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文学思想与辞赋书写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6)

扬雄是西汉时代最具有文学自觉意识的辞赋作家，他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学理论思想，又具有丰富的文学创作实践，班固用“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概括扬雄一生的价值追求，学术界也充分肯定了他一生的创作成就，尤其是近些年改变了多年以来以复古模拟简单评价扬雄创作的现象，或从题材上的拓展(1)许结《论扬雄与东汉文学思潮》，《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或研究作品体例的创新(2)简宗梧《从扬雄的模拟与开创看赋的发展与影响》，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或在讽谏艺术表现的多样化方面深入开拓(3)王青《扬雄评传》第六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296页。，也有专门讨论扬雄与司马相如之间的继承与发展(4)王以宪《试论扬雄在汉大赋上对司马相如的因革与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等等。虽然学界的研究也谈到扬雄的文学理论思想，有的还很深入地揭示其思想理论与创作的关系，但是扬雄文学理论思想创作实践意义，即他的文学理论命题怎样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出自觉的文学意识，并不多见，因而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意义。

一 强调讽谏，关注现实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5)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08页。，是扬雄对辞赋社会功能的肯定，因而他的辞赋创作，都有明确的讽劝宗旨：“奏《甘泉赋》以风”，“上《河东赋》以劝”，“故聊因《校猎赋》以风”，“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6)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89、1494、1497、1502页。。如果辞赋作品不能发挥讽谏的社会作用，他后来就“辍不复为”，但仍然是他追求文学社会作用的表现，不过是带有抗争的意味：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7)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508-1509页。

扬雄这种“辍不复为”的转向，反映了扬雄文学创作的社会现实人生情怀，文学思想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才会如此强烈地追求文学讽谏作用的价值实现。

我们清理一下扬雄的辞赋创作，就发现多是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关注，针对社会现实人生问题的感发。早年感于屈原人生的《反骚》，后来的《解嘲》《解难》，实际都是反映的汉代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人生问题，由战国时代的游士的自由选择，转变为汉帝国时代的文人士大夫的命运安排的思索。他们“通过屈原这一历史经验的形塑作用”，关注“‘士’之遇或不遇，确是汉代文人‘同意共感’的文化现象”(8)颜崑阳《论汉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灵模式》，(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汉代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49页。。而“扬雄的《解嘲》，对两种不同的政治情况，及由此对知识分子所发生的两种不同的命运，都与东方朔的《答客难》，是同符共契的”(9)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哪怕就是《解难》关于写作艰深的问题讨论，也是针对时人关于《太玄》写作的质疑，同为一代学者的刘歆等皆以为难而无用：“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10)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512页。

尤其是《甘泉赋》《长杨赋》等四篇大赋，更是对汉成帝时期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自觉表明了对社会现实人生问题“风”“劝”的主旨，并体现在他的辞赋书写上。《甘泉赋》讽刺汉成帝甘泉宫祭祀泰一的奢靡以及宠幸赵飞燕以求继嗣的荒谬。我们知道“风”，是由《诗经》传统形成委婉讽喻的言说方式，《毛诗序》表述为“主文而谲谏”，孔颖达解为“不直言君之过失”(11)孔颖达《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1页。。本来甘泉宫是秦时离宫，汉武帝求长生，祭太一，大兴土木，扩建宫室，并非成帝所造。但是扬雄却借以讽汉成帝，而且说“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12)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94页。，表现出最强烈的完全无法隐忍的现实担当。尽管这样，也未直言，而是采用了夸饰的方法：“故遂推而隆之”(13)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94页。。竭力描述仪仗出行的盛壮、威严，“通天台”的“直峣峣以造天”(14)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90页。的高峻，日月星辰仅至屋檐，雷电也不过发生在它的墙藩、岩廊。又以星宿神灵描写甘泉宫殿门庭壮丽神奇：“左欃枪右玄冥兮，前熛阙后应门。”“闶阆阆其廖廓兮，似紫宫之峥嵘。”(15)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92页。宫廷风吹的声音竟然“若夔、牙之调琴”，精雕细刻之鬼斧神工，连历史传说中最神奇的工匠鲁班、工倕、王尔都无法媲美，只能弃而不为。祭祀庄严神圣，“叫帝阍”、“开天庭”、“延群神”，突现甘泉宫“比于帝室紫宫”，“非人力之所能”(16)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94页。，只有“鬼神”可以造就。这种夸饰“非人力之所能党”，正在于讽谏这种超越人力的奢泰，隐含着一种“袭璇室与倾宫”那样夏桀与殷纣亡国的危险，高峻神奇的宫室，潜藏的是如临深渊的危机。而讽刺汉成帝宠幸赵飞燕姐妹求继嗣的荒唐，借用神话题材的描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庐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17)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93页。这些书写采用的就是“风”的方法，所谓：“讽也者，谓君父有阙而难言之，或托兴诗赋以见乎词，或假托他事以陈其意，冀有所悟而迁于善。”(18)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37页。扬雄《自序》则直言“风”背后的真实意图：“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虙妃，以微戒斋肃之事。”(19)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94页。

