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视阈下的“赋者古诗之流”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班固的《两都赋》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汉大赋在西汉末年衰落之后再一次崛起，《后汉书》著录全文，《文选》全书将之列为首篇，均可见其影响之大。然在后世评价不一，宋人楼钥称其“不独为五经鼓吹，直足以佐大汉之光明，诚千载之杰作”(1)楼钥《攻媿集》卷三十一《清真先生文集序》，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而明人王世贞却又认为“孟坚《两都》，似不如张平子。平子虽有衍词，而多佳境壮语”(2)王世贞《艺苑卮言》二，《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五，明万历刻本。，前者着眼于政治，后者留意于文学。实际上，汉代经典的赋篇，无不是融政治、文学于一炉，精心结撰，得以彪炳史册。就《两都赋》来说，有两点贡献为学界所公认：一是《赋序》直言“赋者古诗之流”，此为后世全盘接受，赋出于《诗》之“六义”在此后几乎成为不刊之论；二是奠定了京都大赋的体制，它的结构、章法不断为后世取则。它的成功，既有文学的因素，也有政治的色彩。《赋序》开篇即言“赋者古诗之流”，具有挑起话头的意义，堪称一篇之总纲；而全篇又大致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场景，一写西都长安，一写东都洛阳，形成独特的篇章结构。总纲与结构，这两者有无关系？研究认为，对两者内涵及关系的深入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两汉之际赋学批评的历史语境，进一步认识《两都赋》在赋体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

一 赤代苍：木生火与“赋者古诗之流”

《两都赋序》首段曰：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3)萧统编《文选》，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古人多将“古诗之流”理解为赋从《诗》出，赋是《诗经》的流裔。李善注：“《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4)萧统编《文选》，第1页。《诗》之“六义”指赋、比、兴、风、雅、颂，《周礼》太师教“六诗”亦言之，因此认为赋体文学出于《诗》，当然这也不是李善个人的见解。西晋皇甫谧《三都赋序》指出：“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古诗之流也。”(5)萧统编《文选》，第2038页。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则认为赋是“六义附庸，蔚成大国”(6)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页。。结合《赋序》来说，从“古诗之流”到“雅颂之亚”，作者确实是要揭示赋体与《诗》的亲密关系。然而，笔者认为，“古诗之流”不仅强调赋从《诗》出，实则还包括了追求赋与《诗》平等的趋向，从中透露出以后承先的内涵。其说有二。

首先，作者这里谈的“赋”，实际上是指具有独立品格的“汉赋”，认为汉赋的兴盛标志着“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透露出作者希望将汉赋与前代文化等同视之的态度。

具有参考意义的是，班固《汉书·叙传》论述创作《汉书》的起因时说：“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即使圣明之君也需要文章的宣扬，方能垂名万世，因此作者撰史之目的就是颂扬汉家之德；班固将汉朝的建立视为空前伟大的事件，而司马迁却将之与前代历史杂措在一起，“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未能突出汉朝的地位，于是效仿《虞书》《周书》之名而作《汉书》，并“起元高祖”，单独编撰汉代历史，使汉史具有独立的品格。(7)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35页。质言之，颂汉之作，本身就应该具备独立的品格，与前代载籍并列。由此合观《叙传》与《两都赋序》，这里的“赋”特指“汉赋”：从时间上看，作者以“武宣之世”为典型；从性质上看，以“润色鸿业”为指归，无疑这是指向于武宣盛世的大赋，最终逗引出《两都赋》的创作，契合于明章盛世的历史环境。

