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王传记”到“帝王大事记”
——《史记》《汉书》“本纪”叙事异同简论

(湖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一般认为司马迁不但创立纪传体这种新的史学编撰范式，而且也开创传记文学之先河。然而，对于这些认识也不是没有异议的，比如，“本纪”是否为司马迁所创制，部分学者颇持怀疑之态度；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依照后世正史特别是《汉书》“本纪”书写之体例，对《史记》“本纪”传记叙事提出批评，甚至否定其帝王传记之特征。在此，我们主要从文体生成的角度去思考《史记》《汉书》“本纪”的书写及体例，期望通过对它们的考察，为澄清正史“本纪”的真实面相提供一些线索。

一 “本纪”的源起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此处虽然介绍本纪的一些情况，可惜司马迁本人并没有对其创制提供进一步的说明。后人在此问题上，大体提出因袭说、综合说、独创说这些看法。

其一，认为“本纪”是因袭以往某种特定文献而成的，姑且称之为“因袭说”。此说法又可细分为几种，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子长继志，甄序帝勣。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4页。在刘勰看来，《史记》“本纪”乃取法《吕氏春秋》而成。此后邵晋涵《南江文钞》卷十二《史记提要》谓：“其文章体例，则参诸《吕氏春秋》而稍为通变。《吕氏春秋》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此书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篇帙之离合先后不必尽同，要其立纲分目、节次相成、首尾通贯，指归则一而己。”(3)邵晋涵《南江文钞》，据南京图书馆藏清道光十二年胡敬刻本影印，第567页。邵晋涵进一步明确《史记》十二本纪乃由《吕氏春秋》十二纪演化而来。刘勰只是强调“本纪”取法《吕氏春秋》，而邵晋涵则明确主张取法《吕氏春秋》“十二纪”，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和州志列传总论》中主张“吕氏十二纪似本纪所宗”(4)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7页。，其意与邵晋涵同。洪饴孙说：“夫《春秋》为编年，《世本》为纪传。太史公述《世本》以成《史记》，纪传不自《史记》始也。……《世本》为三代之书，《春秋》之绪余，《史记》之所本。”(5)洪饴孙《史目表自序》，转引自：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既然《史记》体例继承《世本》，那么“本纪”也自然源自《世本》。此观点引起一些学者的共鸣，如秦嘉谟《世本辑补·诸书论述》谓：“按《太史公书》采《世本》，其创立篇目，如本纪，如世家，如列传，皆因《世本》。”(6)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页。蒙文通说：“《世本》久亡，据群籍征引者言之，知其书有本纪、有世家、有列传，则所谓马迁创作纪传，不过因袭《世本》之体，以为纪纲，而割裂《尚书》、《左氏》、《国策》、《楚汉春秋》诸书，散入本纪、世家、列传，分逮当人之下而已，纪传之体可贵，而创之者《世本》非马迁也。”(7)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曹聚仁指出：“纪传史是一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史家常以之与编年体并称。古史中，《世本》一书以《帝系》、《世家》、《氏姓》叙述王侯及各贵族之系牒，以《传》记名人事状，以《居篇》汇纪王侯国邑之宅都，以《作篇》纪各事物之起原，已具纪传史的雏形。直到司马迁作《史记》，纪传史的规模始告完成。”(8)曹聚仁《中国史学ABC》，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21-22页。此外，程金造分析说：“夫太史公既能网罗一代所有之典籍，则其名山之作，必于其所涉读石室金匮千百群书之中，选择其体类，以成自书。古有《禹本纪》之书，太史公故仿之以为十二本纪。”(9)程金造《史记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刘勰、邵晋涵、章学诚等人认为《史记》之“本纪”源于《吕氏春秋》，而洪饴孙、秦嘉谟、蒙文通、曹聚仁认为司马迁效仿《世本》，程金造则认为仿《禹本纪》。稍微不同的是，梁启超论道：“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1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这是从体例上强调“本纪”乃源自《春秋》，此说法实源自刘知几，详见后。以上诸家尽管在具体看法方面有异，但均主张“本纪”在司马迁之前已经出现，司马迁只不过对其加以继承而已。

其二，认为“本纪”是综合此前若干文献之体例而成，姑且称之为“综合说”。赵翼在《廿二史劄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条中指出：“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迁用其体以叙述帝王。”(11)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吕思勉谓：“案本纪、世家、世表之源，盖出于古之《帝系》、《世本》。”(12)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刘咸炘谓：“《世本》一书，后人误视为谱系，洪饴孙钩稽辑订，谓其已备纪传之体曰……按洪氏表章《世本》是也，而以《世本》为纪传，则言之过当矣。《居》《作》二篇为志之源，说诚不谬，然但记居、作，与《贡》《范》《官礼》广狭不侔矣。《世本》诚是《周谱》，而《周谱》不止《世本》，若夫纪、传、世家之名则《正义》《索隐》孤文难据，即使有之，而但记世系，无记事之文，安得与纪经传纬之义相比附乎？”(13)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2-373页。刘氏指出，《世本》的史体意义固然值得重视，但《世本》只对表、志有意义，至于纪、传、世家，则与《世本》没有什么联系，因为后者只载录世系，没有记事文字。应该说，这个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在刘咸炘看来：“《春秋》者，年历之长成，与《尚书》为对立，左丘明取别记之材，入年历之中，以成经纬，其内容扩充，而于年历径直之体亦稍变动。司马迁更进而加扩充变动之，以年历本体为本纪。”(14)《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篇》，第369页。这似乎是说本纪依仿《春秋》。不过，刘咸炘还说：“司马氏因编年之经传，而推广《尚书》分篇之法，分为纪、表、书、传，使大小无所不该，虽以人题篇，不过如《梁惠王》、《公孙丑》之标目，实以事义统人。”(15)刘咸炘《治史绪论》，成都尚友书塾1937年铅印本。据此，《史记》“本纪”的形成主要缘于对《春秋》《尚书》《左传》等文献的借鉴。

