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使命与担当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的大学治理使命’高等教育高峰论坛”综述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成都 610066)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后，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和赞同，这一倡议也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大学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比任何社会组织都无以伦比、更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大学与生俱来的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组织属性，决定了大学必须以更开放、更博大、更负责的国际视野、世界胸怀面对未来社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大学理应肩负起更大的引领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2019年4月26-28日，由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的大学治理使命’高等教育高峰论坛”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国内高等教育界20余位知名学者专家参加了研讨，会议主要围绕大学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使命与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中的大学治理等主题展开学术交流。

一 我国大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中的使命与担当

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后，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等全球合作理念与实践而不断丰富，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彰显了中国理念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中国大学理应肩负起引领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在题为《大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使命担当》的主题报告中指出，我国的大学应该要有这种使命与担当，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大有作为。他指出，大学通过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专业素质的时代新人，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大学通过提供科学研究和创新技术支撑，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强大驱动力；大学通过推进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思想根基；大学通过服务经济社会需求，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新动力；大学通过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良好氛围。他同时指出，“中巴经济走廊大学联盟”交流机制等就是大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作用的有益探索，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中国大学更应责无旁贷、自觉地肩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四川师范大学校长汪明义教授在题为《大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中的使命与担当》的主题报告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构建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构建途径进行了深度分析，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走向未来的最大公约数，应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目标出发，构建政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生态共同体；他还从多个视角分析指出，大学发展的历程就是一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史，大学的知识属性和教育属性决定了大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工具和重要力量，中国大学应自觉肩负起新的使命，用大学的力量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他同时指出，中国大学一方面应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学之道，另一方面应该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来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大学职责，从而使大学切实肩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建设和发展中国大学，需要大学既进一步发挥优良传统，又要以更加负责任的理性态度积极回应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积极投身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中。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阎光才教授和吴寒天博士在题为《大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的主题报告中指出，大学作为文明和知识的载体及传播者，成为未来文明的重要建构者和“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者，并参与解决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但大学需要在观念和立场上实现双重转变，才能通过传播知识与促进文明对话为全人类带来共同福祉；为此，我国大学要做到从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经验，到与域外文明平等对话，进而“反哺”人类共同体，成为传播创新和实现文明间对话的载体，而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大学对固有传统加以反思，以弘扬人类共同利益为己任，从而实现价值取向与发展愿景的自我革新。

知识与教育是大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连接点。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教育未来人才适应时代变革，创造新知识来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和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李松林教授在题为《以类主体教育构建人类教育共同体》的主题报告中指出，习近平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既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考察人的全面发展，又站在人类和平发展的战略高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来诠释人的全面发展；他指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大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使命就是要共同探索与构建人的全面发展教育，而全面发展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完整主体性的人，全面发展教育的价值选择是类主体教育，即既强调个体间的整体性但又不压抑个体的自主性与独特性，既强调个体的自主性与独特性，但又不追求对自然和他人的支配和占有，既强调群体性与共同性，但又追求多元与共生。

二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的大学治理、创新与改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40条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因此，高等教育现代化首先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要求大学治理既要推动国际化和国际高等教育接轨，又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强化大学内部治理。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即将迈入普及化时代，大学尽管办学层次、类别多样，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应该从自身实际出发，既要满足本土多元需求，又主动承担服务国际社会发展的时代责任，促进全球社会发展，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方案和实践路径。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马陆亭研究员在题为《大学的办学多样与价值相向》主题报告中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正迈向普及化，发展将更多样，高等学校虽然使命有不同，但却相向而行，共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人力智力和文化理念支撑；他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是办学多样和价值一致的统一体，在大学发展、办学、管理中需要坚守以公益性、决定性、创新性以及开放性为鲜明特征的核心理念。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卢晓中教授在题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的高等教育体系构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构建》的主题报告中指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应超越单一的“民族国家利益”，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教育共同体，寻求在进一步对外开放过程中创造性地为全球教育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实现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为此，他指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基于普及化高等教育时代的多元逻辑，注重如何使不同层次和类别高校都能得到更均衡更充分发展，二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均衡化需要，应当更多兼顾均衡原则，需要将更多的资金投到相对处于较不利的地位的高职院校、西部高校中去，切实扩大办学自主权尤其是地方办学自主权，三是基于迈入普及化高等教育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实践逻辑，即不仅只是考虑中国国内的内部体系，还要考虑到如何在一个全球性的体系中彰显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有价值，兼顾本土性和世界性的共荣。

