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笔记中的人参

薛润梅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王士禛的笔记作品中有不少关于人参的记载。本文主要就王士禛笔记作品中有关人参的内容做详细梳理,并探究其人参书写的原因及意义。

一、王士禛笔记中的人参

王士禛笔记中有关人参的条目共有四十多条,内容可以分为四类,即人参特性、人参故事、人参制度、人参诗画。

(一)人参特性

王士禛笔记中关于人参特性的叙述主要涉及到人参的别名、产地、形态、采掘、药性、生长环境、保存和煎煮方法等。

关于人参的别名。王士禛笔记中提到人参的别名有人薓、人微、人御、鬼、神草、地精、海膄、土精、人葠、天狗、五鸟花等,如“《紫桃轩杂缀》云:人参一名人薓……又名人微……一名人御……又名鬼……又有神草、地精、海膄之名。……《异苑》云:人参名土精。”[1]3745“《说文》云:人葠,字与参同。”[1]4138“天狗,人参也。”[1]4247人参“俗名之五鸟花”;[1]4860关于人参的产地,王士禛笔记中主要谈到山西上党、东北辽东、高丽、百济等地,另也说到河北、湖南、云南等地也有人参种植。其记人参“生上党山谷者最良,辽东次之,高丽、百济又次之。”[1]3745“人参,出辽东、上党者最佳,头面手足皆具,清河次之,高丽、新罗又次之。”[1]4895另还提到“人葠……或生邯郸。”[1]4138“正辅分人参一苗,归重邵阳”,[1]4245“《咸宝录》:云南姚安府产人参”,[1]4377;说到人参的形态,王士禛笔记中记人参“头面手足皆具”[1]4895“人参类荠苨”[1]4371“三月生叶,小花核黑,茎有毛。”[1]5012“人参一桠至四桠,各五叶。”[1]3427可见人参形状之特别;对于人参的采掘,王士禛笔记中记人参“九月采根”,[1]5012另人参的采掘也有讲究,“今辽东采葠者,识其苗,不语,急以纬簾覆其上,然后集人发掘,则得葠甚多。否则苗倏不见,发之无所得”,[1]3427可见在古人眼中,人参之神奇;对于人参的药性,王士禛笔记中没有明确说明,但其中四则加有人参的药方,可看作对人参药性的阐释。这四则药方分别是用来治疗失血症、虚损劳症、气血亏损、气喘,可见人参补气补血的特殊功能。另王士禛笔记中还记人参“病未甚时可用,病甚则非所能及。”[1]4492可见人参药效较慢;对于人参的生长环境,王士禛笔记中记“椴木叶似桐,甚大而阴多,人参生其阴。”[1]4681可见人参喜阴,且常与椴木为伍;对于人参的储存,王士禛笔记中言:“人参为药,切要与甘草同。功而易蛀,惟纳器中密封,可经年不坏。”[1]4397可见人参的保存有很多注意事项;王士禛还提到人参的煎煮对水质的要求也很高,“人参汤须用流水煮,用止水则不验。”[1]4689

(二)人参故事

王士禛笔记中共记有十一则关于人参的故事,其中有两则故事都源于《墨庄漫录》,且所记内容基本相同,所以王士禛笔记中关于人参的故事共有十则。这十则故事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是入山或泛海见人参或得人参之事,第二类是人参作为妖草的怪异故事,第三类是食人参后人生命运改变之事,第四类是时人关于人参的生活化的有趣故事。

第一类故事有两则,见于《居易录》卷二十五、[1]4173《居易录》卷二十八、[1]4245《香祖笔记》卷十一。[1]4713其中《居易录》卷二十八的人参故事记几位士人入山遇一老人,老人以松根人参待客,《居易录》卷二十五、《香祖笔记》卷十一的人参故事都源于《墨庄漫录》,所记内容基本相同,都叙明州士人泛海至海岛,见唐相裴休,并向其索要人参被拒之事。

