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交往的方法论考察

(中共南昌市委党校,江西 南昌 330031)

新中国成立70 年以来，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文明交往走过了一个从孤立到开放再到交流互鉴的历史过程，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交往的理念、原则、方法等包含在内的丰富内容，与各国的文明交往实践也越来越向纵深发展。习近平指出：“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1]为此，从新中国成立70 年以来的文明交往历史出发，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交往的立场、逻辑和方式背后所蕴含的方法论，对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强与他国的文明交往，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交往的立场根植于实践方法论的指导

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2]也就是说，文明在实践中形成，并且反映人类社会禀持的综合素养，包括不同文明之间交往所持的文明立场。新中国成立70 年以来的文明交往历史表明，我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结合中国的实情，在实践中检验和深化文明交往的基本立场，那就是开放、平等和互利。这样的立场来源于实践，根植于实践方法论。

1.开放交往的立场——基于中国发展实际的正确选择。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习近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3]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要根据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把握立场方向。回顾70 年的历史，中国在文明交往方面有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随着后来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处于这样外部困境的新中国，与其它文明的交流交融沟通很少，再加上后来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很大问题，文明交往方面多处于防备甚至冰封状态。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这时，对于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国从过去的孤立转向了拥抱开放，并根据中国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实际需要，文明交往的侧重点多在物质文明的内容。依靠这样的开放立场，中国步入了与他国文明交往的快车道，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快速发展。

在快速发展的交往过程中，我国一方面积极吸收借鉴他国文明，将其为我所用为我增益，另一方面中华文明自信也在不断增强，并立足于人类共同的美好梦想。步入新时代，习近平多次在国际舞台上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其中包含着中华文明长期以来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也是中国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责任担当。中国的发展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同时中华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交往是最根本的实事求是的立场。

2.平等交往的立场——源于文明发展的客观属性。从广义上讲，文明是一个关乎全人类发展的“共同体”，它具有以下客观属性：一是更强调文化、价值观、宗教、习俗、民族等精神源流等方面的相同或相似；二是作为文明，在宏观上会超越国界和主权，着眼于更宽广、更具整体性的意义。从以上客观属性出发，每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同时每种文明都只是在某一方面具有优势。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它民族。如果批判的序言正确无误，那么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优越于其它民族。”[2]正因为每种文明都有优势与劣势，那么平等交往对于推进人类文明发展就更具有重大意义了。

中国的平等立场是区别于文明交往中的凌驾而言的。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文明是平等的，……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傲慢与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1]历史上，中华文明曾自居为“天下之中”，并以中国为标准划出“华夷之分”，无视其它文明的积极成果，最后走向了封闭没落。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扩展，建立在不平等的交往基础上，是强权对弱小民族的欺凌，这种“西方中心论”依然是现代文明冲突的根源之一。可见，任何认为本文明优于其它文明的想法与做法都是有害的。

3.互利交往的立场——顺应现代经济全球化的规律要求。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7]正是深切认识到现代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规律，中国采取了与“西方中心论”完全不同的互利立场。

二战后，生产、贸易、金融等行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工更加细化，各种生产要素流通更加频繁，现代文明交往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出现了新特点：一是文明交往的经济目标更趋向于利益共同体目标，而非一国的经济目标；二是不同文明的交往更倾向于通过对话而不是“冲突”的方式进行；三是文明“霸凌”与“中心主义”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文明交往的根本目标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互利”的核心是经济利益的互利。2018 年3 月以来，美国政府单方面发起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两国贸易分歧和摩擦，中国表明，愿意采取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推动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2019 年6 月2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文中指出：“平等互利，就是双方磋商的地位是平等的，磋商成果是互利的，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双赢的。如果一方强压另一方进行谈判，或者谈判结果仅让单方得利，这样的谈判不会取得成功。”在国际产业分工日益密切的现实下，美国单方面的“损人”并不“利已”。互利交往才是现代文明交往的准则，这正是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的根本要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交往的逻辑来源于辩证方法论的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融入世界，邓小平做出了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判断，决定了中国发展的战略方位，也明确了中国进行文明交往的和平定位。2000 年，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6]2005 年，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 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7]的主张。2014 年，习近平也明确指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1]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交往的逻辑走向，就是和谐包容，这是不同文明之间共同存在、联系而又发展变化的辩证反映，这一逻辑在理论上融合了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朴素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相关原理。

毛泽东曾将古代朴素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相比较，他说：“……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8]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一直是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其指导作用的，这个过程就包括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结合，中国文明交往的和谐包容逻辑，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的高度契合，是两者的有机结合。

