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前期美国海外社会形象塑造
——以劳工、女性与黑人群体为中心

(长沙学院，长沙 410022)

目前看来，外交与社会文化史的结合日益成为冷战史研究的重要特点。诚如劳拉·麦克纳莉所说：“外交与社会文化史之间的界限已然模糊。我们现在不仅将文化——语言和象征——看作是一种粉饰，而且视为一种历史动力。如此的路径意味着这样一种假设：与苏联进行的冷战争夺充斥于从学校到宗教再到性别的每一所机构和每一种互动中”[注]Laura Mcenaney. Cold War Mobi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Leffler Melvyn P& Odd Arne Westad,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pp.421-422.，帕特里克·梅杰和兰德·米特甚至将“高级政治和日常社会之间的关联”看作是“理解美国冷战社会学科至关重要的因素”[注]Patrick Major & Rand Mitter.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Towards a Comparative Socio-Cultur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Rand Mitter & Patrick Major,ed. Across the Blocs: Cold War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London & Portland: Frank Cass,2004, pp.1-18.，由此可见冷战外交—社会史研究在整个美国冷战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鉴于冷战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美国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外显形式，因而不可避免地卷入冷战外交漩涡中，成为美国展现自我社会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内容。如此看来，这一重要维度无疑昭示了冷战的广度与深度。

纵观整个冷战时期，社会群体大致在美国冷战外交中扮演两方面的重要角色。其一，美国政府利用公民个人或社会性团体大规模从事外宣活动，充当美国政策和形象的解释者，某种意义而言，他们就是非官方的美国形象大使。其二，美国政府利用大量宣传材料展示美国大众的日常生活，将他们本身塑造为“美国生活方式”的受益者、“美国梦”的践行者以及美国核心价值的捍卫者，以凸显美国社会的“伟大”，进而击败共产主义。相较而言，目前学者对前者关注颇多而对后者的研究相对不足[注]现有研究多关注冷战厨房、家庭以及黑人、士兵和海外美军家属的业余生活等问题。如：Ruth Oldenziel and Karin Zachmann, ed.. Cold War Kitchen:Americanization,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Us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2009. Elaine Tyler May. 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Era. New York: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2008. Mary L. Dudziak. Cold War Civil Rights: 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2011. Andrew J. Huebner. The Warrior Image: Soldiers in American Culture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the Vietnam Er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8. Donna Alvaha. Unofficial Ambassadors：American Military Families Overseas and the Cold War, 1946-1965.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 涉及劳工、女性及种族形象的代表作仅限于如下成果。Laura A.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6, pp.253-287.。事实上，在意识形态争夺日趋激烈的冷战前期，美国劳工、女性和黑人的生活状态由于饱受外界批评而受到美国冷战精英的特别关注。为了扭转海外舆论劣势，美国官方不惜对三大特定群体的形象进行了强有力的塑造，藉此展现美国社会“多元而有共识”的图景。鉴于此种情形，笔者拟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遵循战略决策——政策制定——具体实施——效果评价的研究思路，以上述三大特定群体为中心，通过检视冷战前期其话语及形象的传播，进而揭示阶级、性别与种族话语在美国海外形象塑造中的作用及限度，以期推动美国冷战公共外交史研究的发展。

一 美国重视海外社会形象塑造的缘起

战后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世界舆论的重要影响，使美国不得不高度重视海外社会形象塑造问题。

首先，新兴独立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崛起。据美国官方记载，自1946年以来，多达37个国家诞生，人口8亿,仅1960年就有17个新独立国家获准加入联合国。[注]④Space. Operations Plan for Outer. Bromley Smith, Exec. Officer, Cover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Dec. 23, 1960. Document Number: CK3100446026.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以下简称DDRS).如此强大的民族解放洪流，无疑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社会群体权利诉求的兴起与独立意识的强化。劳工、女性、青年等普罗大众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运动当中，努力推动国际政治体系的重构。这样，大众政治或曰草根政治的崛起，对美国决策者构成了重大影响。对此，学者萨拉·尼尔森指出：“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民权、女性和青年运动对美国霸权构成了严重挑战。因此，官方重要资源都被加以利用，以确保建构一种最合适、最高贵和最积极的美国海外形象。”[注]Lo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p.120-122.面对如此变局，美国信息决策机构——美国总统海外信息活动委员会(U.S.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强调，美国官方应当利用“可靠舆论”，向“新兴”民族“灌输一些尊崇自我管理和社会接触的观念”，并展现美国“充满活力和进步的社会形象”，使外国领袖“理解自由社会的原则和价值”，从而“影响他们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以及最终国际取向”。④