第二类故事有两则,见于《居易录》卷二十八、[1]4249《香祖笔记》卷二。[1]4491其中《居易录》卷二十八的故事记高祖时上党人家夜里时闻屋后有人声,后在此掘得一大人参,后人声绝,所以称人参为草妖。《香祖笔记》卷二的故事与《居易录》卷二十八的故事基本相似,只是后边加了“占者谓晋王阴谋夺宗,故妖草生”的叙述,及作者对人参为仙草的认可。

第三类故事有四则,见于《居易录》卷四、[1]3748《古夫于亭杂录》卷一、[1]4840《古夫于亭杂录》卷四。[1]4894其中《居易录》卷四和《古夫于亭杂录》卷四的故事,都记人进食人参后成仙。《古夫于亭杂录》卷一的故事记士人食人参后科举高中。

第四类故事也有两则,见于《居易录》卷四[1]3741和《香祖笔记》卷九。[1]4654《居易录》卷四的故事记清官于成龙病,不收人们任何礼物,但有人送其人参,他坦然接受。《香祖笔记》卷九的故事记大臣田雯病,嫌医生所开药方药名太俗,故不进药,后医生不得已只得将药名换为更典雅的别称,其中将人参改为地精。

(三)人参制度

王士禛笔记中对人参管理制度的记载,主要涉及明清时期关于人参的进贡、刨采和贸易管理制度。对于明代人参的进贡制度,王士禛笔记中记“明太祖洪武初,却贡香米、人参、葡萄酒,以劳民故也。”[1]4281对于清代人参的刨采制度,王士禛笔记中记“新定刨参之例:刨参人,亲王一百四十名,人参七十斤;世子一百二十名,人参六十斤……奉恩将军十五名,人参七斤半,准免关税,余参每斤纳税六钱。”[1]4286人参“每岁除上供外,惟亲王、郡王、世子、贝勒、贝子、公、镇国奉国将军,得遣人往采,人各有定数。康熙三十三年,以夹带私参入关数多,下九卿议,减去王等以下采参人数,人参亦有定额。”[1]4139对王室中可遣人往采人参的身份、他们可拥有的准免关税的刨参人数及人参重量、他们拥有的超过规定标准的人参的纳税标准都做了详细记载。并指出由于公参刨采,致使私参大量入关,甚至此问题还引起朝议讨论。对于清代人参的贸易制度,王士禛笔记中记“其出关买参之人,准于盛京、开源等处采买,不许于打牲之处采买云。”[1]4286“每陪臣至,得于馆中贸易。”[1]3745“山海关设榷税部员,法严重矣。”[1]4139可见当时政府对人参的贸易、税务管理很严格,且有规定的专门的人参贸易市场。

(四)人参诗画

王士禛笔记中的人参诗有十二首。这些人参诗主要是选录前人诗作,涉及到的作家作品有唐代韩翃《送人之潞州诗》(韩翃原诗句为“应是人参五叶齐”,王士禛将其误写为“上党人参五叶齐”,“上党人参五叶齐”为明代郑真《潞州陈节判叔铭过临淮惠紫团参一本作诗贻吴教授》中的句子)、钱起《紫团歌并序》、段成式《求人参》、温庭筠《东峰歌》、周繇《以人参遗柯古》、皮日休《谢人惠人参》、陆龟蒙《奉和袭美谢友人惠人参》,宋代苏轼《次韵表兄程同辅同游白水山》《以紫团参寄王定国》《小圃五咏人参》、黄庭坚《送顾子敦赴河东》,还有高丽人所作《高丽采人参赞》。[注]见王士禛.王士禛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7.其中韩翃、温庭筠诗见第3428页，钱起诗见第4860页，段成式、周繇诗见第4860页，皮日休、陆龟蒙诗见第4859页，苏轼诗见第4244、4859、4860页，黄庭坚诗见第4245页，高丽人诗见第3178页。王士禛笔记中关于人参的画有两条条目,第一条记宋思陵得李伯时所画人参、地黄,旁有御书东坡二赞。[1]4306第二条是记唐代画家边鸾善画带根人参。[1]4965