再者，《两都赋序》的叙述逻辑明显受到孟子思想的影响，赋与《诗》存在道义上的承续关系，而不只是停留在文体溯源的层面。

《序》称“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这与《孟子》的说法非常相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8)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72页。李善亦引此为证，均聚焦于《诗》的政治意义，“诗亡然后《春秋》作”与“赋者古诗之流”在表达上有一致之处。焦循在《孟子正义》中说：“王者之迹”是指东周以后“王者不省方，诸侯不入觐，庆让不行，而陈诗之典废”，将“王者之迹”直接归为具体的政治行为，天子不出巡与诸侯不入觐象征着周王室权威的衰落，“孔子伤之，不得已而托《春秋》以彰衮钺，所以存王迹于笔削之文，而非进《春秋》于风雅之后”。(9)焦循《孟子正义》，第574页。《春秋》在年代、体裁上与《诗经》截然不同，但都是展示“王迹”的载体，此为《诗经》与《春秋》能够建立前后关系的线索，“汉赋”与《诗经》的关系也应如此，“赋者古诗之流”的前后关系更应是建立在承续礼乐、王道的基础之上。

班固认为汉赋达到了“雅颂之亚”的高度，吕向注曰：“亚，次。……言讽谕之事著于后代，亦为雅、颂之次。”(10)《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页。《说文解字》：“亚，……贾侍中(逵)说以为次弟也。”(1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38页。“次弟”就是顺序，表达一种紧随其后的顺承关系。那么班固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呢？从“古诗之流”、“雅颂之亚”、“与三代同风”来看，实则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因此，在性质上，“汉赋”与“周诗”都是王道的载体，“汉赋”相对“周诗”而言，无疑是继承，但这种继承实则包含“取代”之意，与汉代盛行的“大汉继周”思潮相呼应。

秦朝建立后，“继周”成为了五德终始学说之下的政治命题。五德终始学说由齐人邹衍开创，经历了由旧到新的演变。秦及西汉盛行旧说，以“五行相克”为立论之基，周为火德，秦为水德，水克火，代表秦继周之义，刘邦即位后沿袭水德不改，实则还是继周。至武帝方改汉家为土德，土克水，代表汉继秦之义。但这只是历史序列上的重新整理，而在文化层面，士人在道义上有一种以汉继周的认识。《汉书·吾丘寿王传》载，汾阴出土宝鼎，众人皆以为是“周鼎”，唯独吾丘寿王认为是“汉鼎”：

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业，功德愈盛，天瑞并至，珍祥毕见。……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12)班固《汉书》，第2798页。

吾丘寿王一番说辞，从“今汉自高祖继周”谈起，达到了“上曰‘善’，群臣皆称万岁”的效果。“周”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有近八百年的历史，逐渐被建构成正统、德行的象征，因此不断成为攀附的对象，宣帝时还用“周政”代指“王道”(13)班固《汉书·元帝纪》，第277页。。两汉之际，新五德终始说兴起，以“五行相生”为立论之基，认为周为木德，汉为火德，而秦无德，排除在正统之外，木生火，“大汉继周”正式成为国家意志。《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载：

自上即位，案图谶，推五运，汉为火德。周苍汉赤，水(木)生火，赤代苍，故上都洛阳。(14)班固等撰《东观汉记》，《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7页。

刘秀于建武二年(26)正月壬子“始正火德，色尚赤”(15)范晔《后汉书》，李贤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页。，改汉为火德，“周苍汉赤”是言周为木、汉为火，“木生火，赤代苍，故上都洛阳”，定都洛阳正与新说有关。班固是新五德终始说的坚定拥护者，所撰《典引篇》正文曰：“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陈”，李贤注曰：

正统谓汉承周，为火德。……孔佐谓孔丘制作《春秋》及纬书以佐汉也，即《春秋·演孔图》曰“卯金刀，名为刘，中国东南出荆州，赤帝后，次代周”是也。(16)范晔《后汉书》，第1377-1378页。

所谓“正统”就是“赤代苍”、“汉承周”、“次代周”，继承、取代周王朝。如果说《诗经》是周代礼乐文明的象征，显然班固并不会停留在将“汉赋”作为“周诗”的流裔来看待，会进一步为“汉赋”争取更高的地位即取代“周诗”，如此方能契合“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的理论诉求，与“赤代苍”的思维一致。这一目标的实现，又与文章的结构联系在一起。

