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辛词比较研究

唐晓燕

[摘要]从词的艺术风格的几个方面对苏（东坡）辛（弃疾）词进行了比较。苏辛对传统题材与音律的突破：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在词史的发展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辛在题材上予以扩大。苏以诗为词，辛以文为词。苏开创了豪放派一代词风，使词终于摆脱了旧体艳科的束缚，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载体;辛往往喜欢以文为词，词中常杂以文言句式和文言虚词。苏词旷达;辛词雄健。两人同为豪放派词的两大代表人物，苏的词风主要倾向于飘逸奔放、清新旷达为主。辛的风格主要倾向于雄浑、慷慨、悲壮。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看，由于蘇辛两人所处时代不同和生活思想经历有别，所以两人的词作也同中有异。

[关  键  词]苏东坡;辛弃疾;词风;比较研究

在两宋豪放派的词人中，苏辛齐名，俱为巨擘。作为宋词的代表人物，无论是苏东坡还是辛弃疾，两人都为宋词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后世宋词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两人在遭遇困境时，均能够言行合一，始终不忘却自身的理想，将自身所见所闻及亲身感受充分地融入词中。两人的政治生涯虽然有所相似，政治抱负均没有得以实现，但是由于自身所处时代的差异，以及思想的不同，两人的词作同中有异，本文主要从苏辛词风的异同比较苏辛词。

一、苏辛对传统题材与音律的突破

词原是民间之物。从现存的《教坊记》曲名表和敦煌曲子来看，它的题材是宽广的，思想是活泼的，风格是清新的，《教坊记》曲名表中，有反映农村生活的《拾麦子》《麦秀两岐》《拔棹子》等曲名，有反映边塞生活的《牧羊怨》《叹疆》等曲名。从《敦煌词》看，其间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①。到宋初，它已经偏离了生活与现实。所以尽管它浓妆重抹，但掩盖不住内容的空虚，这就给宋词带来了创新的机遇。“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胡寅《题酒边词》）②，在宋代即被认为脱去香艳窠臼，“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鸡漫志》）③，在词史的发展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苏辛的词中有“人”，词外有“事”。这个“人”，不再是倚红偎翠的才子佳人，而是一个有所作为、饱经风霜、屡经挫折打击然而又不屈不挠、乐观坚强的人;这个“事”，不再是一味地探春寻芳的风流韵事，而是有关现实的国家大事，词人所接触到的是种种生活细节和社会问题。是苏轼，第一个把“镜头”对准了农村，他的词中出现了乡姑村叟（《瑞鹧鸪》）;是苏轼，第一次在词中写出了保卫边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念奴娇·大江东去》）;是苏轼，第一次用词作为悼亡的体裁，写出了动人心弦的真挚词篇（《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苏轼，第一次给词中带进了惊涛裂岸的巨响。苏轼的词中几乎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④。在他的手中，词已成了抒情言志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而所有以上的各个方面，辛弃疾都予以扩大了，尤其辛词中的感怀赋志之作不仅在比例上大大超过了苏轼，且更具深刻的现实性和鲜明的倾向性。如《贺新郎·赠和陈亮二首》《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等作品。

苏东坡是一个非常具有才情的词人，由于对音律较为熟悉，且创新能力较强，在创作音律时常常跳出传统音律的框架之外。比如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就有着明确的体现。通常此词的下篇三句应当以六、四、五的方式编排，但是经过苏东坡的创新后，将其改成了六、五、四的句式，这也就有了“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这些经典句式。苏东坡这种打破常规音律的方式，会让人感觉到乐曲节拍被破坏，经常会出现与音律不符的现象，但是正是由于他敢于打破常规音律的方式，使得整首词的词意得到了完整的保留。与苏东坡一样，辛弃疾为了保全词意和所表达的思想，不愿意迁就传统的音律。然而在音律方面，自然是辛弃疾的水平更高一些。清朝周济的《介存斋论词杂者》中，就表明了辛弃疾的音律之道要略胜于苏东坡。

二、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

宋以来，文学家公认苏轼“以诗为词”，开创了豪放派一代词风。在苏轼看来，词是诗的后裔，因此好词就是好诗。他改变了传统文人词的格调和写作习惯，有意识地把诗的意境和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文人词的旧有格调，赋予词以新的灵魂和生命，成为词史上的一次革命。

