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海复合型国家近代海权发展的历史教义
——以路易十四治下法国海权兴衰为例

陈新丽

【内容提要】研究近代法国海权兴衰，当能给同具陆海复合型地缘特征、正处在大国崛起进程关键阶段的当代中国提供一些有益历史教义。路易十四治下法国，海权体系一度勃勃发展，海上力量盛极一时，国家权势亦曾雄居欧洲之巅，然而路易十四最终收获的不是更大王朝荣耀、更广的国家疆域和更有保证的国家安全，而是迅速凋零的海权、一个衰落的法国和周围环伺的敌人。考察近代法国此段快速由兴而衰的历史进程及结局，与其泛泛认为是地缘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等“物的因素”或民众的大陆性文化传统而造成，不如说是“人的因素”所致——国家最高决策者的政策失当和战略透支，是致使法国海权以及国家权势快速衰落的关键成因。在这个意义上，近代法国海权兴衰案例提供的历史教义或主要在于：其一，对于陆海复合型国家而言，仅凭陆权难以支撑国家崛起，而海权是国家通向更广阔世界以及大国崛起的基本要求。其二，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治国安邦者须有矢志海洋的战略远视，须有陆海统筹的战略思维，须有避免战略透支的风险意识，须有关于海权发展与海权运用的合理的地缘战略顶层设计。

引 言

近代以降，欧洲大陆上，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年)治下的法国拥有了向海上发展的有利时机及坚实物质基础，加之柯尔伯等人的才智贡献，令法国海权体系勃勃发展，海上力量曾盛极一时，法国国家权势也一度雄居欧洲之巅。当时形势其实已经为法国依托海洋走向世界并实现大国崛起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但是法国最高决策者对陆权、海权二元关系缺乏正确的战略认识，对海上力量重视不足，对海权发展及海军战略缺乏完善的顶层设计，醉心于大陆霸权，穷兵黩武32年，一步步将法国推向崩溃边缘，终究使法国历史性地错失了依托海洋崛起成为世界性主导大国的战略契机。

鉴于在17世纪中后期至18世纪初的历史时段里，“太阳王”(le Roi Soleil)治下法国国家命运盛衰起落、海权发展跌宕起伏，演绎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进程，并最终以一个让人扼腕叹息的结局惨淡收场；那么，深入研究该时期法国海权兴衰与国家命运起伏的历史关联，梳理、归纳其背后的经验与教训，当能给同具陆海复合型地缘特征、正处在大国崛起进程关键阶段的当代中国提供一些富有教义的历史参鉴。

迄今为止，对于路易十四治下法国为何会快速由盛而衰、国家海权为何会快速凋零的问题，国外、国内学者都已经做过大量探究，其中以法国海权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开展尤为丰富，并产生了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归纳起来，国内外学者们认为法国无法在与英国的陆海争锋中最终获胜反而一蹶不振的历史根源，涉及法国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在陆地和海洋方向的“双重易受伤害性” ，法兰西民族淡薄的海洋意识、英国“离岸平衡手”的战略牵制以及欧陆国家联合起来形成强大军事对抗力量等方面。比如何树才所著的《外国海军军事思想》书中提到“在很长时间里，法国国家海军政策与海军战略的难以协调性，法国强大的海军实力与它缺乏成功的海战经历的不一致性，一直令法国人蒙受羞辱。”，作者同时指出“法国人往往把这种不协调归咎于法国地理环境的双重件，即二面环海，一面向陆的特点，还有法国传统的自给经济给法国海军军事思想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又如《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的海军建设及其启示》一文的作者指出，法国海军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在1680 年之前，得了长足的发展，军力量强大；然而，到了路易十四统治后期，国海军实力却一落千丈，失去了制海权，其原因如下：其一，陆海双重地缘特点的法国受制于欧陆利益与海洋利益的双面战略压力及吸引，终采取“陆重于海”的战略，放弃了海洋强国的建设；其二，路易十四穷兵黩武，巨额战争费用动摇了国家经济，不利于海洋建设；其三，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打击信仰新教的商人、技术人员、海员等，使法国海军的发展雪上加霜；第四，法国贵族阶级鄙视商业，不愿从事冒险性的海洋经济，得法国海军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最后，法国缺乏经验丰富的海军军官及训练良好的士兵。

