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属型家校互动的文化困境及其突破

(上饶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家校关系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维度。为推动中国基础教育一线的家校合作实践，早在1988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就指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要紧密联系(1)《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8年第28期。，1996年颁布《小学管理规程》对“学校、家庭与社会”辟有专章规定(2)《小学管理规程》，1996年3月9日发布，2019年7月5日引用，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21/201001/xxgk_81895.html。，新世纪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家庭教育方面的系列法律和政策文件就家校合作列出明确条文。为响应政策与新课改实践要求，家校关系进入了学术视野。从现有文献来看，学界多对家校合作持正面评价，实践层面也多报道正面典型案例。如认为：合作的初衷是因为我们认为单一个体、单一机构实施的教育是片面的、单一化的，且在教育的时间空间上是间断的。如果家庭和学校双方能够通力协作，就可以从多角度、全方位、无间断地实施教育，从而实现教育效果的最大化。(3)周丹《对家校合作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无锡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在学者圈的话语中，家校之间的合作甚至被上升到了“共同体”的高度，即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合二为一，互相配合，共同对孩子施以教育，从而避免此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各不相干、独立封闭，甚至各自的教育内容和方向互相矛盾的现象。(4)马忠虎编著《家校合作》，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家校合作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不少学者为此开展经验研究，认为家校合作对儿童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5)吴重涵等《家长参与的力量——家庭资本、家园校合作与儿童成长》，《教育学术月刊》2014年第3期。在家长对教育的关注似乎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今天(6)范笑仙《谁的学校，谁的孩子》，《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26日第1版。，诸如家长委员会(以下简称“家委会”)、家校微信群和QQ群、家长开放日、家长讲师团、家长义工制……各种各样的组织、平台、措施纷纷登场，甚至被认为是“家校合作的新模式”(7)周玲《家长义工制：家校合作新模式》，《全球教育展望》2010年第12期。。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当前家校互动关系的研究与报道表现出较明显的“显著性”偏好，即要么关注正面典型(合作型家校互动)，要么关注负面事件(如曾经热炒的“家长打教师事件”(8)《如何破解家校冲突？一场“家长打教师”的教育尴尬》，发表于2015年12月16日，引用于2019年7月1日，http://www.sohu.com/a/48747712_227364。，可称为冲突型家校互动)。网络和媒体频频曝出家校冲突事件，这虽有博眼球的需要，但有学者认为家校冲突对学校教育教学实践产生了不利影响(9)梁亦华《家校冲突与冲突管理的质性研究》，《教育学报》2015年第3期；李润《试析家校合作中家长集体教育权与学校教育权的冲突》，《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不可否认，上述两种取向的研究均有利于深化人们对于家校合作的认识与实践开展，但不可忽视的是，“显著性”导向的报道取向导致对常态的家校合作样态被有意无意的忽视，更不用奢谈反思了。从家校二个组织之间的合作水平来看，我们可以把家校互动看作是一个连续光谱，紧密合作与冲突对抗分属光谱两端。根据我们的调研经验，基础教育实践中，家校合作的常态是介于紧密合作与冲突的中间地带，或表现为附属型家校互动，或表现为疏离型家校互动。所谓疏离型家校互动，其实践者多持传统的儿童成长阶段观念及社会分工论，认为家庭与学校在儿童教育中只有分工才会达到最大效率，并进而认为在未进入学校教育之前，家庭对于儿童的成长负有更重要的责任，一旦孩子进入学校，学校是儿童教育的主要责任者，家庭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上，家长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养家糊口。(10)戚务念《农村留守儿童的学校关爱模式及其讨论》，《当代教育科学》2017年第2期。本文将集中精力讨论附属型家校互动，描述其经验特征，并尝试从文化的视角探寻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寻求文化突破的取向。

二 附属型家校互动的本土样态

家校合作这一新生事物有很大的泊来成分。《科尔曼报告》之前，学校是教育的主体，家庭的作用往往被忽视。二战之后掀起了“教育热潮”，然而，六七十年代的经济滞胀打破了人们的幻想，同时代的《科尔曼报告》指出：相比于学校，家庭对儿童的影响更大。由此，家长参与得到了重视。(11)James S. Coleman,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 1968．随着“家校分离”时代的结束，“家校合作”拉开序幕。在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关于家校合作的研究当中，家校合作不但都被认为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早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者就发现家长参与对儿童成长有直接作用(12)William H. Sewell, Vimal P. Shah, “Parent’s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and Achie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 1968.。21世纪初，Sanders的研究则表明当家长、学校和学生之间能够通力协作的时候，就能形成一个围绕学生运转的、富有爱心的组织，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13)Mavis G. Sanders, “How Parent Liaisons Can Help Bridge the Home-School Gap,”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 2008.Epstein等人提出了家庭、学校和社区对儿童的“交叠影响域”理论，重点考查家庭和学校的合作如何影响了学生的发展，并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出可以提高学生学业成绩、促进成长发展的家校合作模式。(14)Joyce L. Epstein et al, School, Family, and Community Partnerships: Your Handbook for Action, Corwin Press, 2008.虽然家校合作的效果受到母亲文化水平(15)Axinja Hachfeld et al, “Triggering Parental Involvement for Parents of Different Language Backgrounds: The Role of Types of Partnership Activities and Preschool Characteristics,”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Care (1), 2016.、族群(16)Kristin Turney, Grace Kao, “Barriers to School Involvement: Are Immigrant Parents Disadvantaged?”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 2009.、社会阶层(17)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张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总体上看，家校合作在实践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积极效果，对学生的发展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