苏轼更注重诗词的结合，坚持“以诗为词”的独特风格。在这种写作形式中，词的内容涉及范围自然有了明显的扩展。在当时，人们将词看作“艳科”“小道”，认为词只能表达一些生活方方面面的小事或男女之间的隐私，或者将其作为歌舞宴席上用来娱乐的工具，这也说明当时词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晚唐的“花间派”风格。然而苏东坡又打破常规，将一些当时人们认作不应该用词表达的内容，融入他的词中。比如，关于人生的历练感悟、出行游览名川与友人的聚散、农村或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人生的起起伏伏与仕途沉浮等，都可以在苏东坡的词中看到，这在过去的词中是很难见到的，或者根本没有的内容。苏东坡的词不仅包含了婉约派的优点，且题材涉及范围更为广泛，打破了人们对词内容的原始看法。

苏轼从创作形式上改造了词体体制。首先是语言，以诗写词，而且是以宋诗的语言来写词。宋代诗人如欧阳修、王安石等已有意识地从唐诗的语言中吸取营养，从而形成宋诗言语的特色。苏轼也是积极参与了这一艺术活动的人，这样，他很自然地将诗的语言，特别是宋诗的语言带进了词里，从而形成了绚丽多彩的风格。例如：雄壮超脱的有《念奴娇·大江东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清新明快的有《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洞仙歌·冰肌玉骨》等。奔放流转的有《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水调歌头·落日透帘卷》等，沉挚深永的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永遇乐·明月如霜》等。从而构造了苏词的独特风格。

勇敢地将词写成如李清照所讥讽的“不协音律”的“句读不葺之诗”，乃是苏轼以诗为词的又一个具体表现。冲破音乐束缚，促成词体解放。苏轼从来认为“应以词意为主，音乐为辅”。宁肯使内容突破形式，也不肯使形式束缚内容，不仅对当时的创作风气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词成为一种独立抒情样式也起了不可抹杀作用。所以说，苏轼以诗为词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改变了词的传统，他的“以诗为词”，为后世的词作开拓了广阔的道路，他的词终于摆脱了旧体艳科词的束缚，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载体。

稼轩继东坡以诗如词，更予扩展，并将苏词《哨遍》《满庭芳·警悟》《无愁可解》的词论倾向大大发展①。稼轩往往喜欢以文为词，词中常杂以文言句式和文言虚词。如《汉宫春·会稽蓬莱阁怀古》的“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贺新郎》的“甚矣吾衰矣”“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等就完全是散文的笔法。有少数作品，如《沁园春》“杯汝来前”、《卜算子》“千古李将军”等，几乎通篇就是押韵的散文。虽然韵文和散文毕竟有所区别，全以散文的笔法写诗填词，是有损于诗词的形象化的，但稼轩即使以文为词也能自然地表达出他胸中的一段真气、奇气，不但不能说是病，相反却更能加强作品的氣势和韵趣。而且辛词无论写什么内容，都喜欢并善于使事用典，真可谓无意不可使事，无事不可用典，而运用得恰到好处，又收到生动形象的效果。如《哨遍》三首，《永遇乐·千古江山》《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摸鱼儿·更能消》等。

三、苏词旷达，辛词雄健

历代词论家都以为，苏轼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词的两大代表人物。这既是就两人词作风格的类型相近而言，也是就两人词作本身的主要倾向来说的。但苏轼词的风格，主要倾向于飘逸、奔放、清新。苏词中的佳句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浣溪沙》）;“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定风波》），这些句子，富于哲理，耐人寻味，很能体现苏词的旷达的意境。而辛弃疾词的风格，主要倾向于雄浑慷慨悲壮。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以为辛词“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公所作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刘克庄《辛稼轩词序》）。如《水龙吟·过南剑双栖楼》“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剑拔弩张，积中发外，刚健笃实，乃英雄之词。

词可以超脱于当世，但写词的人却不可以，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自身思想与言行必然受到现实社会的干扰，所以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会对词风产生较大的影响。时代和经历是导致苏东坡与辛弃疾词风不同的主要原因。其中，苏东坡时代中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苏东坡在新旧两派的斗争中，遭受了极大的挫折与苦难。辛弃疾时代的民族矛盾才是整个社会的矛盾，这是关乎民族存亡的斗争，远比苏轼的新旧党斗争的广度及深度要高，辛弃疾在其中尝尽了苦头。苏东坡卷入新旧两党的争斗中，由于赵宋政权存在不杀大臣的规定，所以苏东坡最不济也就是被罢官或贬谪，所以词风偏向于感性的思想表达;而辛弃疾的斗争则关乎民族存亡，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辛弃疾的政治生涯自然要比苏东坡更加惨烈，词风也更偏向壮志豪情与悲愤，这也是二人词风不同的关键原因之一。

