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期（1912—1937）文学期刊的封面设计者群体略述

周 易

（河套学院， 内蒙古 巴彦淖尔 015000）

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文学历程中，记录工具与传播媒介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对文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文学期刊作为从19世纪末逐渐兴起的一种新型传播媒介，对中国文学实现由古典形态向新文学形态的革命性转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封面是期刊整体装帧设计中醒目而关键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文学期刊的全面发展，逐渐超越了其对内页的保护功能，被视为引起读者注意、关乎期刊兴衰的寸金之地。近现代中国落后的工业生产以及战乱、贫困等多方面原因，使得民国前期的艺术设计尚未完全独立，专职从事书刊装帧设计的人才尤为少见；在文学期刊封面的设计者群体当中，则呈现出作家、学者、画家、艺术设计家与编辑出版人员共同参与的情形。

一、作家、学者群体

在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诗书画印兼擅者为数不少，大多具备较为全面的文化艺术修养；另一方面，在国家危难的特定历史环境下，社会上普遍倡导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向西方学习的精神，也对他们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家、学者等新式知识分子，不再耻于言“器”，可以身体力行地参与到书刊编辑乃至装帧设计当中，并以自身的学识修养树立起足以引领时代潮流的设计风范。

在从事文学期刊封面设计的作家及学者当中，以鲁迅（1881～1936）的成就最为突出，他是中国现代书刊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和倡导者，同时自身也是一位全面的书刊装帧设计实践者。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生亲自装帧设计过的书刊约有71种，此外还曾为数十种书刊题写名字。[1](302)鲁迅提倡向外来艺术、包括西方艺术设计学习，他同时要求设计者注意吸收中国古代艺术和民间艺术的营养，现代的作品应具有民族艺术的气派和精神。正如他在《当陶元庆君绘画展览时，我所要说的几句话》一文中所言：“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灵魂——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鲁迅设计的封面多以文字为主，但变化无穷，这与他的书法及金石学功底是分不开的；他又率先在中国将美术作品引入书刊装帧设计。当时许多作家、画家和从事其他装帧设计者只注意封面设计，缺乏对于书籍艺术的整体把握，鲁迅则从一开始就注重书刊的整体面貌，主张将封面、版式编排、字形、纸张、印刷装订等结合在一起整体进行设计。鲁迅不仅在文学上有极高的造诣，而且对印刷工艺也非常熟悉，故而他的书刊装帧艺术有很多独到之处，足以为后世垂范。

作为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的闻一多（1899～1946）已为人们所熟知，但事实上他的生活道路最早是从美术开始的，而且在篆刻、书法、装帧及美术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1920年5月出版的《清华周刊》上发表有他的论文《出版底封面》，率先对现代封面设计加以探讨。闻一多1912～1922年入清华学校，他在这里受到了美术的启蒙教育。期间曾担任过《清华学报》的美术副总编，1917年6月15日出版的清华学校中等科辛酉级级刊《辛酉镜》即由他主笔设计，毕业时他又为21级《清华年刊》设计了封面、内封及插图、题图，其中以插图《梦笔生花》最为精彩。在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闻一多又较集中地从事过一段书籍装帧工作，先后为徐志摩的《猛虎集》《巴黎的鳞爪》，林庚的诗集《夜》，梁实秋的论文集《浪漫的和古典的》，以及他的第二本诗集《死水》等书籍设计封面。这些作品数量不多，但艺术质量很高，具有强烈的现代感与中国色彩，反映了他经过国外三年美术学院的完整训练后所具有的开阔眼界和深厚功力。

叶灵凤（1904～1975）是位很有影响的作家、翻译家、画家，早年他曾在上海美专学习西画，1925年以后参加文学团体“创造社”，编辑刊物《洪水》，并绘制封面和插图，以后他又担任《幻洲》、《戈壁》等刊物的美术编辑，还为大量出版的新文学作品从事装帧设计。作为上海泰东书局、光华书局、现代书局和时代图书公司的美术编辑，叶灵凤先后主编了《现代中国木刻选》《文艺画报》《万象》等刊物，并为《创造月刊》设计封面。1930年左右为光华书局和现代书局的出版物设计了不少封面。1937年赴香港，晚年在香港从事文学和翻译活动。