西方学者的研究也鼓舞了我国的不少学者。中国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国度，且又作为地球村一员，学者也确实能从中国的事实中找到不少符合西方分析框架的案例。当然，本文并不否定家校合作在中国的推广价值，但认为：认识并理解中国的丰富多彩的常态，更有利于中国良好家校关系的建立与良性运行。要理解附属型家校合作，须先认识经验世界中的附属型家校合作的表现特征。理想状态中的家校合作(有时也扩展到社区)，是指在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建立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新型伙伴关系，其中家、校以及社区被看作这一伙伴关系中的平等成员。然而，中国基础教育实践中，附属型家校互动、家校关系则变成了如上下级之间的依附、附属关系。当然，不排除有学校(以及教师)附属于家庭，但更常态的是家庭对于学校的附属。

(一)应召式家长会

学校领导和老师能想到的家校合作形式中，家长会往往是最先提及的，但这并不代表家长会召开频率高。一般地说，一个学期往往开1-2次，往往在开学初或学期结束之际。家长会的主要内容往往集中于班主任向家长通报孩子的学习成绩与班级纪律、行为习惯，以及新学期或寒暑假中需要注意的事项等。家长会的整个流程通常包括准备工作和会议流程。如下某学校档案资料中的一则会议流程：

家长会流程安排

一、准备工作

1.提前一晚给学生电话确认家长到会情况。

2.提前2小时，教室卫生打扫，书本整理，办公室摆好座椅；

3.在教室黑板上写好家长会主题：“托起明天的太阳”；

4.提前半小时安排学生在校门口迎接家长，作好登记工作，为家长指路到学校办公室；

5.准备好茶水；

6.安排学生为家长倒开水。

二、会议流程

1.全班家长集中到学校办公室观看学校宣传视频；

2.会前15分钟安排家长去孩子的教室参观学生上课现场；

3.到学校办公室召开家长会；

4.校长致发言辞；

5.班主任致发言辞

(1)拟请学生代表发言说说他家长的民主教育风格，是如何创建和谐家庭的；

(2)拟请家长发言谈谈家长是如何教育子女，提升学生成绩的；

(3)家长研究家庭教育中成功和失败的典型案例，对在学生征集的话题展开讨论，交流成功经验，寻找对策；

(4)对班级学生中存在的典型问题加以总结；

(5)部分家长和教师进行个别交流。

6.填写家长会问卷。

从上则“准备工作”流程中，我们不知道“提前一晚给学生确认家长到会情况”之前，是否就家长会事项有提前几天通知家长，但据笔者调研情况而言，有的学校会要求班主任提前一周左右通知家长，目的在于方便家长向工作单位请假或换班，但更多的是提前两三天甚至一天时间让学生去通知家长参会，因为在学校老师的潜意识里这是完成一项任务(“家长会是学校要求开的”“家长会也不常开，一年难得一两次，怎么说他们也要挤出时间来参加”)。从第二部分的“会议流程”来看，主要是家长或学生按照学校指令完成规定动作(如看视频、听发言)，即使有家长发言环节也多是事先安排少数几个“学霸”(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或“学霸”家长就指定内容、指定思路发言。而所谓对于失败案例的讨论，则多是“学渣”(学业成绩不良的学生)及其家长不愿面对但又不得不参加的点名批评环节。至于个别交流环节则往往是写在纸上的要求，往往因为时间不允许而不了了之。甚至有家长趣称“应召参会”、“奉旨参会”，里面透示出一种无奈。农村学校的家长表示，家长会往往带有强制性，“家长会是必须去的”，虽然他们的感受往往更单调乏味：“反正就是老师讲，家长听，讲完了家长问问老师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如果老师说挺好、不错，这就完事儿，不再问了。”