二 赋可以观：《两都赋》结构的形成及意义

明代孙鑛指出，“《序》文语极淡，然绝有真味”(17)《评注昭明文选》卷一，扫叶山房本。。《两都赋序》首论汉赋的特殊地位之后，接着说：

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18)萧统编《文选》，第3-4页。

先论歌颂本朝盛德既有历史传统，又符合汉朝惯例，乃人臣之本分；再论创作《两都赋》的直接原因，是应对时人对洛阳正统地位的质疑。结合《序》文起首一段欲以“汉赋”取代“周诗”的企图，说明作者颂扬汉德之心，实则由来已久，而洛阳的被质疑只是一次恰当的契机。

所谓“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19)班固《汉书》，第270页。，京师作为首善之区，天子所居，是王朝形象的集中显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20)《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19页。故而为洛阳正名，就可达到颂扬大汉的目的，颂扬大汉之前提也是为洛阳正名。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士人群体中，不仅洛阳的正统地位遭到质疑，而且赋体文学的品格也被否定：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21)扬雄《法言·吾子》，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页。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22)班固《汉书·扬雄传》，第3575页。

汉赋在经历了武宣之世的兴盛之后，及至西汉后期，扬雄以《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奠定了他在赋史上的崇高地位，由于他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以致又对赋给予了负面的评价，将赋比作“雕虫篆刻”，批评“丽靡之辞”，认为赋家仿佛滑稽、倡优之辈。《汉书》称“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23)班固《汉书·扬雄传》，第3585页。，桓谭《新论·启寤》比扬雄为孔子，而《东都赋》也借西都宾之口赞美东都主人的言辞“义正乎杨(扬)雄”(24)萧统编《文选》，第40页。，可见扬雄其人、其书的影响。

发展到班固的时代，为洛阳与赋体文学正名就联系到了一起。既然“赋”是“古诗之流”，班固在颂德文体的选择上，为何舍“诗”而选“赋”呢？从文体角度言之，“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25)王气中《艺概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页。，赋能“极声貌以穷文”(26)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34页。，在文辞的铺排上确乎有其优势。“赋者古诗之流”的论述，是将“诗”应有的性质转移到赋体，作赋以颂德就显得顺理成章了。“颂德”作为目的，考其方式，在《序》文的宏观论述之外，乃从微观的文学层面，通过设置独特的文章结构，回应“赋者古诗之流”，化生出“赋可以观”来。

《两都赋》根据内容可以读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个部分，它的结构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西都》是暴露长安之侈靡，《东都》是彰显洛阳之伟业，而落脚点是在用东都之盛德，压倒西都之奢靡，改变时人尊长安、贬洛阳的态度。《东都赋》开篇写道：“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27)萧统编《文选》，第28页。东都主人首先申斥西都宾者，即是西都“风俗”造就了西都宾只知夸耀宫室、山河的习性，因此要向他展示东都的“风俗”，改变他们鄙夷洛邑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指“西都宾”为“秦人”，还提及秦国(朝)先代君王，并与“大汉”相对，似与“西都宾”的陈述略有出入，《西都赋》是将长安“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极侈”(28)萧统编《文选》，第7页。的场景彰显出来，但赋中明言“流大汉之恺悌，荡亡秦之毒螫”(29)萧统编《文选》，第14页。，已与秦朝划清界限。实际上，按照作者的设计，西都宾、东都主人，分别是长安和洛阳的代言人，而长安、洛阳又分别代表西汉、东汉两朝的形象。作品借西都宾之口暴露长安的淫侈，正是为了彰显洛阳的盛德，但这就遇到一个矛盾的问题，东汉名义上还是西汉的延续，直斥长安失德，就是否定西汉政权，将令东汉政权处于尴尬的境地。班固既要曝光长安的失德，又要维护汉廷的脸面，只好以“秦人”为托词来批判西都“风俗”之“恶”，进而展现东都“风俗”之“美”，抑“秦”扬“汉”，造成两都场景相对独立的展开，此其结构上的用心。