毫无疑问，既有探究法国衰落和海权凋零中的相关见解，对后续研究大有裨益。上述诸多因素都对法国海权的发展和运用带来了不同程度影响和制约，也对法国国家权势起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历史作用。不过，在笔者看来，17世纪后期法国海权和国家权势的由兴而衰，与其泛泛而谈说是地缘的因素、经济的因素、技术的因素或传统的因素造成的，不如说是“人的因素”所致——在众多因素中，致使法国海权以及国家权势快速由兴向衰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国家决策者因素。

以下将基于对历史进程的回顾和分析，论证在决策者错误的战略取向和淡漠的海权意识下，法国终究无法做到矢志海洋和陆海统筹，以及决策者僵化的战略思维、失当的战略安排成为这个国家由盛而衰、海权由强而弱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一、路易十四治下法国海权兴衰的历史回顾

世界近代史上，当海洋时代于16世纪始开辟之时，法国并不是海洋强国，甚至战略视野还未投向海洋。直到十七世纪中期，法国的海权发展注定要大大落后于其它濒海国家。事实上，在15世纪后期，当西班牙人即将“发现”美洲时，法国人“发现”的是物产富饶的意大利；因而当随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开始致力于海外拓展时，法国忙于陆上征讨意大利。彼时法国所经历的持续65年之久的意大利战争(1494-1559)，堪称是其欧陆争霸的第一次尝试。(1)吕一民：《法兰西兴衰》，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7-18页。与此相应，当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先后组成强有力的海上军队将近百年后，法国这个濒海大国似乎还没认识到海洋的巨大作用，也更谈不上拥有像样的海军。历史数据显示，在1665 年，当大西洋上徜徉着荷兰、英国的约300 艘巨型战舰时，法国所能拥有的不过是15艘左右的末等战舰。(2)Jeremy Popkin，History of Modern France，Routledge, 2005，p.54.

近代法国的海权发展起步，大致是从黎塞留登上了国家权力舞台开始的。1624年，黎塞留作为法国的宗教领袖——枢机主教，开始担任国王路易十三的首相，而法国海权发展始迎来历时转机。黎塞留在位18年间以其雄才大略，内兴中央王权而外构欧洲均势，不仅奠定了法国崛起的基础，并富有远见地兴创了法国国家正规海军。(3)李美清：《黎塞留与法国绝对君主制研究，《首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文集》2011年，第221-226页。黎塞留死后，马扎然(Mazarin，1602-1661)继位法国红衣教主，同时作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宰相(1643～1661)一并继承黎塞留时期国家治理的方针政策。然而，马扎然不具备黎塞留所拥有的文功武治和谋略眼光。海军问题上，马扎然视海军为昂贵的奢侈品——他看到了海军对当前资源的争夺和消耗，但看不到海军固有的战略价值和对国家的长期意义；掌权期间，当国家财政出现困境，海军供给被马扎然停止，从而基本很快就葬送了黎塞留的海军遗产。(4)Henri Martin，The Age of Louis XIV，Nabu Press，2010，pp.48-59.

在1643 年，路易十四刚刚年满5岁，便登基继位为法国皇帝，而其母安娜太后( Anne d’Autriche，1601—1666)) 摄政，但当时国家治理主要由红衣主教、首相马扎然把持朝政。至1661年，马扎然死后，路易十四才开始独揽大权。而当路易十四独揽大权时，法国经济发展已经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已完全从此前长达三十余年的胡格诺宗教战争、六年的“福隆德”( 投石党) 运动带来的战争创伤中走了出来。(5)Roger Mettam，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Louis XIV' France，Acmillan Press，1977，pp.55-62.可以说，当时法国拥有了向海上发展的有利历史机遇和必要物质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位对法国海权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柯尔伯，在路易十四独揽大权后登上了法国的权势舞台。