1.中国的“物之不齐”和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的有机结合。任何现实存在的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即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孟子·滕文公上》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即世界万物的千差万别是事物本来之面目，自然之规律。习近平说：“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1]不同地域的人类由于其生产条件、社会交往及文化源流等的不同，从而发展出了不同的文明，其既具有反映文明的共性特征，同时也有自身的个性特征。共性是文明可以相融共通的基础，个性是文明多元性的客观存在方式。习近平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9]这个论断更将文明的个性上升为“存在价值”的高度。“和谐包容”的逻辑就在于承认个性的价值，与不同文明的交往中注重对方的特殊性。

2.中国的“和而不同”与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原理的有机结合。儒家学说倡导“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在先秦时代，基于“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反映人际交往中君子的态度，即能够与他人保持友善尊重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从而形成一种有差别的、多样性但又是和谐的统一，即文明交往中的“和谐包容”。从唯物辩证法中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原理来看，“和”是矛盾的同一性，是不同文明可以求得“共识”的根据，在文明交往中表现为相通相融；“不同”是矛盾的斗争性，承认不同文明的“差异”。与“和而不同”有一致表述的“和合”概念出现于《国语·郑语》中：“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该文记录了殷商朝官员——契将五种不同的人伦之教加以融合，以使平民百姓安身立命。因此，在文明交往的实践活动中，我们要在对立中把握同一与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即在差异中谋求共识。有了“差异”但不进行优劣对比，更不是敌对，而是包容互鉴，这就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一种非中心主义的理念：不以自己的价值观和文明观为中心。习近平说：“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9]不以“高低优劣”为判断标准即为“和”，承认“姹紫嫣红之别”即为“不同”，两者既辩证又统一，反映文明交往中的“和谐包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交往的方式遵循于系统方法论

人类在实践中创造出的文明，是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其内容反映在各个文明要素当中，如工具、语言、文字、信仰、宗教观念、法律、家族、城邦和国家等等，渗透并交织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为此，文明交往的方式并不固定于某个领域或某个范围，而是遵循着系统性方法论，呈现出整体的而非零碎的，持续的而非暂时的，全方位的而非选择性的特点，中国文明交往的方式在此认识上，更将其上升到了新的境界，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整体拓宽文明交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潮流表明，为了促进世界经济更好发展以及探索更好的人类文明进步制度，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及构建良性国际秩序是全球各国人民面临的共同问题，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共同迈向美好生活的过程。习近平2013 年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描绘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0]在解决全球性的问题过程中，文明交往内容越倾向于整体性，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交流互鉴，越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2.持续开展文明交往，共享文明积极成果。我国研究文明交往的专家彭树智说：“不论人们之间如何矛盾冲突,人们总是要在同一个地球上生存发展，各种不同文明总要接触对话。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期望着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架起彼此理解之桥。”[11]中国通过日渐持续的文明交往实践将期望变为现实。

首先是文明对话。对文明“话语权”的积极表达是一种文明自觉的反映。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对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解，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交往的理念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同时也是与世界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其次是经济与文化合作。经济是文明的基础，中国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国际合作带动各国经济增长，同时也成为文明交往的重要载体；文明另一重要载体——文化是其核心，在亚洲文明大会上，习主席提出倡议，希望在文化遗产保护、经典著作互译、影视交流、智库交流、旅游促进以及与青少年、民间团体、媒体等各界交流等方面，开展广泛的合作。再次是文明解决各类争端。中国文明交往的理念不是单一领域的，而是贯穿于各个领域。如在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洞朗问题等周边热点问题上，理性地解决问题，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展现了中国文明交往的一贯立场。

3.创新推进文明交往，系统提供中国方案。马克思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2]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不同，中国欢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来搭中国发展的顺风车，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经验，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方案”最根本的方法论意义不在于中国具体的带有特殊性的制度模式、政策方针和实现方式，而在于其抽象的带有普遍性的方法论层面，这突出表现在中国方案的系统性上。

中国方案的系统性，一是源于“五位一体”的系统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反映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的协调统一，在本质上与全球现代化发展的内容要求有着一致性。二是源于“四个全面”的系统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在各个方面所积累的崭新中国经验环环相扣，呈系统化、整体化的特点。三是源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系统化。其中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为全球治理秩序提供借鉴，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要求也为全球治理能力提供了相关映照。

中国方案在以上系统化布局与实践过程中不断创新与发展，因此，它所提供给世界的也是如此系统性的经验，从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和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