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史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读《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在中国史学上，通俗史学历来受到重视，唐人写的《蒙求》，宋人写的《三字经》，明人写的《幼学琼林》等，都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还有各种正史的“节要”读本以及清人编写的《纲鉴易知录》等，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通俗史学的范围。近代以来，用新的形式编写的各种通俗历史学读物，数量很多，发挥了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但是，大家也注意到，长期以来，从史学发展上和理论上，对通俗史学作深入研究的论著并不多见。近年出版的朱慈恩副教授所著《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一书(1)朱慈恩著《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则是一部系统梳理和探讨20世纪中国通俗史学发展历程的专著。该书讨论的一些问题，给人多有启发。下面仅就该书的成就及问题、通俗史学与历史教育、新时代通俗史学如何发展等略抒己见。

一 一本研究通俗史学的专著

朱慈恩副教授所著《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系统地梳理和探讨了20世纪中国通俗史学发展历程，但其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通俗史学”的论断则需要提出来进一步讨论。

(一)该书勾勒出20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历程。该书凡七章，第一章重点讨论通俗史学的内涵、主要功能、中国古代通俗史学概貌及研究的意义与路径。第二、五、六、七等章按时间断限，依次论述20世纪上半期、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化大革命”等三个时期的通俗史学，以及当代通俗史学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第三、四两章分别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历史学家与通俗史学创作”和“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通俗史学”。从上述结构来看，该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作者着意探讨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情况下，通俗史学发展的不同特征；二是作者注重对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史家及有关论著作个案分析，做到综合论述与具体分析相结合，使人读后对20世纪中国通俗史学发展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二)该书概括了理论上的认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该书重视对通俗史学概念、内涵的辨析。作者对通俗史学的内涵作了明确界定，认为：“通俗史学，就是为了适应历史知识传播的需要，采用各种浅显易懂、容易理解的方式来叙述历史或是对历史知识进行加工改造，以达到普及历史知识的目的。通俗史学亦可将其视为历史知识的通俗化、普及化、大众化”，“‘通俗史学’还可等同于‘历史知识社会化’”。(2)朱慈恩著《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第4页。作者吸收了史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从传播方式、叙述对象及撰述目标三个方面来定义“通俗史学”，指出了“通俗史学”的特点。作者还对与通俗史学相近的几个概念加以辨析，进一步阐述了对通俗史学含义的认识。

第二，该书关注到20世纪通俗史学最显著的变化是历史观的变化。作者指出：20世纪上半期的通俗史学与中国古代通俗史学相比，最根本的特征是“新史学”思潮影响下的新型通俗史学，“新史学”的历史观是进化史观；而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通俗史学，与20世纪上半期的通俗史学相比，不同之处则在于前者是唯物史观占主导地位。(3)朱慈恩著《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第33、164页。作者的这一见解很重要，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的历史观也在发展：从“天命”史观、英雄史观的种种表现到进化史观，是一大进步；从进化史观到唯物史观，是又一大进步。这在通俗史学的撰写中也不例外。

(三)该书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作者论述了20世纪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概况、特征、成就，突出了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与通俗史学读物，如梁启超、顾颉刚、吴晗等人对历史知识普及工作所作的贡献。同时，作者也指出：“从积极的方面来看，20世纪的通俗史学可以为我们当前的历史知识普及工作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但是从消极的方面来看，20世纪的通俗史学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和不足之处，我们研究20世纪的通俗史学，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经验教训。”(4)朱慈恩著《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第32页。

