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历史解释视角下的概念教学
——以现行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相关内容为例

2019-01-30 20:55王必闩

中小学教师培训 2019年11期

王必闩

（南京市江宁区教学研究室，江苏南京 211100）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明确提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包括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五个方面”。其中，关于“历史解释”有这样的表述：“所有历史叙述在本质上都是对历史的解释，即便是对基本事实的陈述也包含了陈述者的主观认识。人们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描述和解释过去，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辩证、客观地理解历史事物，不仅要将其描述出来，还要揭示其表象背后的深层因果关系。通过对历史的解释，不断接近历史真实。”[1]限于篇幅与教学时间，在现行历史教材中，存在诸多的历史概念，如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者各种制度名称，还有很多带结论性的语句等。教学中如果不能及时准确地帮助学生解决这些疑难困惑，无疑对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带来诸多不便。既影响教学有序推进，又影响学生的后续学习。历史教学必须注重概念解读与历史解释。基于此，笔者将教材中提及的诸多历史事件与历史概念进行恰当归类，并总结出基本的解决方法，以期对历史课堂教学有所帮助。

一、全面分析，综合考量

历史事件的发生看似偶然，其实若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们都是诸多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均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教学中教师若能从中总结出带有相对普遍性的特征，无疑对学生学习历史大有裨益。教材中提及的多次武装起义，如金田起义、武昌起义、南昌起义等就属于此类历史概念。教学中需要教师多角度、全方位综合分析，从而给学生一个完整的印象，并逐渐掌握思考分析此类历史事件的一般方法与能力。这里以南昌起义为例，教材中有这样的表述：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在学习中，学生难免会有这样的疑问，当时国内有那么多的城市，中国共产党为何偏偏选择南昌作为首义的地点？其实综合考量，至少有这样几个有利因素：1926年11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搬到南昌，在此他一方面开始谋划同汪精卫争夺国民党内部最高统治权之争，另一方面加紧同帝国主义与旧军阀官僚的勾结，在南昌暗中策划镇压工农运动，打击共产党。南昌从此成了蒋介石拍卖革命的场所。

而这一时期，江西人民在中共江西地方党组织的有力领导下，开展了多次声势浩大的反蒋斗争，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有力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共嚣张气焰。更关键的是此时中国共产党在此直接掌握了几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主要有：驻扎在九江的由叶挺率领的第11 军第24 师；驻扎在南浔路马回岭车站的第4 军第25 师、新从鄂东开来九江由贺龙率领的第20军。还有朱德掌握的第5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卢德铭等领导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属第2方面军）以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等，总兵力3万余人。而当时敌人正策划把叶挺、贺龙的部队调至南昌和九江之间的德安一带，包围歼灭。总之，当时在南昌市内和近郊，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兵力总计六个团约1万人，远远少于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斗争形势比较有利于中共方面。[2]

另外，从地理位置上看，南昌地处长江中下游，鄱阳湖西南岸，赣江之滨，是唯一一个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经济区相毗邻的省会城市，承东启西，纵贯南北。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与重要的枢纽地位不容怀疑、不可小视，南昌当时又处于武汉与南京之间，在此举行起义可以有效牵制武汉与南京这两股反共势力。总而言之，正是由于那个时期国民党的残暴行径、南昌地区良好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此掌握的有效武装以及南昌独特的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才最终促成中共决定首选南昌作为举行起义的最佳地点。教学中若能多角度、全方位对某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综合解读与梳理，无疑对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有很大帮助。

二、前后对比，纵向审视

教学中有这样一些历史事件或概念，它们在历史上曾经扮演着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甚至破旧立新的作用，其独特的历史地位无可替代，对历史的进程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比如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等。还有很多的会议，如中共一大、中共七大、遵义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均在历史上不同程度发挥过转折性的作用。诸如此类的概念，教学中教师必须教会学生基本的思考维度与解决策略，一般而言，以这一事件为标尺，对比其前后尤其此事件之前的相关历史事实，进行全面深刻的纵向解读，从而帮助学生准确理解相关的历史结论，为后续学习做好必要的铺垫。这里以遵义会议为例，教材中提及“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如何理解？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红军先后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的一连串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的不满和质疑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一些曾经支持“左”倾错误的党和红军高层领导，开始重新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3]

