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藏,隐秘岁月》看扎西达娃的生存哲学

王路路

(青海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

《西藏,隐秘岁月》作者扎西达娃生于1959年，现为西藏自治区文联主席，西藏作家协会主席。作为藏地作家的代表，其自然观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藏地精神的一定反映。扎西达娃的作品从藏族当地的历史与世俗中汲取营养，融合了藏民族独特的地域文化、民间信仰、宗教习俗，以独特的视角描绘出西方与东方碰撞下的独具特色的藏地世界。青藏高原的主体民族——藏族，其信仰体系在各民族中独树一帜。在雪域高原高寒的自然环境中，藏族不仅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崇尚节俭、敬畏自然、敬畏万物之“灵”的自然观，并以其古老的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与自然保持着和谐的关系。这最自然最古老的生存哲学恰巧与卢梭、柯勒律治等人所提倡的诗意地栖居的生活方式存在相通之处。这是作为人类生命共同体对人生状态的共同的感悟。

一、《西藏,隐秘岁月》中扎西达娃的生存哲学

(一)灵魂观

扎西达娃以圆形的时间叙述构建起《西藏,隐秘岁月》的骨架、以高原民间信仰的“灵”的观念充盈本书的灵魂。神灵托梦、次仁吉姆的种种“灵”迹、壁洞中掌握着“灵”的大师、哲拉山的“灵”性等等。他们习惯赋予万物以灵的寓意，以自然的信仰解释着一切，膜拜着一切。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基因密码的组成部分。如弗雷泽所述：“我们可以推断灵魂外在的概念在历史早期人的思想中占重要地位。因为民间故事是原始人思想对客观世界的忠实反映，我们可以相信民间故事中普遍出现的人和思想，在我们看来无论多么荒谬可笑，一定曾经是一条普遍的信念。”[1]藏族民间信仰认为灵魂存寄存于自然外物之中，有其固定的形态，可以栖身于各种寄魂物之中，灵魂可以依附于山、依附于水、依附于花鸟虫鱼等万事万物，这是藏族信念所在。他们坚定地相信“万物有灵”的观念，并认为“灵”与自己同在。他们认为向寄托着神明灵魂的山神祈祷，可以获取神明的护佑。他们对灵魂的解释依靠于外物与灵魂自身之间的关系，并不依赖于超自然的力量和原因。这是扎西达娃“灵”魂观的独特性所在。

另外，文中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大师”，始终以一种绝对的权威掌控着次仁吉姆及其一家的命运，我们无从得知他是肉体的凡人还是神仙的幻化。总之，他是次仁吉姆及其父母的灵魂寄托物，她守候他，供奉他，敬畏他，相信他的存在，并不惜克制自身的情欲。这是他们所习惯的以“万物有灵”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包括生命轮回转世的灵魂不灭论。万物皆可修行，只是修行的重点不一，并认为源自于万物中的“灵”掌控着一切，书中的“大师”正是这万物有“灵”的一个寄魂物。藏族灵魂观念与原始思维中的交感巫术思维有关，其思维所呈现的内容与其早期的图腾崇拜和地理环境相关。

自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起，西藏这个理想中的净土不断与现代文明发生撞击，开始其现代化走向，并在扎西达娃笔下展露其新时代的光芒。次仁吉姆的出生带有奇幻色彩,她是在母亲以七十几岁高龄时，孕育两个月后诞生。这在生理上是绝不可能的。她的非凡的降生，似乎隐喻着次仁吉姆是来自神的馈赠，为了继续延续对神供奉的使命，只不过是在察香肚子里藏了两个月罢了。次仁吉姆“长到两岁便能划出人世间生死轮回的图盘”“会跳全西藏早已失传的金刚神舞，从‘一楞金刚’跳到‘五楞金刚’”[2]。这一切诸神化身的迹象，却被莫名来到廓康的英国人所冲没。来自现代文明的美国士兵的衬衫，和代表西方文化的亲吻礼仪，使得小次仁吉姆神性的消失。她变成了普通的小姑娘，如其他名为次仁吉姆的小姑娘一样，但她的命运却再也没有轮回，她成为了廓康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村民。伴随着她的死亡，古老的村落廓康也将消逝。而决定次仁吉姆一生命运的岩石洞的秘密也被一个年轻的女医生次仁吉姆解开，一幅完整的白色人体骨架。廓康的秘密被破解，人们固有的生存模式被打破，圆形的时间观念及轮回的生死观被打破，这是现代文明与古老文明的碰撞，它源自扎西达娃对时代的敏锐感知，也是对未来的淡淡惆怅。

