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本比较视野下的《诗人主客图》审美取向研究*

赵目珍



选本比较视野下的《诗人主客图》审美取向研究*

赵目珍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诗人主客图》为晚唐诗歌理论著作。尽管它不以诗歌选本的面貌呈现，但在形式上，它确实有注重选诗的一面。从“选本”这一独特的维度入手，对照其他唐人所选唐诗选本对《诗人主客图》进行审视，可以窥见中晚唐诗歌不同的存在状态。每一部唐人所选唐诗选本都呈现出其编选者独有的旨趣和审美取向，作为集大成的风格理论著作，张为的《诗人主客图》无疑是这方面的一个“绝佳综合”。

诗歌选本；比较视野；《诗人主客图》；审美取向

历代以来，不少人对《诗人主客图》的看重都偏于张为“摘句为图”的一面，而且不少士人起而效仿。摘句为图又有两种：一是摘别人的诗句为图，像王士祯在读施闰章的五言诗时觉得其诗大好，尝欲仿张为摘句作图，而且将这一设想付诸了实施①。二是摘自己的诗句为“图”，像清人周春就是如此，其《耄余诗话》卷三云：“十余年来……唱酬之作甚多，各有集不俱录，仿张为主客图，略摘数句，观者可见一斑也。”②张为此图本身当然含有“摘句”的成份，因为其《图》中所选诗人之诗，“摘句”占了较大一部分。《四库提要》甚而认为其为“摘句之祖”：“摘句为图，始于张为。”[1]2667罗根泽先生也认为“每一位诗人之下，都摘列诗句，（今本有的诗阙）和诗句图相同。”[2]521因此，不能全怪后人对其产生误解，而且在当时的发展过程中，其可能正处于从选集到秀句（句图）的过渡之中。但也有极力否认其与“句图”之间的联系的，如龚鹏程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论》一书的《诗歌人物志——诗品、主客图、宗派图与点将录》一文中就指出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诗句图主要是摘取诗句评赏，主客图则是针对主客关系的系联，两者性质根本不同。”③当然，从诗学理论的建构这一层面上来看，龚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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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辨析，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与“句图”的不同之处在于：（一）张为之图，诗人分主客，有“排比联贯，事同谱牒”的意味，所以以“图”名；（二）张为此图不仅摘句，也选整首诗④。其实，早在清代就已经有人注意到《诗人主客图》与选本之间的联系了。据清人皮锡瑞所撰《师伏堂骈文二种》之二卷一所载，赵翼在其《榆霞山馆师友诗录序》中就曾将元结编《箧中集》与张为作《诗人主客图》并论：“元结伤往，乃有箧中之编；张为赏音，斯图主客之句。”[3]现当代学人中较早注意到这一点的是郭绍虞先生，他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曾将其与《河岳英灵集》《泉山秀句集》并置论列，总评三书云：“近于选集。《主客图》虽多摘句，亦有录全首者，至李怀民《重订主客图》则更类于总集。 盖选集之与批评，其性质本极相近。”[4]177-178郭先生在这里将《诗人主客图》列入“摘句品选之著”当中的“类于选集”者，可见是将其当作选本来看的。但在评述中又认为“盖选集之与批评，其性质本极相近。”从而又认为郑樵将《主客图》归入诗评类也是合理的。因为选集本身在进行选诗的时候也代表了作者的一种审美取向，其中渗透着批评的眼光。

难能可贵的是，郭绍虞先生将其放在《河岳英灵集》和《泉山秀句集》之间，这就证明他看出了《诗人主客图》在选集和秀句之间的过渡作用。它既有选集的性质，又具有秀句的性质。其实，正如前人所指出的，《主客图》的主要意图是在建立诗派上，所以后世很少有人将其作为选本来看待。比如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的《唐人选唐诗（十种）》（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分二册，作为新一版出版）就不包含《主客图》。[5]施蛰存《唐诗百话》（1987版）的“历代唐诗选本选录”中的“唐人选唐诗”十五种也不将其录入。[6]765-772后来，傅璇琮、陈尚君、徐俊三位先生编选《唐人选唐诗新编》，初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和增订版（中华书局2014年增订版）分别选入选本13种和16种，增订本中选了“与选集的含义稍远”的合集或酬唱集性质的《元和三舍人集》《窦氏联珠》等书，也不收《主客图》。⑤只有孙琴安的《唐诗选本提要》，因旨在不遗余力地搜罗历代唐诗选本，故而将《诗人主客图》录入。⑥