而《长杨赋》，因为汉成帝“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命令民人“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大规模地捕捉禽兽至射熊馆，以供胡人捕获，以致造成“农民不得收敛”，影响了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完全不符合圣主养民的仁义之道。扬雄采用的方法，则是“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虽赋中的话语十分尖锐激烈：“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虽然亦颇扰于农民三旬有余，其廑至矣，而功不图。恐不识者，外之则以为娱乐之游，内之则不以为乾豆之事，岂为民乎哉！”(20)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502页。这几乎是对这次大夸胡人的田猎的全面否定，但因为虚设人物的对话，即“假托他事以陈其意”，似乎是两个不相干的人物的述说，也就避免劝谏中“直言”的冒失，体现了隐约的谏劝特点。

至于《河东赋》的“劝”，也是发挥辞赋社会作用的方式，即正面鼓动。赋叙写汉成帝汾阴祭祀后土。开头描述了出行仪仗的隆重，而祭祀只“灵祗既乡，五位时叙”，两句轻轻带过，其主要篇幅用在祭后的游历。详细叙述所经地区的历史上圣明君主的事迹，由介山、龙门、历观，而嗟叹晋文公与介子推，赞大禹播九河之勤，喜虞舜之耕。登上西岳眺望，唐尧之崇高，陔下与彭城项羽与高祖刘邦的成败，对照夏桀之败，“濊南巢之坎坷”，姬周创业，“易豳岐之夷平”，最后“以函夏之大汉”的自信相勉，“轶五帝之遐迹兮，蹑三皇之高踪”，“谁谓路远而不能从？”(21)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95-1496页。期待中寄寓了无限的厚望。这其实是对历史上评价为“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22)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35页。的汉成帝的一种正面进谏。借助圣王理国、暴君失败的往事，寄寓了作者对汉成帝能够鉴古而知今的现实的期望。

尽管扬雄为发挥辞赋讽谏的社会作用作了种种努力，但后来“辍不复为”。他的“不复为”，并非放弃和否认文学的社会作用，从《自序》中我们看到，他只是对当时辞赋创作“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的表达方式的否定，因为，“劝而不止”并没能起到讽谏的实际作用。司马相如《大人赋》是典型例子，以致扬雄根本否定了司马相如“文丽用寡”(23)汪荣宝《法言义疏》，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7页。。他否认的只是“辞人之赋丽以淫”，而坚守“诗人之赋丽以则”(24)汪荣宝《法言义疏》，第49页。，就是他所说的“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25)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509页。。只看他后来创作的《解难》《解嘲》这样的作品，始终如一表达着他对社会现实人生的关注，对文学社会作用的坚持，包括对“似俳优”现象的不满。

二 文质相副，事辞相称

扬雄主张“文质相副”，认为真正经典的作品应该是“事”“辞”相称的完美统一。只是这对立统一的关系中，以“事”为主，它是作品的主体内容，“辞”是表达的方式，为表达内容服务的。扬雄很透僻地表明了这一文学思想的生成关系：

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26)汪荣宝《法言义疏》，第60页。

《太玄》中也强调：“务其事而不务其辞，多其变而不多其文也。”(27)郑万耕《太玄校释》，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75页。在“事”与“辞”之间，强调事实内容的第一性。《法言义疏》注引《史记·自序》引孔子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8)汪荣宝《法言义疏》，第60页。如果“事胜辞”不过“言之无文”，而“辞胜事”，则虚辞造成“过虚者华无根”(29)萧统选编、李善等注《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73页。，“文丽用寡”，“虚辞滥说”，根本还在“子虚乌有”(30)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734页。，这是“过虚者华无根”的最好注脚。因而扬雄要“贵事实，贱虚辞”(31)汪荣宝《法言义疏》，第60页。，形成他的辞赋创作的新面貌。

