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荆河戏研究综述

桑俊 史琳娜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434023)

荆河戏是发源于湖北荆州、沙市一带的地方剧种，自明代以来，流行于长江中游之荆江两岸及湘西澧水流域一带，俗称“上河戏”“上河路子”“大台戏”“荆河调”，1954年由国务院定名为“荆河戏”。2006年6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荆河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向云驹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特别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性、濒危性和多样性。民间性，即大众的、集体记忆的，群团与社区共同尊崇的，以狩猎经济、游牧文化、农耕文明为主的文化；濒危性，即具有一定生态依赖性，往往处于人亡艺绝境地，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瓦解、崩溃并急速消亡的文化；多样性，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千姿百态，创造主体(民族、群体、社区、个体等)涉及全人类各国家各民族。[1]荆河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表明荆河戏具有深厚的内涵及丰富的价值，更警醒世人要重视对荆河戏的传承和保护。因此，应以荆河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契机，加大对荆河戏的保护力度。笔者主要梳理了近三十年来有关荆河戏的学术研究成果，力争为进一步探究、传承、保护、发展荆河戏提供思路。

近三十年来，关于荆河戏的学术研究成果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学术著作，主要有萧耀庭、陈建文《荆河戏音乐研究》[2]，王泸《荆河戏艺术探源》[3]，赵玉春、李启斌、王文华《荆河戏史料集》[4]，萧耀庭、易凤林、申象泉《荆河戏音乐集萃》[5]；二是期刊、报纸文章，截至目前，已发表三十余篇。从荆河戏的研究现状来看，研究者主要从荆河戏本体、保护模式、传承方式及历史作用等角度开展对荆河戏的深度探索。

一、荆河戏本体研究

荆河戏是一种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地方戏曲艺术。荆河戏的历史源流，荆河戏与京剧、汉剧、南剧的关系等，则成为探究荆河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的热点话题。

(一)历史起源与发展流变研究

1.历史起源

关于历史起源，学界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即荆河戏起源于明朝。刘友军在《澧州荆河戏的声腔演变及其唱腔特色》中提出“荆河戏起源于明初永乐年间”[6]；孔庆夫、金姚在《探究湖北地方戏曲——荆州荆河戏》中指出，“相传，在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沙市(现荆州市沙市区)已有类似于荆河戏的戏剧演出，当时称之谓‘楚调’”，“从荆河戏的产生的源头上看，明朝时期的楚调是其源头之一”[7]；熊晓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阈下的荆河戏传承及特点分析》中认为，“从澧水流域荆河戏的剧种渊源关系来看，荆河戏的形成应在明代，经乾隆、嘉庆、咸丰、同治以后，达到鼎盛时期”[8]。

2.发展流变

关于荆河戏的发展流变，研究者一般从社会大背景出发，综合分析荆河戏艺人的生存状况、剧团的发展态势、观众喜闻乐见的程度，探讨各个时期荆河戏的历史状态，探索荆河戏的发展流变规律。

熊晓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阈下的荆河戏传承及特点分析》中指出，“澧水流域荆河戏最早是以湖北沙市为活动中心的，并逐渐向四周辐射”；明代“九宫”“十八庙”都有戏楼；“清咸丰、同治以后，荆河戏盛极一时。在湖北有‘太寿班’‘三元班’，与汉剧之‘太和班’‘同乐班’长期峙立，互争雄长。清末民初，澧水流域除了有专业的荆河戏社班活动外，还有许多业余清唱荆河戏的‘围鼓班’”；“清光绪年间至民国建立前后，湖北荆州、沙市和湖南澧州各县又先后成立了六十多个荆河戏戏班，民国时逐渐衰落。抗日战争爆发后，荆河戏受到极大的影响和摧残”。易飞在《常德荆河戏现状考察与唱腔艺术研究》中谈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荆河戏一息尚存”[9]，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国家政策与时代背景，论述荆河戏在当时所面临的发展困境。熊晓辉和易飞关于荆河戏的论述，与学界对荆河戏的普遍认知相符。“在汉剧的历史上，荆河戏、常德汉剧、巴陵戏(其实都是出自荆河派)这三个剧种为传播汉剧的皮黄腔立下了汗马功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0]由荆河派发展而形成的四个剧种是荆河戏、巴陵戏、常德汉剧、南剧。扬铎与扬宗珙在《漫话荆河戏的形成与南北路的由来》中指出，“在荆沙不仅汉剧荆河派发展流变成了荆河戏，还成就了一批汉剧名班、名角”，“荆河戏因此称皮黄为南北路，是以其活动中心分属湖北、湖南而定的，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11]。庞小凡《荆河戏源流考》结合地方戏曲史，对荆河戏的声腔源流——高腔、昆腔、弹腔在荆楚地区的流播进行了考察，认为荆河戏萌芽阶段在明末清初至清中叶乾隆以前，受西皮调以及二黄调或徽调的影响，南北声腔合流之后，形成了有一定影响力的弹腔，在对外流布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方戏曲剧种。[12]