即使在稍为能体现家长参与性的成功家长发言环节，被邀请发言者往往也揣摩、迎合校方意图，然后作出应对：“要想通过家长会真正受益，无论是学霸还是学渣家长们都应明白，老师才是家长会的主导者，千万别抢了风头，低调，听训是常态，习惯就好。”网上甚至出现了不少攻略，如“参加家长会，家长一定避免这3种穿着，让人厌恶，让孩子自卑”(18)成长计划《参加家长会，家长一定避免这3种穿着，让人厌恶，让孩子自卑》，发布于2019年2月12日，引用于2019年10月5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5224205737024704&wfr=spider&for=pc。。对于成功家长的攻略则是：家长会上要低调。热播剧《少年派》中的钱三一是中考状元，钱妈妈被校长热情邀请参加高一新生家长会分享家庭教育的心得和经验。妈妈上台后，淡淡一笑说：三一的成绩我比较少操心，主要是学校和老师教的好，我也没有特别要分享的，还是把这个讲台还给老师吧。这位学霸妈妈的一番话被誉为“尽显高情商”：家长会，主导者是老师，校长请状元妈妈分享经验的真正目的是向在座家长炫耀本校的优质生源，“全市的状元都选择了我们学校，说明这个学校是很厉害的”。(19)潇小说育儿《家长会上要低调，这位学霸妈妈的发言，尽显高情商，值得学习》，发布于2019年6月15日，引用于2019年10月5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6421152917833843&wfr=spider&for=pc。

(二)家校群：任务领受与攀比式点赞

随着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利用，家校微信群或者QQ群成为了家校合作中常见平台。因为电话、手机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实地家访大有消逝的迹象。在理想的状态下，家校微信群和QQ群可以帮助实现家长与教师、家长与家长之间的良性互动。有了微信群或者QQ群，教师和家长就可以更加方便地进行沟通，家长可以随时通过群里的照片、信息来了解自己孩子的在校生活与成长状况，也可以知晓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是什么，从而监督学生完成。孩子在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及时向教师反映，通过家庭与学校的合作来共同解决。但在现实当中，这一合作平台的功能却面临着被严重异化的局面。

微信群或者QQ群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可以通过其发布的信息内容来判断。在群内，教师最常发布的信息主要有两种：一是学校的教学内容：“今天的作业内容如下”“家长们收到请接龙”“某某同学的家长请监督孩子完成”。在“知识决定命运”的时代，这也是大多数家长自愿入群的原因。二是上级部门要求完成的一些任务，如“预防溺水教育专题”“垃圾分类知识专题”“火灾逃生专题”“创卫须知专题”之类，这些专题内容表面上是要求家长带领学生一起学习完成，不但要达到在线学习时长，而且要完成课后测试并保证正确率。但在课业负担繁重的情况下，经常演变为家长代替学生完成，于是造成的局面是，家长完成了教师交代的任务，教师完成了上级部门交代的任务，但真正的教育环节却是缺失的，家庭和学校不但没有形成真正的合作，反而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作假。

不少家长对这样的信息轰炸感到十分头疼，唯恐避之而不及，但又敢怒不敢言。有研究发现，群里最常见的就是“拍马屁讨好老师”的现象(20)植华清、卓毅《小学家校群中家校关系的异化及矫正》，《教学与管理》2019年第5期。。的确，在这种心态下，家长们在群里的发言就呈现出另一番光景。基本都是“收到，老师辛苦了”“谢谢老师，有您真好”一类近乎拍马屁的内容。有家长认为，老师未必会记住每一个说“老师辛苦了”的家长，但一定会记住那个没有说“老师辛苦了”的家长，所以“如果我不拍老师的马屁，老师可能就会对我的孩子冷眼相待”。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得到教师更多的关注和青睐，不少家长的信条是“即使不能成为第一个为老师点赞者，但点赞者中必须要有我”，如此群内常常是纷纷跟风为老师点赞叫好。如此一来，家校微信群和QQ群就演变为教师布置任务家长领受任务的平台和家长为教师拍手叫好的场所，而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三)交易型义工

义工，意指不计物质报酬，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为改进社会而提供服务，贡献个人时间精力和技术特长。美国学者爱普斯坦将“志愿服务”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家校合作的实践框架，提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支持学校工作的家长都应视为志愿者”，包括那些在校外阻止学校谣言、到校内做观众的家长，而不只是那些到校参与的家长。(21)爱普斯坦等《学校、家庭和社区合作伙伴：行动手册》，吴重涵、薛惠娟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在美国，许多家长喜欢在学校当义工，督促校方的工作，协助教师的教学活动，利用自己的专长或经济实力，支持和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家长义工”这一做法，日渐被我国不少学校引入。不可否认，我国的家长义工利用自身所能，或参与校园管理，或提供技术服务，或承担安全护卫(22)周玲《家长义工制：家校合作新模式》，《全球教育展望》2010年第12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让社会的声音进学校”(23)薛丽君、王小萍《让社会的声音进学校——家长义工制的设置与运行》，《江苏教育》2007年第9期。，从而达到开放办学的局面。