其次，苏联对美国阶级、性别与种族话语进行全面的颠覆性批判。在冷战中，苏联一再宣称，社会主义苏联代表着人类“进步”与“未来希望”，而美国社会才是真正“腐朽”、“堕落”而“反动的”，美国从来都是一个奉行寡头统治、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非道德”国家，从来都不关心劳工大众的死活。1960年，莫斯科《新闻时报》(NewsTimes)刊发特稿《纽约贫民窟：美国生活方式的真相》一篇，旨在粉碎“美国自由企业制度为百姓谋福祉的神话”；另一份官方报刊《真理报》亦刊文强调美国人民遭受资本家残酷奴役与剥削的必然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归结起来就是为了一件事情——追逐利润。其它一切——宗教、哲学、‘个人自由’的口号——都只是用来愚弄人民大众。”[注]Donald Dunham. Kremlin Target: U.S.A.Conquest by Propaganda. New York: Ives Washburn, Inc.,1961, pp.124-126.在苏联看来，正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美国人民的“物欲主义”(materialism)倾向，致使他们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里践行万恶的拜金主义价值观，因此，全人类社会终将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只有它才能为世界提供一种“惠及大多数而不是挑选的少数”的“唯一发展模式”。[注]Laura A.Belmonte.Selling the American Way:U.S.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 pp.120-122.诸如此类的修辞，对美国社会制度及形象进行了完全而深刻的颠覆，势必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击。

再次，外界甚至西方国家对美国社会形象持有严重成见。国内劳资冲突、性别及种族歧视等弊病，严重影响了外界对美国的看法。美国宣传者注意到，长期以来，外部世界过于强调美国劳工剥削残酷、失业高企、社会保障严重缺失，特别到了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已沦为“战争与经济崩溃”的代名词。[注]Odd Arne Westad. The Cold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I, pp.8-9.在种族问题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新兴民族国家将反殖民主义看作是比反共更加紧迫的问题，而它又与国内种族不平等现象密切相关，在这些国家中，“白人统治的记忆或现实是一种比苏联威胁更加重要的心理现实”。[注]First Progress Report of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Report consists of a statement of efforts as of 6/30/52 in relation to operational and developmental objectives contained in approved national policies, and in relation to formulating over-all national psychological objectives, programs and policies. Document Number: CK3100137324. DDRS.在美国政府看来，美国女性形象也饱受外界“贬损”。1959年，美国新闻署的一份评估报告强调，长期以来，外国受众将美国女性视为“不负责任的魅惑女子”或“非女性的”，“物质享受成为其一生的主要追求”。[注]Laura A.Belmonte.Selling the American Way:U.S.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157.

即使是作为盟友的西欧社会，在美国看来，也对美国社会制度及形象充满大量“偏见”。50年代初，一份题为《关于欧洲大陆理性思考的障碍》的官方文件认为，欧洲大陆国家的“精英”对美国社会生活充满广泛“误解”，他们相信“美国经济与社会制度……基本上是非人性的，是人类不安全的源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自然事实。因此相信社会性群体仅能通过以牺牲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优势”，“任何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必定是社会主义的，或许甚至是共产主义的”；继而指出，“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主要关注日常生存问题，他们的思考受制于其惯例，由于缺乏对不同生活方式的想象或了解……他们希望对其加以完全否定，也就是说，以‘革命’的方式取而代之”；总之，美国“正处于欧洲史上‘意识形态时期’的黄昏之中”，而改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瞄准“欧洲和美国价值更高层次的整合”，需要极大地强化美国的“说服活动”。[注]Propaganda as a technique for the solution of fundamental and long-range political problems analyzed. CK3100218634. DDRS.