其三，认为五体完全是司马迁创制的，此可称之为“独创”说。东汉学者班彪曾说：“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16)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25页。依据汉人对述作观念的特定理解，此处所谓“作”，可领会为“创制”。胡应麟谓“史之体制迁实创之”，“纪传之史创于司马氏而成于班氏也”(1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135页。。杨翼骧也主张“司马迁创立了纪传体的体例”(18)杨翼骧《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张大可分析说：“前人探讨《史记》五体，重在溯源，而疏于从笔法义例上研究司马迁的创造，应予纠正。溯源者认为，五体古已有之，司马迁只不过把它汇总在一起以构成一书而已。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邵晋涵《南江文钞·史记提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六《和州志列传总论》等认为《史记》五体，取式《吕览》；洪饴孙《钩稽辑订》、秦嘉漠《世本辑补》则认为《史记》五体，取法《世本》。近人罗根泽、程金造考源五体，认为司马迁所见石室金匮之书，有本纪、世家、年表、列传之体，为司马迁所依仿。诸家考源，有资于理解司马迁如何博采众籍，熔铸化一的创造精神，但过于指实，则与实际大相径庭。……司马迁的创造不宗一书，不祖一体，而是参酌各种典籍体例的长短，匠心独具汇入一编，创出新体例。”(19)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135页。张先生对“因袭说”进行较为全面的批判，其分析基本上抓住了“因袭说”的不足。

据上所述，就《史记》“本纪”生成而言，“因袭说”大抵只就名称立论，虽然有它合理的地方，但其实是非常表象的。《史记》“本纪”的提法或许与《禹本纪》《吕氏春秋》十二纪有联系，但是，只要对这些文献作进一步考察，便可发现它们与《史记》本纪根本不是一回事。刘咸炘已经指出《世本》与《史记》本纪的不同，这在上面已经分析过了。《吕氏春秋》十二纪自不必说，至于《禹本纪》，此书北魏时尚存，郦道元曾使用此书的资料用以注解《水经》，而据《水经注》，《禹本纪》主要属于一部地理文献。(20)许亮《〈禹本纪〉考索》，《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事实上，司马迁在《大宛列传》中也引述该书，并且对其作过评价，司马迁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21)司马迁《史记》，第3179页。从引文来看，《禹本纪》呈现地理文献的特征，而对于其中的记载，司马迁明确表示怀疑，因此，说司马迁仿《禹本纪》而制作“本纪”，恐怕难以让人接受。比起“因袭说”，“综合说”主要从体例及史料渊源来考察“本纪”的渊源，在论证方式上无疑更具合理性。但是，《史记》“本纪”尽管对早期文献有所借鉴，但作为一种史体，它仍出于司马迁的创制。下面试作申论。

二 “纪”之含义及文体意义

司马迁使用“本纪”这个术语，并没有特意解释其含义。就目前资料来看，班彪大约是最早思考这个问题的。他说：“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22)范晔《后汉书》，第1327页。班彪认为“本纪”叙述的对象是帝王，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具备帝王身份的人才能设“本纪”。此后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23)司马迁《史记》，第23页。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也说：“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2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284页。刘知几《六家》篇说：“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昔《春秋》。”(25)刘知几《史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他们有关“本纪”的认识大抵沿袭班彪的看法。

将“本纪”叙述的对象定位为帝王，这显然是从叙述对象的身份之角度来解释“本纪”，这个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本纪”的内涵。不过，这并不是对于“本纪”的唯一看法。其实，即使从对象身份的角度鉴定“本纪”，也还存在其它的认识。比如朱希祖说：“案本纪者，述其宗祖曰本，奉其正朔曰纪。”(26)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第73页。与通常做法不同，朱先生将“本纪”当作两个词来看待，而据他的理解，“本纪”叙述的对象不限于帝王，同时还可以包括先祖先王。宋人林駉说：“尝考迁史之纪传世家矣。子长以事之系于天下则谓之纪。”(27)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史学》，明刻本。这里明确提出“以事之系于天下则谓之纪”，此看法虽然还是基于叙述之对象，但是不同于从历史人物身份出发，而主要是衡量历史人物所发挥的功能，这就使一些并不具备天子身份却又主导当下时势的历史人物能够进入本纪。此后张照在《殿本史记考证》中说：“马迁之意，并非以本纪非天子不可用也。特以天下之权之所在，则其人系天下之本，即谓之本纪。”(28)转引自：张大可、赵生群等《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蒋伯潜论道：“按纪传之史，创自《史记》，细按其例，盖以‘本纪’为全书之纲，所以示当时政治中心所在，初不限于志帝王也。如战国时，秦未统一，未尝为天子，而其时之政治中心已在秦，故立《秦本纪》；秦、汉之际，楚未尝统一，项王未尝为天子，而实际上则为当时之政治中心，故立《项羽本纪》。”(29)蒋伯潜《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他们均是着眼于天下之势、天下之权、政治中心这些内容，而并非仅限于身份来鉴定“本纪”的特性。

还有学者选择叙事的角度来定义“本纪”，比如《汉书·高帝纪》颜注：“纪，理也，统理众事而系之于年月者也。”(30)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页。《后汉书·班彪列传》章怀太子注引《前书音义》云：“《春秋》考纪谓帝纪也。言考核时事，具四时以立言，如《春秋》之经。”(31)范晔《后汉书》，第1335页。《史记》司马贞《索隐》云：“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又纪，理也，丝缕有纪。而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张守节《正义》云：“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32)司马迁《史记》，第1页。这些说法强调“本纪”效仿《春秋》，突出其编年叙事的特质。

