容并包的态度去对待。厦门鼓浪屿作为一个重要的对外交流的窗口，在宋元时期，当泉州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港口城市时，它还只是一个是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荒岛。而随着泉州刺桐港、漳州月港的衰落以及大航海时代的来临，鼓浪屿作为厦门岛附近的一个小屿慢慢崛起，成为汇聚了东西方不同宗教、文化、建筑等特色的“国际历史社区”。在201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项目。

前辈学者对鼓浪屿多元宗教的现象已有考察与研究。最早的如在《鹭江志》《厦门志》中就已经对鼓浪屿上的宗教现象、寺庙观宇等宗教场所的名称、数量进行了梳理。如《鹭江志》中提到鼓浪屿上有瑞晄庵、水仙宫以及日光岩寺等，《厦门志·祠庙》：“三和宫，在鼓浪屿三丘田，祀天后。”另外作者按语中说到：“鼓浪屿岩仔脚之兴贤宫，内厝澳之种德宫，皆祀天后、吴真人之神，不及备载。”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厦门市志》对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鼓浪屿的传入、发展、主要流派以及住修场所、活动事业等等做了概论式的介绍。詹石窗、林安梧主编的《闽南宗教》，陈支平的《福建宗教史》，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策划编写的《闽南历史文化概说》，何绵山的《福建宗教文化》，吴松青主编的《闽南地方文化概览》，高令印等编撰的《厦门宗教》等著作对涉及到鼓浪屿上的宗教进行了一些简单论述与研究。而周彪等人的《中西并存·鼓浪屿上的多种信仰》以及苏西的《鼓浪屿宗教》等专著对鼓浪屿上的宗教现象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另外当年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洋人留下的著作为我们考察鼓浪屿上的基督教的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帮助。如约翰·麦嘉湖（John Macgowan）的《耶稣还是孔子——厦门传教史》以及何丙仲先生辑译的《近代西人眼中的鼓浪屿》收录了纽约美国归正教会海外传教委员会编撰的《厦门传教百年史（1842～1942）》、毕腓力的《在厦门五十年，厦门传教史》。以上这些著作对鼓浪屿的宗教现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让我们得以窥探鼓浪屿宗教多元化的存在与发展脉络。但是他们大多聚焦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的宗教信仰，对鼓浪屿上的儒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行为很少涉及。另外对于道教闽南化以及在鼓浪屿上的偏重没有给予说明。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鼓浪屿宗教多元化特点的研析，揭示它背后的历史成因、宗教之间的互动以及它能带给当今人什么样的启示。

一、鼓浪屿宗教多元化的历史及成因

对鼓浪屿宗教多元化的历史成因分析之前，我们必须要对它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有一个了解。宗教是与人息息相关的，没有人存在的地方也就没有了所谓的宗教现象。鼓浪屿作为一个孤立的微型岛屿“圆洲仔”，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荒莽之地。根据《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大登屿……其西有鼓浪屿及夹屿，旧皆有民居。洪武二十年（1387），系迁入内地，成化（1465～1487）以后，恢复旧土。”可知明代洪武年间因防治海盗与倭寇外邦的原因，将岛内的居民迁回内地。所谓“片板不许下海”、“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鼓浪屿上旧有的居民也不能幸免。到成化时期才重新允许沿海居民在海岛居住。明末清初，厦门一带成为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基地，鼓浪屿作为操练水师的训练场。据清代《鹭江志·嘉禾里序》记载：“国初海氛四起，郑成功踞其地四十余年，其间城池宫室，兵戈焚毁，而鹭江遂成战场，亦一时之厄也。”另外对于厦门及鼓浪屿的历史，清道光年间的《厦门志·分域略·小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厦门自宋以上无可考。幅员虽小，而形势险要，山川雄峻。前明屡被兵燹，为倭奴、伪郑所觊觎。自康熙十九年奠定后，人民蕃庶，土地开辟，市廛殷阜，四方货物辐辏，骎骎乎可比一大都会矣！”从康熙十九年后，厦门逐渐兴盛起来，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诲，市井乡都，诗书振响，少习长成，甲科辈出。……货贿财物日增而日益也，宾客商旅日集而繁也，四夷八蛮，道里所通，舟车所济，则又日往而日来。”厦门繁荣起来，那么鼓浪屿也开始慢慢从荒芜之地变成人居之所。

