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诗意地栖居：“前台-帷幕-后台”模式下主客的凝视与对话
——评杨振之教授新书《东道主与游客：青藏高原旅游人类学》

(四川大学 旅游学院，成都 61004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旅游人类学的研究热点一直集中在民族旅游上，其投射焦点主要在于“旅游开发规划”与“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二元矛盾。自此，民族文化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进入视角和核心内容，并引发了许多有关旅游开发背景下文化商品化、文化舞台化、文化真实性、文化变迁与传承等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的研究为旅游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也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将“文化”等同于“人本身”，以“文化研究”代替“人的研究”，导致旅游人类学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仍然不自觉地复制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无法充分体现出“旅游”与人类学的关系及其意义，也使得国内旅游人类学研究难以突显出自身应有的情景性与独特性。

然而，众所周知，旅游是一种由人所发起的文化实践活动，文化也是一种被人创造出来的思想表达。因此，要想揭示旅游人类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旅游开发对东道主社会文化的影响，具体包括对传统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则需要关注创造文化的“人”——“东道主与游客”这一对旅游人类学中的经典二元关系。恰在此时，《东道主与游客：青藏高原旅游人类学研究》一书给予了我们“雨后逢甘露”的相赠，重新从“人”的视角出发，以其深厚的哲学人文知识与扎实的田野调查工作为基础，批判性地对旅游人类学中的“主客关系”这一传统命题进行了重新审视与思考，系统而深入地揭示出“旅游的符号化与符号化旅游”、“旅游真实性”、“凝视与对话”、“前台-帷幕-后台”、“旅游的本质”等几个基本旅游研究问题之间的逻辑关联，以及它们对东道主社会空间重塑与有效管理的意义和价值。这无论是对旅游人类学从“西学”走向“东渐”，还是对旅游基础学从“实践”走向“理论”，都是一次思想和实践双赢之成果。

本书选取了以藏族文化为主体、地处民族文化走廊的青藏高原旅游业发展为实地案例调查对象，全面有代表性地撷取了云南丽江古城、西藏山南手工艺、四川九寨沟歌舞表演、汶川地震前后羌族村落等几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阶段的旅游发展空间片段，借鉴性地运用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论、卡西尔的符号创造论、戈夫曼的“前台-后台”等理论，由点到线到面，以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维视角勾勒出了青藏高原旅游业发展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地方区域社会的影响图景，再次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这一传统议题做出了创新性的研判与思考，其中一些概念、观点和思想，无论是对旅游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发展，还是对提升民族旅游体验质量及其目的地有效管理，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东道主问题的研究。首先，关于“东道主”概念的重新定义。传统意义上的东道主，通常指的是旅游目的地的原住民群体。而本书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发现旅游人类学中“主客关系”中的“主”这一角色，已不再仅限于原住民群体的讨论，而是除了原住民之外，还有属于非原住民的长期居住的旅游业的参与者，如云南丽江的“从陌生人到旅居者再到客栈经营者”，如九寨沟来自不同地区民族歌舞表演者的加入，如西藏手工艺品生产的本地化与外来者等等。这些成份各异的参与者和原住民群体共同组成了所谓的“原住民社区”，并扮演了“主客关系”中“主人”这一角色，甚至于其中的非原住民东道主比原住民还要更活跃。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在旅游供给越来越多样化的大环境下，旅游目的地“东道主”这一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演变问题，这对当前旅游目的地空间管理与秩序重建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更高的要求。其次，东道主的文化变迁问题。文化变迁，一直是以往旅游人类学讨论频次最高的问题之一。本书依然是从真实性角度出发，但不再拘泥于旅游目的地文化“是真是假”的传统二元论争辩，而是创新性地从事实的、认识的、信念的三个层面出发，在逻辑层面上理顺并构建了一个“真实性”的体系，形成了旅游中的事实性真实性、相对性真实性到绝对性真实性的“真实性”体系，同时将以往学术界提出的舞台化真实性、客观性真实性、存在性真实性、自然生成的真实性等理论进行分层并纳入这一体系，通过对大量旅游案例的研究，提出对事实性真实性和相对性真实性的讨论，在本质上并无多大意义；而从存在主义角度出发的自我真实存在，却可以使得游客在旅游目的地完成找回自我、回归自我和实现自我的过程，以此突显旅游的本质——“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一前所未有的新理念。再次，东道主的成长问题。作者有针对性地辨析了“旅游的符号化”与“符号化旅游”这两类不同概念，指出当前大多数被批判的文化过度商业化、文化表演肤浅化、文化景观舞台化等问题，均属于旅游的符号化这一概念范畴，并认为那些以虚假、拼凑、混乱的文化符号碎片来敷衍游客的做法，根源于东道主对自身文化不自信的事实。在此基础上，又很有见地地提出了“前台-帷幕-后台”的保护与开发模式，通过“前台”对“后台”的经济补偿方式以及“后台”为“前台”提供原汁原味的食品、手工艺品等获利方式，慢慢等待东道主社区一小部分文化先知先觉者传承文化以及他们在文化上的自信和自我强大之后，方可构建起平等的主客关系。