班固欲以“风俗”定优劣，实为礼乐制度的内在要求。如贾谊就认为：“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宜定制度，兴礼乐。”(30)班固《汉书》，第1030页。此为儒者之通识。根据班固《汉书·礼乐志》记载，整个西汉的礼乐建设都未走上正途：汉初，“以(叔孙)通为奉常，遂定仪法，未尽备而通终”，文帝时贾谊草具其仪，“而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武帝时董仲舒上“更化”之策，“是时，上方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宣帝时王吉奏请“述旧礼，明王制”，“上不纳其言，吉以病去”，成帝时刘向论“养人以礼”，“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此后，“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因以篡位，海内畔之”，直至东汉，“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乃营立明堂、辟雍。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31)班固《汉书·礼乐志》，第1030-1035页。因此《西都赋》的场景不合礼制，而《东都赋》重点展示明帝时期的礼制建设与场景。清代的汪琬评价说：“世称班固《汉书》文赡事详，过于史迁，而《东西都赋》则又叙述山川之险，都邑之雄，宫阙掖庭之丽，而究归于灵台、辟雍、明堂风化之盛，其辞闳深灏衍，虽后有作者研思十年，亦不能稍加焉。”(32)汪琬《尧峰文钞》卷二十九《乔石林赋草序》，四部丛刊景林佶写刻本。“风化”正指向于以礼制化成天下，附着于灵台、辟雍、明堂之上，这正是《东都赋》所夸耀的，东都主人作诗五首，前三首就是《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

《论语·阳货》载孔子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朱熹解“兴、观、群、怨”作“感发志意”“考见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3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页。，而郑玄直言“观”是“观风俗之盛衰”(34)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89页。，“得失”“盛衰”正对应于《两都赋》的结构设置，《西都赋》与《东都赋》场景的不同，是以“礼”为标准观两都之风俗。缘此，“赋者古诗之流”包含了“赋可以观”的意图。在此基础之上，作者用另一种办法实现了为赋体修辞手法正名的目的。

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之后评论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3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37页。王褒作赋被人视为“淫靡”(36)班固《汉书》，第2829页。，扬雄认为“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均指向赋以骋辞为特征的修辞手段。实际上，“观”有“多”的义项，在汉代与赋体文学关系较为亲密。西汉武帝时，“上读《子虚赋》而善之”，于是召见司马相如，相如曰：“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37)司马迁《史记》，第3002页。其言诸侯之事“未足观”，唯有“天子之事”方与天子身份匹配，无疑“天子之事”无论在规模还是事项上，均远胜“诸侯之事”。《说文》“观，谛视也”，指仔细观看，而段玉裁又指出：“《小雅·采绿》《传》曰：‘观，多也。’此亦引伸之义。物多而后可观，故曰‘观，多也’。”(3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408页。“观”能引申出“多”的含义，在《尔雅》中亦能得到印证。《尔雅·释诂》曰：“洋、观、裒、众、那，多也。”《尔雅义疏》云：“观，训示也，示于人，必多于人也。”(39)郝懿行《尔雅义疏》，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392页。因此，先秦两汉时期“观”与“多”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汉赋在修辞上以“多”著称，既因骋辞在语言上呈现出“多”的特点，又通过纵横铺排的语言创造了多姿多彩的名物体系，这也是汉宣帝为王褒辩护提出的“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的渊源所在(40)班固《汉书》，第2829页。。而《汉书·叙传》论司马相如赋说“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託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41)班固《汉书》，第4255页。，与《史记·太史公自序》“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42)司马迁《史记》，第3317页。相比较，显然《汉书》多出了“见识博物，有可观采”一层含义，应该说，是与班固逐渐形成的“赋可以观”的思想有关。质言之，因为赋观风俗的需要，赋的“虚辞滥说”有其存在价值，从文学的视角提高了赋体文学的地位。