1935年1月15—1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会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遵义会议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集中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和宗派主义组织错误，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党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完全可以独立地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从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开始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因此我们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类似这样的历史事件或概念，教学中教师都可以通过引导学生进行前后对比，纵向审视与解读，这样会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应的历史结论。

三、通览过程，立体剖析

任何历史事件都由其发生的原因或背景、发展过程以及产生的影响或作用这样几个因素组成。换言之，要想完整全面地了解认识某一个历史事件或概念，就必须从这样几个方面去考虑分析。纵观历史事件整个发展过程，对其进行立体式的解读，如此才有助于培养学生全面的历史观与学科思维能力。这里以清朝军机处的设立为例，历史必修一第4课的“本课要旨”中提到“清朝军机处的设立，加强了皇权，使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那么为什么说“军机处的设立”就使得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笔者认为这就要从军机处设立的背景、职能、特点以及影响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了解之后，才能够得出并理解这样的结论。[4]军机处正式设立于雍正帝时期，基本原因为清朝用兵西北，防止泄漏军事机密。深层次原因是统治者削弱其他职能部门的权力，集权于皇帝。其职能演变由一个暂设军事机构，发展成为位居内阁等中央机构之上，皇帝之下的常设政务机构，是皇帝发号施令，处理政务的枢纽。其基本特点是清朝特有的机构，组织形式特殊：地位显要，本身无独立性，是皇帝身边的工作班子，完全听命于皇帝，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办公于内廷，近于皇帝，召见方便，机构精干，人员干练，办事效率高；保密性强。军机处的设立有利于集中皇权，办理政务比较迅速、机密，君主旨意畅通无阻，是皇权高度膨胀的产物，也是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的标志，同时也昭示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始走下坡路。如果教学中教师能够多角度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解读，那么同样对学生有效学习历史，激发学习兴趣大有益处。

四、基于标准，逐项比照

归纳、比较、概括是历史学科基本的思维方法与学科技能。而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其自身特有的发展轨迹。当然，与其他事件也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教学中如果进行简单的线性比较则很难理解其真实内涵，或者说有一些历史事件或概念辨析起来比较困难，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知识才能帮助我们对其有个很好的理解与把握。这里以兴中会与同盟会这一组概念为例，对此作一说明。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一《第13 课辛亥革命》第63 页上有这样两句结论性的话：“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一个叫团体，一个叫政党？“团体”与“政党”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区别与联系？思政学科认为区别“团体”与“政党”有三个基本维度，即政治目标、代表利益、组织机构三个方面。第一，从政治目标上看，政党作为近代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以从事政治活动为主要目的的团体，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纲领，进行政治活动的目标和主要目的是夺取政权、掌握政权或参与政权；而一般政治团体虽然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但它不具有系统的政治纲领，进行政治活动的目标和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其所代表的群众利益，并不要求占有国家政权和由他们组织政府。这是政党区别于一般政治团体的根本标志。第二，从代表利益上看，政党要取得和巩固政权，除代表本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外，还必须兼顾反映社会其他方面的利益要求，它所代表的利益较为宽泛。而一般政治团体所代表的是自己群体的利益，范围较为狭窄。第三，从组织机构上看，通常情况下，政党组织要比一般政治团体严密、严格。政党一般由清一色的党员组成，一个政党的党员一般不可以同时又是另一个政党的成员；而一般政治团体往往都是群众性团体，其成员可以包括党员或非党人士，可以同时具有若干政治团体成员身份。成员范围相对比较宽泛。[5]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我们发现：从政治目标上看，兴中会的革命重点在于反满，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合众政府并未做过多的要求或者说不甚明确。而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则非常明确地指出了革命的出路和目的何在，那就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府，终结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且进行社会改良。较之兴中会，它具有更强的革命性，不仅描绘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还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必要性，试图将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时推进，可以说是对兴中会革命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丰富和发展。虽然从“创立合众政府”到“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只有几字之差，但后者所涵盖的革命内涵明显丰富得多，影响也深远得多。[6]从代表利益上看，兴中会时期，宣传、动员的主要对象是海外华侨。革命的宣传工作也主要局限于广州及东南沿海一带，据学者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革命逸史》第四集）一文中所载，起初兴中会不到300 人的会员中，差不多95%为广东人。其地域性和社会基础比较狭窄，所代表的阶层利益也不够广泛。而中国同盟会“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政治组织，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7]。其成员可分成左、中、右三派，即以孙中山、朱执信为首的左派，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中派和以章太炎、吴稚晖、汪精卫为首的右翼等。中国同盟会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较之兴中会相对明确而广泛。从组织机构上看，兴中会于1894年11月24日在美国夏威夷州檀香山成立。1895年春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檀香山会为支会。虽然兴中会章程中也提及设立分会一事，但实际情形不如同盟会那样详细具体缜密。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它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合并而成。其基本组织机构为总理是最高领导人。执行部是权力最重的机关，负责组织革命活动。执行部下设庶务科、书记科、会计科、内务科、外务科、调查科以及暗杀部、评议部和司法部等。同盟会章程规定国内分设五个支部，即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支部下按省设立分会，推定各省分会的主盟人。国外分设四个支部，即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支部下按国别地区设立分会。虽然其实际发展情形与章程规定稍有一定出入，但从机构设置与职责分工来看，同盟会较之兴中会更加成熟与规范。这一点毋庸置疑。总而言之，教学中若依照一定的标准，逐项进行解读，学生自然会对类似这样的结论性语句更加容易理解与掌握，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着眼职能，深究内涵