最后，美苏双方对经济话语权展开激烈争夺。50年代中期后，美苏双方在消费和生活水平方面的竞争日益凸显。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强调要同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缓和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以便集中财力、物力进行国内建设，从消费经济和综合国力上全面赶超美国。1957年，赫鲁晓夫又明确表示要在肉类和黄油上“赶超美国”。1958年6月10日，赫鲁晓夫发表演讲说：“为了在两大制度竞争中获胜，我们必须在人均生产上赶上美国。我们能够克服在与资本主义这种竞争中的障碍，不是在弹道导弹上，亦不是在原子弹或氢弹上，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生产竞争，创造大量物质价值，以确保所有工人的生活达到更高水平。”[注]The World Situation. Seminar Presentation No.1,Robert Amory,Jr.,Dep.Dir., before the National Strategy Seminar,Carlisle Barracks,Pennsylvania, June 10,1958, p.22; Declassified July 14,1978, Presentation, Jun 10, 1958. Document Number: CK3100399050. DDRS.1959年7月2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更是将两国“生活方式之争”推向了巅峰。在开幕式上，美苏双方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宣称，展厅中的房子就是普通美国人民的住房，这是美国繁荣的证据，美国市民生活在“和谐”的现代社会和“模范”家庭之中，展览会场上摆满的各类消费品，更是彰显了美国“自由选择”的本质特征，他继而嘲讽苏联一味发展军工，忽视了国家的作用在于为民众创造美好的生活，体现“洗衣机的相对价值”；赫鲁晓夫反驳道，苏联向人民提供此类免费住房长达20余年，这已成为全苏联人民的一项基本福利。[注]Elaine Tyler May. 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Era. New York: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2008, pp.19-20,155.这样，在文化冷战与“和平共处”的双重语境中，“日常生活”成为超级大国炙手可热的一大宣传主题，特别是当苏联公开将“美国生活方式”当作竞争对象时，生活标准、消费、休闲、时尚、便捷性、家庭关系和社会价值都成为美苏冷战对抗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注]Rósa Magnúsdóttir.“Be Careful in America, Premier Khrushchev!”: Soviet Perception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1959. Cahiers du Monde russe,Vol.47,No.1/2. Repenser le Dégel: Versions du socialisme, influences internationales et société soviétique. Jan.Jun., 2006, p.112.

二 海外社会形象宣传政策的制定

一般而言，一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被看作是该国意识形态的一种外化形式，它展现的是该国的制度理念、精神气质或文化价值。因此，在国际关系中，向外界展示优越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大众形象，通常成为一国决策者的战略任务。美国尤其如此。既然冷战被美国视为意识形态之战，那么向海外输出“美国生活方式”自然成为其对外战略的题中要义，因此，作为“美国生活方式”践行者的美国大众，也就成为了构成美国国家形象修辞的内在维度。

(一)决策层对“美国生活方式”输出的战略考量

1945年12月，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宣称，许多外国人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人是“非道德的”，不顾自己的家庭，过着“放纵的生活”，他因此呼吁美国政府应当重视国际信息项目，输出“美国生活方式”，建构积极的社会群体形象。[注]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141.

随着美苏双边关系的日趋恶化，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代办、“遏制”政策设计师乔治·凯南在其著名的“长电”中强调：“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政治力量，它坚信与美国根本不可能有持久的妥协，坚信为了苏联的安全必须破坏我们的社会内部的和谐，必须消灭我们赖以生存的传统生活方式，必须损毁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威望”，因此，“(我们应对苏联问题的挑战)相当程度上必须依赖于我们社会的健康和活力”。[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凯南)致电国务卿(莫斯科，1946年2月22日21时)》，周建明、王成至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一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5、17页。可见，颂扬美国“社会的健康与活力”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势必在美国遏制战略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正式吹响了冷战号角，他在世界面前鼓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与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对立性：“第一种生活方式源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具有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捍卫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的特点。第二种生活方式则将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身上。它依靠恐怖和压迫，控制媒体和电台、既定选举，以及钳制个人自由的手段。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必定是支持自由的人民抵抗武装的少数或粉碎外来压力征服的企图。”[注]Harry S. Truman’s A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Mar.12,1947).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trudoc.asp.这是美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全面解释了“美国生活方式”的冷战内涵。他强调“美国生活方式”不仅充当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而且是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典范，引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根本对立，“自由”构成了它的本质特征。同样，在国务卿艾奇逊看来，美国的责任就是发挥“美国生活方式”在世界人们生活中的引领作用，“我们愿意帮助那些相信我们处事方式的人们，继续按照他们愿意生活的方式生活”。[注]John Fousek. To Lead the Free World: 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p.7-8.