首先，扬雄的辞赋具有一种“纪实”的特点，四篇大赋都有明确的时间纪实。《甘泉赋》“惟汉十世将郊上玄，定泰畤”(32)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89页。，《河东赋》则载“伊年暮春，将瘞后土”(33)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94页。，《羽猎赋》纪为“于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万物权舆于内,徂落于外,帝将惟田于灵之囿”(34)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97页。，《长扬赋》借子墨客卿之口道出“今年猎长杨”(35)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502页。。而且四大赋所述事件，都有《汉书》记载的史实印证。《汉书·成帝纪》载：

(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36)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34页。

这里的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三月”祠后土，与《甘泉赋》《河东赋》叙述完全一致，也可在《汉书·扬雄传》自叙中得到佐证。只有“行幸长扬宫，从胡客大校猎”的记载不同。学术界早有论辩，多以《成帝纪》有误。《资治通鉴》载校猎事于元延三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37)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038页。。胡三省《考异》辨：“按《扬雄传》祀甘泉、河东之岁，十二月，羽猎，雄上《校猎赋》，明年，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扬赋》，然则从胡客校猎当在今年。《纪》因去年冬有羽猎事，至此误也。”(38)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039页。扬雄辞赋的这种纪实性特点，连《反骚》这样的作品都有时间记述：“汉十世之阳朔兮，招摇纪于周正”(39)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87页。，更不用说像《蜀都赋》，载述蜀的历史、地理、物产、习俗，则多可以稽之方志、图籍。

其次，夸饰的描写也并非全是凭空虚饰，其中身临其境则言之有物，或缘于礼仪制度皆有凭籍。扬雄四大赋创作的题材，都是扬雄亲身经历的事件。不要说《河东赋》所述——览“介山”、勤“龙门”、“登历观”、“陟西岳”，皆是成帝祭祀汾阴后土后实际游历处所，就是《长扬赋》虚设的子墨客卿与翰林主人的对话——“今年猎长杨，先命右扶风，左太华而右褒斜，椓嶻嶭而为弋，纡南山以为罝，罗千乘于林莽，列万骑于山隅。帅军踤阹，锡戎获胡。搤熊罴，拖豪猪，木雍枪累，以为储胥”(40)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502页。，“颇扰于农民”，“三月有余”，证之扬雄《自叙》皆可谓之实录。而后翰林主人所述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三代政事亦有史实的证明，则扬雄辞赋体现了“事之为尚”的描写。

左思《三都赋》批评“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侈言无验，虽丽非经”(41)《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76页。。颜师古不同意左思的判断，认为是甘泉宫中供神物：“玉树者，武帝所作，集众宝为之，用供神也，非谓自然生之，而左思不晓其意，以为非本土所出。”(42)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91页。《三辅黄图》载为实有之木：“今按甘泉北岸有槐树，今谓玉树，根干盘峙三二百年也。杨震《关辅古语》云：‘耆老相传，咸以谓此树即扬雄《甘泉赋》所谓玉树青葱也。’”(43)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3页。但是从扬雄赋文本语境的描写可判断乃是甘泉宫实物的观察。宋祁有这样的推断：

赋曰：“……据軨轩而周流兮，忽軮轧而亡垠。翠玉树之青葱兮，壁马犀之瞵。金人仡仡以承其钟虡兮，嵌岩岩其龙鳞。”凡此皆以下句释上句。其曰：“据軨轩而周流兮，忽軮轧而亡垠”，然后言玉树、金人者，盖谓依栏槛而四顾，见其广大而无际畔，但见庭中玉树之青葱，……金人捧露盤亦在殿庭，皆言望见殿庭中物。(44)转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91页。