据一些尝试过“家长义工”活动的学校反映，新生家长当义工的热情要大得多。“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义工的眼睛只盯着自己孩子的班级，甚至只盯着自己的孩子，要说听课，那当然只听自己孩子班级的课了”。精英家长是不可忽视的办学资源，在地处精英社区的学校更是如此，有的学校为此成立了家长讲师团。有的家长原本是企业高管或者高校教授，日常工作非常繁忙，开一场专场讲座可以收取不菲的报酬。但他们往往争相参加学校的家长讲师团，甚至主动提出免费为孩子所在学校或者班级开设讲座，目的也是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更多的照顾。笔者认识的一位985高校副教授表示，在得知这一“潜规则”以及在老师的隐约暗示后，为了解决自己小孩的班级分配问题，免费为该学校开设了三场讲座，这一问题就得到解决了。“这是一种你情我愿的事情，如果我在社会上讲三场讲座，收入少说也得一两万元，但为了孩子，就当做贡献吧。孩子学校也高兴，毕竟有著名大学的教授博士为他们讲学，这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这一类所谓的合作方式，将家校合作演变为了让部分家长多为学校做贡献、多做服务。

在一些家长资源丰富的名校，新生一开学，班主任就查看档案以试图搜寻优质家长资源，看看哪些值得开发为已所用，如班上有教育行政部门的家长，可考虑在评优、课题评审方面给予方便，如有新闻媒体工作的家长可考虑正面报道教师个人或班级的先进事迹。另一位行政单位从事办公室工作的同事表示，就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暑假期，已经为孩子的班主任写了三个材料，“为了孩子，就当做了两份工作”。还有一个真实有趣的乌龙故事：一位孩子告诉从事教育科研工作的爸爸说，自己班主任需要一篇教育科研论文参加评奖，想请爸爸帮个忙。这位父亲便利用自己的专业眼光，从中国知网精心挑选了一篇，下载后重新打印出来让孩子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也因此获得了一等奖里的第一名好成绩，并又将此论文“不浪费地”投寄给了杂志社，杂志社又很快地发表了出来。因为这一乌龙抄袭事件，这位班主任还为此惹来了官司。

(四)作为学校立场的家委会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2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生成于2010年7月29日，引用于2019年10月5日，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info_list/201407/xxgk_171904.html。。2012年3月，教育部出台《教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指出：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需要在更大范围推广成功经验，把家长委员会普遍建立起来。指导意见同时指出成立家委会的几个关键词：民主程序、“三公”原则、选举。(25)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生成于2012年2月17日，引用于2019年10月5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7053/201202/t20120217_170639.html。就一般情况而言，除了少部分大城市名校的家委会是靠竞选上岗，小城弱校的家委会是轮流上岗之外，大多数由校方指定人选，是校方拓展资源的好平台。一位深耕基础教育近40年的教育学者表示：现在，家长委员会成员一般都是由班主任推荐，说是推荐，其实就是指定，然后在家长会上象征性地“鼓掌通过”(26)叶存洪《家长委员会不能没有边界》，《江西教育》2018年第28期。。班主任选择家委会成员结构时，往往考虑家长的权力资本(行政级别高，能一个电话就把事情搞定者最佳)、经济资本(必要时可赞助集体活动，企业家、大老板最佳)、有特殊专业技能(善社交与宣传策划，媒体工作者最佳；懂财务，会计工作者最佳)、时间资本(工作热心，全职妈妈最佳)。这样产生的家委会成员，如果其价值立场又将孩子的学业成绩重于全面成长的话，往往容易站在学校的立场上运作，很大程度上受学校的影响和支配，不再是家校双向沟通的桥梁，而成为将学校的行动指令传递给家长的单行道，家长群体的真实诉求则难以表达，更不用说发挥对于学校的决策参与和监督作用了。学校立场的家委会通常充当学校的“下属机构”“追随者”“挡箭牌”三种角色。(27)王佳佳、喻宇轩《家长委员会的立场迷失与回归》，《当代教育科学》2019年第6期。

所谓“下属机构”，指的是家委会成为学校管理机构的一部分，被整合进学校管理体制之中，发挥和履行学校的部分职责，如组织家长替代学校教师进行监考、自习课值班等。这一类所谓的合作方式，将家校合作演变为了让部分家长多为学校做贡献、多做服务，将一些原本应该由学校来承担的任务转移到部分家长身上。家长只不过是在按“教师或学校管理者发出的‘指令’做事，在行为上体现为积极配合支持教师的任务，对教师的话‘言听计从’”(28)李希茜、王佳佳《家长委员会中家长角色偏差与对策》，《教学与管理》2017年第34期。。为此，坊间不时有把家委会比喻为“家长义工协会”。

