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媒介之维：立场、视角与方法

张波

(贵州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务工以及日益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身上涌现出的一系列社会现象，被称为“三农”问题之外的“第四农问题”。作为社会转型当中出现的一个特殊阶层，农民工群体得到了广泛的学术聚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并涌现出大批优秀研究成果，在学界的持续关注和长期呼吁下，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了党和国家议事日程中的重要政策议题，而顶层设计对于农民工群体的特别聚焦又反过来推动了学术生产的热情和动力，农民工研究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显学。“农民工研究无疑是一个学术富矿，尚存在进一步挖掘的空间，然而就近些年的研究态势来看，它也面临着被过度开发的危机，这表现在研究内容多有重复、研究视角创新性不足、研究范式固化等层面”[1]，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内部代际分化的加速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在公众视野中的“凸显”，这一研究领域重新焕发了活力，而传播学在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不少研究已经开始自觉地从媒介视角出发，管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图景。虽然其研究影响力和学科话语权远远不能和其它学科相比，但从传播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实践加以考察，我们的确能够透视到许多被其它学科所忽略掉、但对于理解农民工又极其重要的现实问题。那么，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何以进行以及如何研究？回答这一问题，一方面有助于在认识论层面认清新生代农民工传播学研究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另一方面有助于在方法论层面为传播学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提供研究立场、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启示，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媒介化社会：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

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何以可能？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厘清“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内涵，这一提法最早散见于一些学者的论述当中，2010年被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采用后，开始在媒体和学界中广为流传。根据学界的普遍认定，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出生于1980年代以后的、外出就业6个月以上、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村户籍劳动力。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2]。这标志着这一群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的崛起将对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所经历与体验的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而言，他们作为微观个体置身其中的时代背景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近二十年历史。这其中不仅包括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变迁，更包含着传播环境的急剧变化”[3]。20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爆发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传播革命，随后的二十年，媒介技术迅猛发展并发挥着无孔不入的影响力，城市传播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这两种明星媒介，深刻地改变着社会各领域的形态和面貌。身处这样一个信息化、网络化、媒介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社会，“媒介化社会”可谓是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实践不可忽略的时代背景，正如有学者提到的“信息及通信技术因为自身的高度便携性和多元功能性等特点，已经牢牢地嵌入在新一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之中，广泛地使用手机或互联网来进行沟通、娱乐和打发时间，这种现象成为我们了解新一代农民工的重要一环”[4]。

所谓谋介化社会，是“社会不断媒介化的结果，它不仅是指各种传播媒介在品种和数量上的激增，更是指媒介内容、机构和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扩张和渗透，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已达到相当程度，乃至原本主要适用于大众传播机构的‘媒介逻辑’开始介入到其它各种社会机构和个人生活中而逐渐成为控制整个社会的一种(尽管不是唯一的)通行标准”[5]，媒介化社会不仅仅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且它深度介入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实践中，并发挥着动态的影响。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有别于乡村社会，城市社会大众传媒发达、新媒介普及率高，且组织传播渠道完善、人际交往频繁，媒介已经渗透到城市个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6]，随着城市媒介化程度的加深，新生代农民工进的城也可以说是一座“媒介之城”。在这座城里，他们既有对于新媒介的主动使用，比如不少新生代农民工挣到的第一笔工资就用来买手机，也会出于避免被孤立和被排斥的考虑，被迫卷入到某些新媒介应用的消费之中；他们对于大众传媒的存在通常是熟视无睹的，然而许多观念又被小说、新闻和影视作品所影响；他们一方面复制了在乡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也会在城市去努力地建立自己的新型人际传播圈子；他们既有对于组织媒介的依附，但也会利用组织媒介去满足自身的利益。总之，透过“媒介”这扇窗，我们可以管窥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求职就业、充电培训、消费休闲、人际交往、婚恋择偶等，它们是如何受到媒介或显或隐的影响的；在这一群体的城市生存体验里，媒介参与、引导、塑造、调整甚至是改变着他们的行动逻辑和适应实践，有研究者对媒介的这种介入做了全面描述，认为媒介“从心理认知、思想观念、生活能力、现代性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进而改变了其城市适应的方式、状态与进程”[7]。可以说，在从乡村流动到城市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也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媒介人”，这种“媒介人”和经济人、社会人、政治人一样，是理解这一群体存在方式的重要维度。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指的媒介“并不仅仅局限于具体媒介工具的更新与发展，更包括与这些媒介工具紧密相连的多种传播形态的交织”[6]，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人们在接收或者发布一个信息的时候，并不只是运用单一的传播方式，他可能同时在使用人际传播方式、组织传播方式，甚至大众传播方式来完成。这些不同的传播方式，就像一张张动态的网络结构，将人类生活笼罩于其中”[8]。因此，传播学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着眼于的并非单纯的媒介工具接触与使用，而是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人类传播实践；虽然它“以媒介为重心”，但“把媒介紧密联系到更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里，而不是封闭式兀自关起门来‘以媒介看媒介’”[9]，从而实现了用媒介去关照社会，而不是让媒介来统摄社会，这也契合了近些年来学界“从媒介社会学向传播社会学转变”的趋势[10]。在这一趋势里，媒介不再被狭隘地局限在大众传播媒体，传播也不再被窄化为单向线性的大众传播，人也不再被视为单一身份的受众，这种去中心化的认识论激发了“传播学的想象力”，与人类传播实践紧密相连的不同社会背景和关系都进入了研究者视野，家庭、职业、性别、民族、阶层、社区等社会构成和新生代农民工传播实践之间的互动，得到了一定程度聚焦并内化为一些研究者的学术自觉。