现存可见的唐人选唐诗有佚名选编的《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残卷、元结选编的《箧中集》、殷璠选编的《河岳英灵集》、芮挺章选编的《国秀集》，令狐楚选编的《御选诗》、高仲武选编的《中兴间气集》、姚合选编的《极玄集》、韦庄选编的《又玄集》、韦榖选编的《才调集》和佚名选编的《搜小玉集》。现在就将《主客图》纳入唐人选唐诗的选本系列中，将其与它们作一个对照和比较。

从唐诗选本编选的目的上来看，各家目的不一。在这十种选本中，《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残卷所选诗人中存者为六家，即李昂、王昌龄、邱为、陶翰、李白、高适，皆开、天时作者，“为唐中叶写本”[5]4，选诗目的不太明确。《国秀集》选可“被管弦者”[5]126,《河岳英灵集》则为“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5]40直接表明是为发扬时代的优秀作家而编。《御览诗》乃奉敕而为：“唐至元和间，风会几更，章武帝命采信史备览，学士汇次名流，选进妍艳短章三百有奇。”[5]255《极玄集》的目的大概是为后世作诗选取标准：“于众集中更选极玄者。”[5]318《又玄集》乃是在《极玄集》的基础上“更采其玄者”[5]348。《才调集》谓“贵自乐所好”，乃出于自娱自乐。张为《主客图》选诗的目的则是从“风格立派”的角度入手，使“主”与“客”的风格保持一致，以实现其“法度一则”的可能性。从根本目的上说，张为意在“立派”，诸家意在选诗或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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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对比来看盛、中唐的几个选本。这些选本的编选者在选诗的动机与审美趣味上，与张为有部分类似之处，或许他们的某些做法影响了后来张为的作“图”。

芮挺章于天宝三年编选的《国秀集》，楼颖所为序云：“昔陆平原之论文曰，‘诗缘情而绮靡’，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仲尼定礼乐，正雅颂，采古诗三千余什，得三百五篇，皆舞而蹈之，弦而歌之，亦取其顺泽者也。”[5]126从这里的叙述看，楼氏在诗观上有比较通达的一面，既注重诗“缘情”（风流婉丽）的一面，又看重儒家温柔敦厚（顺泽）的诗风。但纵观选诗的标准，却偏重于儒家的“诗教观”，其序中云：“近秘书监陈公，国子司业苏公，尝从容谓芮侯曰：风雅之后，数千载间，词人才子，礼乐大坏，讽者溺于所誉，志者乖其所之，务以声折为宏壮，势奔为清逸，此蒿视者之目，聒听者之耳，可为长太息也。运属皇家，否终复泰，优游阙里，唯闻子夏之言，惆怅河梁，独见少卿之作。及源流浸广，风云极致，虽发词遣句，未协风骚，而披林撷秀，揭厉良多。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5]126可见芮氏选诗的目的，意在恢复风雅。当然，芮氏选诗的初衷可能并非如此，而是受到陈、苏二公的影响。只就选诗而言，芮氏选诗与张为作“图”推崇白居易是一致的；若就诗歌主张看，楼氏与张为主张诗风多元化的诗学思想却是相通的。另外，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以己入“博解宏拔派”，后世多以为此做法导源于芮挺章作《国秀集》，因为芮氏在该选本中首次选入了自己的两首诗。今所见清人辑录的《诗人主客图》多在张为下加按语云：“为以己诗入句图，盖用芮挺章国秀集例。”⑦可见，张为作《诗人主客图》可能也受到了《国秀集》的影响。

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也有重“古”重“文”的双重倾向。其自叙云：“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至如曹刘诗多直语，少切对，或五字并侧，或十字俱平，而逸驾终存。然挈瓶庸受之流，责古人不辩宫商徵羽，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于是攻异端，妄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虽满箧笥，将何用之？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5]40从此论调看，殷璠似乎是鄙薄近体，崇尚古体的。但序后“集论”又云：“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璠令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将来秀士，无致深憾！”[5]41此云“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显然其既不轻视诗之美，也不忽视诗之用；既不轻视诗的艺术价值，也不忽略诗的人生价值。与殷璠的见解有差异，但持论却较公允，与张为的《诗人主客图》立六派主张风格多元是一致的。

元结编《箧中集》，共选生前好友沈千运、王季友等七家之诗二十四首。他因不满意于当时诗坛之风气，也有意使诗歌回归“雅道”，其序云：“风雅不兴，几及千岁，溺于时者，世无人哉！……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5]27从这里看，元结选诗的目的带有明显的“复古”意图。故其所选皆五言古诗，风格质朴高古。其要求诗歌“回归风雅”的主张与张为《诗人主客图》立“广大教化派”的目的也是相同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箧中集》中，元结选诗最多的诗人是孟云卿，而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也将孟云卿选为了“高古奥逸主”，并且从张为所选孟云卿的诗作看，也多侧重于五古体裁，可见张为编选《诗人主客图》也可能受到元结《箧中集》的影响。⑧