1950年4月14日，凯南的继任者保罗·尼茨(Paul Nitze)起草的NSC68号文件宣称：“美国的宗旨就是保证建立在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基础上的自由社会的完整和活力”，这必将导致“我们有在必要时以战斗来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决心”；接着，文件设想，若以体现“自由、宽容、个人重要性以及理智高于意愿等原则”在内的一整套美国价值体系“转换成为与其他民族人民的生活相关的原则”的话，“那么，我们的价值体系，对那些数以百万计的、仍在威权主义里寻找着能够摆脱忧虑、困惑和不安的避难所的人们，或许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注]《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1950年4月14日)》，周建明、王成至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一册，第53、68页。众所周知，NSC68号文件作为美国奉行对苏遏制政策的总纲，在冷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外输出“美国生活方式”因此成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52年6月30日，尼茨起草的政策声明再次强调：“美国的基本目标仍然是：确保我们建立在个人尊严与价值基础上的自由社会的完整与活力。”[注]《政策规划署主任(尼采)起草的政策声明(1952年6月30日)》，周建明、王成至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一册，第227页。不难看出，尼茨在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美国在冷战中的核心任务依然是确保美国“自由社会的完整与活力”，这与凯南的战略思想相吻合；其二，在对外关系中，必须利用美国核心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人们的生活，以免他们沦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囚徒”。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同样极为重视“美国生活方式”的海外输出。早在1952年1月，他在日记中就写道：“美国的目的必定是捍卫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对财富、领土、家庭或生命的保卫。”[注]Robert J.McMahon. 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from Eisenhower to Kenned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I, p.289.对他来说，捍卫和输出“美国生活方式”，应当成为美国至高无上的、持久的冷战目标。基于此种考虑，1958年，NSC5819号文件明确规定：“在外国受众面前，对美国生活进行令人信服而持续的特写”，是美国“最重要的任务”。[注]④⑤⑧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6, p.251;p.254;p.265、268；p.259.这是美国政府又一次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强调“美国生活方式”输出的重要意义。1960年，美国总统海外信息活动委员会强调：“官方对外信息项目必定反映我们社会的真正本质及其与外交政策的结合，扩大和改进我们的信息努力以满足这些新的要求。”[注]Space. Operations Plan for Outer.Bromley Smith, Exec. Officer, Cover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Dec. 23, 1960. Document Number: CK3100446026. DDRS.这些都构成了美国海外社会形象塑造的基本原则。

总之，美国决策者眼中的“美国生活方式”，既包括美国人对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等抽象价值原则的推崇，也涉及其独特的衣食住行、娱乐休闲和艺术文化品鉴等具体社会活动，是美国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集中反映，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根本对立，代表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因此，在他们看来，输出“美国生活方式”，对于推动外界对美国社会制度的认同与效仿，进而赢得冷战的胜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二)海外社会形象宣传政策的制定

作为社会日常生活的集中体现，“美国生活方式”无疑包含在具体的国家形象修辞当中，并且构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内核。作为国家形象塑造的主要担纲者，美国新闻署在规划文件中是如此界定海外社会形象宣传政策的基本内容的：“从长远来看，我们将致力于向外界增加关于社区的知识以及增进对它的理解，例如我们的社区、宗教信仰、管理方式、教育、制度、对他人的关爱、艺术努力，从而将我们尊崇为一个具有明智领导自由世界的能力的民族。”④不过，如前所述，鉴于美国劳工、女性和黑人群体在美国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而饱受外界批评，新闻署还将他们的生活状况作为海外宣传重点。

劳工宣传方面，新闻署先后于1954、1956和1958年出台了三份指导纲要。综合来看，大致包括如下宣传要点：(1)美国工人在“自由工会”的领导下能够在“和平与自由世界中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生活”；(2)美国工会是“独立”的，不受政府摆布；(3)美国“自由工人”获得了“持续进步”；(4)美国是“人类自由和自由工人理想的捍卫者”；(5)“自由工会运动”在“自由经济”中发挥自由管理的重要作用。⑤[注]International labor activities discussed， Mar 6, 1953， CK3100230888；Handbook of U.S. agency operating programs,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field， Feb 17,1956， CK3100334259；Compilation of references on U.S. overseas labor activities， Sep. 1, 1956. Document Number: CK3100016988. DDRS.

女性宣传方面，新闻署最初制定了一份名为《女性活动项目目标》的文件，要求集中宣传“女性的独特观点与旨趣”。1957年1月24日，新闻署进而制定了一份更详细的行动计划，其中要求自身与负责国际广播、海外书籍传播、人员交流、国际展览、海外电影输出的部委协同合作，强化针对海外女性的宣传活动。[注]赵继珂:《美国新闻署“女性项目”初探》，收入《冷战史博士后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第231-243页。1959年8月13日，新闻署颁布“女性项目”Ⅱ号指导文件，要求首先将美国女性描述为“一名完全意义上的人，勤勉、顾家，充满女性气质”，然后展现她们的“平凡”(average)，特别是作为一名妻子和母亲的平凡，但她们身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具有“外国人民认同的品质”，在此基础上，进而宣传一些杰出女性和名媛的成功事迹。⑧