综上，正是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扩散和深度渗透，媒介化社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绕不开的时代语境，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常见学科视角之外，有必要采取一种传播学的学科视角来考察和审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传播实践和媒介体验。那么接下来需要明确的是，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如何可能？也即在经验层面传播学相关研究应该如何来加以操作化，进而建立起和其它学科对话的空间并实现在这一研究领域“传播学的发声”？笔者将从研究立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三个层面分别提出初步的思考，以期对相关的经验研究有所启发。

二、去媒介中心主义：传播学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立场定位

传播学是一门以人类传播活动为对象的学科，其早期发展有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两个源头。芝加哥学派兴起时，学者们普遍以美国社会日益突出的移民、贫困、犯罪等社会现象作为研究领域，彼时正是大众报刊如日中天的时候，因此芝加哥学派的杜威、库利、帕克和米德等学者都高度重视传播在社会系统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将传播视为社会的黏合剂。相较其他几人的理论研究，帕克开创了传播社会学视野下的经验研究先河，他“把报刊视为社会的有机环节和组成部分，探讨报刊如何促进社会秩序的整合、社区和谐以及种族融合”，在其研究中“媒介不是被孤立看待的，而是与整个都市发展、移民过程和社会秩序有相伴相生的关系”[9]。可以说，帕克《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体现出典型的传播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即“把人类传播行为放到大大小小的社会群体、组织和关系中去考察，而非就事论事。换言之，社会个体(个人或组织)的传播行为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一种社会化行为”[10]。在传播社会学看来，媒介系统和社会结构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这些社会学家以他们对社会进步的关怀，把新闻与传播置于人类行为的实证分析层面，客观上打开了新闻学和传播学反思社会的新视角，并把它引向了社会科学研究轨道。从此，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表述不仅仅是新闻传播的编史工作和经验化研究，而是延伸到了广阔的社会领域”[11]。