高仲武所编《中兴间气集》成书于中唐时期，与殷璠所编之《河岳英灵集》不同，此选本表现出了明显的复归风雅的意旨。其自序云：“诗人之所作，本诸于心；心有所感，而形于言；言合典谟，则列于风雅。暨乎梁昭明，载述已往，撰集者数家，推其风流，正声最备；其余著录，或未至焉。何者？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英但纪朝士，丹阳止录吴人，此繇曲学专门，何暇兼包众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对卷而长叹也。……且夫微言虽绝，大制犹存，详其否臧，当可拟议。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体要，立义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岂其苟悦权右，取媚薄俗哉？今之所收，殆革前弊。但使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辣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自郐以下，非所敢隶焉。”[5]302-303尽管其从体例上说是“朝野通取，格律兼收”，但其前提是只有“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辣耳”的诗篇才有入选的资格，因此其提倡风雅的意旨，尤为显豁。这与张为《诗人主客图》立“广大教化派”的目的也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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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韦庄所编《又玄集》和韦榖所编《才调集》在选诗上与张为也有一致之处。韦庄《又玄集·序》云：“颔下采珠，难求十斛；管中窥豹，但取一斑。自国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内，时纪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征数首。但掇其清词丽句，录在西斋；莫穷其巨派洪澜，任归东海。总其记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诵得者，名诗三百首。”[5]348作为一部影响较大的唐诗选本，虽然韦庄不无谦逊地说是：“管中窥豹，但取一斑。”但其所选着实“非独资于短见，亦可贻于后昆。”[5]349其选诗的标准是“但掇其清词丽句”，可见韦庄选诗偏于“清丽”一格。韦榖《才调集叙》云：“余少博群言，常所得志，虽秋萤之照不远，而雕虫之见自佳。……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各有编次。或闲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但贵自乐所好，岂敢垂诸后昆。”[5]444其选诗的方式是“或闲窗展卷，或月榭行吟”，看似非常随意，实则有惬于心；其选诗的标准是“韵高”“词丽”，可见是文质并重。但从风格看，大体上偏于“清丽”一端。在选诗注重风格“清丽”这一点上，他们与张为有共通的时代取向，因为在《诗人主客图》所反映出的中晚唐诗风中，“清丽”是非常重要的一格。

施蛰存先生在其所著《唐诗百话》之“历代唐诗选本选录”中或许曾无意识地将《诗人主客图》与五代时韦榖编选的《才调集》放在一起论列：“此书今世传本亦十卷，诗一千首，从盛唐的王维、李白起到唐末，但无杜甫诗。序文云分为‘十目’，但今本不见分目。从第一卷到第八卷，每卷第一人选诗特多，如第一卷以白居易诗十九首开始，第二卷以温飞卿诗六十一首开始，而第五卷中又有白居易诗八首，似乎有张为《主客图》的意义。”[6]770从这里的叙述看，施先生要表达的或许是：韦榖选《才调集》也像张为作《主客图》一样有推崇白居易的思想。不过，这里没有将其所认定的《主客图》的性质表达清楚，可能将其当成选本，也可能将其视为理论著作来看。前者可以认为《诗人主客图》选白居易诗较多，或者说在选诗时首选白居易；后者则可以认为张为划流派为六，首置白居易一派，有其个人倾向。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理解为对白居易的推崇。但不论以哪种方式解读，韦榖选《才调集》可能受到了张为《诗人主客图》的影响。

从唐诗各选本的旨趣上看，有的侧重古体，有的侧重近体，有的侧重五律、七绝，有的侧重五古，有的侧重风雅美刺，有的侧重清丽，其实各选本各自代表一种审美取向，而作为集大成的风格理论著作，张为的《诗人主客图》整体反映出了“教化与美刺”、“高古奥逸”、“清奇”、“典雅”、“清丽”、“绮丽”等各方面的诗风，无疑是对唐人所做中晚唐诗歌选本的一个“绝佳综合”，这也是《诗人主客图》在选本这一角度上超越其他唐人唐诗选本的重要特征。