作为著名的建筑设计家和诗人，林徽因（1904～1955）的艺术设计成就往往不为人所知。1924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同赴美国留学。梁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林徽因进入该校美术学院学习。毕业后，林徽因进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林徽因具有良好的艺术素养和非凡的设计才能，出国之前，林徽因便已为北京《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设计装饰图案。和丈夫梁思成一同回国在东北大学任教时，林徽因为学校设计了校徽，盾牌状的徽形上装饰白山黑水的图案。移居北平后，林徽因曾为往来密切的“新月派”诗友陈梦家的诗集《铁马集》设计封面。创刊于1934年的《学文》杂志，由叶公超主编，该刊实为《新月》停刊后的继续，林徽因也参与编辑并为其设计封面（见图1，《学文》第1卷第1期，封面设计：林徽因。摄影：周易）。她取材于汉碑图案，用流利柔美的线条，勾勒出古朴的人物鸟兽及花草植物，风格细腻纤巧、淡雅清丽，一如设计者其人。

图1 林徽因设计的《学文》第1期封面

卞之琳（1910～2000），近代著名诗人、学者，据藏书家姜德明称，“没听说诗人、翻译家卞之琳先生能作画，但是说他精于书籍装帧却是千真万确的。”[2](28)卞之琳认为，一位作者从写作开始到完稿，直到最后印制成书，这是一个完整的创作过程，书刊的装帧设计架起了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卞之琳对出版物的纸张、铅字的选择，行距的宽窄，色彩的运用等，都颇为考究。1933年他的第一本诗集《三秋草》出版，书面所用的布纹纸和内文用的吸墨纸，都是他本人跑纸店自行挑选，书籍装帧效果清隽淡雅，自有一番秋光草色的意境。1934年，卞之琳和靳以等人在北平创办《水星》杂志，封面同样由自己设计，朴素大方，亦是一派学者风范，据说是学习巴黎出版的一本书评杂志《法兰西评论》而得。[3](30)

高长虹（1898～1954）、叶紫（1910～1939）等许多作家也从事过期刊的装帧设计工作。高长虹是在鲁迅直接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进步作家，曾发起并组织了“狂飙运动”，1928年10月他独自一人在上海创办的《长虹周刊》极具传奇色彩。这份杂志他自称为“个人的刊物”，不仅稿件归他一人包办，而期刊封面和内文插画均由他自行设计。[3](17)青年时代的高长虹如同孤云野鹤般到处飘泊，他走到哪里，这份刊物就办在哪里，居然持续了20多期，诚属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绝无仅有之事。

二、画家群体

民国前期的不少画家投身于装帧设计工作之中，对当时来说实属必然。在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器”观的影响下，世人多数认为美术学习者应当以绘画为正途，而从事工艺设计有沦为“匠厮”之嫌，使得致力于装帧设计的专职人才非常稀缺；另一方面，尽管1903年清政府颁行的“癸卯学制”已从官方的立场正式确立了工艺设计教育的重要地位，但所设科目和学习内容更偏向于技术性，因此从工业学堂、艺徒学堂等培养出来的普通工艺人才，难以达到文学书刊对封面设计者审美观念和艺术素养的要求。

民国前期参与期刊封面设计的画家中既有油画家，也有版画家，而又以从事广告画或漫画创作的画家所占比例最大，这可能是由于封面画在本质上也属于大众艺术形式的一种。漫画家丁悚，曾为鸳鸯蝴蝶派刊物《礼拜六》《香艳杂志》以及《盍簪》等多种文学期刊绘制封面画。丁悚（1891～1972），浙江嘉善人，幼年去上海老北门昌泰当铺当学徒，业余上美术专门学校进修，曾师从周湘攻习西画。后入上海美术学校教写生画，继而受聘于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广告部，从事香烟招贴画的绘制。1912年，第一个在《申报》上发表漫画。1925年后，为《上海漫画》、《三日画刊》等刊物作漫画，亦常在上海《福尔摩斯》、《礼拜六》等报刊上发表作品，逐渐成为上海漫画界和月份牌画界的中心人物和组织者。30年代开始，转入电影制片厂从事美术设计，直至解放后。