具体到《史记》“本纪”，据张大可的分析，“‘本纪’之义有五：1、‘本纪’为法则、纲要之意，它‘纲纪庶品’，故为最尊贵之名称；2、‘本纪’为记载天子国君之言事所专用；3、‘本纪’是‘网罗万事’的，即国家大事无所不载，不得视为人物传记；4、‘本纪’编年，记正朔，象征天命攸归。从编纂学角度立论，编年记事是我国史法的优秀传统，使叙列的历史事件，兴衰发展的线索分明，它创自《春秋》；5、‘本纪’效《春秋》十二公，故为十二篇。”(33)张大可《史记体制义例简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应该说，上述归纳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对于“本纪”的字义及其叙事，仍有若干地方需要做出说明。比如“本纪”为何具有法则的意义，其叙事何以具有“网罗万事”的特征，并呈现编年的性质，它们与“本纪”的字义有何关联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澄清的。

关于“纪”字，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五“众之纪也”条说：

纪，犹纲也、统也。《说文》：“统，纪也。”《乐记》：“中和之纪。”郑注曰：“纪，总要之名也。”《墨子·尚同篇》：“古者圣王为五刑，请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罔罟之有纲，所以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是“纪”与“纲”义相近。礼所以连收天下之民，若丝缕之有统纪，礼散则众乱，犹纪散而丝乱也。”(34)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54页。

王氏将“纪”义与“纲”、“统”联系起来，认为“纪”有统领的意义。按许慎《说文解字》“糸部”云：“纪，别丝也。”段玉裁解释说：

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统与纪义互相足也，故许不析言之。《礼器》曰：“众之纪也，纪散而众乱。”注曰：“纪者，丝缕之数有纪也。”此纪之本义也。引申之，为凡经理之称。《诗》“纲纪四方”，《笺》云“以罔罟喻为政，张之为纲，理之为纪。”《洪范》九畴：四、五纪，斗牵牛、为星纪。《史记》每帝为本纪，谓本其事而分别纪之也。《诗》“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毛传》曰：“其神足以纲纪一方。”《笺》云：“南国之大川，纪理众水，使不壅滞。”(3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645页。

段《注》也是将“纪”义与“统”联系起来，并认为“纪”之本义指丝缕的头绪，这与王引之的看法接近。不过，段《注》还分析“纪”的引申义，并且提到“本纪”。整体上，王引之、段玉裁的说法还难以还原“纪”之本义与“本纪”的内在关联。《辞源》胪列“纪”字的这些义项：1.丝缕的头绪；2.治理，综理；3.法度准则；4.纪律；5.岁、日、月、星辰、历数，皆称纪；6.古代纪年的单位；7.记载，通“记”；8.旧史体裁之一，记一代帝王事迹，为全史之纲；9.仆人；10.基址；11.古国名。(36)《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99页。《辞源》仍将“丝缕的头绪”视为“纪”之本义，不过，这些义项中第3、5、6、7、8诸义比起王、段之说更为清晰地勾勒这些义项演进的轨迹。然而，《辞源》解释“本纪”说：“史书记帝王事迹的各篇。本纪与列传对举，传以纪为本，故纪称本纪；纪所不能详者，于传中列叙，故称列传。”(37)《辞源》(修订本)，第1502页。就上述“纪”字的义项来看，此处对“本纪”的释义，只与第3、8条的联系比较明显；至于第5、6、7条义项，《辞源》似乎并没有将其纳入“本纪”的释义过程。

在此问题上，我们应特别注意黄金贵的相关研究。“纪”字“从糸己声”，据郭沫若、于省吾的看法，“己”当指绳索，黄氏分析说：“若从人类文化史看，解为结绳记事之绳索，或更恰当。结绳记事，此是文字发明和使用以前中外各民族普遍采用的记事方法，‘己’即为结绳记事之绳。而当‘己’借为十干(天干)，遂又加糸旁成‘纪’字。……故‘己’、‘纪’，古今字，其义即是记事之绳索，引申为综理诸事的纲纪。……作动词，也代表将言事纵贯与综理的载录。又以‘言’表示言事，别出‘记’字，所指范围更广。故‘纪’、‘记’虽为二字，本实同源，皆为远古结绳记事在文明时代的发展。由此，‘记’的本义无疑是记录、记载，并且是此义的总称。”(38)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506页。由此可知，“纪”字本义指绳索，为记事之绳索。“纪”字引申义的发展约有数端：其一，“己”、“纪”为古今字，当“己”借为十干(天干)，“纪”便用于指岁、日、月、星辰、历数或纪年的单位，“本纪”编年叙事可由此得到解释；其二，由记事之绳索而治理、综理、法度准则、纲纪，在此意义上，“本纪”叙事为全史之纲也得到较好的解释；其三，“纪”、“记”同源，故“纪”有记载的意思。黄先生还说：

“纪”当是“己”的后起字，“纪”字之“己”可作结绳记事的绳索，加“糸”无非重其义。其作用是理别诸事，故引申为综理诸事的纲纪。……“纪”与“记”实出一源，最早不过是名、动之别(参第93条)。既然“纪”的初文之“己”，可视为结绳记事的绳索，则记载义当是“纪”的引申义。结绳记事之绳是一根纵线，所记事物有先有后；其记事是平日累记、届时综理。因此“纪”的记载义，当侧重于纵贯性与综理性。凡是符合并需要突出记载中这两方面的特点，就用“纪”；不者，用“记”。……如凡是纵序年数的单位，从来称“纪”，不称“记”。古有十二年为一纪，一世为一纪，一千五百年为一纪。“纪年”、“纪元”皆用“纪”。帝王被作为历史的主宰，故记帝王的事迹者必称“纪”，《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此于“纪”的纵记特点言之甚明。(39)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第241页。