前辈学者将宋元之后日本占领之前鼓浪屿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本土文化积淀期、外来文化传播期、多元文化融合期。笔者认为是有一定的道理。这三个时期在宗教方面都各有不同的代表。在厦门开埠之前的本土文化积淀期，在鼓浪屿上以黄氏族人为代表的黄家祠堂，以及三和宫、种德宫和日光岩寺为代表的道教宫观、佛教庙宇，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种宗教文化精神。儒释道三教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随着人员的迁徙也跟着在一个新的荒莽之地落地生根。在传入闽南地区时，儒释道就在不同程度上烙印下了特有的闽南特色。如道教在传播明显体现出了它与闽南地区相互融合的过程。唐朝中叶道观首先在同安地区被建立，在明初时期，厦门岛内建立了城隍庙。而在此后的过程中，道教宫观以闽南特有的妈祖和保生大帝的信仰占据了信众的主流。因此，儒释道三教传播到鼓浪屿时也早已闽南化了，如三和宫与种德宫基本上以祭祀妈祖和保生大帝为主。随着英国以“虎门销烟”借口，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战败之后，鼓浪屿成为《南京条约》中被指定驻兵占领的岛屿。而在《南京条约》正式签署之前几个月，美国归正教会的雅裨理（Rev.David Abeel）牧师跟着英国军舰登上鼓浪屿，成为第一个在鼓浪屿上传道的基督教教士。1844年，英国传教士约翰·施敦力（Rev.John Stronach）建立英国伦敦公会分会。1850年，英国长老会派遣用雅各医士、宾为霖牧师到厦门鼓浪屿开展教务活动。1863年，英国伦敦会牧师约翰·麦嘉湖（John Macgowan）来到厦门传教。他在厦门生活、传教将近半个世纪，影响颇大。著有《中华帝国史》《耶稣还是孔子——厦门传教史》（此书被译为《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厦门》）、《华南集胜》等书。天主教、基督教等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涌入鼓浪屿。作为外来文化的历史见证，现在依旧可以从鼓浪屿上大量有关基督教的建筑与遗址中想象当年的热闹景象。如：三一堂、天主堂、协和礼拜堂、英国伦敦差会女传教士宅、基督教教徒墓园、救世医院和护士学校旧址、毓德女学校旧址、安献楼、闽南圣教书局旧址、春草堂等等。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融入闽南鼓浪屿地区的另一个旁证就是越来越多的华人成为基督徒和牧师。如厦门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叶汉章先生，他的墓地就埋骨在鼓浪屿。又如著名的文学大家林语堂先生，他的父亲林至诚是有名的牧师。他的岳父廖悦发作为基督徒，在他去世后也埋在鼓浪屿华人基督教徒墓园内。这些都体现了基督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融入闽南地区，融入了鼓浪屿地区。而鼓浪屿为代表的闽南地区也在很大程度上接纳了这个外来的宗教。在华人基督徒的墓园里，我们可以发现有两座很典型的墓葬，外观是闽南传统墓葬形式，里面埋的却是基督徒，墓碑上有很明显的十字架、楹联等信仰标识符号。因此，在这个外来文化传播到鼓浪屿为代表的闽南地区的时候，也渐渐开始了前面提到的第三个时期，多元文化融合期。鼓浪屿早期作为闽南人偷渡出海的窗口以及之后作为契约华工的出入口岸，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返乡闽南华侨大量选择入住鼓浪屿。尤其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东南亚社会经济遭受重创，当年下南洋的闽南华侨功成之后纷纷入住当时相对稳定的鼓浪屿。这些早年出去闯荡打拼的人，受当地文化的影响，在他们回到鼓浪屿时，也不知不觉的将东南亚等地的文化带入进来。就建筑风格而言，鼓浪屿狭小的岛屿空间密集地汇聚了闽南传统民居、现代主义、装饰风格、西方古典复兴样式、折衷主义等多种建筑风格。在这一过程当中，鼓浪屿也形成了极具当地建筑特色的厦门装饰风格建筑，这一建筑风格可以说是对闽南传统建筑与外廊式建筑形式、中西方装饰手法更加大胆的结合。日本著名建筑史学者藤森照信将其命名为厦门装饰风格。体现这一中西融合与东南亚风尚建筑的有杨家园、李清泉别墅、亦足山庄等。而作为儒教以孝治家、祖先崇拜的载体的宗祠，吴氏宗祠的建筑样式体现出了东南亚文化与闽南文化的融合。一般传统的闽南宗祠都只有一层，而吴氏宗祠将东南亚建筑元素融合进来，建立了一种罕见的“双层楼结构”。可以说在这个多元文化融合时期，鼓浪屿上不再是单纯的外来文化的输入，更多的是闽南文化与其它外来文化的一种新融合与再创造。伊斯兰教传入厦门始于明末清初，当时厦门已取代泉州刺桐港和漳州月港逐渐成为贸易港口。居住内地的以及闽南地区，如泉州等地和海外的回民移居到厦门。随着回民迁移厦门，伊斯兰教也传入厦门。清道光年间，厦门建立了第一座清真寺，该寺坐落于旧市区公园南路玉屏巷。而具体何时传入到鼓浪屿，则很难确认。民国初年，统治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工部局雇佣了一批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教徒当巡捕。鼓浪屿上才有明确的伊斯兰教教徒活动记录。