(二)生死观

《西藏，隐秘岁月》中，廓康的寡妇加央卓嘎被修炼“起尸法”的持密修士折磨而死，修士在静修过程中，想咬断女尸舌头，因功力不够反被女尸将其舌根连着气管以及肚子里的肠子一起拉了出来而死亡，女尸反因此而起死回生。这种带有魔幻色彩的民间故事，冥冥之中向我们阐释了某种带有魔幻色彩的因果轮回的藏族民间信仰。藏族人认为万物皆有“灵”，人也不例外，人在死后灵魂会四处飘荡，做一些危害活人的事情，因此要对尸身加以训诫。《西藏，隐秘岁月》所描写的结果是被折磨致死的人复活，折磨加央卓嘎即施恶的人死去，似乎在为我们传递一种善恶终有报的民间信仰，修士的死亡、加央卓嘎的起死回生并皈依佛教也暗示了藏族民间宗教的苯教的原始信仰正逐渐趋于弱势。这更表现“生”与“死”在藏民族眼中不是绝对的，可以依善恶转化轮回，死不一定是终点，也许是下一个起点。在这里，时间是圆形的，这与西方线性的生命观不同，是东方所特有的，扎西达娃也紧紧抓住这一核心，将时间修辞运用于作品叙述之中，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叙述方式，促进了文学史的多样化发展。

这一“生死观”是藏地深信不疑的信仰。无论是得道法僧还是狂放自由的达朗，他们都深信着坚守着。《西藏，隐秘岁月》中，廓康的村民包括次仁吉姆及她的父母，因其前逻辑思维式的思考方式及科学技术的不发达，“面对自然界变幻无穷的神秘威力，终感到束手无策、渺小无力”[3]。他们只得以自身惯用的思维方式去解释发生在自然界的种种现象与自身的种种事件，小说中的米玛认为他现世所受的磨难是源于其现实所犯下的对神的“大不敬”的错误而致。而加央卓嘎等女性人物会将其现世所受的磨难解释为前世的修业或冥冥之中的命运。米玛的女儿次仁吉姆，在父母死后还要继续供养三宝佛法僧，是父母犯下的错误所致，也是其自身的宿命所在。就连一心想娶次仁吉姆为妻、生性自由狂放的达朗也不敢违背“神的意旨”，看到次仁吉姆“渗冒着斑斑红色血珠的光脑袋和拿在手中的佛像以及系在脖子上雪白耀眼的哈达”[2]时，这个血性的男人只得靠一声毛骨悚然的哀嚎结束了这十八年的等待。藏族先民的“生死观”是其民间信仰的反映。生死轮回，不过一瞬，人身难得，爱之珍惜之，为要在下一世的轮回中获得好的修为，今生便要克己侍奉神灵。在他们的眼中，生与死不过是首尾相连的生命轮回中的一环。

(三)生命观

在那个“原始社会”的廓康，神对人的威慑力是远远超过人心底强烈的爱情欲望，对宗教的顶礼膜拜是自然人不可怀疑、不可违抗的信念。但即使这样，扎西达娃仍在向我们传递一种自然欲望可压抑而不可磨灭的强烈的生命观。在次仁吉姆的梦中，那戒不掉的女人的情欲反复折磨着她，她曾无数次渴望达朗的爱抚，渴望一个如哲拉山般的男人的重量。佛洛依德认为“梦是愿望的满足”，次仁吉姆梦境中炽热的情感一遍遍对达朗的呼唤，让读者为之震撼，这源自造物主的自然的情欲是不会被磨灭的，这是强大的生命力的象征。

在达朗的世界中，是哲拉山赐予其现有的一切，达朗敬畏这座神山。达朗的女人在神山下一起生活，如亚当夏娃般在哲拉山顶这片“伊甸园”中过着原始而宁静的生活。在清澈明亮的月光下，有他们自由驰骋，秉哲拉山之灵气孕育生命、繁衍生息。达朗认为是哲拉山赐予其生命，他们的孩子是嗅着山的气息降生，健壮灵秀，但这种神的气息不可视，只可听、可嗅、可感。达朗一家对哲拉山的崇拜，属于藏族原始先民对山的“自然崇拜”。“按藏族人的观念，凡宇宙生物都有其灵魂，生物躯体可生可灭，但灵魂不灭。”[4]在他们的眼中，山是有灵魂的生命，是神之体，在这里，神以山的形态示人即山神，它是神圣的。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达朗一家，正是在哲拉山的“庇护”下，没有时间概念的自由地生活着，感悟来自自然和神的启示。他们从自然的角度去理解自然界中的一切，将灵魂寄于自然之物中，赋予其非凡的神性，并以此来解释生活所中的种种现象，赋予万物以灵魂，人可以与自然可以产生心灵的沟通与共鸣，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境界，将生命观融入自然之中，这是扎西达娃的生命观的显现。