二、王士禛笔记中人参书写的原因

综观王士禛笔记中的人参内容,可见其中大部分是王士禛从前人笔记杂著中选录来的,是其有意搜集而来。王士禛在笔记中也记“予倾搜人参故事,欲作《人参谱》”,[1]4244可见王士禛一直有编一部人参总集的愿望。是什么原因导致王士禛对人参如此关注呢?笔者觉得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人参与满清政权

段成式《求人参》诗中说:“九茎仙草真难得,五叶灵根许惠无。”将人参称为“仙草”,将人参之根称为“灵根”。后代各朝基本延续了这种将人参称为仙草、灵草的人参文化。另在中国的人参文化中,人参与国家政权也有紧密的联系。《春秋运斗枢》中言“摇光星散为人参,废江淮山泽之利。摇光不明,人参不生。”[1]5012将人参与星象联系起来,称人参由星宿散落而来,人君不德,星光不明,人参不生。明代孙珏《古微书》卷十九云∶“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2]可见人参是王者气象的表现。

大清王朝兴起于不产五谷、不产布帛、盛产人参的东北,人参是女真人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清太宗文皇帝实录》载:‘人参采集业成为女真人的赖以为生者’。”[3]因此清朝统治者对人参这种曾给予他们祖辈经济来源的植物有着特殊的感情。另大清王朝兴起之时,正是人参主产地由中原转向东北长白山一带之时,由于中国传统中人参为仙草、人参与王气的关系,此时“人参变成了政权更替的天意预兆,人参产地的转移与王气的东移东北地区扯上了关系。”[4]清代梁章钜就曾言:“迨入我朝,而东参遂甲天下,王气所钟,非一朝一夕故矣。”[5]王士禛在笔记中也对中原紫团参价格今非昔比,甚至无人问津而狐疑:“古今地气之不同耶?抑物性有变易耶?”[1]3745

中国传统的人参为仙草、灵草的文化,再加清朝统治者对人参的特殊感情及宣扬满清为正统、维护清朝统治的需要,人参在清朝统治者心中成为了神一般的存在,他们把东北人参的主产之地长白山一带称为“龙脉”“龙兴之地”。顺治之时,还专门在龙兴之地修筑“柳条边”,“柳条边之内,属封禁之地,旗人依‘八旗分山采参制’,具有采集人参的特权。在柳条边内,设盛京、宁古塔、瑷珲三将军统辖行政、军事、生产等权力,对采集人参活动加以统筹与保护。”[6]

强调人参的神奇、人参与王气的紧密联系,成为清代的主流人参文化。清朝统治者对人参的狂热崇拜,必然会对王士禛产生影响。另王士禛作为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的汉族文人与高官,清朝的异族统治与人参的密切关系,也会引起他深深的思考。

(二)人参与满清经济

清朝统治者重视人参,也与人参给清朝财政带来的巨额收益有关。明代以来,人参一直是女真族的重要经济来源,明代史书《筹辽硕画》记“奴酋拥众三万有余，然擅参貂之利”。[7]明末,后金与明政府议和,言“每岁贵国馈黄金万两,白金百万两,我国馈人参千斤,貂皮千张。”[8]可见后金人参产量之巨及人参之贵重,清史学家阎崇年甚至认为人参是建州女真经济的生命线。[注]参见阎崇年：努尔哈赤全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260。清入关之后,统治者深刻认识到人参背后的巨大经济利益,所以清初政府实行了对人参的垄断管理。入关之初,清政府对人参的管理主要实行八旗王公与内务府共同管理的措施,同时对八旗王公的采参权利有严格的规定,王士禛笔记《居易录》卷二十三[1]4139关于人参的内容就是对八旗分山采参制度较为详细的记载。康熙四十八年,为了实行国家对人参的专断,废除了八旗分山采参制,国家拥有了对人参的绝对垄断权。