由此可知，“纪”字之本义当指“结绳记事的绳索”，而“结绳记事”的行为不仅表明对事件的载录，同时还意味着将相关事件聚合在一起，使之条理化。这样，“纪”字便蕴含有序化的意义，而时间又最能体现有序化之特质。因此，作为一种文体，“纪”首先当指条理化、综理性的叙事模式，而随着时间观念的明晰及介入，这种综理性的叙事便进而发展为编年叙事。这样，早期文献如《禹本纪》《吕氏春秋》十二纪，它们以“纪”名篇，主要是基于条理化、综理性的考虑，也就是将相关事件按一定顺序编列起来，这里面固然有时间的因素，但还远谈不上编年。至于用“纪”来编年叙事，这应该出于司马迁的创制，可以说《史记》之“本纪”开启用“纪”来编年叙事的先河。当然，在《史记》十二本纪中，在编年叙事之同时，还夹杂早期“纪”体的特征。因此，十二本纪并非严格的编年体，有些本纪只叙事，而并不编年。也就是说，编年叙事只是“本纪”叙事的一种形式，尽管这种形式是十分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甚至还不是原初的叙事形式。

三 《史记》“本纪”的多元叙事及传记特征

我们分析《史记》“本纪”的文体特征，合理的做法是从《史记》“本纪”的实际文本出发，就《史记》十二本纪而言，它们在文体形态上主要呈现下述特征。

其一，从编纂的角度来看，十二本纪呈现为以王朝和以帝王为单位这样两种形式，亦即王朝本纪与帝王本纪的混合，具体表现为由王朝本纪到帝王本纪演变的趋势。所谓“王朝本纪”，它是以某一王朝为单元，将其设立为“本纪”。在《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大体可归于王朝本纪行列。在这些本纪中，《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属于严格的王朝本纪，至于《五帝本纪》与《秦本纪》则略有不同。《五帝本纪》载录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位传说帝王的事迹，尽管司马迁从血缘方面将这些帝王联系起来，但很难说他们属于同一王朝。《秦本纪》叙述的主要是秦国的历史，而秦国只是侯国，并不是一个王朝。司马迁在《史记》中采取“王朝本纪”的形式，大约是受到《尚书》《国语》的影响。《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个朝代，《国语》包括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这种以朝代或国别为单位的编纂方式启发司马迁设置“王朝本纪”，这应该是可能的。所谓“帝王本纪”，《史记》有《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七篇，它们是专为某一帝王设立的。不过，《秦始皇本纪》表面上是为秦始皇一人设立的本纪，好像属于“帝王本纪”；不过该纪并不纯粹载录秦始皇事迹，同时还载录二世及子婴二代史实，实质上涵盖整个秦王朝，由此角度论之，《秦始皇本纪》似应归入“王朝本纪”系列。由于项羽与吕太后并非帝王，司马迁将他们立为本纪，这种做法引起刘知几等人的批评。不过，将“本纪”叙述的对象定位为帝王，尽管这一看法确实有很大的合理性，但也并没有包揽“本纪”的全部内涵。就《史记》而言，王朝本纪是以王朝为单元的，尽管在叙述某一王朝历史时是以本朝帝王为叙事线索的，但还是与帝王本纪有所区别。其次，就《史记》“帝王本纪”而言，“本纪”叙述的对象除了帝王之外，还有一些尽管不是帝王但其地位相当于帝王的历史人物。因此，从叙事对象来看，《史记》“本纪”其实呈现多元化态势，那种“天子即本纪”的看法用之分析后世本纪大体是可行的，而用来解释《史记》则难免扞格。这其中的原因，既与《史记》通史体例有关，同时也与司马迁本人述史宗旨相关。当然，从发展趋势来看，《史记》“本纪”向帝王本纪演变的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