张光宇（1900～1965），江苏无锡人，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一生当中几乎对所有的艺术设计领域均有涉猎。他小学毕业后随张聿光学画布景，1921～1925 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部画月份牌年画。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与他人创办东方美术印刷公司、时代图书公司，编辑出版《上海漫画》《时代漫画》《独立漫画》等杂志。张光宇没有进过美术学校，坚实的绘画功力主要通过在实践中学习而得。1930～1933年，新婚的墨西哥漫画家、装帧家米盖尔·珂佛洛皮斯（Miguel Covarrubias）来到上海，经新月派诗人邵洵美介绍，张光宇兄弟和叶浅予等画家与之进行深入接触与交流 ，[4](111)对张光宇最终形成自己的艺术面貌具有重大影响。张光宇曾为《诗刊》《现代》和《论语》等期刊设计封面，并于1934年和叶灵凤共同主编《万象》画报，每期封面均由他绘制（见图2，张光宇为《万象》画报设计的封面，摄影：周易）。

图2 《万象》画报封面，张光宇设计

与丁悚、张光宇等“漫画会”成员相比，丰子恺（1898～1975）成名稍晚，但凭借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出众的美术才华，他一跃成为民国时期的漫画界巨擘，现在通行的“漫画”一词，即由他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周报》上所标的“子恺漫画”而来。丰子恺自幼爱好美术，1914年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绘画和音乐。1917年与同学组织桐荫画会，191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数人在上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图画教师。1921年东渡日本短期考察，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1922年回国到浙江上虞春辉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曾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美术教授，同时进行绘画、文学创作和文学、艺术方面的编译工作。他在开明书店期间，不仅是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撰稿人，并为书店的出版物设计了很多封面，以新颖的图案美为开明书店带来了不菲的利润。丰子恺的绘画风格受日本艺术家竹久梦二和蕗谷虹儿影响，作品内涵深刻、耐人寻味，曾为《论语》和《雪花》等刊物设计封面。

在民国前期的油画家当中，涉足文学期刊封面设计者也为数不少，如司徒乔、庞薰琹、关良、卫天霖和周多等。司徒乔（1902～1958）因为和鲁迅关系非常密切，参与绘制的文学期刊封面较多。1920年在岭南中学期间，与后来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处一室，两位艺术家相互影响，共同成长。1924年到北京后曾就读于燕京大学神学院，先后赴法国、美国留学研究美术，1931年回国任教于岭南大学，1934～1936年任《大公报·艺术周刊》编辑。司徒乔在20年代中期以后，为未名社和北新书局设计封面较多，而且常与鲁迅合作装帧，如《莽原》周刊。庞薰琹（1906～1985）是中国设计思想的最早倡导者、现代艺术设计的先驱者之一，1925年他放弃学医，去法国学习绘画，当时正值巴黎举办国际艺术博览会，对庞触动很大，他意识到美术应当和生活结合，大力发展工艺美术事业。在被巴黎高等装饰美术学院拒之门外后，他进入巴黎叙利思绘画研究所学习油画，1927年又在巴黎格朗歇米欧尔研究所深造。1930年回国后，一边从事美术教学，一边积极投身于艺术设计，1932年曾在上海开办“大熊工商美术社”，准备承接广告等设计业务。庞薰琹为朱维基主编的《诗篇》月刊所设计的封面，既具现代风格又富有民间艺术趣味，反映了他一贯的艺术主张。

三、艺术设计家群体

如前所述，民国时期专职从事艺术设计者甚寡，仅据刘小路在日本据第一手资料编写而成的“近代中国著名美术家赴日留学或考察一览表”（1902～1936）可知，90人中间仅有陈之佛、沈福文、祝大年等7人学习图案等与现代设计相关的科目，[5](284)由此不难推断民国前期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状况。1918年10月陈之佛（1896～1962）东渡日本后，和他同一时期的留日学生还有汪亚尘、谭华叔、周天初、王道源、卫天霖、丁衍镛、陈抱一等，独有陈一人专学图案。[6](11)陈之佛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期间，受日本图案法创立者岛田佳矣教授影响最深。岛田告诫年轻的陈之佛，学习外国艺术重在汲取它们的长处以丰富和提高本民族艺术，而不应该盲目崇外，丢弃了中国传统中最为宝贵的艺术精华。1923年陈之佛回国后，在上海创办“尚美图案馆”，成为当时国内最早的一所新型设计事务所兼设计学馆。他在1925年至1930年为《东方杂志》设计的精美封面，在文化界影响很大，随后许多出版社和杂志期刊都纷纷邀请他设计。据初步调查，陈之佛平生装帧设计过的期刊有《小说月报》《文学》《青年界》和《创作与批评》等16种 。①