从清代实行参务体制起,所得的全部人参都要上缴到广储司茶库中,每年交入广储司茶库的人参数量是很大的,如康熙八年上三旗所采人参数额为一千零四十九斤,康熙九年为四百一十九斤,[注]参考于磊：论清代前期东北参务管理体制的演变及影响[D].沈阳：辽宁大学，2008：36。再加八旗其他成员所交及政府派人挖掘所得,可见每年政府所拥有的人参很多。这么多的人参,除了少许用于宫廷内部使用和皇帝赏赐大臣外,大部分通过政府发卖,增加国库财政收入。人参的价格很高,康熙中叶上等人参的价格为每斤白银十五两,普通人参的价格为每斤白银六到十两。王士禛笔记中在谈及人参贸易之时,也对人参价格做了记载,言“其上者亦几于白镪同价矣”。[1]4895政府庞大的人参库存,及人参高昂的价格,可见清政府通过人参销售获得的收益是极为巨大的。另清代对人参的贸易管理也非常严格,从王士禛笔记中所记“山海关设榷税部员”“余参每斤纳税六钱”“私贩入山海关者,罪至大辟”等记载来看,政府通过人参贸易获取的税收收入应该也不少。而对人参私贩极为严重的制裁,也可见人参贸易背后巨大的利益。

王士禛长期在朝中担任要职,政府通过人参贸易及税收所获得的巨额经济收入,他应该有所耳闻,他已深刻认识到人参这种特殊的植物对清朝经济的重要性。

(三)人参与清代补药文化

清代是进食补药盛行的时代,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多以食用补药作为治病及强身健体的重要办法,而其所服补药以人参最为普遍。如清代医家徐大椿言:“若富贵之人,则必常服补药,以供劳心纵欲之资;而医家必百计取媚,以顺其意。其药专取贵重辛热为主,无非参、术、地黄、桂、附、鹿茸之类,托名秘方异传。”[9]清代医家韩贻奉也说:“都门诸贵人喜服人参,虽极清苦亦竭力购参以服之,为恃此可无恐也。[10]

皇室成员和王公贵族是人参的重要消费群体。王士禛笔记中对亲王、郡王、世子、贝勒、贝子等宫室成员所拥有的采参人数、采参重量的记载,可见这些人手中拥有大量人参。这么多的人参他们除了变卖、送礼外,自己消费的也应不少。王士禛笔记中记于成龙病中不拒人参礼,及田雯的药方中含人参之事,可见当时王公贵族进食人参也很普遍。《清圣祖实录》中记曹寅患严重疟疾,生命垂危,于是请人向康熙帝求取圣药金鸡纳霜,康熙皇帝的批复中说:“南方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11]98-99可见当时人们进食补药之风的盛行,及曹寅平时食用人参之频繁。

普通百姓也是人参消费的重要人群,康熙时的名医徐大椿在其《洄溪医案》中就记载横泾一女子,患腿痈,众医束手,“其父泣而告余曰:‘寒俭之家,服人参已费百金,而毫无效验,惟有立而视其死耳。’”[12]可见贫寒之家,万不得已时也会服用人参。

人参是补品,但是人参的不恰当进食会适得其反,甚至夺人性命。对此,康熙帝就有人参诗《七绝》:“旧传补气为神草,近日庸医谈地精。五叶五枝成洛数,顺时当用在权行。”告诫人们食用人参要适时适量,不要听信庸医,随意乱服。

(四)人参与王士禛

王士禛的笔记多作于其晚年。和很多老人一样,王士禛晚年也是疾病缠身。王士禛在笔记中就记“今吾年逾七十,有耳而不能听,有目而不能见,是见闻二根先去,虽欲读书娱老,而亦不能矣。”[1]4985“余戊子四月,患小便不通者三四日,诸方不效。”[1]4993《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中也记:“山人夙有疝气,二十余年,时发为累。是岁(康熙四十九年),忽婴瘍症,辗转床褥,苦不可言。”[1]5106垂暮之年,面对疾病的折磨,和很多常人一样,王士禛也在努力寻找治疗疾病的良方,这使其笔记中记录了多则药方、药案和药议。人参作为“万病之灵药”,自然会引起王士禛格外的关注。