作者说的借鉴和启示，如《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中国历代史话》《中国通史图说》《中国通史》(彩图版)《话说中国》《上下五千年》《世界上下五千年》等，都是受到广泛好评的通俗史学读物。这些书在选题、表现形式、历史知识的准确性方面以及语言表述上，都显示出作者、编者的认真的态度和社会责任感。作者说的缺点和不足，如：商业化色彩浓厚，有的宣扬“一个周末读完一种史”的“文化快餐”；有的“恶搞”历史，把“通俗”史学变得“很好玩”；有的竟然出版《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样“轻佻与侮慢”的态度对待祖国历史的书；有的是以“历史新说”的名义实质是在“胡说历史”等等。(5)朱慈恩著《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第214、216页。这种“社会责任感缺失”的种种现象都应当受到抵制和批评，避免此种现象再次出现，使通俗史学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不论是对经验的总结，还是对不良现象的批评，都显示出该书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显示出一个史学工作者对通俗史学前景的关怀，读来令人感动。

(四)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该书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通俗史学”的论断。该书第六章所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通俗史学”，其中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极‘左’思潮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通俗史学”，一是“‘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通俗史学”。尽管作者在论述中本持有批判的态度予以分析，但总的来说，仍存在一些模糊之处。这是因为，“文革”期间泛滥横流的“儒法斗争史”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现的“史学”，不过是以“史学”名义登场的反动政治。

对于“文革”中的这种现象，我们应采取严肃的态度予以判断。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要善于识别打着‘历史科学’的旗帜，借用‘史学’的术语而篡改历史真相、践踏史学尊严的政治骗术，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泛滥横流的‘儒法斗争史’。这种以‘史学’名义登场的政治，不仅对史学工作者有严重的欺骗性，而且极大地败坏了史学的名声和威信，使社会公众一度对史学失去敬意和信心。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最为严重的历史性的沉重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永远记住这个教训，并彻底清除它在社会公众中所造成的关于史学的误解和阴影，恢复史学应有的尊严。”(6)瞿林东《20世纪中国史学论集》，瞿林东《瞿林东文集》第8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89页。这些评论，对认识、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史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因此，我们不应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儒法斗争史”、“批林批孔”等有关读物视为“通俗史学”。再说，这与该书作者对“通俗史学”所作的界定也不相符。

二 通俗史学与历史教育

读了这本论述20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的著作，深受启发，尤其在通俗史学与历史教育的关系上，笔者有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通俗史学，实质上是指历史知识的普及化、大众化、社会化，概括说来，就是把历史知识交给大众。

通俗史学历来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史学前辈对此高度重视。吴晗强调历史知识的普及化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不断努力，不断提高，而且还应该把提高的成果用通俗可读的文字普及给广大人民，使这些东西成为广大人民知识的组成部分。这样，广大人民都拥有基本的必须的知识了，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必然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提高的进一步发展。”(7)吴晗《论历史知识的普及》，北京市历史学会编《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18-419页。历史知识的普及建立在提高基础上，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交给大众，推动全民历史知识素养的提高，反过来又可以进一步促进提高。吴晗身体力行并倡导更多的学者践行这一理念，主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通俗历史读物，为学界所重。白寿彝先生高度评价吴晗在这方面的贡献，且多次在演讲和专文中说到做好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提出要把历史交给更多的人，他指出：“历史知识，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增长智慧，培养历史感、时代感、民族自豪感，提高对祖国前途和人类前途的认识及信心的重要武器。把历史交给更多的人，是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吴晗同志在这方面的工作是使人怀念的。”(8)白寿彝《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04页。正因为如此，通俗史学具有广泛的社会实践意义：其宗旨是为了使广大公众了解历史的知识及其所包含的经验、智慧，从而提高自身的修养，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当前的历史运动和社会创造活动。总之，史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强调把历史知识交给大众，以达到历史知识的普及化、大众化、社会化，使更多的人了解历史。

其次，通俗史学承担着历史教育的重任。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受众群体来看，历史教育不仅仅存在于课堂上的历史教学，它更是存在于广泛的社会生活之中。通俗史学的对象是最广大的社会受众，具有最广泛的社会覆盖面。学习历史，加深对祖国历史的认识，是一个民族素质的表现，也是一个有教养的、有文化的公民的表现。通俗史学在历史教育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对民族精神的培育、个人素养的提升都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从受众群体的不同需求来看，通俗史学在内容上当有深浅之分，在形式上必也各具特色。通俗史学正是因为它有上面所说的特点，而因受众面的不同需求使通俗史学显示出它的多层次性，这同历史教育的广泛性和多层次性是相吻合的。以中国通史的通俗著作为例，如：