其二，从编年的角度来看，《史记》“本纪”呈现编年与编世并存现象。刘知几指责司马迁混淆“本纪”与“世家”，将“世家”掺入“本纪”书写之中，并建议将《周本纪》《秦本纪》文王、庄襄王以上另外分作《周世家》《秦世家》，详见后文。刘知几注意到《史记》之“本纪”中存在“世家”的体例，这一发现引起后人的注意，只不过作了与刘氏不一样的解释。牛运震从《史记》编次条理出发，论证司马迁设立《秦本纪》的必要性，“盖秦伯王之业，章于缪孝，成于昭襄，此始皇因之所以并吞混一而称帝号也，故太史公于《秦本纪》末详载秦取蜀及南阳郡，又北定太原、上党,又初置三川、太原等郡，而于《始皇本纪》开端复作提挈云：‘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此正与《秦纪》末联合照应，针线相接，以为始皇并一天下之原本也。如欲降《秦本纪》为世家，则史家无世家在前、本纪在后之理，势必次《始皇本纪》于《周本纪》之后，而列《秦世家》十二诸侯之中，将始皇开疆辟土席卷囊括之业，政不知从何处托基，其毋乃前后失序而本末不属乎！如拘诸侯不得为本纪之例，则始皇称帝后已尊庄襄王为太上皇，而惠文以来帝者之形已成，若泛泛列之诸侯世家中，亦恐非其伦等也。至《史通》以姬嬴并论，乃谓后稷以下西伯以上亦应降为世家，尤事理之必不可通者，周不可降，何独降秦耶！”(40)牛运震《史记评注》卷一《秦本纪》，空山堂乾隆辛亥刻本。朱希祖强调“本纪”的真实含义是“述其宗祖曰本，奉其正朔曰纪”，因此，“周自后稷至于西伯，秦自伯翳至于庄襄，爵虽诸侯，而实为天子之宗祖，必欲置之世家，是欲臣其宗祖昧其本原也。自周赧王亡至秦始皇称帝，中间无统者三十四年，而灭周者秦，故列秦为本纪。”(41)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第73页。刘咸炘主要从叙事角度分析说：“庄襄虽未统一，而周故已灭，始皇统一又在后，编年不可有空，若如刘、梁之说，则周灭之后、始皇并六国以前，将何所寄？如刘、梁之说，将截自庄襄之灭周为始耶？讲截至始皇之灭齐为始耶？无论何从，皆无首，不便叙事。史公殆亦因此难，不得已而并庄襄以前通叙之耳。章实斋《匡缪篇》谓十二本纪隐法《春秋》十二公，故《秦纪》分割庄襄以前别为一卷，而末终汉武之世，为作《今上本纪》，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二之数。乃拘迹之谬。此说亦凿，非史公本意。”(42)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篇》，第35页。他们围绕本纪体例、编次、王业兴起、叙事等方面着重分析《史记》本纪叙述先祖事迹的必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史记》本纪之“世家”笔法存在之原因。不过，这一笔法之存在还有更深层次之因素。陈仁锡说：“太史公作本纪有二体：五帝三王纪，编世也；秦汉纪，编年也。”(43)陈仁锡《陈仁锡评史记》，明刻本。陈氏认为《史记》本纪在体例上呈现两种次生文体：编世与编年。这实际上是承认《史记》本纪这一体例的合法性，只可惜他没有细说个中之缘由。吕思勉探究了此体例存在之深层原因，指出《史记》“本纪”之所以存在“世家”内容，主要由于司马迁是遵循《帝系》的体例，“《史记》于周自西伯、秦自庄襄以上，亦称本纪，盖沿古之《帝系》。《帝系》所以记王者先世，未必于其未王时别之于世家也”(44)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第224页。。其实，我们还应该考虑到编年体产生这个问题。王树民认为《史记·鲁世家》纪年应出自《鲁春秋》，后者记事“至少从考公时就开始了”(45)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6-18页。。章太炎指出：“今观《十二诸侯年表》，始自共和，知前此但有《尚书》，更无纪年之牒。《墨子》历述《春秋》，亦以宣王为始，是知始作《春秋》者，宣王之史官。”(46)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观此二说，可知编年体的出现比较晚起。那么，在此之前，也只有依赖世系沿承以及编世来呈现时间叙事。由于早期史体经历由系世到编年的演进，这也就是在《史记》本纪中为何会出现本纪与世家混合之根本原因。秦汉以降，君主即位年限、特别是年号的使用，促使本纪编年叙事更为便捷，本纪书写也通常呈现编年之形式。不过，即使在秦汉时期，也存在如项羽、吕后等不编年的特殊情况；同时也存在编世现象，比如《秦始皇本纪》，其实是秦始皇、二世及子婴三代合编，可视为编世的变例。需要补充的是，对于本纪中的编世现象，刘知几也不是全然没有觉察，比如他说：“或曰：迁纪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独尤于〈项纪〉哉？对曰：不然。夫五帝之与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孙递及，虽无年可著，纪亦何伤！”(47)刘知几《史通》，第12页。刘知几指出五帝、夏、殷是正朔相承，子孙递及，这无疑表明他是认识到编世现象的。并且，刘知几还认为五帝、夏、殷虽然无法使用编年，但并不妨碍将它们立为本纪。这表明刘知几不仅事实上认可本纪可以采用编世而不是编年的形式，而且由于编世在很大程度上又呈现为世家形态，从而也就默认本纪中混用世家的事实。

其三，从文体的角度看，《史记》“本纪”的书写还融合传体笔法，大都呈现“帝王传记”的特征。这种笔法其实沿承先秦史官言事相兼的传统，亦即记言文献与记事文献的融合。具体到《史记》，又主要有两种模式，或者说呈现两种特点。一是如《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以及《项羽本纪》(包括部分《周本纪》)，它们没有或无法有确切的编年，这样只能叙述各帝(王)的事迹，这些事迹主要表现为言行的载录。从文体的角度来看，这些本纪的书写很接近《尚书》《国语》。二是有比较明确的编年，《史记》中“帝王本纪”主要属于这种情形。章学诚曾经说过：“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48)章学诚《文史通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典谟是《尚书》中的文体，它们主要是记言、记事文献。《史记》“帝王本纪”虽然效法《春秋》编年体形式，可是同时又将典谟之类文献写入其中。然而，与《汉书》“本纪”单纯载录帝王诏令不同，《史记》“帝王本纪”这种叙事不仅仅在于单纯载录事件与诏令，同时也注重事件因果关系的揭示，因而在叙事方面其实远离了《春秋》《尚书》而近于《左传》。因此，就《史记》本纪的整体叙事而言，它与《春秋》是非常不一样的，它更多地与《国语》《左传》相似。也就是说，在没有办法获知确切编年的情况下，只有依据世系编排史事，于是采取《国语》的叙事方式；倘若有确切的编年，就采取《左传》的叙事方式。这就是说，《史记》本纪在叙事上呈现传记特征。需要说明的是，《史记·孝景本纪》的叙事模式与《春秋》非常相似，通篇记事，没有记言，这在《史记》“本纪”中是例外。整体观之，司马迁放弃《春秋》的叙事模式，这除了早期史料无法编年这样的客观原因之外，更主要的在于《春秋》的叙事不符合司马迁以人为中心的撰史宗旨，而在这方面，《国语》《左传》却能够比较好地满足其愿望。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揭示写作十二本纪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论述考订帝王的事迹，分析他们兴起的原因，追根究源探究始终，考察兴盛观察失败。(49)司马迁《史记》，第1188页。这种叙事愿望只有借助《国语》《左传》这样的史体才能实现，因此，《史记》本纪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已经是叙事完备的传记。