王士禛对人参的关注,也与他的道家思想有关。王士禛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的神韵说就与庄子的“意在言外”思想有很大的关系,纵情山水,喜好玄远淡泊的道家情怀也是其生活的重要一面。在传统文化中,人参被认为是仙草,与道家有着紧密的联系。皮日休在《谢人参》诗中直言“神草延年出道家”,王士禛笔记中也记载了三则食参成仙的故事。可见,正是人参的仙道文化,使得热衷于道家思想的王士禛对人参这种特殊的植物寄予了深厚的感情。

对人参的关注,也与王士禛尚奇尚异的小说观有一定关系。王士禛从小迷恋神怪小说,而其家乡山东新城特殊的崇尚奇异之风也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清易代,混乱的时局,也使王士禛的审美观趋于尚奇尚异。[注]参见王然.论王士禛小说创作的奇异美——以 《池北偶谈·谈异》为例[J].安康学院学报，2014(4)：60-62。人参在中国文化中,也是异草,与很多奇异之事紧密相连。至今长白山一带就流传着很多关于人参的奇异故事,这些故事全都赋予人参以灵异之性。王士禛笔记中记挖参人找到人参时,要立刻将其盖住,否则人参就会逃跑,及食人参科举高中等事就充满了灵异色彩。王士禛尚奇尚异的小说观与人参的异草特性正相一致。

三、王士禛笔记人参书写的价值

王士禛笔记中人参书写的价值主要表现在文献价值、文化价值和医药价值上。

王士禛笔记中关于人参的条目,尤其是人参特性、人参诗歌的部分,大部分是从前代的笔记、传奇、医药杂著中选录而来。在选录时,王士禛大都是原文照录,未做修改,而且清楚记明这些内容出于哪部作品。在记载人参诗时,也大多是全诗录入,并记明了作者、诗名。这不仅保存了古籍中某些关于人参的内容,而且对古籍中这些内容的辨订、辑佚提供了重要资料,尤其是对某些原著早已散失的作品,显得尤为重要。另王士禛笔记中关于人参制度的记载,为后人了解明清时期人参的进贡、刨采和贸易制度,提供了可备参考的资料,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王士禛笔记中人参书写有一定的文化价值。首先通过对这些人参条目的梳理,我们可对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人参的使用和认识有一定的了解。如从《居易录》卷二十八所记上党人家屋后人参的故事,可见隋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人参的奇异,但多将其与妖异联系起来。从《古夫于亭杂录》卷一食人参科举高中的故事可见,唐时人们对人参的认识比隋代的“妖草”之说有了很大的变化,人参仙草的特点已被凸显出来。从苏轼、黄庭坚的几首人参诗可见,宋时人们几乎形成了一种人参崇拜,对其给予了深情的歌咏。另王士禛笔记中也记载了一些历史名人关于人参的故事,其中突出表现在人参故事和和人参诗画上。如其记于成龙和田雯关于人参的故事,可见于成龙为人之通情和田雯性格之可爱。通过生活中的一点小事,使历史记载中呆板的人物生动形象起来,为后人了解真实的历史人物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

王士禛笔记中关于人参的书写还有一定的医药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人参特性类条目的记载中,这些资料对人参作为特殊药材的很多方面做了记载。另王士禛笔记中还记载了几则关于人参的药方,这些内容有一定的实用性。

王士禛笔记中的人参书写,内容多、种类繁,王士禛大量的人参书写是多方面原因影响而成的。从王士禛笔记中的人参书写,可见人参这种普通的植物,有着非凡的功能,与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这些人参书写,有着一定的文献价值、文化价值、医药价值。人参只是大自然中一种普通的植物,但由于其独特的外形和较强的温补功能,使其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存在。王士禛笔记中的人参书写,既对中国的人参文化给予了阐释,又是特殊人参文化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