在政治阶级斗争中，虽然苏东坡和辛弃疾两人都经历过挣扎和反抗，但是两人面临的实际情况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苏东坡主要针对当时实施的新法进行批判，认为新法中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与缺陷，他希望社会能够按照正常秩序发展，让社会更加安定与和谐，尽力保证赵宋政权的稳固。而辛弃疾则是针对当时南宋政府不思进取的苟安政策进行批判，他认为南宋政权应当自立自强，收回祖国河山，早日统一中原。苏东坡的批判及斗争还具有可回旋的余地，但辛弃疾的斗争却无回转余地，无法调和与当时当权者之间的矛盾，这也造成了两人不同的结局。苏东坡在斗争失败后主动回避，安身立命;辛弃疾则在一腔热情无法得到释放后，依然坚定自身的信念和抱负，认为还有机会让统治者改变治世观念，绝不退缩。苏东坡的思想更加超脱，愿意在词中融合老子与庄子的思想，词风飘逸，能够收放自如;辛弃疾则无法在思想上超脱当世，政治上难以明志，词风更偏向刚中含柔、词韵内敛、百转千回的风格。

四、苏主儒术而参佛老，辛“功名本是真儒事”

诗有诗品，书有书品，人也有人品。诗品、书品同人品往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作家的思想品质决定了他的作品的思想高度和深度，而任何一个作家思想品质的形成，又取决于他后天的社会实践。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考察作家及其作品，便是第一要义了。苏辛两人由于时代不同和生活经历有别，所以两人的词作也是同中有异。

苏轼所处的北宋中期，是封建王朝表面承平而内里孕育严重危机的时代。苏轼思想比较复杂，主儒术而不迂腐，参佛老而不沉溺。他的思想主要还是儒家思想，希望“致君尧舜”。他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向新旧党人两面讨好，因此左右为难，落得饱受磨折、备尝艰辛，终以贬谪了结一生。然正因为他长期的在政治风潮中浮沉翻滚的身世遭遇，终使他成为豪放词的开山祖师。

辛弃疾是个文武兼备的天才，少年时代便有了强烈的爱国情感，立下建功报国、恢复失地的大志。辛弃疾所处的南宋中期，是个国运中衰、异族侵凌的乱离时代。河山残破，百姓流离。但统治者并未从北宋灭亡的前车之鉴中吸取教训，执行的仍然是对内加紧剥削、对外屈辱妥协的传统政策。主和派在朝廷中一直占据上风，抗金派政治上长期受压，王朝内部矛盾不断，根本无法一致对外。辛弃疾虽然时而嘲笑孔丘之徒，但其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范畴，他认为“功名本是真儒事”，且虚无的消极思想比苏轼少。他推崇建立一番英雄事业的孙仲谋。但他一生都处于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时代，虽有志于中兴恢复事业，却被主和派的权奸所阻挠，满怀雄心而沉沦下僚，屡遭罢黜，退居江西上饶之带湖和沿山县之瓢泉，投闲置散几近二十年，最后郁郁而逝。也正因为四十多年的宦海浮沉和战斗，意气不平，得以用全力写词歌唱民族矛盾斗争的主题、志士不遇的困境，思想境界阔大，志气高昂壮烈，笔力遒劲宏肆。豪放词在他手中波澜壮阔地向前推进，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把词从花间、尊前引向社会现实，由题材扩大逐渐影响词风的转变，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在词史上是一个新的光辉的起点，随着宋代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民族矛盾的尖锐爱国主义诗歌运动的开展，豪放词才波澜壮阔地向前推进。辛词的出现标志着豪放词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参考文献：

[1]谢桃芳.东坡词论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2]常国武.辛稼轩词集[M].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1983.

[3]郑临川.稼轩词纵横谈[M].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1987.

[4]扬海明.唐宋词论稿[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5]彭玉平.唐宋名家词导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注释：

①转引自扬海明：《唐宋词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页。

②③转引自彭玉平：《唐宋名家词导读》，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④转引自刘场源：《东坡词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

注释：

①转引自谢桃芳：《东坡词论丛》，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