相较而言，战后美国民权运动的勃兴，使官方对种族关系的宣传要强有力得多。1948年，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关于信息官员如何应对美国种族问题质询的指导文件《美国黑人的持续进步》，要求驻世界各地的美国新闻处(USIS)宣传黑人获得自我发展的大量“事实”。1952年3月，国务院成立了“种族问题宣传”工作小组，并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联手制作《美国生活中的黑人》，强调“过去50年中，普通黑人在每一个方面——社会、经济和教育——均获得快速发展”，这一指导文件兼宣传册定稿后，由美国新闻处至少以15种语言在世界各地传播[注]⑥⑦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161;p.120;p.124.。小石城危机爆发后，1958年秋，新闻署出台《关于少数族裔的基本规划文件》，强调尽管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种族歧视，但仍可从“进步”话语视角表现美国族群关系的历史性改善[注]Melinda M.Schwenk-Borrell. Selling Democracy: The U.S.Agency’s Visual Portrayal of American Race Relations 1953-1976. Brown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h.D, 2004, pp.213-215.。该文件成为后小石城危机时代美国种族宣传政策的基本指南。

三 特定群体与美国海外社会形象的塑造

美国新闻署主打宣传册《美国事实》是如此描述美国社会的：“美国是一个具有伟大多样性的国度……尽管它存在诸般差异，但某些传统——自由、平等、均等权利(equal rights)——惠及所有人，且通过家庭、教堂和学校进行教诲。”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里，美国人“勤劳”、“富有智谋”、“乐于变革”、“具有自我批评精神”、“负责任”、“多才多艺”，他们毫无“阶级感”、“为美国社会进步做出持久贡献”。[注]④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pp.253-256;p.266.在美国宣传者看来，美国生活着形形色色的人们，但他们都尊崇并努力践行“美国生活方式”，正是个人主义、多样性与社会共同价值的有机统一，才使得美国社会充满活力而和谐有序。为了更好的展现这一社会特征，美国官方还重点颂扬了包括美国劳工、女性和黑人在内的特定群体生活。

(一)劳工形象塑造

劳工话语，由于作为美苏双方争夺的焦点，而在美国海外社会形象修辞中处于核心地位。美国极力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美国经济的高度繁荣，美国劳工因此过着“富足”而“自由”的生活，他们社会福利完备、人权保障充分，是真正富足的“人民资本家”。毫无疑问，美国才是真正“工人的国度”和“无阶级社会”。

1.“人民资本家”

美国宣传者鼓吹，美国劳工并非像苏联所宣称的那样，由于遭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陷入极端贫困之中；相反，由于美国经济富有活力且注重社会正义与公平分配，美国正日益迈向“无阶级化”，因此，美国劳工都过着“富足而不奢侈”的生活，成了名副其实的“人民资本家”。《美国事实》解释道，一位“普通工人”每年消费58磅柑橘、23磅鸡肉、405枚鸡蛋、72磅牛排、53磅西红柿和17磅冰淇淋，购买1件套装、4件衬衫、2条裤子、5件内衣、1整套工作服、1双鞋子、11双袜子、6块手帕和1条领带，这样的消费水平是其它任何国家都难以企及的④；而且，经济繁荣还使美国女性劳工普遍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注]Shelley Nickles. More Is Better:Mass Consumption, Gender, and Class Identity in Postwar America. American Quarterly, Vol.54,No.4,Dec., 2002, pp.581-622.。甚至几乎每个美国驻外使馆都接收到了来自国内这方面的大量材料，包括“工会确保工人享有年度工资”、“为残疾矿工提供新职业联盟计划”、“为女性提供更广泛的就业机会”和“美国工业红利分享计划”⑥等，以强化劳资和谐、种族与性别平等以及普通工人享有优渥的社会福利等主题。1955年12月，海外新闻处一则《美国工人之家》的宣传册充分展现了这一点。虽然雷·贝琳罕姆只是通用电气公司的一名普通轧制工，但待遇丰厚，享受分红、带薪休假、病休、公费进修、健康保险和员工补贴等各种福利，从而有力阐释了官方关于“无阶级社会”使美国人民共享资本主义自由成果的意图。⑦正因如此，美国经济制度被认为深受劳工大众的拥护。按照美国新闻署在法国举办的《美国真实风采》展览的解释，其理由在于，这一制度使“美国工人享有世界最高薪水与购买力；优渥的工作条件；拥有通过罢工以捍卫其福利或获取法律赋予的新权利”。[注]Brian Angus Mckenzie. Remaking France:Americanization,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Marshall Plan. New York&London: Berghahn Press,2007, pp.84-86.