宋祁从观察角度讨论描写事物的真实性，但是否“殿中之物”则有待商榷。虽“据軨轩而周流兮”，则既可是殿庭之中，也可能是殿庭之外，否则何以“忽軮轧而亡垠”？仅仅是殿庭不可能为“无际畔”，必然包括殿庭之外。按《三辅黄图》记载“甘泉北岸之槐树”，不应是颜师古所言供神之宝。如果不是自然之木，又怎么会有“青葱”之色？又捧露盘之“金人”，只能是甘泉宫殿庭之外通天台上的仙人。《三辅黄图》载《汉武故事》云：“武帝时祭泰乙，上通天台，舞八岁童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上有承露盘，仙人掌擎玉杯,以承云表之露。”(45)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285页。而殿庭中的“太一”之神乃是画像而非“金人”，《汉书·郊祀志》载：“(汉武帝)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46)王先谦《汉书补注》，第542页。赋中描写的“金人仡仡其承钟虡”(47)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91页。，“象泰壹之威神”(48)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91页。，只是“象”，并非有的学者的误解那样：“可知甘泉亦效法太一紫宫，且立金人也”，“金人乃象太一之威神”(49)郑文《扬雄文集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21页。，可知扬雄辞赋描写的实有其物。夸饰也是实有其物的联想。比如通天台的眺望：“是时未辏夫甘泉也，乃望通天之绎绎。下阴潜以惨廪兮,上洪纷而相错。直峣峣以造天兮,厥高庆而不可虖疆度。”(50)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90页。《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云：“通天台者，言此台高，上通于天也。”(51)王先谦《汉书补注》，第96页。按《汉旧仪》云：“高三十丈，望见长安城。”(52)王先谦《汉书补注》，第96页。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北甘泉山，通天台高三十丈，约今十余层高楼。这里夸张说“直峣峣以造天”，而李白诗“手可摘星辰”的危楼才“高百尺”，三十丈的通天台就有三百余尺。言“造天”之“高”而“不可虖疆度”，则“下阴潜以惨廪”，如临深谷，阴森恐怖，都是通天台的高耸入云带来的真实感觉。

还有神话材料的运用，看似想象大胆，其实亦承载着真实。“诏招摇与泰阴兮，伏钩陈使当兵”(53)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89页。，“八神奔而警跸兮，振殷辚而军装”(54)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89页。，这是天子出行仪仗的真实描写。“招摇”“泰阴”“钩陈”固然是星宿之名，实为天子仪仗旗幡及宫廷官署设置。《礼记》：“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郑玄注：“以此四兽为军阵，象天行也。又画招摇星于旌旗之上，以起居坚劲，军之威怒，象天帝也。”孔颖达则明言：“此一节明君以军行之礼。”(55)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50页。也就是说，“招摇”是天子出行仪仗旗帜，则“泰阴”性质相同，若指为“北二星”，则君行仪仗从无“泰阴”之旗，所以笔者赞同萧该《音义》本作“泰壹”(56)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89页。，可证为军行仪仗之旗。《汉书·郊祀志》载：“其秋，(汉武帝)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泰一缝旗,命曰灵旗。”(57)王先谦《汉书补注》，第546页。《史记·封禅书》作“以象天一三星，为泰一锋”，但名为“灵旗”，或亦以“太一”称之(58)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十八，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5页。。《郊祀歌·惟泰元》有“招摇灵旗，九夷宾将”(59)王先谦《汉书补注》，第486页。，正以二旗代言军行所指。而“钩陈”，班固《西都赋》：“周以钩陈之位，卫以严更之署”，杨周翰解“钩陈”为“今离宫别馆取象焉”(60)《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27页。。张衡《西京赋》则描述“于是钩陈之外，阁道穹隆”，吕向解“钩陈，官署”(61)《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41页。。人们解扬雄《甘泉赋》“钩陈”为星，而不实指，但赋中此句“伏钩陈使当兵”，则“钩陈”应如官署方得其义，用以指代天子仪仗警卫。

其中，又“八神警跸”，既非《汉书·郊祀志》所谓秦始皇礼祠之“天主”“地主”等八神(62)王先谦《汉书补注》，第534-535页。，亦非所谓“八方之神”(63)《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117页。，因为“天主”“地主”“八方之神”完全无法与“警跸”相联系。或以“八神”以示军戎之威，则成虚饰。其实，天子出行，就有警卫：“辇动则左右侍帷幄者称警，车驾则卫官填街，骑士塞路，出殿则传跸，止人清道，建五旗。”(64)卫宏《汉宫旧仪卷上》，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0页。“大驾鹵簿，五营校尉在前。”(65)应劭《汉官仪》，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184页。这里的“五营”，在西汉则为“八营”：“汉武帝初置中罍、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等校尉为八校，各有司马。后汉以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为五校，皆掌宿卫兵。”(66)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78页。《汉书·百官公卿表》并述“八校射”职事，张衡《西京赋》描述为“卫尉八屯，警夜巡昼。”吕济解“屯，即警也”，薛综似乎更具体说明了所以“八神”“警跸”的缘由：“卫尉帅吏士周宫外，于四方四角立八屯士,士则傅宫外，向为庐舍,昼则巡行非常,夜则警备不虞。”(67)《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41页。“四方八角”都需警备，所以必立“八屯”将士，或许这是人们用“八方之神”解释的理由，其实这是五营卫尉职事的传统。《周礼·宫伯》：“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授八次八舍之职事。”郑玄注：“卫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于徼候便也。”贾公彦进而解释：“卫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以其言八，似若八方为四方、四维然。”(68)贾公彦《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58页。王宫警备必须四面八方，不能一处疏忽，当然需要八营，才能戒备八方。那么天子出行，绝不例外，只是后汉是“五校尉在前”，而汉成帝郊祀甘泉，警跸则是“八校尉”在前，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八神奔而警跸”的真实内容，并不是一般的神话题材的夸饰。正因为如此，连马端临《文献通考》载述王礼，都分别引述扬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关于汉成帝祭祀、校猎出行仪仗的描写，与《汉旧仪》《后汉书·舆服志》相关记载相互印证(69)马端临《文献通考》，第1047-1048页。，充分说明扬雄辞赋征实的特性。扬雄推崇经典“文质相副”“事辞相称”，也就是在“事以为尚”的基础上，“是以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70)郑万耕《太玄校释》，第275页。。