随着美国社会的转型，哥伦比亚学派逐渐成为了主流研究范式且影响一直延续至今，鉴于大众传媒影响力无远弗届，哥伦比亚学派主导的传播研究在考察社会现象时往往把媒介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从而忽略掉其它因素的多维互动，形成了一种有意无意的“媒介中心主义”倾向，“‘传播’的最基本语义(即作为普遍存在着的人类交流行为)被有意无意地严重弱化；‘媒介’和‘大众媒体’几乎变成了同义词；传播也几乎主要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媒体一受众’间的流通行为，好像与作为独立个体的公民及群体和社区本没有多大关系似的”[10]。在这种倾向下，传播学研究探讨的多是一个以媒介为中心的技术性问题，比如社会个体/群体的媒介经验，常见的研究思路就是使用了哪些媒介、消费了哪些媒介内容、利用媒介做了哪些事情、媒介在哪些方面带来了变化等，尽管许多研究也开始将传播行为与身份认同、社会资本、人的社会化等事物联系起来，但它本身并不关注那些事物的动态变化和内部复杂互动，而是更为关心传播行为体现出的特征及其对那些事物的影响，这使得传播研究越来越精细化，然而对于知识增量却贡献不多。尽管一定的学科边界是必要的，但过于注重具体的技术载体和媒介形态却局限了传播研究的视野，陷入到只见“媒介”树木却不见“社会”森林的研究误区，更为严重的是导致传播学研究的“自说自话”以及知识的“内卷化”生产。

在这种“媒介中心主义”倾向的影响下，既有传播学视野的多数农民工研究“先借鉴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作为中间变量，再考察大众媒介和人际传播如何通过影响这个中间变量进而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而没有多方面、多层次、多途径地去考虑问题，因此也就难以构建复杂且深入的研究框架，以致大多研究成果过于平面化和肤浅化”[12]。因此，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研究立场上应先实现从“媒介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将传播不再当作是线性的、单向的和条件反射式的影响行为，而是一种复调的、双向的和多维激荡的意义实践，它“互动的是信息、联结的是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是社会性的圈子(关系网络)”[13]。在这样一种去媒介中心的认识论指导下，我们首先关注的应该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包括了城市想象、身份认同、人际交往、消费形态和闲暇生活等领域，这是所有学科共通的关注内容，具备了学科对话的基础和提升传播学学科话语权的潜力；但与人口、经济、政治、社会等视角不同，传播学是从媒介视角来切入，进而来反观这一社会现象的。因此，我们应特别关注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媒介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当然这里提到的“影响”并非媒介传播效果意义上的，它更多地指的是一种“媒介在场”“媒介嵌入”和“媒介体验”，也就是说媒介是整个社会大系统当中的一个子系统，媒介介入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实践当中的一环，媒介也只是所有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之一，并且往往要在与其它因素的互动之中才能发挥出作用。这样一来，既可实现研究视角上的媒介聚焦，又避免了研究视角上的“媒介中心主义”，实现媒介与社会的勾连。

三、底层视角：传播学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可能面向

农民工作为社会转型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弱势群体，以其物质收入低、生活条件差和社会保障不足构成了底层中国的主体部分，关注底层、研究底层绕不开农民工这一群体。有学者梳理出了我国学界研究底层社会的两种路径，一种从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的视角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底层社会的浮现以及底层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但其落脚点主要在于“分层”而非“底层”；另一种则借鉴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和印度底层研究的理论和概念分析工具，从抗争性政治和反抗性策略出发，更关注底层群体的微观行动逻辑[14]。前一种视角自上而下地从宏观关照出发，虽然学术界对弱势群体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关注的目的或在于保持社会稳定以促进经济发展，或在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或者是以保护者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弱者，缺少一种将社会弱者视为主体的研究理念”[15]。后一种视角则主张“倾听无声者的声音”[16]，研究者们视弱势群体为有着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他们能够通过“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去建构自己的意义世界乃至推动社会结构层面的变革。当农民工群体已经发展至新生代，底层视角的引入在研究中就显得更有必要，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他们从小生活在一个物质条件不断改善、文化氛围逐渐宽松的社会环境，个体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与此同时我国正在进入一个日益个体化的社会，人们逐渐从传统的宗族、家庭和单位等结构中脱嵌出来，被抛入一个无所依附的市场洪流之中，个体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创造性，去应付外在世界中接踵而来的求学、工作、婚姻、成家、养育等各种繁琐事务。不管是顺势而为还是被迫卷入，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意识、主体性和能动性，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研究中挖掘这一群体身上具有的潜力和可能性当是一条可行之径。