二、鼓浪屿宗教多元化的特点

我国古典文献中有“宗”有“教”，但并没有“宗教”一词，它是随着佛教传入而产生的。根据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定义，“宗，尊祖庙也”，“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可见，“宗”就是在一个家族当中表示对祖先的崇拜，而“教”就是教化的意思。虽是如此，但关于宗教的教化作用，在《易经·观卦》的彖辞中早已有所体现。它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神道设教”一词表明了中国传统思想家们对宗教现象的思考。对于宗教的定义，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人群的情感体验以及宗教不同的社会功能来讨论，都会给出不同甚至差异巨大的解释。正如宗教学学科创始人麦克斯·缪勒说：“每个宗教定义，从其出现不久，都会激起另一个断然否定它的定义。看来，世界上有多少宗教，就会有多少宗教的定义，而坚持不同宗教定义的人们之间的敌意，几乎不亚于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这种不同的定义与理解也是宗教多元化的重要体现。而人类为什么需要宗教呢？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说：“我认为，人类需要宗教，与他们需要科学、艺术乃至哲学一样，都是基于同一种原因，那就是人类是有灵魂的存在物。因为人有灵魂，所以他不仅要探索现在，还要探索过去和未来——而不是像野兽那样，只生活在现在，这就使得人类感到有必要懂得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大自然之奥秘。在弄清宇宙的性质和自然法则之前，人类就如同处在黑屋之中的孩子一样，感到危险、不安全，对任何事情都不确定。”因此，人类在面对大自然的神秘压抑、无法控制的灾难、人生的沉浮变迁、不公正的遭遇、难以计数的挫折、死亡的恐惧以及无情的战争等一系列破坏人内心和谐安稳的秩序时，宗教起到了安慰人心的作用。这种作用通过一系列言语与制度的安排，让人在面对无奈的困境时能获得一种安全感与永恒感。在这种神秘和不确定中，宗教提供了一个避风的港湾，从而使人更好更乐观地活下去。因此，有人需要的地方，必定会有着不同形式的宗教。

鼓浪屿从一个荒芜之地到成为一个不同宗教汇聚之地。可以说它的发展演变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宗教现象的经典案例。通过上一节的分析可知，鼓浪屿至少存在着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不同的信仰。