作为学校的“追随者”角色的家委会，虽然没有被纳入学校管理体制，但其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辅助学校。很多家长参加家委会，并不是因为自己有能力、有时间、有热情为整个班级服务，而是为了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的任课老师接触，以便让老师能够尽快记住自己的孩子，或者能够对自己的孩子更加上心。出于这样一种动机，家长们在家委会上自然就不可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是更多地为配合学校工作出谋划策。有时家委会为学校的各项政策和行为歌功颂德，比如上级行政部门来校检查工作，需要家长代表座谈时，往往由家委会成员自身或组织“能说会道”“情商高”的家长参加，他们在座谈时往往抢着发言说好话，为后续发言者定好调，充当意见领袖。

充当学校的“挡箭牌”角色的家委会，不是学校管理体制的一部分，但却经常被学校用来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有的学校乱收费、违规办学，往往借着“家委会”的名号，以避免、抵制外来的批评或指责。比如有的地方不允许学校收班费，让家委会成员收；班级组织活动时，由家委会负责采购物品；学校不能补课，就由家委会出面去组织等。在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把家委会比喻为“收款委员会”“采购委员会”。群众有举报了、“上面”来查了，就说是家委会自行组织的，玩金蝉脱壳之术，似乎这样学校就撇清了，经过家委会一洗，学校就白了。有时，哪个家长违反了学校的规定，交的罚款，也归家委会管理。家委会也知道收钱不合理，但又不能不收，就只能在老师和家长之间受夹板气。

三 附属型家校互动的文化归因：合作维艰的本位意识

不排除有些地方与学校积累了家校合作的成功经验，但就整个中国社会来说，距离以民主平等、学校治理等理念、理论为基础的现代学校制度善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为什么家校合作在西方国家可以取得相对更加积极的效果，而在我国不少地方就会水土不服，甚至引发了家长们私底下大面积的不满情绪，可校方却依然我行我素？有研究认为，这是因为在我国，家长和教师在家校合作中存在根本的立场差异(29)张俊等《家长和教师参与家校合作的跨界行为研究——基于交叠影响域理论的经验模型》，《教育发展研究》2018年第2期。，“家长和教师、家庭和学校参与跨界行动仍然是基于各自的利益立场”，“仍然存在较大的利益分歧，围绕儿童成长的‘利益交集’还比较小”(30)吴重涵等《教育跨界行动的制度化特征——对家校合作的经验分析》，《教育研究》2017年第11期。。但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家庭和学校之间会存在这种立场差异，现有从家长文化素养、权力、族群和社会阶层等角度的回答则解释力不强。因为这些差异在西方社会当中同样存在。因此对家校合作在中国何以面临异化的原因进行分析，就需要新视角的介入。通常我们认为某个移植、借鉴而来的东西会水土不服的时候，指的是文化环境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在上一部分的描述中，我们发现，不论是作为个体的家长，还是作为组织的家委会，均可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附属性特征。本文认为家校合作中的附属性特征之所以广泛存在，与中国国民心态中的三个本位观密切相关，正因为这些本位观使得家庭与校方各持立场与利益分歧，在权力博弈与利益权衡中造成家庭对校方的附属样态。

(一)师道尊严与教师本位

中国文化中素有“畏大人”的传统，《论语·季氏》有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谓畏大人，即敬畏地位高的人。南怀瑾认为，“君子有三畏”之“畏”的本义是“敬”，“三畏”是一种“怕的哲学”，属于“兴灭继绝”的政治哲学范畴。(31)南怀瑾《论语别裁》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0-783页。教师，作为知识精英，又位居“天地君亲师”体系，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当属“大人”中的重要群体。在我国历史上，因为社会选士的关系，教育作为底层实现社会流动的少之又少且又极为主要的通道，尊师重教成为一种现实的功利选择。长期的历史积淀下，“教师作为大人”似乎已成为文化基因。针对当前少部分家长对自家孩子的护犊子行为，只要自家孩子有一丁点儿的委屈，动辄就去找老师的麻烦，非要据理力争的行为。一位经历较为丰富且也从事教育工作的家长表示：“如此做法，简直让人气愤。”她的一段叙事勾起了不少家长的童年记忆：

我记得小时候，无数的家长虽然不懂教育，但是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条件地支持学校的管理，为学校的大胆管理撑腰、帮衬，让学校理直气壮地“教育”学生，不必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比如，某生在学校挨了教师严厉的批评后，回到家里给父母亲告状寻找安慰，结果，父母亲非但没有袒护，反而是义正言辞地再次批评一顿，认为孩子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反思不到位。还当面说，老师的批评是负责任的表现。经过一次严厉的教训之后，犯错误的孩子再也不敢轻易地向父母亲告状了。尽管老师不可能是圣人，所做的事情都正确，但起码所有的付出都是基于孩子的成长。偶尔有点失误，是可以原谅的。家长们可以私下悄悄地反馈或者单方面地沟通。(32)周雅梅《家校关系决定孩子发展的走向》，发表于2018年7月11日，引用于2019年10月5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d7291f0102z1bi.html。