由此言之，《史记》十二本纪在书写方面虽然具有效仿《春秋》的一面，重视编年，注重载录大事；但是，在效仿《春秋》之外，更多的还是承继《尚书》《国语》《左传》的叙事模式，从而呈现鲜明的“传记”特色。刘咸炘说：“马迁纪传实广《春秋》经传而参以《尚书》之意，非破编年也。谓便于记事是也，世变日亟，事多不可不纪，惟守《尚书》《春秋》简略之体，则不能曲备，故不得不变，此正其功，不得为咎。古史疏，后史密，故古史简，后史繁，此后胜于前，非劣于前也。”(50)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篇》，第430页。《史记》之五帝、夏、殷、周等本纪，有很多地方不仅运用《尚书》《国语》等史料，其体例也是继承《尚书》《国语》的体例，因而表现为传体，这也是客观情势所需要的。因此，《史记》等本纪中存在传体，也就可以理解了。至于刘知几对本纪“传体”的批评，虽然是基于他自身的理念，但也诚如吕思勉所言：“纪以编年，传以列事，纪举大纲，传详委曲，《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此例实成于后世，初起时并不其然。刘氏谓后之作史者当如此可也，以此议古人则误矣。”(51)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第226页。

四 《汉书》“本纪”叙事的新变

上面对于“本纪”文体的生成及《史记》“本纪”的叙事进行了描述，然而，就传统正史“本纪”的书写而言，自《汉书》以来，其“本纪”叙事较《史记》发生很大的转化。对于这种变化，唐代史家刘知几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他在《史通》一书中对“本纪”体例发表不少的论述，其中最需引起注意的是《本纪》与《列传》两篇，他说：

(1)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

(2)又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

(3)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52)刘知几《史通》，第10-12页。

可以说，刘知几对前人有关“本纪”的看法作了综合性的阐释。第(1)条是说，本纪在体例上就像《春秋经》，注重时间的编排，通过系联日月的方式来建构年岁四时。刘知几不仅突出本纪在纪传体史书中的核心地位，同时还强调本纪叙事中时间因素及其与君主之关系。本纪中的时间观念具体呈现为君主纪年，君主成为时间的一种象征，本纪的时间叙事就是通过君主纪年来表现的。第(2)条是说，本纪采取编年的形式，只叙述天子一个人的事情。有关天子之事又只择取重大事件载录，并就将它编排在相应的年月之下；而有关这一重大事件的详细过程，则放在列传中加以记叙。这就是说，本纪必须遵循《春秋经》的叙事模式，只注重事件结果的载录，而不关心事件的过程性。第(3)条可以说是对前两条的发展与总结。重申本纪编年的特征，具体说明本纪编年是通过天子在位年岁来实现的，这种编年方式就如同《春秋经》；至于列传，则主要载录大臣的言行事迹，这就好比《左传》。整体观之，刘知几援引经学传统中“传以解经”模式而提出“传以释纪”的主张，“本纪”叙述对象是天子，遵循《春秋》经的叙事模式，并呈现编年的特征。

进而，刘知几对以往史著特别是《史记》之“本纪”的书写提出批评。

首先，他指责《史记》本纪夹杂世家的做法。《本纪》篇说：“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按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王，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53)刘知几《史通》，第9页。司马迁既然将天子写作本纪，诸侯列入世家，那么就应该遵守这一规则。可是，周代自后稷到文王，秦朝自伯翳到庄襄王，他们的爵位只是诸侯，然而《史记》却把它们隶属于本纪。这种将天子与诸侯同写于本纪的做法显然是自乱其例。在刘知几看来，“若以西伯、庄王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54)刘知几《史通》，第9-10页。认为将文王、庄襄王以上另外分作《周世家》《秦世家》，不但能够有效避免本纪中天子与诸侯混杂的局面，同时也能够使周武王接续商纣王、秦始皇承接周赧王，保证帝王传承明晰可辨。

其次，批评本纪中不编年的现象。《本纪》篇说：“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曹武虽曰人臣，实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国不建元。陈《志》权假汉年，编作《魏纪》，亦犹《两汉书》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后来作者，宜准于斯。而陆机《晋书》，列纪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55)刘知几《史通》，第10页。刘知几强调“本纪”一个重要的体例是编年，因此，史官在撰写“本纪”时必须注重时间因素。在通常情况下，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某一君主即位年限本身就构成特定的纪年。不过，也存在一些特例。比如陈寿在《三国志》中设立《武帝纪》，曹操在当时政治活动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其实际地位同君王一样，在这个意义上，陈寿将曹操写进本纪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曹操毕竟没有登上帝位，没有年号，这就无法从曹操这个角度来呈现时间叙事。陈寿于是暂且借用汉献帝年号来编成《武帝纪》。刘知几非常赞同这个做法，要求后来的史官效仿陈寿。同时，刘知几提到陆机的《晋书》，该书列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祖为本纪，直接叙述他们的事迹，而不编年。刘知几指责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既然不存在编年，自然也谈不上是“本纪”了。

再次，批评纪名传体的现象。刘知几说：“又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齐》二史，于诸帝篇，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洪纤备录。全为传体，有异纪文。”(56)刘知几《史通》，第10页。《春秋》叙事通常只注重载录结果，而对于事件的过程性则并不关心，真正详细载录事件过程性的主要由《左传》来完成。由于刘知几强调“本纪”是效仿《春秋》经的，因此，他认为“本纪”叙事应该在编年体之下，也只载录天子的相关大事，至于事件的详细过程则放入列传中叙述。由于刘知几对于“本纪”叙事秉持这样的观念，因此，他对一些本纪中夹杂传体的史著提出批评。魏澹《后汉书》、李百药《北齐书》在本纪中要么夹杂记载大臣的言行，要么兼叙其它事情；刘知几指出，这完全是传体的写法，与本纪的体例是不合的。他又举例说：“如项羽者，事起秦余，身终汉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黄帝之蚩尤。譬诸闰位，容可列纪；方之骈拇，难以成编。且夏、殷之纪，不引他事。夷、齐谏周，实当纣日，而析为列传，不入殷篇。〈项纪〉则上下同载，君臣交杂，纪名传体，所以成媸。”(57)刘知几《史通》，第12页。刘知几不但认为项羽没有资格进入本纪，同时对《项羽本纪》的体例提出批评，认为该篇君臣交杂，上下同样记载，名义上是本纪，其实就是一篇传记。刘知几分析说，本纪与列传在体例上是很不一样的，“夫纪传之不同，犹诗赋之有别；而后来继作，亦多所未详。按范晔《汉书》纪，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考数家之所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58)刘知几《史通》，第12页。范晔在《后汉书》中设立《皇后纪》，由于皇后无年号可编，因此在体例上就呈现为传体。相反，陈寿《三国志》载录的吴、蜀君主，在体例上明显属于本纪，却又偏偏称作传。刘知几批评他们并没有真正弄明白纪传体。