2.“自由”

除了宣传美国劳工的“富足”之外，美国还将“自由”当作劳工生活的本质特征加以鼓吹。美国宣传者宣称，美国劳工非但没有像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被万恶的资本家套上各种沉重的人生“枷锁”，相反，他们不但拥有择业、集会和罢工等各类自由，并且还善于将工会当作捍卫自身自由的有力手段；正是通过“自由工会”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美国劳工才获得更丰厚的薪水和更优越的工作条件；然而，在“共产主义模式”中，工人很少享受此类保障，相反，他们遭受国家“残酷奴役”，无法享受罢工、辞职或成立工会的权利[注]⑤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124;p.128.。最终，“在美国实践的工联主义”为世界工人阶级的未来“指明了方向”，确保他们同时享受两种看似相互矛盾的权利：产权和罢工。在对外宣传中，自由欧洲电台反复援引漫画家比尔·莫尔丁的一幅经典漫画，对此加以论证。漫画显示，一位美国工人一边读报，一边不由得感叹道：“如果我早知道我们准备罢工的话，我就不会购买我们公司的股票了。”[注]Policy Handbook for Radio Free Europe, November 30,195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 Number: CK2349216212. DDRS.

(二)女性形象塑造

在美国冷战斗士看来，美国女性在捍卫美国声誉和形象方面同样负有特殊使命，无疑构成了美国海外社会形象修辞中的又一重要维度。因此，美国新闻署利用各种宣传材料，从家庭、工作、社区或政治生活等层面全面刻画其“平凡”而“优雅”的形象，她们珍视民主，重视家庭并乐于奉献。

1.珍爱家庭

美国宣传者宣称，尽管美国社会已然高度发达，但美国女性并没有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被机器“异化”，相反，她们极为珍视家庭伦理与情感。正如美国新闻署的一份手册所宣称的那样，“家庭仍然是绝大多数普通美国女性的首要兴趣”，因此，美国女性通常被塑造成为爱家敬业的典范，她们将经营家庭当作一种生活乐趣，并且在追求优质的家庭生活中力图实现自我人格与理想的提升，诸如“美国父母努力维持着亲密无间的家庭关系”，“慈母之爱”和“母亲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之类的主题都成为美国新闻署的喙头。[注]⑥Kenneth Osgood.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p.259; pp.259-260.不仅如此，美国女性还能很好地将家庭生活与职业理想结合起来，电影《工作中的美国女性》表扬了美国女性在重视家庭生活的前提条件下寻求职业选择的多元化。美国新闻署进而强调，由于美国拥有各类健全的福利保障制度，因此她们的工作心态整体上是积极向上的，甚至连工厂女工都“快乐地从事着清洁洗手间的活儿”。[注]American Working Women, USIA Film Collection, RG 306, Motion Picture, Sound, and Video Records, Special Media Archives Services Division, NA2.

2.热爱工作

美国还不忘告诉世人，对美国女性来说，工作非但不是一种负担，反而是一种体现自我价值和人生乐趣的手段。与世界其他人民一样，热爱工作也使她们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回报，成就了自我，事业与人生价值可谓相得益彰。1953年4月，美国新闻署国际电影中心主任格勒诺布尔(William L.Grenoble)解释道：“我们最大的工作之一……务必显示，与整个世界的许多人民相比，尽管美国普通民众拥有大量生活方面的物质财富，但他们正是通过辛勤劳动和发挥聪明才智才获得了这些。其他人民亦是如此。”⑤

3.积极参加社会政治生活

大量宣传材料强调，美国女性大都能够懂得回报与服务社会，她们尽可能多地参加社会公益组织，帮扶弱势群体，展现出了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自我修养。几乎所有的美国女性都被描述为富有价值的工作者和社区贡献者。《美国事实》宣称：“很少有美国女性只参加一个组织。她们当中的许多人致力于那些具有宗教理性、人道主义目的以及公民与政治责任感的事业”，她们积极参加传统男性主导的政治领域，并且在追求政治平等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1916至1956年间有60名国会议员和304名州议会议员皆为女性；美国新闻署还炮制数百篇专题报道，强调美国女性对当地、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的卓越贡献，其中特别展现了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克莱尔·布思·卢斯夫人和教育家海伦·凯勒等市民的杰出成就⑥。