记忆中的场景很难原样再现了。但是，教师作为专业工作者，在长期生活工作于校园、教室这一教育场景中，面对的更多的是学生群体，不管是从年龄、学识、权力等方面，自然都处于权威地位。即使是面对家长，老师们也往往具备教育专业知识的优势。一份问卷调查显示，56.8%的“家长依赖教师太多”(33)王忠玲《城乡结合部小学家校合作问题及对策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3页。。在这一迁移作用下，我们依然可以见到“教师把自己对学生教导的一贯作风再次实施于家长身上，家长成了被动的接受者，成为教师的‘学生’……在沟通过程中家长的声音的消失和教师声嘶力竭的呼喊只能让双方僵持于合作的边缘”。(34)肖川主编《教师的幸福人生与专业成长》，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在中国，诸如班主任让家委会来商量春游地址选择，让个别学生的父母为班级参观博物馆居间协调，名为邀请实为分派家长轮流作为各项活动的志愿者，其根源在于教师本位观使然。教师从自身利益出发，更乐意让家长来承担本该自己承担的任务。教师们对个别学生的偏爱，也不能排除“借此获得个别家庭的资源”的想法。

但家长们表面的拍手叫好、对老师的歌功颂德、对布置任务的来者不拒背后，却往往是心不甘、情不愿。网上流传的“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今生要陪孩子写作业”，得到了无数人的转发和点赞，实际上就是对学校布置的“监督孩子完成家庭作业”这一任务不满的一种宣泄。虽然家长们不敢在微信群或者QQ群里公然这么说，但他们频繁在个人微博或者是屏蔽了教师的朋友圈等教师看不见的地方进行吐槽，足见家长们对学校转移给家庭的任务是不满的。家长为什么依然容忍这种“教师本位”行为，概因“自已的孩子在他们手中”，“小不忍则乱大谋”。一位80后家长的记忆中，“哪有家长天天看着我做作业，看完还要订正”。谈起女儿的老师发的第一次作业要求，语气仍难掩震惊：“难道批卷不应该是老师做的事吗？……可是，有的同学家长只是签字，没有批改作业，老师会让这些学生全都站起来，相当于惩罚。”因此，家长不论社会地位多高，在老师面前都表现得“言听计从”。还必须时不时地点赞、积极参与教师布置的活动、甚至主动做出些特别贡献，除了提升或维持孩子在班级与老师心目中的地位之外，更重要的在于求得老师对于自己孩子的关照(如班级与座位安排、多给予提问与表现机会等)，最起码不要给自己的孩子“穿小鞋”。

(二)教育竞争与家庭本位

中国自古就是人口大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占世界人口的1/4左右(35)张岱年、方立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人口多意味着必须通过竞争才能获得足够的资源从而成为“人上人”。而在欧洲，人口与资源的关系问题长期表现为“患人少”，直到18世纪之后才表现为“患人多”(36)连亦同《略述我国的自然资源与人口问题》，《人口研究》1983年第3期。。当人口不足的时候，则不具备竞争的条件，更强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中国人口众多，通过竞争获得社会上升渠道非常集中于教育，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教育竞争中又聚焦于“学业成绩”(科举考试)的竞争。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刺激下，科举考生无不倾尽全力以竞争，甚至闹出科场舞弊等恶性竞争事件。此时，学生(包括其所代表的家庭)需要的是战胜对手，而不是和对手合作、共同进步。

中国古人有“家国天下”的说法，其实无论是家还是国，乃至整个天下，都可以看作是大小不同、层次有别的共同体。同样在集体主义的旗帜下，究竟优先为哪个级别的集体服务，为哪个层次的集体着想，其实差别是很大的。“舍小家、顾大家”之类的案例固然颇为吸引眼球，但从整个中国发展历史上看，却并不占据主流。诸如木兰从军等并非舍弃小家庭为国奉献的“先进事例”，而是出于“为了家庭”的目的方才“代父从军”。以家庭为重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非常强势，甚至让中国人长期陷入“但知有家、不知有国”的局面(37)《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桐乡卢氏校刻，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238页。。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为此感慨：“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滑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厉害；所以现代道德的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为全社会的友爱。”(38)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26页。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其实是一种习以为常的以关系、亲疏冷暖为特色的“差序格局”，其实是小团体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以小团体(家庭、单位)利益至上的一种价值观念，为了小团体的利益，大团体的利益可以不予考虑，集体越大层级越高，就离我越远，就越可能被忽视乃至被牺牲掉。

