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何以可能与必要？
——基于马克思“类特性”思想的分析

尹 蕾 叶先进

（1.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2.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2）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深入理解这一全新的发展理念，对于我们有效解决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具有极大的理论与时代价值。“类特性”是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所阐释的重要理论。他认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P53)这一理论中所蕴含的人的普遍性本质、自由性、对象性、社会性以及两个尺度等哲学概念，深入回答了新发展理念“何以可能”、“何以必要”这一重大的时代理论问题。

一、类思想的普遍性特征为创新发展理念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区别于动物的狭隘性，人的活动呈现出强烈的普遍性、能动性以及开放性特质。这就表明人类经由对象性活动与外在世界构成紧密的一体性关联。而这种关联又是通过人与外部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来实现的。这种客观现实也就对人类的创新能力提出了要求。

（一）人类活动的普遍性、能动性异质于动物的狭隘性、被动性

马克思指出，动物囿于自己的本能只能作为自然界的附属物而被动生存，而人类则与之截然不同：他的生命活动具有极大的普遍性，“他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为人的无机的身体”。[1](P52)正是祛除了动物式的狭隘性、被动性，人类生产表现出了极大的全面性和能动性。在此基础之上，人类把自身视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物，并能够顺利地将外部世界作为“精神的无机界”以及“无机的身体”，最终实现创新发展。

与此同时，《手稿》紧接着论述了人的发展本质，在理论上进一步回答了新发展理念何以可能与必要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试图寻找人类异化的根源所在：“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2](P279)这实际上是在说：异化现象的产生与人的需要本性有直接关系。然而，人类需要的产生以及满足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3](P191)这就是经典作家所指出的“需要上升的规律”。一方面是人类异质于动物的普遍性本质，另一方面是在前者基础上拥有的人的发展本性，都表明了坚持创新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二）创新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第一，我们必须面对的是我国经济由原来的长期高速增长转向现在的逐步放缓；第二，就是由之而来的转型压力，即必须挣脱原有的路径依赖，转向效益型和创新型的经济模式。我们知道，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供给侧和需求侧。国际主流经济学界一致认为供给侧（主要指劳动、资本以及效率）才是经济持久发展的根源，而不是传统的消费和投资。习近平总书记客观地指出了我们目前在上述两侧存在的突出问题，但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症结所在，即供给侧一方。因此摒弃传统的低效粗放而转向创新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总书记认为，创新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我们能否实现民族复兴，“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4]因此我们必须在供给侧做好“加法”而在需求侧相应地贯彻好“减法”工作，最大程度上避免甚至消除无效以及低端的投入。既然这里的创新主要集中在科技领域，因此我们就必须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以及消化吸收再创新这几个方面下足功夫。总书记关于创新理念的论述为我们指明了今后我国经济发展遵循的大方向和大逻辑，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入了中国智慧。

二、类思想的对象性特征为协调和开放发展理念提供了理论来源

（一）人与外部世界是一种相互作用和互为生成的对象性关系

正由于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他就无法摆脱与外界彼此作用、共向生成的状态。首先，我们与外部世界相处的对象性活动客观展示了人类的主体力量，这种活动的结果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P85)与此同时，我们在将自己的主体意志对象化的过程中，这种活动也在不断地型塑和丰富我们自身：“只是由于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性是美的眼睛……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1](P84)人与自然的这种双向互动表明了人类的发展必然始终是一种相互作用、彼此成就的模式，而不是一种赢者通吃、零和博弈的传统路径。

关于这样一种事实，经典作家在《手稿》中通过太阳与向日葵的彼此联系进行了生动地诠释：太阳是向日葵保证自己的存在、实现不断的生长不可或缺的依赖对象，而向日葵的不断生长、壮大同时也印证了太阳所拥有的巨大力量。人与外部之间客观存在的上述“对象性关系”证明了一个事实：任何个人、团体以及民族国家之间必定是彼此交融、休戚相关；现实中的任何事物必然处在一种利益、命运共同体之中。马克思在“世界历史”成为现实之前，就已经敏锐地指出：任何事物一旦妄图摆脱这种依存关系，就必然会蜕变为一种非现实的、抽象的因而是虚幻的存在。这就告诉我们，在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重协调和开放的发展理念，畸重畸轻式的发展、关门主义的发展必须摒弃。

（二）协调与开放是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

协调发展旨在促使经济发展达成一种和谐的、平衡的、良性的状态，其主要就是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来实现。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发现，这一问题是制约我国健康发展的一个顽疾。其主要表现在过度城市化和乡村的衰落凋蔽、东部省份的跨越式发展和中西部的相对滞后、经济总量持续攀升与就业、养老、医疗水平较低的反差等方面。但事实上，我们只有达到一种协调、平衡、和谐的良好经济局面，才能在此基础上实现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稳步提升，顺利完成党中央部署的“两步走”战略。因此我们就要在信息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这几个方面做好文章，实现上述元素之间的高度协调融合和有机互动。因此，有效提升社会建设的能力、以及社会共享的水平、继续推进精准扶贫是我们当前工作的几项重要任务。总之，协调既是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同时也是发展的尺度和旨归。