大学本身就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大学治理既要构建在制度化、规范化的基础上，又要高于技术层面、蕴含价值取向和道德责任，最终走向重德趋善内涵发展之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管培俊在题为《中国大学校长的职业化》的主题报告中指出，大学的书记、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旗帜、标杆，大学校长职业化是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他提出实行以“年薪制”为主体的大学校长薪酬制度，促进校长职业化发展；他指出校长要志向高远，学校才会远离急功近利，才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负大学的使命担当。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熊庆年研究员在题为《大学的理性之治与德性之治》主题报告中指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大学的崇高使命，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既是中国大学理性的选择，更是中国大学的时代担当；他强调理性之治是中国大学担当使命的制度基石，而德性之治则是中国大学担当使命的精神梁柱，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不只是理性的，更是德性的，德性之治的要求是尊重主体、激发主体性，在担当使命的实践中实现大学治理现代化，而建立和完善成熟而定型的大学学术制度是大学新使命担当的必要条件。

构建科学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和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是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关键。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王英杰教授在题为《国际化、价值观与大学治理制度改革》中指出，大学治理制度的构建要在国际化视域下，坚持“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价值观基础，把国际化渗透到大学治理方方面面，确保二者有机融融合并具有可持续性，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提供战略性的服务；他还指出要从现代大学治理的传统出发，构建共同参与的大学治理制度，该制度成功的关键是在制度保障下的教师和行政广泛的、永无止境的交流与沟通。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别敦荣教授在主题报告《论我国大学治理》中，从大学治理的性质、目的、模式、策略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大学治理，指出战略规划是大学治理的重要基础，其有助于协调多元办学价值，形成发展的合力。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蒋凯教授在《建设健康的大学学术文化》主题报告中指出，学术文化是学术界所认同、接受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方式，大学治理需要从追求卓越、学术诚实、贤能主义、公平竞争、团结协作等路径来建立学术文化。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胡建华教授在《组织传统：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形成基础》主题报告中，从比较的视野分析了欧美大学内部治理的两种组织传统，指出我国大学治理的组织传统存在的问题，从“再造”的角度提出在大学治理中要协调好学术组织与管理组织、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实践大学章程与形成章程文化的观点。

三 构建全球化时代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学治理展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全球化时代世界高等教育应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用人类共同利益来进行价值引领和指导未来的发展。因此，《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要“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眭依凡教授在题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的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主题报告中指出，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地球村”概念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使人们与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也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而“罗马俱乐部”以全球视角来认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的新观点、新思想和新方法，提出了全球性问题和开辟了全球问题研究领域，标志着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运用各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和解决具有全球性的复杂问题，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关联，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有机整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大学作为高新知识的创造者，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决定国家以及人类前途命运的知识权力并且担负着推进人类文明的重大责任，因此他提出要不断推进大学治理的现代化，并将大学治理现代化视为大学从以控制为手段的传统管理向以效率为目的现代治理变革和转型的过程，是按大学应有规律办学治校育人的，以人才培养及知识创新的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为目标追求的，富有竞争力的大学治理模式。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张应强教授在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的使命》中对比了20世纪和21世纪高等教育的使命，指出全球化的实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下的人类利益的全球化关联，但高等教育全球化不能是国际化的自然延续，高等教育全球化所强调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超越国家、排除政治特别是文化差异的统一标准，而是高等教育利益的全球性关联；高等教育全球化需要把握高等教育全球化的目的指向——为了人类共同利益；高等教育并不只是具有工具价值，它还关涉人类价值观的革新和重建，事关人类共同利益的把握和实现；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肩负有功能性和教化性双重使命，既要承担引领人类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全球责任，又要确立造福人类与地球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念，更要以“和平教育”来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李立国教授在《构建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治理新图景》的主题报告中指出，随着21世纪中国的全面崛起和强国建设，要有自觉的意识从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来看中国和世界，自觉地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来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世界，在中国再次无限接近世界舞台中心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建构还没有形成以中国视角来重新思考自身与世界的习惯；他提出了世界高等教育治理变革应坚持有利于知识的生产、创新与传播，有利于开放合作的共赢发展，有利于平衡工作的普惠合作以及有利于公正合理的机制创新的原则，从学术治理的持续与改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体系的开放与包容三个方面来构建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治理的新图景。

大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是世界性命题，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层次的大学有不同的构建模型，并不适用统一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周光礼教授在主题报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东亚模式”：政府行为及其局限性》中，从东西方比较的视角分析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局限性及突破，指出高等教育发展的“东亚模式”的核心特质是强调高等教育发展的政府行为，将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就与政府主导结合在一起，大学的突破在于结合建构逻辑和演化逻辑，以建构逻辑创建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以演化逻辑培育哲学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这对我国高等教育加强一流大学建设具有启发和借鉴性意义。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生态和谐、国际和平事业、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大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中肩着负重要使命并可大有作为。本次高等教育高峰论坛紧扣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的新时代大学治理主题，重点探讨了大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使命与担当的时代理论意义，并从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的大学治理实践的视角，探讨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应然与必然，对当前我国加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研究、推进“双一流”与和谐社会建设等改革实践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并可为我国大学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