而家长们在微信群、QQ群内的溜须拍马，为学校提供各种资源或智力贡献之类，则是为了让教师“记着自己的好”，从而多做有利于自己的孩子(自己所在小团体的一员)的事情的缘由所在。家长们对这类事件的不满，则是“小集体”利益受到了侵犯但自己却无力反抗(反抗之后小集体受到的损害更大)的表现。而在这样一种相互推卸责任、挖空心思地获取来自对方的利益的过程中，大团体的作用和价值则被架空了。家校合作在中国的基础教育阶段时常表现出被异化的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小集体”主义观念在作祟。尤其是当家长们纷纷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我的孩子能否高人一头”而不是“能否和其他家庭的孩子共同进步”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自然就不可能实现。而一些大城名校的家委会常常被媒体称为“权贵俱乐部”，不乏有家委会成员与校方为了各自本位利益而交易之意。比如，有些家长利用家委会的权力干预学校的教师安排，尽可能地让有经验的教师任教其子女所在的班级，或者主要根据自己子女的学习情况对学校和教师进行评价，而不考虑学校的整体发展状况等(39)王佳佳、喻宇轩《家长委员会的立场迷失与回归》，《当代教育科学》2019年第6期。，都可看作是教育竞争背景下假公济私的家庭本位表现。作为非权贵或精英家长，则通过在微信群、QQ群内的点赞，尽可能地提供义工服务。有的家长表示，“进家委会两年，感觉就像是义务兼职了一份工作，除了学校的教学，其他事都要管起来”。家庭本位与对学校的依附就这样悖论地存在着。

(三)正当性诉求与学校本位

虽然都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学校与家庭的交往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社会的“烙印”，遵循着各种社会规则。家委会是个新鲜事物，但因为国家制度和政策文件有明确要求建立家委会，取得成功的家委会举措常常作为正面典型宣传报道。在这样一种制度环境下，为了赢得社会的认可，对于很多学校来说，家委会是为了“应付上面检查的需要”而成立，因为“文件有规定，上面有要求”，“市里评比文明单位，要这些东西”。也即，中国家委会的设立是基于组织正当性的需要。因此，现实中学校和家庭的弱关系与学校和政府的强关系已经形成了鲜明对比。学校与政府的关系被称为婆媳关系，人们批评学校只对上而不对下负责。(40)刘兴春《家校合作的动力之源——组织社会学的阐释》，《中国教育学刊》2010年第4期。家校合作制度或家委会制度历史较悠久的美国，家长参与学校，参与家委会，则是出于“纳税人”的权利意识，是一种主动行为。在中国，尤其是公立学校，其办学资金主要由财政直接划拨，于是从表面上看学校是依靠国家而存在，与家长没有直接关系，家长作为纳税人的身份被掩盖，从而也削弱了家长参与学校的权利。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家国同构”长期历史的国度，家与国是最重要、最有力的组织，在儿童成长与个人遇到困难时，最能提供支持的组织。这里，学校是国家正式组织，学校是国家的代表。学生、家长与家委会都是学校这一“铁打营盘”里的“流水兵”。在家校合作活动的组织上，学校掌握了主导权，家长个体仅作为参加者，无法参与其设计与管理。作为个体的家长，除了少数精英之外，难以与学校有平等的地位，进行平等的对话。而对于一些来自低下阶层或有特别需要的父母和学生，则往往不经意间被校内一些霸道、官僚、歧视或排斥措施而排拒于外。

在校方眼里，有一种主流认识就是：家委会是一把双刃剑，能解决问题，也会制造麻烦。所谓“能解决问题”，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学校有活动，家委会能搭把手”，即“家委会最主要的作用，是学校组织活动最有力的校外帮手”；二是“家委会有资源，学校很看重”，学校有什么事情要找政府部门，一般也会先找到在该部门工作的学生家长帮忙解决。家委会自然会把这些相对“有资源”的家长吸纳进入，一旦有需要，家长多数都会主动承担，“碰上特别难沟通的家长，学校出面解决，也不如请家长(家委会)帮助沟通好。”所谓“也会制造麻烦”，往往指“强势家委会让学校害怕”。面对家委会，许多学校的负责人心情微妙。一方面，希望家委会的资源能够帮助学校，家长手中资源越多，学校开展活动就越容易。但另一方面，越有“资源”的家长组成的家委会，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参与得越多，也越强势，他们联合在一起的力量足够对学校的教学施加压力，甚至改变教学计划。如武汉一所小学的负责人介绍，该校四年级一个班从一年级开始，已经连续换了四个班主任，每次都是家委会对老师的教学和管理不满意，反映到学校后，学校迫于压力只能把老师换掉。又如武汉另一所小学的德育主任表示，开学时本计划在中高年级举行一次学生社会实践观察活动，最终却因为高年级家长委员会的反对而夭折，理由是活动时间太长影响孩子升学。(41)陈玲《家长委员会：一把教学双刃剑》，《武汉晚报》2014年10月17日第56版。另外，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致使学校教育和管理比较封闭，这与现代学校制度的理念和举措是相排斥的，学校无论在观念和管理措施上都没有做好开放办学的准备，即使成立也只是受正式的制度环境约束所致。学校欢迎的是家长作为学习者与支持者身份参与学校教育活动，但限制家长参与学校管理或决策，以确保自身对权力的绝对占有。家委会甚至成为了学校发布通知或宣传政策的传声筒，成了学校运作的“虚假伙伴”，也成为家委会的象征符号。对于这一点，教师也心知肚明：“校领导并不是很希望将家长委员会壮大，偶尔需要家长配合时，才会提及希望家长代表参与配合。”