教材中还有一些这样的概念或历史名词，只有一字之差，乍看起来，似乎没什么不同。其实不然，只有深究其内涵，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掌握。这里以宰相与丞相、都护府与都督府为例，对此做一简要说明。教材中多处提及宰相与丞相，给师生的感觉两者似乎可以通用或者相同。其实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从字面意义上看：宰，主宰；相，它的本义是辅佐；丞，也有帮助、辅佐之意。从这个角度而言，两者确有相近或相似之处。其基本区别是，宰相是一种制度，丞相是个实质的官名。宰相制度起源于春秋时期，完结于明朝。结合所学，不难得出，明代废除宰相制度以后逐渐形成了“内阁”制度，清承明制，无名义上的宰相制度。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丞相是官职的名字，宰相只是统称。丞相一定是宰相，宰相不一定叫丞相。丞相是代替皇帝统帅文武百官、辅佐皇帝总理国政的最高官职。丞相是宰相制度中具体的官职名称。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是辅助帝王掌管国事的最高官员的通称。不管哪个朝代，只要是辅助帝王掌管国事的最高官员都可以称为宰相。因此不同的朝代其称呼也不尽相同，或者说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再比如教材中提及唐朝设立的“都护府”与“都督府”这两个概念，从字面来看，也是一字之差。“护”有使不受侵犯和损害之意；“督”有察看监管之意。“都护府”最早见于西汉；“都督”一职最早见于东汉。这里强调的是唐朝初期设置的这两个机构名称。唐王朝建业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不仅改郡为州，对地方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还逐步确立了府制。唐朝的府制，依其形式和地位，分为三种类型：府、都督府、都护府。都督府是唐王朝在重要地区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在唐初统一战争进行中，为加强对各地的管理，遂于各要地设总管府。据《旧唐书》所载，武德元年至六年，共置总管府73个。武德七年，恢复旧制，改总管府为都督府。后又置五个都督府。唐太宗即位后，整顿地方行政机构，先后省废武德年间设置的都督府四十个，又新置若干个，共有都督府43个。教材中提及唐太宗大败东突厥，在其旧地所建的都督府便是其中之一。

都护府是唐朝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的特别行政机构，分为大都护府和上都护府。大都护从二品，上都护正三品。都护的职责是“抚慰诸藩，辑宁外寇”，凡对周边民族之“抚慰、征讨、叙功、罚过事宜，皆其所统。它的出现，是唐初边疆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唐王朝面临着如何处置众多归附民族的课题。由于数百年民族联系的不断加强，友好往来的不断增长以及唐初统治者民族偏见较少，唐太宗将治理内地的经验推广到周边，于少数民族地区列置州县，使各部首领管理本部。为管理这些州县，唐王朝又仿汉代西域都护府的建制在民族地区设置都护府。从太宗至武后，先后建立了九个都护府，到玄宗开元天宝时，只剩下安东、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安南都护府，这就是著名的六都护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