三 其事则述，其书则作

“其事则述”，“其书则作”(71)汪荣宝《法言义疏》，第146页。，是扬雄真正的创作精神，尽管他早年学习司马相如，元代祝尧早就指出过扬雄辞赋中的继承和革新。他评《长杨赋》说：

至子云此赋，则自首至尾纯是文，赋之体鲜矣。厥后唐末宋时诸公以文为赋，岂非滥觞于此。(72)祝尧《古赋辨体》，《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66页。

这是肯定扬雄在文赋方面的新创。他评《甘泉赋》又“全是仿司马长卿”，《河东赋》《羽猎赋》则是“然子云之所谓风，与长卿之所谓风，盖出一律”(73)祝尧《古赋辨体》，第766页。。如果说，扬雄的赋作在题材或者夸饰、铺排的表现方式上，或与司马相如不乏相同之处，但真要说“全仿”“如出一律”，则有商榷的必要，如《试论扬雄在汉大赋上对司马相如的因革与发展》(74)王以宪《试论扬雄在汉大赋上对司马相如的因革与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以致后来有了更多深入的研究，从题材、作品体式、讽谏艺术的深入讨论。但是，扬雄大赋的书写体式的创新，人们讨论还不够充分。

扬雄的四篇代表性辞赋，都属于大赋，《文选》归在郊祀、畋猎两类，与同类题材的潘岳《籍田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相比，甚至与此前之大赋作品，如枚乘《七发》比较，扬雄赋的最大特点，就是叙述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并且基本是按事件发展过程叙述的。《甘泉赋》叙述作者跟随汉成帝到甘泉宫祭祀泰一的行程，从选择吉日，仪仗队伍出行，路途遥望通天台神奇高峻，具体描写甘泉宫建构，殿庭景物华美奢靡，祭祀前氛围，虚静心境，祷告祭祀场面，最后祭毕回朝，虽然其中也有不少议论。《河东赋》从《自叙》之中，即可明确赋叙述汉成帝率群臣祭后土以及整个游历过程：“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湊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75)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94页。。《羽猎赋》则叙写汉成帝在元延二年十二月校猎事件的全过程。虽然第一段议论表明宗旨，以下则分别叙述校猎时间、地点，以及设置猎场。再从仪仗出行，兵士围猎，成帝亲率勇士猎禽，最后叙写围猎后的观赏，议论作结，表明应推崇圣贤仁义养民，罢止围猎之奢的思想。不过，四赋中《长杨赋》并不相同，而是采用传统的主客对话，所谓祝尧言之“以文为赋”，叙述高祖、文帝、成帝三代帝业，形成与成帝长杨射猎大夸胡人，造成“农民不得收敛”的对照，表达“岂为民乎哉”的规讽。