四 附属型家校互动破局的文化取向

社会分工论认为，对儿童的教育是分工的，家庭和学校各自承担不同的职责时，家校关系最团结，教育的效果最大。因此，自工业化社会以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越来越泾渭分明，家长很少参与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学校教育越来越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二战以后，家校开始各自的跨界行动，家校合作理论兴起。虽然国内学者多以“家校合作”命名，其实欧美国家已经在家庭学校关系中容纳了社区合作的深度内涵，他们认为，儿童成长所依托的家庭、学校和社区都抱有相同的目标，承担共同的教育责任，他们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是相互交织且难以区隔的。为了从当前附属型家校互动中走出来，除了认识其可能存在的文化根源因素外，更需要寻找文化出路。在中国大地上撑起教育大格局，丰富家校关系这一维度的现代学校制度内涵，既需要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寻找资源，也需要从世界教育发展史上寻找资源。本文为此提出“和而不同”与“儿童立场”这两大文化取向。

为什么儿童立场在家校互动的附属形态的突破中如此重要？不妨再回到文化归因中，我们发现，不论是教师本位、家庭本位还是学校本位立场中，均是儿童空场，儿童(学生)的兴趣、利益和权利被漠视甚至有意无意中被剥夺。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家长、教师、学校甚至家委会眼中的“为了孩子”，更多的是为了孩子的学业成绩。而为了孩子的学业成绩，又是为了各自的本位利益，如家长(家庭)的社会地位的获得与维持，以及教师和学校业绩(政绩)的获得与维持。他们在开展活动时，往往只是根据成人世界的意见和态度行事，对学生的需求则不闻不问，几乎不顾及学生的个人兴趣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家委会也很少关注与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密切相关的学校教育生态，如学校管理、德育工作、后勤服务等。更有的家委会非但没有发挥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化解学生烦恼等作用，反而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如增加儿童课业负担，从而导致儿童心理负担加重。这种附属型家校互动甚至成为压在孩子身上的大山。

“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后续诸子百家更是常用“和”的概念来阐发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和”，强调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所谓“和”，不是盲从附和，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同”可以形象地看作是众人同于“一口”，即要求事物无差异的同一，将个性淹没于共性之中。晏婴用形象的比喻指出“和”“同”之别。晏子曰“和，如羹焉。火、水、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这些作料的“和”便产生了一种新滋味，是不同于醯(醋)、醢(酱)的新滋味。而“同”则好比“以水济水”，“若琴瑟之专一”，产生不了任何新的东西。《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家校合作如何真正能做到双赢甚至多赢，首先合作双方要有共同的目标。回到教育的本质，儿童的健康成长就是家校合作的初心，即培养儿童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其次，合作中的参与各方地位平等。目前家校合作基本上都是局限于“协作”的意义，双方关系中学校为主、家庭为从，家长配合学校活动，家长服从学校安排，具有明显的依附关系。双方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和彼此地位的平等性，是开展长期合作的关键，才能形成平等的对话模式，从而深入沟通合作。当然，合作双方地位平等，并不代表“平等主义的合作”，不是承担“相似或相同的责任和角色”，而是将异质作为资源，在各方异质性的基础上，承认教育形式和教育资源的多样性。彼此信任并尊重对方的特殊性，建立学校和家庭彼此独立的合作基础，从而产生新的合作生长点，有针对性地合作，从而相互包容、独立共生。

强调家校合作，试图强化家庭与学校共同育人，是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中国教育学者从西方“取经”，将他人行之有效的做法移植到中国大地的一次尝试。这一尝试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因为中国文化实践中过于注重个人竞争和本位意识，中国的家庭和学校之间也长期存在割裂现象，因而强调家校合作就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但之所以暴露出不少问题，是因为我们在采用这一方案之前，并没有对家校合作的文化适应性进行分析，没有对一种生长在强调个性和合作共赢的文化环境中的方案移植到强调小团体利益和相互竞争的文化环境中之后会造成什么局面进行预判。受中国传统的本位主义思想和竞争主义思想的影响，维护“小团体”的利益和强调个体之间的竞争才是主流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和强调平等互利合作的家校合作并不兼容。要扭转这种局面，需要从中外优秀文化中汲取养份，将西方教育史上积淀的儿童立场以及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和合”文化嫁接杂糅，消化吸收，为我所用，“各得其所，以致中和”。正是这样一种环境，可以为家校合作的理念与实践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提供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