对内做好协调与对外实现高效联动是密不可分的。不同于协调发展，开放发展所聚焦的是如何实现发展内外的联动。纵观人类历史，我们自从诞生以来尤其是步入近代社会以后，可以说就是在高度的交往互通中实现发展的。回顾我国的发展历程，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的规模和力度是我们取得巨大成就、迈步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支撑。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的大背景下，我们党始终高举开放发展的大旗，稳步推进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全球提供更优质的公共品，为全球的治理赤字、和平赤字等问题贡献应有的力量。作为践行开放理念的具体行动，习近平面向全世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以及在北京设立亚投行、丝路基金等，这些重大举措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提升国际开放的水平、构建新型大国外交关系具有重大时代意义。

三、类思想的自由性特征为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

除了人的普遍性、对象性特征，类思想还凸显了人类行为所独有的自由性特征。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美的规律”的问题，其鲜明地体现为“两个尺度”的思想。人类为了基本的生存必须改造自然界，这一过程遵循的是“物的尺度”；但这只是手段和工具，其目的则在于实现人的价值，即“人的尺度”。为了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我们必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一）人类能够遵循美的规律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人的现实性首先体现在他与自然的密不可分，“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自然界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进而提出了著名的人化自然观:“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这里提出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就是指人类通过主体活动使自然界不断地由原始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变，真实的自然只能是作为凸显我们意志和力量的对象性存在物而出现。

但正如上面所讲到的，人化自然的过程并不是一种单向行为，因为人在塑形外部自然的同时，客体也无形地给予我们“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这里就出现了我们所熟知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因此，我们在将自己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同时，实际上必须遵循双向的尺度：既要尊重“物的尺度”，也不能遗忘“人的尺度”。动物只知道毫无顾忌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P53)区别于动物，人类绝不会在本能的驱使下做自己意志和欲望的奴隶，而是能够在此基础上尊重客观规律，“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换言之，人类能够实现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协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真正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人类只有在自己的行为中坚守明确的边界意识才能建立21 世纪的生态文明，从而避免所谓的“物质变换断裂”问题。

（二）绿色发展是“很大的政治”和很好的公共品

总书记数次要求我们党员干部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这笔帐所指向的就是生态问题。总书记之所以如此强调“算大账”、搞好生态文明建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生态文明的高低直接关涉到小康社会全面与否。生态文明建设是对传统发展路径如GDP 主义和“唯经济论”的摒弃和反思，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对绿色发展理念的阐释和实践。所以我们坚决不能满足于、陶醉于对自然的单纯征服，而是要从文明的高度和视角来重新审视环境保护，通过尊重自然、绿色理念来回答“什么是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这一问题。

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还透过政治的视角对绿色发展加以阐释，他直接指出绿色发展是“很大的政治”，高度的生态文明就是良好的公共品，就是最大的民生。假如我们仍旧不能摆脱对粗放发展的路径依赖，那么经济的一时发展必然以牺牲生态文明为代价。恐怕那时我们的经济建设即使取得了巨大成绩，它也不符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们对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发展模式也会充满疑问。所以客观来讲，实现绿色发展、建设高度发达的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不可少的环节，“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

四、类思想的社会性特征为共享发展理念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根本上来讲，人在对象化过程中与自然界所形成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只有建立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正是这种社会性本质让我们看到了在当今时代实现共享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一）人类社会本质上是实现个人自由和个性的共同体

《手稿》提出人的类特性思想是为了划分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而以“需要”为核心的人的发展本质，所要实现的是人的意义上的“享受”。但是这种人类所独有的“享受”必须借助一定的条件：“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1](P79)因此任何人的活动以及享受在马克思那里都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性，都带有鲜明的“社会”印记。只有“社会”才“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P79-80)无论是早期的《手稿》，还是在后来的《资本论》，马克思所指向的理想社会始终是能够祛除抽象统治物、实现个人自由的社会。这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

所以，马克思在《手稿》之后指出：“那个脱离了个人就引起个人反抗的共同体，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本质。”[5]如果能为个人自由以及个性的实现提供基础，这种社会就是“真正的共同体”；反之就是“虚幻的共同体”。紧接着马克思表述了问题的另一面：人是天生的政治性动物，人的个性与独立的实现离不开共同体。这就告诉我们，个体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即社会之中，才能真正实现共享发展，才能拥有出彩人生的机会。因此共享发展不仅是类特性思想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人类社会前进的必然路径。

（二）共享发展鲜明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共享发展旨在将改革开放成果普惠化，真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最终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以贯之地为每一个人创造人生精彩的机遇、让梦想变为现实的机遇以及不断进步的机遇。实现共享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也是我们党的宗旨和初心的集中体现。能否最终实现共享发展、能否让每个个体享受到发展的红利是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明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传统正义观念的一种扬弃，而共享发展则是对经典作家公平正义理论的落实和发展。虽然我们对“按需分配”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全民共享只能通过全民参与、全民尽力才能变为现实。只有在坚持共建共享的前提下，才能建立一个正义性的真实共同体，才能显示出共同富裕这一优越性和本质要求。

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手稿》类特性思想的理论延展与实践证明，后者从哲学视角科学回答了前者“何以可能与必要”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事实上，只有从理论上弄清了上述问题，才能真正在新发展理念这一问题上做到“坚持系统学、深入学、跟进学，坚持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11]的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