4.气质优雅

在美国宣传者看来，优越的物质条件造就了美国女性独有的“优雅”气质。由于现代家庭设备将美国女性从繁琐的家庭劳务中解放出来，她们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精心打扮，保持身材的妙曼，因而成为“性感的家庭主妇”和优雅的消费者。1956年，新闻署鼓动海外新闻处积极宣传“美国女性在自我衣着设计上具有积极、进取和良好品味”[注]③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153; p.138.的主题。比较而言，苏联女性远没有如此幸运了。刊载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告》上的一篇文章宣称，如同工人和政治活跃分子一样，苏联女性是“去性别化”的，莫斯科犹如“一座妇女之城——艰苦工作的妇女极少显示出西方女性那般充满魅力的身材，绝大多数莫斯科妇女似乎对自己的相貌毫不在乎……天黑之后，年轻的夫妇在公园里游荡。但你可能更多地看到年轻女子有目的地在街上穿行，仿佛正在赶赴党的会议”[注]Elaine Tyler May. 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Era, pp.21-22.。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宣传者将上述这一切看作是民主社会推崇自由价值观和重视家庭伦理的必然结果，认为民主才是人权、繁荣与个人尊严的根本保证，美国民主制度有力地捍卫了民众尊严。1951年，美国海外新闻处发行1300余万册《自由世界宣言》，其中利用大量篇幅讲述了美国家庭生活的情景。一幅图片上的字幕如此写道：“自由世界珍惜圣洁的家庭生活”③，以彰显民主制度庇佑下的美国女性珍视自由、信奉上帝、重视家庭与乐于奉献。相较之下，共产主义制度却使苏联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支离破碎”，“家庭生活的文化影响与自主性已经被令人身心俱疲的工作规范、物质需求和母亲必须工作、强迫性的政治活动，以及利用小孩作为其父母亲的告密者所破坏殆尽”[注]Vulnerabilities of the European satellites summarized. Document Number: CK3100287456. DDRS.。

(三)种族形象塑造

尽管这一时期国内种族问题凸显，成为国际舆论焦点，但美国始终将种族关系置于“进步”的历史视角下，不断强化这一问题势必得以圆满解决的愿景，为其披上了“进步”与“平等”的华丽外衣。因此，种族关系无疑成为美国海外社会形象修辞中的内在因素。

1.各种族和谐共处

宣传种族关系的“和谐”被美国官方当作首要任务。在它看来，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民族众多，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多样性的伟大国度，它包容而充满共识，不同族群的人们能够愉悦地生活在一起，他们共享发展机遇，实现自我梦想。新闻署电影《美国小镇》突出反映了这一点。它描写了爱荷华州纳摩萨市一座小镇若干移民家族的生活状况，其居民来自英、德、挪、叙利亚等不同国家，他们快乐而勤勉，完全融入了美国社会的大熔炉中。《美国生活中的黑人》也直观地表达了该主题。封面照片显示，16位白人学生、一位黑人学生与黑人教师呆在一起，并发出会心的微笑。字幕显示：“在纽约，一位黑人教师培养两个种族的学生。”[注]Mary L. Dudziak. Cold War Civil Rights: 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9.1954年，最高法院裁定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胜诉后，美国新闻署竭力将其解释为美国消除种族歧视的证据，宣称该决定被非洲人民认为是“自《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以来最伟大的事件”[注]USIA program covering period from 1/1/54-6/30/54(NSC 5430,Part 7), Aug 12,195. Document Number: CK3100084242. DDRS.，“由13%的黑人组成的美国有能力建设一个以正义和平等为基础的多种族社会”[注]USIA program as of 6/30/60 outlined, Jun 30,1960. Document Number: CK3100321103. DDRS.。

2.“美国梦”的践行者与受益者

美国官方宣称“美国民主承诺惠及所有人”，遑论其性别、出身和肤色如何。有色人种，尤其是美国黑人亦在其中，他们并非“外来者”及“劣等人种”，同样是“美国梦”的践行者与受益者，能够依靠自身的能力与奋斗而同样获得成功。新闻署电影《爱尔西亚·吉布森：网球冠军》充分揭示了这一主题：黑人吉布森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与种族歧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臻至事业巅峰。吉布森式的励志故事还在世界广为传播，并且产生了积极反响。英属圭亚那通讯社社长在欣赏电影后赞叹道：“今晚，我们已经看到，在电影《吉布森》中，美国人民是多么热切地欢迎一位冠军，不管他的肤色或信仰如何。当我们看到像吉布森小姐这样的人以及他们如何受到美国人民尊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小石城’的情况并非美国的典型特征。”[注]The Fourteenth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Information, p.22.Congressional Serial Set.事实上，长期以来，新闻署遵循着一种刻板的黑人叙事模式：通过聚焦黑人奋斗者如何从他的“卑微人生之初”成长为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公众人物的感人故事，旨在强调美国民主社会对才能和奋斗的真正肯定与回报。当然，对美国宣传者来讲，展示黑人明星的卓越成就，绝非为了说明他们自身是如何的聪颖与不同凡响，而是强调其成就的获得恰恰是美国式民主制度长期涵养的结果。诚如历史学家本·凯珀尔(Ben Keppel)所言：“隐匿在此种变化的形象和情感(sensibility)之下的同样是基于这样一种重要设想：在任何假定时间内，非裔美国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都是美国民主状况的最精准反映。”[注]Melinda M. Schwenk-Borrell. Selling Democracy: The U.S.Agency’s Visual Portrayal of American Race Relations 1953-1976, pp.103-104.