表1：鼓浪屿上存有的宗教类型、存在形式及信仰（祭祀）对象

从上表的统计可以知道，中国人所熟知的五大宗教在鼓浪屿上都呈现出来了。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存在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儒释道作为中国的传统信仰，它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当中了。只要有华人存在的地方，这些信仰多多少少都会展现出来；第二，以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道教宫观，在鼓浪屿上延续了闽南地区的特点，主要以妈祖和保生大帝为祭祀对象。第三，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涌入鼓浪屿，并且它们在岛上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虽然鼓浪屿上随着中国人及归国华侨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并没有稍弱这一优势。第四，伊斯兰教作为一个世界性宗教，在鼓浪屿上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清真寺，甚至整个厦门到如今只有一所供礼拜的清真寺。而早在唐代，穆罕默德的弟子就来到泉州进行传教，到宋元时期泉州成为世界性的贸易港口，阿拉伯人商贾云集。现依旧保留着国内创建最早的伊斯兰教寺院——清净寺。第五，通过文献考察与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基督教（新教）在传播过程中，对取代中国人传统的儒释道信仰（特别是儒教）抱有极大的目的性。如约翰·麦嘉湖在《耶稣还是孔子——厦门传教史》一书中说：“一山不容二虎。由于这种盘根错节、影响深远的体制与宝座上的皇帝休戚相关，也与君权下的每一位臣民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基督教似乎根本无法在中国立足，因为儒教绝不可能与之共存。其实，就儒教本身而言，在普遍意义上它并未成为人们的宗教。儒教没有人格化的神，没有未来，没有救世主，没有成千上万用心提出的问题和答案。这样的信仰注定不会长远。即便在整个社会根深蒂固，也还是存在着最本质的弊端——它不能触及人们的内心深处。”最后他在书的最后说到：“中国应该选择哪个，是基督还是孔子？是这位长期束缚中国的伟大圣人，还是这位人类之子？后者与众人心心相印，其温柔的体贴以及教会的传承给今天的人们带来希望和安慰，答案如何，难道我们还用怀疑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与特征呢？首先，鼓浪屿作为厦门岛附属的一个小屿，而厦门岛又隶属于闽南地区，被漳州与泉州两地所拱卫。因此，它从荒芜到兴盛必然会受到闽南文化所影响。鼓浪屿上的儒释道宗教文化的建立也有了必然性。其次，鼓浪屿作为一个与台湾、东南亚乃至与世界贸易、交流的窗口，面对着海洋地理、天气的飘忽不定、海盗的神出鬼没与对财富的向往，道观中对保生大帝与妈祖的祭祀也自然而然成为了主体对象。再次，关于新教和天主教为主的基督教在鼓浪屿上大量兴起，与鼓浪屿随着鸦片战争后沦为英国等帝国主义殖民地息息相关。西方凭借着工业革命后的先进武器与科学知识使得中国人心向往之，而宗教借着这一外表更容易进入到中国民众的内心。与之相反的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以欧洲为主的国家主宰了整个欧亚的贸易，而昔日的阿拉伯商人随着政权的动乱及科技的落后慢慢淡出了东南亚、东亚的贸易。再加上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伊斯兰教在闽南地区的影响逐渐凋落。而鼓浪屿作为新开发的岛屿，因此几乎很难再受到外来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最后，关于基督教传教士希望通过传教改变乃至取代孔夫子为代表的儒教信仰的目的，我们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可以做出一些判断。从唐朝的景教开始，一直到现在差不多有1400年的历史，这其中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唐代的景教，第二、元代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明代的天主教，第四、为鸦片战争以后的基督新教。而在前三个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以失败告终。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没有很好的与儒家思想相融合而被迫中断。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中国能在部分地区取得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利玛窦们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善于与统治者和儒家士大夫们交往交流、相互切磋，并且在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上入乡随俗。在对具体的教义解释上，他们也善于将儒学的观点与天主教的教义融合起来，寻找共同的地方，提倡耶儒合流，并在礼仪上屈从儒家的伦理纲常等等。而中国的士大夫如徐光启等人之所以加入天主教，也是因为它与孔孟之道并未大碍，甚至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但是后来因为祭祀祖宗的问题发生矛盾，基督教被禁止在中国传教。麦嘉湖等人则认为基督教不用中国化就可以超越孔孟等儒教甚至取而代之，虽然有着坚船利炮作为后盾也是很难成功的。后来历史的发展已经给出了答案。

三、结 语

鼓浪屿宗教多元化现象揭示了人类与宗教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人类生存方式。宗教在某地的迁移、发生、发展和消亡有着它自身的客观规律。人类在某一方面特别有需求（如航海）和对未知恐怖害怕（如死亡）的时候，这方面的宗教就会以某种形式而获得生存。另外，某个宗教的兴衰与它相应的民族、国家、社会的综合实力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当某个宗教文化的代表政权兴衰时，其相应的宗教在世界上的传播也有着繁荣和衰退。其次，外来宗教要想像佛教一样在中国取得成功，必须要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等各方面都要协调适中。如在文化方面，体现为宗教思想的阐释、宗教礼仪的表达，宗教建筑的风格，宗教艺术等要有中国文化的特色、风格和气派。反之，只会造成隔阂而被大众所抛弃。

对多宗教多元化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国家地区和个人的行为与心理的差异感到坦然，从而有助于我们宽容和欣赏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在一个多元的文化的世界里，五颜六色、丰富多彩是自然界的一个事实。理解他人不同的宗教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了解他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对个体权利、性别角色、教育、金钱、时间、性、实物和休闲等各个方面。对于政府和国家来说，应该制定更完善的法律法规去保障落实每一个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力量去促进宗教的消亡，也不能用它来去发展某个宗教。在尊重个人信仰的前提下，使宗教成为人们内心达到和谐、乐观、健康的一种方式。通过世界宗教徒之间的友好合作，从而促进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增强和维护世界的和平。

注释

[1]转引小山晃佑：《宗教多元化现象的神学思考》，《金陵神学志》2000年第1期。

[2]通过考察调研可知，闽南地区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宗教：道教、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日本教、天主教以及其它各种形式的民间信仰宫庙。闽南地区的泉州素有“宗教圣地”之称，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

[3]在世遗大会审议的文件显示：“鼓浪屿见证了清王朝晚期的中国在全球化早期浪潮冲击下步入近代化的曲折历程，是全球化早期阶段多元文化交流、碰撞与互鉴的典范，是闽南本土居民、外来多国侨民和华侨群体共同营建，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和近代生活品质的国际社区。”