应该说，扬雄三篇赋作的叙事，是赋体的一种新的书写方式，笔者认为就是后来“纪行”赋体的开端。《文选》五臣李周翰解班彪《北征赋》主题，说：“(班)彪避地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征，行也。言北征而赋之。”(76)《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150页。李善注《东征赋》引挚虞《文章流别论》曰：“发洛至陈留，述所经历也。”(77)《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152页。在注《西征赋》时，李善又引臧荣绪《晋书》曰：“(潘)岳为长安令，作《西征赋》，述行历，论所经人物山水也。”(78)《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155页。刘勰《诠赋》称这类作品为“述行”(79)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5页。，因而，叙写出行经历，就是“纪行赋”的基本特征。孙梅直接概括为“《西征》《北征》叙事纪游，发挥景物”(80)孙梅《四六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刘师培将其导源于楚辞，他说：“《西征》《北征》，叙事纪游，出于《涉江》《远游》者也。”(81)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1页。认真说，《涉江》是屈原叙写流亡途中，由汉北南行，经汉水到“鄂渚”的出行经历，而《远游》则很难说是真实出行经历的记载，其中多为精神上的想象之辞。但扬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却是真实的出行叙事的完整过程，与“纪行”有着共通的特性。

不过，现代学者虽认同屈原《九章》《涉江》《哀郢》的出行，也只认为是汉魏纪行赋的先声，刘歆《遂初赋》才是第一篇纪行赋的代表(82)王琳《简论汉魏六朝的纪行赋》，《文史哲》1990年第5期。。因为“由地及史”的写作手法才是早期纪行赋的标志，所谓“由地及史”，就是在出行经过的地方，将关涉到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包括传说联系起来，咏叹中蕴含着历史的评价，形成一种社会现实人生的关照。这在刘歆、班彪、班昭以及后来的“纪行赋”中确为一大特征。但是，我们读扬雄《河东赋》：

灵祗既乡(引者，当为“饗”字)，五位时叙。絪缊玄黄，将绍厥后。于是灵舆安步，周流容与，以览乎介山。嗟文公而悯推兮，勤大禹于龙门，洒沈灾于豁渎兮，播九河于东濒。登历观而遥望兮，聊浮游以经营。乐往昔之遗风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眽隆周之大宁。汩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与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乘翠龙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峣崝。(83)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95-1496页。

这里叙汉成帝巡游，所谓“灵舆安步，周流容与”。路经介山、龙门、历观，联系到历史上的晋文公与介子推，大禹治水，虞舜历山之耕，登上“西岳”，眺望而联想到嵩高与帝唐，南巢的桀败，陔下与彭城的项羽、汉高祖刘邦当年的战争，豳岐所象征的姬周的创业。意在借历史形成现实观照，劝汉成帝“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84)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494页。。扬雄《河东赋》的这段书写方式，有学者就肯定说：“‘因地及史’的特征，在扬雄《河东赋》中已经显露。”(85)王琳《简论汉魏六朝的纪行赋》，《文史哲》1990年第5期，第67页。不过，作者并没有具体论述《河东赋》中的描述内容。而臧荣绪又言：纪行赋作品，不只是“由地及史”，在经历中还有“山水”景物。我们读《遂初赋》《北征赋》都能见到。在扬雄《甘泉赋》中也有行历中的山川景物：

虽然仅有这么几句，也是纪行赋的描写特点，发展到后来魏晋六朝的纪行赋中尤其突出。这也是人们认为扬雄《甘泉》《河东》“赋中多有纪行成分”的原因(87)宋尚斋《汉魏六朝纪行赋的形成与发展》，《文史哲》1990年第5期，第69页。。尽管有学者将纪行赋的源头追至屈原《涉江》《哀郢》，辞赋虽为通称，但从严格的文体意义上说，笔者认为楚辞属于诗歌。如果追述纪行诗歌源头，岂不也会提到《涉江》《哀郢》？所以“纪行”书写方式的赋体作品，还是应该从扬雄的作品中看到这种联系。因而，扬雄的四篇大赋作品，虽然可以看到他学习过司马相如，所谓“其事则述”，但从以上分析四大赋写作特点，则可以肯定他的作品“其书则作”，开始了赋体作品中纪实、纪行的书写方式。不过，纪行赋的主体都是作者自己，而扬雄大赋虽然叙写的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但赋的中心主体却是汉成帝，所以他的辞赋只能是纪行赋作品的滥觞。

综上所述，扬雄自觉将文学思想付诸创作实践，在辞赋书写中体现他的文学理论命题，他悔赋而“辍不复为”，也表现的是对辞赋创作的反思，积极追求文学关注现实、讽喻现实的作用。创作中现实题材的选择，亲自经历事件的叙写，体现“事以为尚”基础上的文质相副、事辞相称，开始的纪实、纪行的书写方式，不仅体现了扬雄“其事则述”“其书则作”的创作精神，确实反映出汉代大赋创作由凭虚转向征实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