达朗的妻子，作为受人尊敬的有身份的年轻太太时，因一连生下三个女儿而被视为从阴间钻出的妖女，这即反映了父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悲剧，也道出了人类对于女性所代表的阴性的恐惧，因而将三个死胎用泥封于法钵内。这与苯教的民间信仰崇拜阳物有关，阴阳相生相克，作为极阴之象的三胎女婴自然受到民间信仰的排斥。但令人困扰的是，与富裕的总管一连三胎都是女儿的次仁吉姆为何在与达朗相处的几年中接连生下三个健康活泼的男孩？这似乎自然与非自然婚姻观的冲突，女人与达朗的结合孕天地之灵气，唤万物之生机，两个极具生命力的男女主体才是自然选择中极佳的结合。这是扎西达娃对按自然的意愿繁衍生息的赞誉，对病态婚姻观的驳斥。这也是浸润在扎西达娃内心深处的最契合的灵的交合，是扎西达娃对生命的理想诞生状态的讴歌。

通过对扎西达娃的作品中所展现的藏地独特的灵魂观、生死观、生命观的分析，我们发现，其所展现的共同点在于对自然的爱护与敬畏。藏民族“万物有灵”的灵魂观、圆融的生死观与敬畏生命的生命观均体现了其顺应天时地利、因四时而调整自身的生存哲学。这与其文化传承和自然地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扎西达娃生存哲学形成的原因

(一)文化层面

苯教形成于距今三千多年，是藏族早期信奉的一种“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苯教是藏族地区自然形成的原始宗教。“藏史将当时形态各异的原始信仰通称为“苯”，即重复念颂之义。”[5]苯教神话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人们的万物有灵意识开始萌生，人们发觉“人的生命背后有某种支配生命的东西”[6]，这种“支配生命的东西”就是灵魂。

苯教中万物有灵的信仰体系，不但使得藏族先民对自然产生了敬畏之感，更深深地影响着其自然观、生命观。藏族先民认为周围的山、水等事物有一种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控制着人类自身的祸福旦夕。于是人对神产生敬畏，向神献祭祈祷，以求免灾得福。这种崇拜一切、敬畏一切的原始宗教理念，使得藏族对自然产生了一种精神寄托。因此，人们秉持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态度爱护自然，保护花草虫鱼，与自然达成和谐的关系，并由于其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畏之感，使得其显示出一种不自觉的、朦胧的自然的和谐生存观念。而这与我们现今所追求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相通之处。某种意义上正如其圆融的时间观念一样，世界是一个轮回。要想达到我们理想中的圣地，就需要从原始先民那里获取营养。

(二)自然地理层面

每个民族一诞生都与其存在于其中的自然环境休戚相关。从物缘文化来看，人与自然的这种缘不仅表现在人对自然的依赖，也含有对自然恩赐的感激之情，从而形成为情缘，由此产生认同感，引起情感、心灵的沟通，并给人带来心灵的愉悦和美感，成为构成自然审美观的主要因素。藏族正是在与特殊的自然环境的交互关系中形成自身朴实的民间信仰体系。

藏族自然观的形成与雪域高原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其追求主客体平等、和谐共生的状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的栖居”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其环境的反映。有着世界“第三极”之称的青藏高原，自然条件比较严酷，资源极其有限，生态链十分脆弱，长期生活于此的藏族，从其多年的生存与生活经验中得出与其相处的自然之道，养成了节俭克制的生活习惯，将对自然界的索取降到最低限度，仅以维持生计为目标。藏族的自然观的核心即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而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这一点不同于其他文化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人定胜天的观念，在今天看来是值得我们再次追寻的。藏族自然观念与中国老庄思想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是相通的，这是一种追求人和大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方式，也是海德格尔于《简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所流露的“诗意的栖居”的人类理想的审美生存境界。诗意的栖居，一种美好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哲学。在原始先民那里，这种理念是其全部生活的概括。他们顺应自然又不破坏自然，热爱自然中的一切，真诚地对待自然，与自然达到和谐共鸣的状态，没有过多的索取，没有填不满的欲望沟壑。他们的生存方式应给予我们应有的启示。

总之，西藏作为一个全民信教的圣地，古老的苯教的“灵”的观念与敬畏自然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相切合，造就了当今藏族在世界人眼中的神秘形象。扎西达娃正是在藏民族文化的浸润之下，对生命、自然的感知方式自然形成，无需额外的想象成分注入便可写出出色的颇具藏族精神特征的作品——《西藏,隐秘岁月》。《西藏,隐秘岁月》中所展现的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人类可以诗意地栖居于土地上的生存哲思对我们当今的生活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