另外，在诗人的选取上，后人多诟病《诗人主客图》选录的诗人多为不知名者，其实从唐人选唐诗的角度来考察，各选本所录的诗人皆为当时知名的诗人，只不过随着时代的迁移，当时很多诗人的诗篇已经湮没、散佚，以致于其诗名也变得沉寂无闻了。《诗人主客图》所入选的诗人，在《河岳英灵集》和《极玄集》中无一人入选，在《中兴间气集》和《箧中集》中分别有一人入选，在《御览诗》中有六人入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以上几个选本在选人选诗时都有时代侧重，故而与张为之“图”所选诗人重复者甚少。对比韦庄和韦榖所作的两个选本，这种重复就非常明显了。韦庄所编的《又玄集》，其中所选诗人与《诗人主客图》重复的有28人；韦榖所编的《才调集》，其中所选诗人与《诗人主客图》重复的有35人。二者合计与《诗人主客图》重复的有38人，占《诗人主客图》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强。可见，入选《诗人主客图》中的诗人并非张为随意摭取。张为对于诗人的择取与中晚唐其他唐诗选本保持了很大的一致性，这些诗人在当时确实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综上所述，从当时诗坛选本的角度看，张为的《诗人主客图》基本反映出了中晚唐诗坛的整体面貌，六大流派的划分可谓是对那个时代诗风的一个有力总结。尽管从后人看来，张为的流派划分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正如其标准所言：“门下处其客者，以法度一则”（《诗人主客图序》），他对诗人的划分确实遵循了自己的原则。从其所处的时代来看，他用“广大教化”“高古奥逸”“清奇雅正”“清奇僻苦”“博解宏拔”“瑰奇美丽”等来概括当时诗坛的诗歌风貌，比较全面，反映出了当时士人多元化的写作倾向，具有较大的合理性。不过，最终仍需指出的是，《诗人主客图》虽具有“选本”“选集”的一些特点，但究竟未以选本、选集的形式流传于世，也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唐人“诗选”，正由于此，郭绍虞先生才说“类于选本”，是有分寸的。本文之所以选择从“选本”的角度来切入《诗人主客图》，是期待以一种新的视野来重新审视它。

注释：

①参看〔清〕王士祯《池北偶谈》第十三卷“谈艺三·摘句图”，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又见其《带经堂诗话》（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卷十二。后来，清人秦瀛撰《己未词科录》（清嘉庆刻本），在卷十也据《池北偶谈》录了王士祯的“摘句图”。

② 参看〔清〕周春撰《耄余诗话》卷三，清刻本。

③ 参看龚鹏程著《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142页。按，龚先生此文曾载于其《文化、文学与美学》一书，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于1988年出版，涉及“主客图”的内容在该书第99-102页。

④ 参看拙作《<诗人主客图>考论》第二章第二节，博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

⑤ 参看《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序”，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

⑥参看孙琴安著《唐诗选本提要》，上海书店2005年版，第37页。该书原版为《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1987年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按，此二书均以“唐诗主客集”为条目著录，认为其为《诗人主客图》的补订本，作者署“唐张为撰，宋佚名重辑”。二书在著录时，文字上略有差异。

⑦按，今所见镜烟堂本、函海本、榕园丛书（守约篇）本、谈艺珠丛本、历代诗话续编本《诗人主客图》皆有此按语。

⑧参看拙作《<主客图>与中晚唐诗歌复古思潮——兼论<主客图>“高古奥逸”派之成立》，《南方论丛》，2014年第2期。

[1]〔清〕纪昀等纂修，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整理本）[Z]．北京：中华书局，1997．

[2]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书店，2003．

[3] 〔清〕皮锡瑞．师伏堂骈文二种[M]．清光绪二十一年师伏堂刻本．

[4]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5] 〔唐〕元结，殷璠等选．唐人选唐诗（十种）[Z]．北京：中华书局，1958．

[6] 施蛰存．唐诗百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Aesthetic Tendency of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etry Anthology Comparison

ZHAO Muzhen

（）

is the theoretical work of the late Tang poetry.Although it is not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a poetry anthology, itdoes have a focus on the choice of poetry in terms of form.Starting from the unique dimension of poetry anthology, comparing the selection of Tang poems selected by other Tang Dynasty theorists, and examining，we can have a glimpse of the different styles of poem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Each Tang Dynasty poetry selection presents the unique purpose and aesthetic orientation of its editors. As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work on poetry style,by Zhang Wei is undoubtedly an excellent synthesis in this respect.

poetry anthology;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esthetic orientation

10.13899/j.cnki.szptxb.2019.04.004

2019-02-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度青年创新项目“《诗人主客图》版本校勘及研究”（编号：601722S32022），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主客图》与中国诗歌流派的发生学研究”（编号：GD13YZW02）阶段性成果

赵目珍（1981-），男，山东郓城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汉唐文学以及高等职业人文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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