(二)音乐及表演艺术研究

1.音乐研究

刘友军在《澧州荆河戏的声腔演变及其唱腔特色》中阐述了荆河戏的唱腔演变及荆河戏唱腔“呔腔呔调”“北弦南腔”“南路唱腔‘生半边’”等特色。杨颜嘉在《澧州荆河戏的唱腔研究》[13]中以荆河戏表演创作中的“唱、念”为突破点，归纳了荆河戏在表演、唱词、旋律、节奏等方面的规律。易飞在《荆河戏唱腔用嗓的基本类型与发展趋势》[14]中勾勒了常德荆河戏传统唱腔的发展轨迹，论述了常德荆河戏唱腔的具体内容，包括板式变化、唱腔结构、行当分腔、荆河戏润腔艺术、荆河戏用嗓、发声机能、气生运行及音色变化，并将荆河戏与学生学习有机结合起来。荆河戏是一种地方传统戏曲，我们不应当忽视其他戏曲研究与之相关的内容。刘国杰《论板腔体音乐》[15]、易凤林《论内五外八调》[16]、海震《西皮腔渊源形成新探》[17]、王璨《南北之声 正反之腔》[18]等文章主要从唱腔音乐、曲式结构、曲调声韵、曲牌、伴奏等方面研究戏曲音乐，对荆河戏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表演艺术研究

赵训科[19]论述了荆河戏的历史起源与流变、传播区域，同其他戏曲的渊源，剧目剧本、表演程式及基本功法，服装服饰，保护与传承措施等。何玉人《荆楚热土的文化瑰宝——王泸〈荆河戏艺术探源〉的价值和意义》一文，“从戏曲音乐的特性出发梳理荆河戏的源流”，“用独特的行当表演阐述剧种的审美特征”，指出“荆河戏研究凝聚了中国戏曲的美学精神”[20]。严森焱在《有表情的舞台——浅谈舞台美术设计为荆河戏带来的新生命力》[21]中指出，舞台美术艺术同荆河戏表演结合，是荆河戏发展的必然方向。孔庆夫、金姚《探究湖北地方戏曲——荆州荆河戏》及熊晓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阈下的荆河戏传承及特点分析》均介绍了荆河戏的历史沿革、传承情况、行当及表演特点、声腔及音乐特点。桑俊、谢圣心《荆河戏的历史源流与表演艺术》[22]通过考证荆河戏的起源地，推断荆河戏的历史源流，从唱腔特点、表演程式和基本功法、表演特色等方面，论述了荆河戏的表演艺术。桑俊、谢圣心《荆河戏“扫台”仪式探析》[23]一文指出，荆河戏的“扫台”仪式“是自清代道光年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成熟的戏曲表演形式”，文章介绍了“扫台”仪式的具体形态，分析了“扫台”仪式的特点，并解读了“扫台”仪式的独特民俗内涵。

(三)剧本、剧目研究

荆河戏的剧本、剧目研究大多是介绍荆河戏剧目概况，但也有部分研究成果是以荆河戏剧本为出发点，探求荆河戏的剧本特色。如熊晓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阈下的荆河戏传承及特点分析》中介绍了荆河戏的剧目及分类特点。王建科《汉水流域戏曲中的三国戏》[24]一文介绍了陕南一带、襄阳南阳一带、武汉钟祥一带三个区域的三国戏，并且明确指出武汉钟祥一带的荆河戏三国戏剧本数量可观。庞小凡《荆州市群艺馆藏荆河戏钞本初探》[25]《荆州市群艺馆藏荆河戏三国戏手抄本研究》[26]，以荆州市群艺馆藏荆河戏手抄本为考察对象，阐明了荆河戏剧种、剧目特点及三国戏与荆楚地域文化的关系。高翔《荆河戏〈斩三妖〉的表演特色探析》[27]以剧本《斩三妖》为基础，从基本概况、剧目溯源、演绎方式、叙述技巧、戏曲人物的动作分析等方面再现了荆河戏的独特魅力。

二、荆河戏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研究

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当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加大力度，做好我国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一)保护传承