第二，游客问题的研究。首先，游客的体验问题。本书从存在主义角度出发，对传统的游客体验问题进行了拷问，以更高的哲学视野角度对旅游的本质问题进行了俯瞰式审视，新颖地提出了“人，诗意地栖居”这一有关旅游体验本质的问题，认为“旅游虽然是人在形式上的空间移动行为，但本质上却是走向遥远生活的居住，是获得自身显现的诗意地居住”，“人，因此获得存在的意义”。这一观点可谓是对“旅游的本质是体验”这一早已被公认言论的理论升华与醍醐灌顶。同时，也创新性地诠释了“人为何旅游”这一常规性问题，有助于我们从旅游需求的角度来帮助优化旅游相关供给。其次，游客的参与问题。作者凭着对符号学理论的深刻理解与大量的旅游行为案例调查，提出了与旅游符号化相反的“符号化旅游”这一新概念，指出游客通过参与旅游地社区的文化创造而完成与原住民共同创新其原有文化价值的奇妙过程。在这里，作者第一次突破游客不仅仅是“看”的主体，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存在，也特地指出为东道主社会创造符号与生产符号的主体，是一类充满了活力与热血的客人，以自己的文化知识和文化理想与东道主进行不知觉的互动，在那么一个或几个“阈限”的时刻里反“客”为“主”，为旅游目的地增添了新的文化因子与元素，也为东道主传统文化赋予了鲜活的生命与意义，充分诠释了“人”的主体性与互动性。再次，游客的成熟问题。符号化旅游要求旅游活动从只满足于表演性的“前台”体验到一种深层的、对具有丰富涵义的文化内涵的“后台”文化的追问和互动中去。本书不仅看到了东道主的成长问题，也阐释了游客的成熟问题。在游客不成熟的前提下，游客对东道主社会文化的消费，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殖民心态，是一种毫无理由的优越感存在。然而，随着游客消费心态的成熟，对于部分散客、文化旅游者来说，他们需要深入了解原生文化的内涵，希望可以长时间停留，或去“深入调查”。因此，对于“后台”的规划，就更加有必要和重要，只有让游客以适当的方式走进“后台”，才能真正实现与旅游地原生文化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旅游地社区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觉醒与创造。因此，以“前台-帷幕-后台”的有效空间分隔管理来实现对游客行为的规范与引导，有助于实现主客的共同凝视。

第三，东道主与游客的关系。作者以深具人性化光辉的思想，对传统的“旅游凝视”理论进行了反思及其批判，并以“对话理论”为起点，提出东道主与游客的关系，应该从“凝视”与“被凝视”，通过地域性资源的资本化策略、民族文化在旅游开发中的空间重构、符号化旅游的创造与激励、前台-帷幕-后台不同空间管理策略等方式，最终走向东道主与游客之间的平等对话阶段。特别地，以云南丽江古城文化调查为基础，提出了对话应该包括“对话传承文化”、“对话创新文化”，剖析了来自广阔社会背景的游客，是如何在对话过程中完成了从陌生人到旅居者再至旅游地社区新主人的华丽转身。同时，作者还深刻指出，对话，不仅仅限于传统文化层面上，同时那些跨越时间、空间、方式的限制而进行主客情感平等的交流与表达，其实质可促成精神上的相遇，为展开新一段主客关系和社区旅游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源泉动力。并且，旅游社区和他们日常生活之间明显的界限也会逐渐消解甚至于完全消失，以至于旅游业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完全融于一体，游客的旅游空间与居民的生活空间并不总是那么泾渭分明，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勇于打破固有的二元论僵化思维、尝试以后现代主义理论视野来对旅游目的地新出现的主客关系给予理论经验性总结与升华。在此基础上，作者还提出旅游目的地新型的主客关系，应该是从“殖民”走向“尊重”，从“优越”走向“平等”，从“垄断”走向“共享”。如何真正实现呢？作者并未空喊口号，而是以西藏手工艺生产调查、汶川羌族文化空间重构等为例，在借助旅游场域和资本、行动者、惯习等理论概念基础上，通过分析其中的资本空间分布、利益分配体系、地域文化生产等场景，提出以调适机制来引导旅游场域中的主客关系，让传统的不平等主客关系逐渐摆脱权力和资本的威慑，以国家话语、知识资源、地域资本等新元素的渗入来帮助东道主社会的原住民群体实现其文化自信、建立文化自尊与自豪感。最终，让东道主与游客在旅游场域中实现主客之间平等、友爱、共享、共创的生活空间构建，以体现出旅游目的地主客关系中“人”的情感性与精神性，方可实现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游客“诗意地栖居”体验之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