柯尔伯被路易十四委以重任来管理皇室财政和建设法国海军，他使法国逐渐拥有了发展海权体系的坚实物质基础和战略指导。1665年柯尔伯被委任为海军大臣，他对法国海军建设、成长做出了极为显著的贡献。“当路易十四开始执政时，法国只有30艘战舰，其中仅有3艘装有60门火炮。大约到 17 世纪 70 年代中期，柯尔伯已经帮助法国建立起超越英、荷的巨大海军体系：舰队、基础设施、官兵队伍、管理机构以及工业基地；并且法国海军拥有了超越英荷、世界上最大的舰队。”(6)(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李少彦、董绍峰、徐朵等译，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51页。

柯尔伯的努力，使当时法国海军一度成为欧洲第一海军。(7)Ropp Theodore，The Developnent of A Modern Navy:French Naval Policy 1871-1904，Naval Institute Press，1987，pp.3-5.柯尔伯对法国海军的贡献，不仅在于使十分弱小的法国海军获得崛起，更重要之处在于为法国提出了—套全新的海权思想。事实上，柯尔伯在重商主义理念下促进了符合历史潮流的谋利性的法国国家海权体系发展。在柯尔伯的理念里，一方面，想保证法国的繁荣，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这就必须要保证海外贸易和海外扩张的顺利进行，为此需要一支足够强大的海军来提供保护；另一方面，对外贸易的获利将使海军得到经费，这种良性循环将确保法国繁荣强大。在柯尔伯海权思想指导下，1664 年法国重建了东印度公司，创办了西印度公司， 1681年颁布了法国历史上第一部《海商法》；此外柯尔伯还为法国海外商业投资组织保险公司，并立法准许法国船只进行奴隶贩卖等活动。(8)Henri Martin，The Age of Louis XIV，Boston，1865，pp.489-492.

显然，柯尔伯当时的思想已具有了数百年后才出现的马汉的“海权论”的精髓，其思想认识已经包含了后世的马汉所论述国家发展海权的三个重要环节：海外贸易、工业技术和海外殖民地。马汉的相关论作中对柯尔伯有甚高评价(9)马汉对柯尔伯有极高评价，相关言论可参阅《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第51-52、第77-78页。，但是，柯尔伯不是法国最高决策者，法国最高决策者是国王路易十四，而这也决定了海权发展在当时法国无法持续在正确的轨道延续下去。

法国最高决策者路易十四一生目光所系，着重于大陆霸权。为追求“天然疆界”，路易十四时代在欧陆上发动“花边战争”，而陆战并不倚重海军；为追求国家“绝对安全”，路易十四器重的战略战术当推沃邦的“堡垒战”，海军的战略机动性、进攻性基本上被其漠视。因为从陆上战争一开始，陆军的强盛和战功成为法兰西荣耀的主要来源，而海权的重要性和海军战略地位从未能得到这位最高决策者的认清。在路易十四看来，海军的价值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海军的意义主要在于可当作权威的“仪仗队”及国家强盛的一个象征。更糟糕的是上文曾提及——他54年的统治里，共使法国32年卷入了4次重大的战争：1667至1668年与西班牙争夺尼德兰的战争，1672至1678年与荷兰的战争，1688至1697年“奥格斯堡联盟”战争以及1702年至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固然前两次战争中获取的系列战果，直接使法国在1680年成为至高无上的欧洲霸主，但战争负担也开始显现；而后与“奥格斯堡联盟” 9年战争以及将近11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则不仅耗尽了法国的国库，使国家在高昂债务之中陷入衰弱，也使他亲手缔造的伟大大帝形象以及超高民气在晚年丧失殆尽。

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战略学家约翰·A.林恩对路易十四的战争有一个精妙的比喻，“打他设想的王牌，他经得起玩首轮赌局，但当赌注升高到远远超出预料时，他继续玩下去而不愿收牌，结果赌局逆转。当法国年复一年地以空前规模的军事机器坚持这些较量时，速胜战转变成了消耗战。在他的三次大冲突中，每一次都是纯粹的精疲力竭迫使路易坐到谈判桌前。”(10)(美)威廉森·默里等：《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时殷弘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事实上，这些陆上战争荒废了法国的海权建设，更也耗尽了法国的国家财富。在这些战争中，与“奥格斯堡联盟”的“九年战争”构成了17世纪后期法国海权由兴向衰的一道分水岭，并见证着法国由鼎盛走向衰败。