最后，对司马迁设立《项羽本纪》的批评。刘知几对《项羽本纪》的批评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体例方面的，也有项羽适不适合写进本纪方面的。就后一方面而言，刘知几主张只有天子才有资格进入本纪，这是刘知几对本纪的一种规定。项羽既然并不是天子，自然就不应该设立本纪：“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吴、楚僭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足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缪。”(59)刘知几《史通》，第10页。刘氏指出，项羽逾越本分而冒用名号，并没有成为君主，只是齐无知、卫州吁一类人物。即使项羽窃取帝王名号，也要把他降到群盗的地位；何况他只是西楚霸王，充其量只是诸侯，而诸侯是不能立本纪的。刘知几之所以指责项羽，与其正统观念有密切之关系，他多次使用“僭”、“窃”、“盗”等字。又如：“如项羽者，事起秦余，身终汉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黄帝之蚩尤。譬诸闰位，容可列纪；方之骈拇，难以成编。”(60)刘知几《史通》，第12页。所谓“闰位”，即指非正统而言。又说：“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马迁撰《史记》，项羽僭盗而纪之曰王，此则真伪莫分，为后来所惑者也。”(61)刘知几《史通》，第31页。此处仍是指责项羽僭越。因此，在刘知几心目中，项羽充其量不过是诸侯，既然是诸侯，按照天子即本纪的原则，自然就配不上使用本纪。

综上，不难发现，刘知几对“本纪”体例的看法，主要是就《汉书》“本纪”立论的，其中不乏洞见，但不足之处也不容掩盖。首先，《汉书》“本纪”的书写基本上采用编年体，在此意义上，刘知几“纪者，编年也”的论断是可以成立的。其次，就《汉书》观之，刘知几“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的论述也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刘知几说“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这就要一分为二来看了。《汉书》“本纪”在编年的框架下载录帝王的大事，并且通常只载录事件的结果，这些方面确实神似《春秋》叙事。在这个意义上，说“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有其合理性。不过，《汉书》“本纪”还载录帝王诏令，而《春秋》是不载录人物言论的，就此论之，《汉书》“本纪”与《春秋》叙事并不吻合。刘知几本人曾经就先秦史官传史方式明确提出“言事分立”与“言事相兼”的主张，指出《尚书》《春秋》是“言事分立”的产物，而《左传》是“言事相兼”的产物。《汉书》“本纪”载录帝王诏令，可以说具有“言事相兼”的特征，然而《汉书》“本纪”的叙事与《左传》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它明显缺乏《左传》过程性叙事特质。这是因为，《左传》采取“言事相兼”之编纂方式，其中记言文献具有解释记事文献的功能；而《汉书》“本纪”尽管也吸收诏令这样的记言文献，但它通常并不用来解释“本纪”中的记事文献。这样，《左传》之记言与记事之间存在解释与被解释之关系，从而比较清晰地揭示事件发生的过程性及其原因；可是《汉书》“本纪”中的记事与记言之间是一种平列关系，它们叙述的通常不是同一件事，这就表明《汉书》“本纪”中的记事其过程性仍然没有得到揭示，而是需要相关之“传”的配合才能知晓。刘知几所谓“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汉书》以来的“本纪”尽管叙述帝王的言行，但这种叙述因过于简略，致使《汉书》以来的“本纪”缺乏传记文学特质。整体来看，刘知几“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的论述虽然有些偏颇，但大抵还是揭示《汉书》以来“本纪”书写的真实面相。

班固之所以改变《史记》“本纪”的叙事模式，是有其原因的。班固撰述《汉书》深受其父班彪的影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首先，自司马迁完成《史记》之后，由于残佚等方面的因素，不断出现续补《史记》的行为，班彪也参与续修之事，《后汉书·班彪列传》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62)范晔《后汉书》，第1324页。班彪《后传》成为班固撰述《汉书》的起点。《后汉书·班固传》云：“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63)范晔《后汉书》，第1333页。正是在其父《后传》的基础上，班固开始《汉书》的建构与书写。其次，班固深受班彪史学思想的影响。《后汉书》本传载班彪之言：“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64)范晔《后汉书》，第1325-1327页。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大体沿袭班彪的观点，不过需注意的是，班彪在梳理先秦史著时提到《乘》《梼杌》，可班固却摒弃这一点，而特意叙述孔子作《春秋》之事，这一更改意味着班固“在史官史学谱系中为孔子《春秋》留了位置，观点大异于班彪而略近于司马迁”(65)戴晋新《班固的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然而，与司马迁重点继承《春秋》批判精神不同，班固侧重继承《春秋》的体例。《后汉书·班固传》云：“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66)范晔《后汉书》，第1333-1334页。班彪《后传》“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67)范晔《后汉书》，第1327页。，班固《汉书》“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68)班固《汉书》，第4235页。。显然，班固接受班彪《后传》不立世家的做法。然而，班彪《后传》的“纪”，班固《汉书》则称之为“《春秋》考纪”，颜《注》谓：“春秋考纪，谓帝纪也。而俗之学者不详此文，乃云《汉书》一名春秋考纪，盖失之矣。”(69)班固《汉书》，第4236页。颜师古的说法是可取的。班固用“春秋考纪”来称谓“帝纪”，意在揭示《汉书》帝纪采取《春秋》书写方式这层含义。