四 阶级、性别与种族话语在美国海外形象塑造中的作用及限度

一般来说，一国海外形象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实力，而且还受制于国内生活结构。因此，作为国内生活结构内在维度的特定社会群体无疑成为美国国家形象塑造的重点。美国官方以本国劳工、女性和黑人等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展现他们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是“美国梦”的受惠者与践行者。具体而言，在劳工形象塑造上，美国刻画了一幅“自由”而“富足”的“人民资本家”形象，凸显美国才是真正“工人的国度”和“无阶级社会”；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美国信息官员从工作、家庭、社区和社会四个场景展现“平凡”而“优雅”的形象；在种族形象塑造上，美国始终将种族关系置于“进步”的历史视角之中，强调它“不断迈向平等”，从而描绘出一幅种族关系“和谐”的乌托邦景象。这样，冷战斗士完成了对美国社会神话的自我缔造。显然，与经济、政治或军事话语不同，阶级、性别与种族话语在美国海外形象塑造中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

其一，它使“美国生活方式”更加大众化，因而更具普世性。在美国官方看来，“美国生活方式”既不同于奢华的贵族生活方式，也有别于困顿的草根生活形态，它才是真正富足的、大众的和现代的。按理说，诸如别墅、现代家电产品和福利之类的富足生活要素，通常只有精英阶层才可能获得。然而，新闻署的大量宣传材料显示，既然连作为弱势群体的美国劳工、女性和黑人都普遍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那么，任何阶层，不管出身、地位如何，只要努力践行“美国生活方式”，同样可以过上高水平的生活。因此，“美国生活方式”显然是大众的、普世性的，因而值得真正效仿。对美国来说，对劳工、女性和黑人群体生活的褒扬就是对“美国生活方式”普世意义的书写。意即，美国拥有其他民族所渴望的价值、制度和生活方式，是“注定的世界领袖”，效法美国就能拥有美好未来。

其二，它有助于展现美国人独特的精神风貌，因而使美国形象更具亲和力。人可谓国家最生动的表情。普通者的一颦一笑更能打动受众。美国宣传者之所以将普通者当作宣传重点，是因为他们看到，与精英人物相比，草根阶层的日常生活更具可信度和感染力，在情感上更能引发海外受众的共鸣。事实上，上述夸耀性的宣传活动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在印度，“这些推动个人之间直接接触的活动在传播美国人的修辞方面富有成效：美国人是可靠的，有教养、有文化、灵活、宽容、幽默、有耐心、勤勉的。”[注]USIS Activities in India, September 1,1954. Document Number: CK3100109838. DDRS.在美国看来，他们谦谦君子般的形象正是“美国生活方式”和民主制度涵养的结果，外界对他们品格的欣赏就等同于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认同。

其三，进而，它有助于塑造美国“伟大社会”形象，从而逐渐改变外界对美国社会的成见。通过对上述社会群体不同生活的描绘，旨在彰显美国社会“多元而有共识”的特征。即是说，美国人民，不分阶级、性别和种族，都能够愉悦地生活在一起，共享发展机遇，成就自我梦想。他们享有自由思索和行动的权利，富有个性，但又不会悖离于社会共识之外，从而很好地实现了个人主义与美国共同价值的内在统一。这实际上构成了美国“伟大社会”形象传播的滥觞。

然而，上述阶级、性别与种族话语也存在着明显缺陷。尽管美国官方对社会生活中的人权冲突、劳资争端、性别与种族歧视诸般弊病心知肚明，但新闻署将它们置于所谓的“进步”视角下予以重构，宣称“在没有依赖国家的情况下，民主社会里的个体和平地解决了此类问题”[注]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p.255.，以凸显个人主义的内在价值。因此，美国劳工、女性和种族修辞无疑是经过官方精心剪裁的，弊端被刻意掩饰，优势被无限夸大，从而沦为神化“美国生活方式”的符号。更何况，美国官方并没有能力采取实质性举措对上述弊端立即加以解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阶级、性别与种族话语为表征的美国社会形象修辞还饱含意识形态偏见。美国官方将其置于二元对立的语境中，通过对包括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在内的非美国生活方式的解构和对自我核心价值的颂扬，旨在向国际社会确证美国制度的合法性和试图为其他国家提供一种实现个人和国家进步的“合理”路径，充分暴露了美国社会话语传播背后隐匿的干涉主义意图与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