“九年战争”后期，在1692年的拉乌格海战中法国战败，这标志法国舰队对敌人舰队攻势的结束。此后法国海军战略转向非均衡战略、海军战术转向了“袭商战”，基本放弃战争中的制海权争夺。而之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舰队一再落败，“法国正规舰队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期间(1702-1712)已撤出了大洋”。(11)(美)威廉森·默里等：《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第102、第216页。1704年马拉加海战后，因为英国人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保持了对直布罗陀的控制，更使法国海军的土伦舰队和布勒斯特舰队被长期分割开来，由此英国在争夺海上霸权的斗争中对法日益形成较大优势。1715年，路易十四在西班牙战争结束后死去，但当时法国海权进一步衰落已经不可逆转了。

路易十四死后几十年里，法国已经非常虚弱。在18世纪里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于1748年10月结束时，法国剩下战列舰67艘，英国却已有140艘战列舰，确立了海上力量的绝对优势。1756-1763英法七年成为18世纪英法海上争霸斗争的顶点，到战争结束时，法国的海军力量被彻底摧垮，还几乎丧失了它的全部海外殖民地，同时陆上力量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并失去了曾在欧洲大陆称霸的地位，在欧洲法国降为了一个二等国家。

在路易十四时代末期以及随后很长一段岁月里，海权衰落的影响是深远的。这致使法国在18世纪，在海洋方向饱受压制、凌辱。后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和拿破仑帝国时期，法国也向英国的海上霸权发起过挑战，然而，这些挑战都无法阻挡英国海上称霸的脚步，只不过进一步使法国由当初拥有荣耀向后来备受屈辱而转化。此外，也正因为在海洋方向遭受英国人极大的羞辱，使之后法国人的海权争斗有了一种对英国的复仇主义心态，法国在后来驰援美国独立战争中以极大的代价实施了对英作战，但这更也难以摧毁当时英国称霸全球的海洋力量，充其量只不过为几个世纪后更强大的海洋霸主(美国)出现而埋下历史伏笔。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正是法国最高决策者相关错误的战略和政策，冲击了十七世纪法国海权的根基，更也将潜在的海洋同盟变为战略敌手；不仅使柯尔伯苦心经营的海军被葬送，损害了法国海权体系，而且大幅丧失了法国的海外利益。

总之，在路易十四执政早期，法国日益增长的国力曾令法兰西帝国一度跃升为当时欧洲最有权势的霸主；海权建设方面，经过黎塞留的奠基、柯尔伯的励精图治，法国较早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海权体系，海上力量也盛极一时；然而，“太阳王”醉心于大陆霸权，东征西讨32年，时至其去世之时，国家风雨飘零，海权凋敝——法国最终收获的不是更大王朝荣耀、更广的国家疆域和更有保证的国家安全，而是一个衰落的法国以及周围环伺的敌人。

二、决策者因素构成决定盛衰成败的关键性因素

作为波旁王朝的法国国王和纳瓦拉国王，路易十四5岁登基，22岁亲政，在位72年，亲政54年——这令其成为欧洲史上有确切记录的在位时间最长的独立主权君主。这位君主的历史伟业，甚至个人喜好、宫闱秘闻等，长期为法国人乃至世界范围内学者所关注并津津乐道。诸如他所发动的战争，他收复佛兰德地区、洛林和佛朗什—孔泰地区而扩大法国版图，他用柯尔伯主持经济革命及创建海军，他兴建凡尔赛宫并引领当时世界时尚潮流，他支持大作家莫里哀和拉辛等人的文学创作等，故而伏尔泰称他可与古罗马的奥古斯都皇帝相媲美。