具体言之，《史记》十二本纪中涉及西汉的有《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五篇，《汉书》也设置十二本纪：《高纪》《惠纪》《高后纪》《文纪》《景纪》《武纪》《昭纪》《宣纪》《元纪》《成纪》《哀纪》《平纪》，从设置来看，司马迁没有单独为惠帝设立本纪，而是将其置于《吕太后本纪》中加以叙述，班固则将二者剥离。前面已经指出《史记》之本纪主要采取《左传》《国语》的书写方式，比较起来，《汉书》本纪则有回归《春秋》的趋势。先来看《汉书·惠帝纪》，因为《史记》未设，二者难以比较，但它较能体现班固在本纪上的书写特征：

元年冬十二月，赵隐王如意薨。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赐民爵，户一级。春正月，城长安。

二年冬十月，齐悼惠王来朝，献城阳郡以益鲁元公主邑，尊公主为太后。春正月癸酉，有两龙见兰陵家人井中，乙亥夕而不见。陇西地震。夏旱。郃阳侯仲薨。秋七月辛未，相国何薨。

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夏五月，立闽越君摇为东海王。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秋七月，都厩灾。南越王赵佗称臣奉贡。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张氏。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长乐宫鸿台灾。宜阳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丙子，织室灾。

五年冬十月，雷；桃李华，枣实。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夏，大旱。秋八月己丑，相国参薨。九月，长安城成。赐民爵，户一级。

六年冬十月辛丑，齐王肥薨。令民得卖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夏六月，舞阳侯哙薨。起长安西市，修敖仓。

七年冬十月，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太尉灌婴将。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蚀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蚀之，既。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宫。九月辛丑，葬安陵。(70)班固《汉书》，第88-92页。

上面引述《惠帝纪》的主要文字，它与《春秋》的书写可以说是一致的，即注重大事的载录，而缺乏对其过程性的说明。又如《昭帝纪》：

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公卿上寿。赐诸侯王、列侯、宗室金钱各有差。已亥，上耕于钩盾弄田。益封燕王、广陵王及鄂邑长公主各万三千户。夏，为太后起园庙云陵。益州廉头、姑缯、牂柯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击益州，大破之。有司请河内属冀州，河东属并州。秋七月，赦天下，赐民百户牛酒。大雨，渭桥绝。八月，齐孝王孙刘泽谋反，欲杀青州刺史隽不疑，发觉，皆伏诛。迁不疑为京兆尹，赐钱百万。九月丙子，车骑将军日磾薨。闰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冬，无冰。

二年春正月，大将军光、左将军桀皆以前捕斩反虏重合侯马通功封，光为博陆侯，桀为安阳侯。以宗室毋在位者，举茂才刘辟彊、刘长乐皆为光禄大夫，辟彊守长乐卫尉。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秋八月，诏曰：“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令年田租。”冬，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冬十月，凤皇集东海，遣使者祠其处。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蚀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辞讼在后二年前，皆勿听治。夏六月，皇后见高庙。赐长公主、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钱帛各有差。徙三辅富人云陵，赐钱，户十万。秋七月，诏曰：“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诸给中都官者，且减之。”冬，遣大鸿胪田广明击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纵死罪弃市。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为顺成侯。夏阳男子张延年诣北阙，自称卫太子，诬罔，要斩。夏，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六月，封皇后父骠骑将军上官安为桑乐侯。诏曰：“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罢儋耳、真番郡。秋，大鸿胪广明、军正王平击益州，斩首捕虏三万余人，获畜产五万余头。(71)班固《汉书》，第218-223页。

比较起来，《昭帝纪》的记事是同于《春秋》的，稍微有差异的是载录天子的诏书，这是《春秋》所没有的。整体上来看，《昭帝纪》这种书写体现《汉书》本纪的本质特征。从《汉书》本纪引述诏书这一点来看，它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左传》的意味，亦即“言事相兼”。当然，《汉书》自《文帝纪》以下，大都只是载录天子诏书，间或涉及大臣奏言，这又与《左传》普遍载录人物言论又有着不小的差异。整体上看，《汉书》本纪更多地展现《春秋》书法特征。前引刘知几曾说：“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又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72)刘知几《史通》，第10页。这用来描述《汉书·文帝纪》以下(包括《惠帝纪》)的本纪是比较恰当的，当然也应该注意《汉书》帝纪的发展。

整体来看，《汉书》十二本纪只有《高纪》《高后纪》稍有不同，但其间也存在差异。《高纪》大抵沿袭《高祖本纪》，改动不多；《高后纪》与《吕太后本纪》差异较大。其实《高后纪》更多地具有《汉书》本纪的特征。因此，严格来说，除了《高纪》之外，《汉书》其它本纪书写整体有向《春秋》回归的趋势。众所周知，《春秋》的重点在于叙事，是以“事”为中心的。《左传》虽然改变《春秋》单纯叙事的做法，着力于展现事件过程性的描述，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人的活动，揭示历史发展的因果联系，然而从整体上来看，《左传》还没有突破以“事”为中心的藩篱。《尚书》《国语》等先秦史传文献“人”的因素似乎凸显出来，然而它们的意旨还在于言论的载录。司马迁改变先秦时期重在“言”、“事”载录的兴趣，而是突出历史中的人的活动，他在撰写《史记》时将“人”摆在显要的位置，他所设立的本纪、世家、列传无一不是围绕这一点的。这样，《汉书》十二本纪的这种回归，在很大程度上中断了司马迁《史记》“本纪”传记叙事的模式，开启后世正史“本纪”书写的规范，从而由“帝王传记”走向“帝王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