荆河戏保护、传承研究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区域地方戏曲着手，二是从荆河戏本身着手。汪丽亚《改革激活了江汉平原的演出市场——仙桃、潜江、石首剧团情况调查》[28]，总结了江汉地区戏曲演出市场景气的原因，提出了江汉地区面临的新问题，预测了江汉市场趋向。罗超、陈昔禅、莫念《论新媒体下荆河戏发展与传承之困境》指出，“利用新媒体，以政府补贴为主，剧团自营创收为辅，培养青年传承人，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9]，是缓解荆河戏尴尬处境的有效途径。桑俊、李建军《荆河戏的发展困境与校园保护传承对策——以长江大学十年保护历程为例》[30]《国家级非遗项目“荆河戏”的高校传承模式研究》[31]总结、交流了荆河戏保护经验，长江大学保护荆河戏实践是荆河戏发展史上高校首次参与保护、传承的实例，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雒仁启、王华龙《地方戏曲的发展困境与突围策略——以荆州地区荆河戏为例》一文，“基于对荆州地区荆河戏的深入调研，提出了大众传播策略，借助碎片化的方式进行传播；开拓创新策略，大胆创新；人才传承策略，主动进入校园，培育接班人”[32]。王华龙、桑俊《江汉平原荆河戏传承人的现状调查及保护对策》从传承人的学艺经历、知识结构、经济收入三方面考察荆河戏传承人现状，从传承人生活保障、资料研究、培养模式、经济创收、产业化发展[33]等方面寻找保护荆河戏传承人的对策。相关研究还有丁茵《想念荆河戏》[34]、周晶《漫谈濒危剧种荆河戏的抢救与保护》[35]。

(二)开发利用

曹莉芳、余三定《发展农村地方戏剧 构建农村和谐社会》[36]，王祚兴《县级剧团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37]从地方戏曲对农村社会的推动作用入手，呼吁有关部门重视荆河戏等地方戏剧的开发利用。许青、钟璞在《澧州荆河戏的产业开发研究》中强调，“其生存与发展的现代性不只是表现形式的审美超越，还必须置于市场效用与消费需求的产业开发语境中，对荆河戏进行题材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创意与策划，以产业化的生产方式与运行机制赋予其创新活化机制。”[38]

三、其他相关研究

第一，历史环境与地理区位相结合，演示地方戏曲的发展流变与时代境遇。如龚战《浅析湖北地区戏曲剧种的流布现状》[39]、曾凡安《太平天国对晚清剧坛的影响》[40]、魏莉《湖北地方戏曲的历史成就》[41]等。

第二，展现当前地方戏曲的生存危机，分析现状缘由，寻求指导性对策。如钟璞《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湖南地方戏剧文化自觉缺失》[42]、李跃忠《湖南地方戏曲生存现状探析》[43]、阮润学《对湖北地方戏曲的回看和思考》[44]、严荣利《湖北地方戏曲保护发展现状及其对策研究》[45]、尹伯康《湖南当代戏剧剧种兴衰谈——〈湖南当代戏剧史〉编纂素材之四》[46]、胡劲松《振兴戏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47]等。

第三，整合资源，让戏曲文化进校园，实现创新性传承。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方面，如李伟《“文化强省”战略背景下湖南传统戏曲的社会功能探析——以祁剧为例》[48]，陆思晴、杨丽莹、郭妮《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整合与利用研究》[49]，卢川《论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50]。戏曲文化进校园方面，如伍益中《湖南地方戏曲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可行性对策研究》[51]，丁慧《湖北省传统戏剧非遗数字化平台建设与研究》[52]，苏振华《基于湖南普通高校地方传统戏曲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53]，田兆元、刘慧《高校联盟模式下的节日文化谱系建构——以清明祭祀为例》[54]，孙正国《“地方戏业余剧团”：大学传承非遗的创新实践》[55]等。这些研究有利于把握戏曲的整体生存状况，拓展荆河戏保护和传承的思路。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三十年来，荆河戏研究成绩突出，在荆河戏的音乐、表演、剧本、行当人物、传承人等方面，皆有一定涉猎；荆河戏的生存现状、形成原因、传承保护，亦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今后，荆河戏研究要革新思维，扩宽思路，避免“炒冷饭”“走老路”。首先，荆河戏的本体研究已为荆河戏的发展规划了宏伟蓝图，为了更好地彰显荆河戏的独特魅力，应增加与荆河戏特色相关的内容。其次，荆河戏保护和传承研究，已为荆河戏的发展开创了良好的局面，今后的研究重心应放在探索可行性与创新性举措上。最后，其他研究从地方戏曲的现状、传承保护及利用开发等角度为荆河戏研究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思路，有利于拓展荆河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