遗憾的是，既有传播学视野下的多数农民工研究，受结构功能主义思想和传播效果实证研究传统的影响，仍秉持着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立场，表现出一种对于现实的疏离和漠然。在这种研究视角的指引下，农民工群体往往会被视为实在或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因此研究多从政策管理的角度，着眼于预防农民工群体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如贫民窟、违法犯罪、群体性事件等，这种研究其实内在地暗含着一种“问题视角”的立场和预设，以减少社会问题的滋生为知识生产的旨趣，而媒体在减少这些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其实质还是把媒体视为一项技术管理工具和一种可能的问题解决方案。批判传播研究尽管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角度批评了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却从反向巩固了研究者们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弱势”认知。总的来看,多数传播学底层研究“过于关注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而忽视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作为理性主体创造自己生活世界和进行意义建构的能力”[17]。在这类研究中，其实是看不到“人”的，“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被抽空，农民工们只是一群等着被媒体去影响、去改变的无声者，如有学者所批评的，传播学底层研究“面对20世纪的底层革命与底层衰败，传播学更关注工农对媒介新技术的接触与使用，以及自上而下地对工农群体的启蒙与教化，或以工农群体论证某种西方理论或方法的普世性”[18]，却不关心这一群体编织自身意义之网的传播实践，这不得不说是我们面临的一种研究困境。

传播学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应该摒弃那种居高临下地看待农民工群体的角度，采用一种自下而上的“底层视角”，将那些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外界想象和他者话语悬置起来，下沉到底层的日常生活世界当中，并将这一群体视为有着自身能动性和主体性的行动者。和老生代农民工相比，这一认识论尤其符合在个体化时代背景登场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化社会的一大特征即要求个体为自己的行动负责，这一群体身上出现的频繁跳槽、创业梦、攀比式消费、群体性抗争、先锋亚文化等事物，其实都深刻地体现出了他们“为自我而活”的能动性和主体性。通过倾听这些来自“底层的声音”，传播学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应力图呈现真实的哪怕是矛盾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形象，他们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有继承，但也有属于自己这一代的创新；他们有依然处于弱势的一面，然而也开始有许多无法归类到“弱”的一面；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城市认知、生活方式、人生规划和群体文化，他们远非一个同质性的“农民工”标签所能概括的。在他们的城市适应过程中，可能遭遇过城市的冰冷，也感受过陌生人的温暖；可能有焕然一新的成长和蜕变，也有得过且过的迷茫和挣扎；可能已经离城或萌生过返乡念头，但更多的是留在城市守望；他们有适应，也有不适应。借助来自于研究对象的“自我讲述”，我们可以建构起一种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进程的复调叙事模式，不做非此即彼的价值评判，舍弃那种线性的、静态的化约式解读，转而采取一种动态的、循环的综合分析，只有这样研究才能接地气、并让人理解那些城市生存实践背后的意义脉络。

四、介入式研究方法：传播学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经验进路

传播学视野下的多数农民工研究，集中在“农民工媒介报道与媒介形象建构的文本分析，农民工的传媒歧视与传播偏见的媒介批判，农民工媒介接触及其媒介素养调查，弱势群体话语权及媒介表达权，大众传媒对农民工观念及其社会化的影响力探讨”[7]等几个有限领域，这些领域的大部分研究并不需要接触研究对象本身，通过文本分析、内容分析、话语分析等非介入式研究方法，来分析这一群体所遭遇到的包括形象建构和话语表达在内的媒介再现现状。这类研究固然也能帮助我们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某个侧面，却容易陷入书斋式的去语境化解读，以“想象的农民工”来代替“实际的农民工”，不利于我们把握这一群体所处的真实处境。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并非依赖于现成的文献而是以问卷调查等量化方式进行，比如有研究者运用问卷调查法，从媒介使用、媒介认知、媒介评价、媒介参与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农民工群体的媒介素养现状[19]；也有研究者基于北京市的问卷调查情况，探索了市民与农民工在彼此心中的印象以及相互交流的意愿，并重点分析了特定认知赖以形成的信息传播渠道[20]，还有研究者试图从信息获取与传播的角度总结出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渠道选择模型，并且试图对农民工媒介接触与使用行为做出一般化的、整体化的概括[21]，但它们多是一种标准化测量操作，并不追求研究对象的个别差异以及问卷之外的意义捕捉，因此对于研究对象来说只是一种程度有限的介入。