[4][10][12][清]薛起凤主纂，江林宣、李熙泰整理：《鹭江志》，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第63页，第20页，第20～21页。

[5][6][11]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厦门志》（清道光十九年刊本），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51页，第52页，第13页。

[7][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527页。

[8]《明史》卷二百五，《列传第九十三·朱纨传》。

[9]《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

[13]鼓浪屿：在海中，长里许，上有小山，田园、村舍，无所不备。国初，郑成功来厦，与定远侯郑联借此，遂并联军。左有剑石、印石，在海面。又有鹿耳礁、燕尾礁。（[清]薛起凤主纂：《鹭江志·山川》，第40页。）

[14]吕宁、魏青、钱毅、孙燕：《鼓浪屿价值体系研究》，《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4期。

[15]1840年6月，英国以林则徐“虎门销烟”等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史称“鸦片战争”。最后以大清政府失败告终。在1842年大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其中条约提出在4年的赔偿款结清之前，“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因此，无形中鼓浪屿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16]闽南特色的文化，指根源于中国古代的中原文化，并长期受到闽南地区海洋文化的浸染，使之具有包涵对汉文化核心价值的坚守以及对异质文化开放而形成的新融合文化。

[17]詹朝霞在《20世纪前后南洋华侨归国定居鼓浪屿情况及原因浅析》一文中对南洋华侨中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整理罗列，他们的归来为鼓浪屿及厦门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对他们归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参见：《鼓浪屿研究》，第八辑，第58～66页。

[18]据了解，鼓浪屿现有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各类建筑1200多幢，391栋属于历史风貌建筑，其中“重点”级别的117栋，“一般”级别的274栋。参看吕宁、魏青、钱毅、孙燕：《鼓浪屿价值体系研究》，《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4期。

[19]据《厦门清真寺碑记》记载，清真寺建于道光末年（1850），由浙江提督杨帅倡捐修建。同治年间（1862～1874），厦门防军马司马（边防司令）倡捐拓建寺的前栋。1924年唐柯三任厦门海关监督，再次发动穆斯林重修寺院并立碑记。清真寺建筑面积2360多平方米。上世纪90年代因旧城改造旧地重建，2003年完工。寺内存有《厦门清真寺碑记》与《重修清真寺碑记》等两块重要石刻文物。

[20]宗教一词在中国出现源自于印度佛教。佛教以佛陀所说为教，以佛弟子所说为宗，宗为教的分派，合称“宗教”，意指佛教的教理。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3页。

[21][英]麦克斯·缪勒著，金泽译，陈观胜校：《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22]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见洪治纲主编：《辜鸿铭经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23]这五大宗教指的是：基督教（是广义的基督教，它包含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等在内）、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儒教。另外，社会上也流行有世界七大宗教或十大宗教之说，但分法不一，大体包括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儒教、道教、印度教（及其前身婆罗门教）、神道教、摩尼教（基于琐罗亚斯德教）、锡克教等。这些宗教都是由民族宗教或古代宗教发展演变而来，与它们各自的文化进程和历史命运息息相关。

[24]鼓浪屿工部局管理期间，华人人口数量急剧增多，并远远超过外国人数量。1911年鼓浪屿的人口增加到“估计大约为12000人，外国居民大约300人”。而1930年，鼓浪屿各国外侨为567人（其中日本369人），但中国居民已达20465人。见《鼓浪屿价值体系研究》一文，《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4期。

[25]泉州城东仁风门外灵山上现保留着伊斯兰教教徒的“圣墓”。据专家学者考证：泉州灵山“圣墓”应即穆罕穆德当年的门徒，被中国尊称“三贤”“四贤”的陵墓。杨鸿勋：《初论泉州“圣墓”的建造年代兼及传说的真实性问题》，见《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35页。

[26][27][英]约翰·麦嘉湖著，龙金顺、许玉军译：《耶稣还是孔子——厦门传教史》（此书被译为《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厦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第178～179页，第181页。

[28][明]徐光启：《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第 432 页。

[29]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与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伊斯兰代表团交流时，他说：“中国宗教徒有几千万，如果加上在家里信教而不到寺庙去的就更多，差不多有一亿了。”周恩来：《不信教和信教的要互相尊重》（1956年5月30日），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后来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与宗教相关的一切（宗教建筑、宗教神像佛像、宗教文物、宗教用品、图书等）都被视为四旧而惨遭破坏、销毁。宗教人士被迫离开寺庙教堂，很多人遭到了批判和斗争。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的宗教迎来了复兴，在2018年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中指出：中国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信教公民近2亿，宗教教职人员38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