在当时，也有不少原本从事绘画创作或其他方面研究的艺术家，因为在书刊装帧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并取得了突出成就，遂以装帧设计家留名于今世，最具代表性的如陶元庆、钱君匋。陶元庆（1892～1929）的设计成就主要体现在书籍装帧上，因他英年早逝，所作的期刊封面目前看到的只有《语丝》杂志（见图3，陶元庆为《语丝》第4卷第1期设计的封面。摄影：周易）。

图3 《语丝》封面，陶元庆设计

民国时书刊装帧家中声名最为卓著者，当推享有“钱封面”、“装帧托拉斯”之美誉的钱君匋，平生所作书刊设计不下数千种。钱君匋（1906～1998），浙江桐乡人，1923年免试进入上海艺术师范学校，师从丰子恺、吴梦非、刘质平等人学习图案、音乐和绘画，受其同窗好友陶元庆的影响，加上鲁迅的鼓励和提携，他从1928年开始，为上海众多的出版社或杂志社从事装帧设计。在1928至1932年中间，钱氏平均每年就设计数十种书刊封面，商务印书馆的五大刊物《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开明书店的《新女性》杂志，还有光华书店出版的左联刊物《文学月报》等，都曾请他担纲设计。大量的设计要求实在让钱君匋应接不暇，于是在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等师友的发起下，联名为他订立了一个《装帧画例》，由丰子恺撰写《缘起》，印成单页发给上门来求者，[7](65)并公开发表在当年的《新女性》第10号上，以此来限制源源不断的访客，堪称中国现代设计史上一大奇闻。钱君匋具有全面的艺术修养，其设计风格既朴素明快，又典雅含蓄。

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西画科的郑慎斋，是民国时期的著名装帧艺术家，在二三十年代名噪一时，曾供职于北新书局。他所设计的书刊封面极有修养，曾为张资平、冰心、蒋光慈、赵景深的作品装帧设计，风格雅致、底蕴深厚。潘光旦的名作《冯小青》封面（见图4，《冯小青》封面，设计者：郑慎斋。摄影：周易），多年来一直以为是闻一多设计，但依据其封面左下角“人仄”形署名，可以证实出自郑先生之手。

图4 《冯小青》封面，设计者：郑慎斋

他设计过的期刊封面有现代文学著名刊物《拓荒者》和北新书局出版发行的《青年界》月刊等。民国前期还有一位特殊的装帧设计者——梁耀南（1909～1941），他1928年就读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自费出国留学日本“川端画会”深造。1937年，从上海返回家乡温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次年被任命为该县书记，成为抗战时期温岭首任县委书记。梁耀南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就读期间，其出色的绘画技艺倍受校长陈望道器重，曾介绍梁业余为大江书铺绘制插图、封面，1928年9月上海未明社出版发行的《未明》杂志是目前所见唯一的梁耀南的期刊封面设计作品。

总体而言，作家、画家以及学者、出版编辑人员介入装帧设计是民国前期文学期刊的一大特色。其中的作家或学者，有不少人都曾受过良好的美术训练，该时期风格各异的封面设计与这一特殊群体的良好素质是分不开的，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期刊封面的设计语言，给出版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思想，并有效地提升了书刊的文化品位，具有极其深远的社会意义。反观当时以陈之佛、钱君匋、郑慎斋为代表的一批工艺美术及装帧艺术家，也无不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他们在时代的召唤下，或赴国外寻求美术真义，或在国内探索新的艺术表现，凡是世界文化中先进的东西，他们都想拿来作一番尝试，每一页书衣均流露出设计者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理想。随着民国时兴起的几次出版高潮，大量出版机构的诞生逐渐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装帧艺术家，从“五四”运动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这段时间，形成了我国现代书刊装帧设计史上百花齐放、人才辈出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期刊封面设计的价值取向、手法运用及其成败得失，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平面设计依然具有诸多借鉴作用。

注 释：

①黄可先生认为，“陈之佛的创作态度很严肃，不轻易有约必应”，所以陈之佛一生设计过的期刊只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和《文学》3种；据袁熙旸在《陈之佛书籍装帧艺术新探》（《美术与设计》2006年2期）一文中统计，陈之佛共装帧期刊15种，但并未包括1934年7月5日南京虹社出版发行的《创作与批评》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