三 《两都赋》：议礼与制礼的文学实践

东都主人欲对西部宾“折以今之法度”，相对《西都赋》的夸大地形、宫室、狩猎，“《东都》一切略去，专言建武、永平之治，武功文德，继美重光，所能以法折其眩曜也”(43)《评注昭明文选》卷一，孙琮评语。。体察《东都赋》的内容，“法度”正是儒家礼制，尤以明帝时的礼制书写最为典型，正所谓“以建武为发论，以永平为正文”(44)《评注昭明文选》卷一，何焯评语。是也，与东汉初年的礼制建设过程吻合。许结先生指出，“汉代赋家献赋不仅在制度上出于制礼作乐的需要，在创作思想上同样体现了儒家的礼乐思想”(45)许结《汉赋造作与乐制关系考论》，《文史》2005年第4期。。在班固看来，汉赋是汉代礼乐的象征，以“文章”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此才能与《诗经》对接，最终实现“汉礼”取代“周礼”的目的。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引“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一语来说明制作《汉书》的重要(46)班固《汉书》，第4235页。。此语出自《论语·泰伯》，“文章”本指礼仪制度，但班固已将其转向文字制作，这与他在《两都赋序》中所言的“崇礼官，考文章”具有一致性。刘师培在《文说·耀采篇》中尝言之：“三代之时，一字数用。凡礼乐、法制、威仪、言辞，古籍所载，咸谓之‘文’。是则文也者，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47)刘师培《仪征刘申叔遗书》，广陵书社2014年版，第2071-2072页。这一情况至汉代依然如此。“文章”在早期本身就包含了文字制作、礼仪制度等多重义项，而赋体文学与礼的关系更为亲密。清代袁栋在《诗赋仿六经》中指出，“诗赋等文事略仿六经：……赋体恭俭庄敬似《礼》”(48)袁栋《书隐丛书》，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45页。，指向“赋”与“礼”的内在关联。殷志先生也以为：“人的行为在受到‘礼’的规范，施行于‘礼’的同时，也是在接受和传播着‘礼’的观念和意识，并在此基础上，使所施行的‘礼’的行为内化而成为一种维系各种社会关系的自觉。”(49)殷志《“礼乐制度”：华夏文化核心元素的生成及建构》，《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8期。就汉赋兴起的背景以及汉赋的内容来说，汉大赋确有熔铸礼典的特征，以文学的形式宣扬天子之礼。作为“崇礼官、考文章”的产物，汉赋能够“炳焉与三代同风”，前提条件就是具备了“礼”“文”汇融的特征，也就是说汉赋是“礼-文”的集合体。明确赋的性质之后，另有两点值得讨论。

第一，汉代赋家与汉代礼制的构建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书·礼乐志》载，武帝时，“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50)班固《汉书》，第1045页。。诸如马、扬、班、张之大赋，多在张扬国华，宣扬天子之礼，确乎是礼乐的附庸，也是“礼”与“文”的集合体，因此才有“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评价(51)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35页。。再者，《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载严助深得武帝宠信：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52)班固《汉书》，第2775页。。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指出：

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53)班固《汉书》，第2633-2634页。

这两处提到的人物与《两都赋序》重合者甚多。武帝之所以在即位后大量招揽贤才，实则缘于“内改制度”的需要与“制度多阙”的现实，因此对各类人才“求之如弗及”，最终实现“制度遗文，后世莫及”的光辉成就，这里反复提到的“制度”，自然包括了儒家理想与基于现实的礼乐制度。宣帝积极效仿“武帝故事”，于文治、武功均能继承并发扬光大。

比较发现，武帝“尤亲幸者”中的4人，加上宣帝时代“以文章显”者2人，正好构成《两都赋序》中“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的“专业赋家”——“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表明作为“言语侍从”的赋家群体确为彼时制度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而“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可谓“业余赋家”，他们的“时时间作”表明时代风潮要求“公卿大臣”群体以赋体文学参与制度建设。赋家兼“礼官”之责，赋体有“文章”之用，无论赋家还是赋体文学，均在武宣之世的礼制建设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班固之意图即在继承这一传统，实现以赋宣礼的目的。