在前面已经提及，为了把握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我们需要拥有一种面向底层的研究视角，这就决定了研究者需要“下沉”到底层，让“底层”发声，在这种情形下，“质的研究方法”有着较大的优势，它是指“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并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对其适应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7]。这是根据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动态性和循环性特征决定的。在研究实施的过程中，研究者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外在于自身的、仅仅因为研究事务短暂性联系在一起的对象，而是彼此参与和见证各自生命某一段历程的活生生的人，研究者应放下书斋式的想象，以及浅尝辄止的数据搜集，深入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从工作场所、居住地点、娱乐空间到虚拟网络世界，走近他们、聆听他们并感受他们，否则就不可能获得他们的“地方性知识”。研究者只有将研究切实地扎根于本土社会实践，并通过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交流互动来达成一种共情地理解，才能够进入这一群体的意义世界之中，这是一种典型的介入式研究，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介入，研究的温度才得以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因此在研究实施过程中，我们应注意到个案对象的分布范围，既要考察来自传统意义上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外来人口，也要关心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就地就业的本地土著；既要聚焦工厂流水线上的制造业工人和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也要对散布在城市大街小巷上从事餐饮娱乐、美容美发、快递物流、产品销售等工作的服务业从业人员投以关注，还要对以个体户或家庭作坊形式存在的自雇佣者有所了解；既要倾听进城时间久、工作经历长的打工先行者的故事，也要对刚辍学不久初来乍到的城市闯荡者的经验保持开放，还有在进城和返乡之间几度往复的两栖人的经历，也不能错过。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加全面而深入地呈现这一群体的城市生活图景。

在做这种以深度访谈、田野调查为代表的介入式研究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个案只是单纯地“讲故事”？如何从个案中发现更为普遍的意义？如何在个案与个案间找到一种更为根本的理论关联？这就决定了“讲故事”并非研究目的，我们需要在个案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回应一个问题，即如何在一定的理论脉络里观照这些经验现象，并试图去捕捉其中的“传播的微光”。“传播的微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而是一种文学化表述，其用意是想表明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实践中的影响并不像传播学习惯认为的那样强大，很多时候它只是一些弥漫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实践中的微光，它既可是一种以大众传媒和新媒体为主的客观层面上的传播实践，又可是一种或仪式性、或沉浸性、或疏离性的主观媒介体验，当这些传播的微光交织在一起，它们却能在这一群体的世界中发出巨大的光芒，媒介在这一群体城市适应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得到彰显。因此，那些被“传播的微光”照亮的日常生活实践和城市适应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如何加以理解、认知、感受和体验的，理应成为理论分析的重点，这也是传播学研究区别于其它学科研究的重要立足点。在理论分析的过程中，既有研究往往容易陷入误区，即简单套用西方理论进行中国个案的验证，这种“拿来主义”尽管省事方便，却不利于我们在“地方经验”和“全球理论”之间建立对话关系。我们应不断地在理论与现象之间穿梭，寻找其中的缝隙地带并进行本土化的“缝合”，并尝试提出一些本土化的概念，来形成自身的研究积累和知识传统，彰显知识生产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五、结语

今天我们逐步进入到一个媒介化生存的社会，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各生活领域中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已无法再被忽视了，作为对这一社会现实的学术召唤，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必须要重视起其“媒介之维”了。为了更好地实现和其它学科的对话，凸显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的个体意识和主体性特征，并立体地展现这一群体的城市生活实践图景，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应该秉持一种去媒介中心主义的研究立场，并从自下而上的底层视角来对经验现象加以观察，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介入式研究方法将会非常有助于研究在理论上的深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以更好地管窥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实践中的“在场”和“嵌入”，实现在这一研究领域“传播学的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