《中国通史故事》，朱仲玉主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版，2011年重印。此书主要面向少年儿童读者。

《中国历史常识》，吴晗主编，由著名史学家汪篯、白寿彝、邓广铭、郑天挺、翁独健、何兹全、戴逸等撰写，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版。此书主要面向广大社会公众。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本书编写组编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此书面向广大社会公众。

《中国史稿》(多卷本)，郭沫若主编，人民出版社1962年至1995年陆续出版。此书面向国家公务人员和一般学术工作者。

《中国通史》(10卷本)，范文澜、蔡美彪等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此书面向国家公务人员和一般学术工作者。

《中国通史》(五卷本)，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此书面向国家公务人员和一般学术工作者。

通俗史学著作涵盖多方面内容，可涉及多种选题，而每一内容或每一选题都可以撰写出深浅不同层次的读物，这里只是举中国通史为例。此外，通俗史学也有必要走出国门，为广大的外国读者提供这方面的读物。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英译本以来，已有多种外文译本面世，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三 新时代通俗史学如何发展

笔者在阅读该书时，还联想到新时代通俗史学的发展问题。在新时代，如何发挥通俗史学在社会中的更大作用，这是史学工作者应该关注的问题。这里，既有继承问题，也有发展、创新问题。习近平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9)《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第1版。这是对史学工作者和史学工作的期望。

新时代发展通俗史学，要继承撰述和编写通俗史学读物的优良传统，既可从传统中得到启迪，也可从传统中受到鼓舞，提高对于通俗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

第一，做好通俗史学工作，要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和参与。我们要用全面的观点看待史学工作，把史学工作的提高和普及都重视起来，既要深入研究历史问题，又要重视普及历史知识，史学家在历史知识的普及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第二，做好通俗史学工作，必须坚持通俗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这里说的科学性，就是要把真实的历史、有根据的历史知识传播给大众。通俗不是粗俗，更不是庸俗、媚俗。史学前辈的学术经历表明，做好通俗的工作并不容易，深入才能浅出。通俗，要求内容上充实、准确，表现形式上灵活多样。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史学家关注社会，把专业的历史知识转化为内容正确、大众爱读、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通俗历史读物，把历史交给大众，从而服务于社会，以尽史学工作者之天职。

第三，做好通俗史学工作，必须充分发挥各种媒体的积极作用。在当下，有各种各样的媒体，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配合为历史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对于各种媒体的利用，一是各尽所长，二是相互配合，三是坚守社会责任，为充分发挥通俗史学在历史教育中的优势提供广阔的平台。

学术前辈何兹全凝练地总结了通俗史学发挥的重要历史教育作用，他在《历史学的突破、创新和普及》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历史使人积累经验、总结经验。经验给人智慧，给人高明。但提高究竟是少数人的事，更重要的是把历史和历史给人的智慧和高明传播给广大人民群众。历史知识、历史修养，是个人文化修养、民族文化素质中最重要的因素。要提高个人文化修养、民族文化素质，就要靠普及历史知识。”他进一步指出历史工作者在通俗史学中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历史知识，工程是浩大的。这是划时代的伟大的启蒙运动。我们要作有理想的人。历史工作者要为这时代使命贡献力量。”(10)何兹全《历史学的突破、创新和普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页。何先生的这些话语重心长，饱含着老一辈史学家的崇高社会责任感。

在新时代，重视和继承发展通俗史学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注重总结20世纪通俗史学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今的通俗史学及历史教育的发展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优秀通俗历史读物面世，以满足广大社会公众的需要；也希望不断有研究通俗读物的专书面世，以裨益于从理论上提升公众对通俗读物的社会价值与时代使命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