第二，创制新礼在汉代日益成为共识。

研究刘汉一朝历史发现，儒家坚持“一代有一代之礼乐”，后代与前代需有不同，方能彰显自己的正统。汉初叔孙通就指出“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54)班固《汉书》，第2126页。，武帝亦言“朕闻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55)班固《汉书》，第173页。，至东汉后期的赵壹也认为“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56)范晔《后汉书》，第2630页。，可见这一思想在两汉时期都是深入人心的。东汉明帝时，曹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帝善之”，曹充之子曹褒在章帝时，“会肃宗欲制定礼乐”，“褒知帝旨，欲有兴作”，乃上疏曰：“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于言语。宜定文制，著成汉礼，丕显祖宗盛德之美。”曹褒明确提出了创制“汉礼”的主张，虽然得到皇帝的支持，但为太常巢堪所阻，理由则是“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57)范晔《后汉书》，第1201-1202页。，而章帝不为所动，下诏明确支持曹褒：

褒省诏，乃叹息谓诸生曰：“昔奚斯颂鲁，考甫咏殷。夫人臣依义显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当仁不让，吾何辞哉！”遂复上疏，具陈礼乐之本，制改之意。(58)范晔《后汉书》，第1203页。

此处曹褒所言，以“显君”“彰主”为己任，与《两都赋序》所谓“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的主旨完全一致。很有意思的是，此时班固也参与到了讨论之中：

拜褒侍中，从驾南巡，既还，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诏召玄武司马班固，问改定礼制之宜。固曰：“京师诸儒，多能说礼，宜广招集，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59)范晔《后汉书》，第1203页。

章帝颇有倚重班氏之意，而班固以“共议得失”为辞，显然不能深惬帝心。章帝认为，诸家意见必然不同，付诸公论，只不过徒增烦扰，未若坚定支持曹褒，使之发挥“一夔足矣”的功效。曹褒在章帝支持之下，“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章帝崩而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二篇冠”，和帝是曹褒新作《汉礼》的首批实践者，但仍然遭到诸大臣的反对，最后“《汉礼》遂不行”。(60)范晔《后汉书》，第1203页。实际上，无论太常巢堪，还是班固以及其他大臣，他们的态度均表明，并非不支持制作“汉礼”，而是“汉礼”不应该由曹褒一人完成。

客观来说，班固在《礼乐志》中认为西汉礼制建设成就不高，并不符合事实。否定前人，突出当代，就文章法则而言，无疑只是一种修辞手段，具体论及东汉时，班固也是颇有微词。他在《汉书·礼乐志》中高度评价明帝的礼制建设后指出，“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61)班固《汉书》，1035页。，“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62)班固《汉书》，第1075页。，东汉礼制建设虽然值得称赞，但并未达到教化人民的目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校制度的缺失。他在《东都赋》中写到：

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登降饪宴之礼既毕，因相与嗟叹玄德，谠言弘说。咸含和而吐气，颂曰：“盛哉乎斯世！”(63)萧统编《文选》，第38页。

此段场景的描写，既可视为之后朝廷制度建设逐渐趋于完备，也可视为作者的一种设想。清代何焯评价《东都赋》说：“此篇全以议论成文，与前篇各见生色。”(64)《评注昭明文选》卷一。《东都赋》以礼制为内容，也可视为班固参与“议礼”的文献。班固称：“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65)班固《汉书》，第1075页。，《两都赋》成为他实践“制礼作乐”的载体。《东都赋》中借西都宾之口说“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李善注“非唯主人好学而富乎辞藻，抑亦遭遇太平之时，礼文可述也”(66)萧统编《文选》，第40页。，可谓一语中的。

班固避开争论不休的“制礼”之举，转以文学笔法呈现“汉礼”，以“写实”代替“制作”。承前所言，汉赋代宣王言、展现汉礼，作为“崇礼官，考文章”的产物，汉赋实能兼括“礼”“文”之义。“文章”本有礼乐制度、辞令论著等多重内涵，但正因为赋在修辞与颂德两方面的优势，使其既有“文”之形式又有“礼”之内涵，赋是“辞”与“礼”融合之后的文本化显现，成为汉代“一代之文章”，正可与“周诗”相颉颃。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礼乐”亟需“新文章”，“礼乐”“文章”本就相通，汉赋取代“周诗”，正是“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的反映，汉赋作为新礼乐的象征，契合于“礼乐代兴”“大汉继周”的礼乐文学发展的话语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