诚然，路易十四曾使法国快速步入强盛，站上了欧洲之巅，但是此后也正是他一步步将法国推向崩溃边缘；而海权的衰落与丧失，更是直接令法国彻底错失了原本最有可能率先通过依托海洋而稳步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历史机遇。正是国家决策者的战略失当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而且路易十四的战略失当带来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致使法国在此后很长岁月里，在海洋方向饱受压制、凌辱，并最终以一种可悲的陪练者的角色，见证了英国在海权争斗中逐渐壮大；最终，后世里的法国人得以目睹到英国一步步崛起成为海洋霸主而开启一个“日不落帝国时代”，而法国迄今也只是拥有一个二流国家的身份。

总的而言，相对于泛泛而谈客观因素，认真审视主观因素方面的错误，历史将带给我们更有价值的启示。法国最高决策者在历史关键时期对地缘政治变化缺乏应有的战略前瞻，对海权的战略意义认识不清，对国际体系和国家关系变化缺乏敏感性，由此而来的决策失当和战略透支，销蚀了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也冲垮了法国海权的根基。

(一)法国海权衰落不能归因于“物”的因素及大众观念

17-18世纪里法国海权发展、海洋竞争的失败以及法国国家衰落的结局，并不能简单归咎于地理地缘因素，或海洋技术的因素，国内经济的因素、抑或大众观念因素。

事实上，对海上争霸初期的法国和英国而言，从地理地缘和社会经济基础因素来看，法国的地理区位和战略形势上不逊于英国甚至更具优势。约翰·A.林恩在《追逐荣誉：路易十四治下的战略缔造1661-1715》文中指出，“危机来临不是因为法国是个贫瘠的国度，无法与它的英荷对手比富；相反，17世纪的法国是基督教欧洲最富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该世纪的最后一些年里，法国当局进行了首次官方的人口普查，沃邦从中断定国王的臣民总计1900万人。在农业方面，法国可谓富足，只是1693至1694年和1709至1710年发生灾难性的饥荒，军粮供应才出现困难。然而即使是那时，军队仍然在作战。”(12)(美)威廉森·默里等：《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第198页。

就国家综合实力而言，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国力也丝毫不弱于英国，甚至更为优良富饶。1661年路易十四亲理朝政,其时法国逐渐成为“欧洲第一强国”(13)郭华榕：“法国的路易十四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第97页。。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指出，“1661年，年轻的路易十四亲政之时，形势特别有利于一个决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欧洲的国王”。(14)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20页。国外方面，当时，英国的国力长年的内战而削弱，它的注意力集中于国内，而复辟的查理二世接受来自法国的金钱，奉行亲法政策。查理二世还因挥霍无度，将敦刻尔克(Dunkerque)卖给了法国。英国在传统上是法国的敌对国，路易十四为阻止英国在欧洲大陆扩张其势力，在1662 年以 500 万镑的代价，从英国人手中赎回了敦刻尔克。(15)耿昇：康熙大帝、路易十四与天主教入华，《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 1 期，第221页。当法国人在城市与城堡之间挖掘了一个可停泊30艘战舰的船坞，使得英国人刚出售敦刻尔克，便对这座城市惧怕起来。(16)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20-121页。而其余的欧陆国家如西班牙、荷兰、奥地利、东北欧国家等则无不经历了或者真正经历战争或国内分裂，力量弱小，不足以对法构成任何威胁。

从装备和技术比较来看，在17、18世纪里法国舰船往往比英国更先进，至少也不落劣势。《世界海军史》文中指出“到1683年柯尔伯去世的时候，法国海军可与在公海上航行的任何海军相抗衡。到1689年，法国海军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之一。它的数量虽然没有英国和荷兰合起来的多，但装备上是占优势的。同时，法国的对外贸易额也迅速增长，其贸易额比柯尔贝尔上任之时增长了三倍，海外殖民地也大大拓展了。”(17)丁一平：《世界海军史》，海潮出版社，2000年，第215页。

故而，客观因素方面，在英法海上争霸初期法国对英国并无明显劣势，甚至形势反而对法国更为有利；在英法海上争霸过程中，源于英法各自的不同战略安排，才有了地缘利弊之说、物质力量高低之区分。正如前文提及，英法不同战略导向下，不同的战争结局，使后世有了的所谓“大洋机理”战胜“大陆机理”结论，但所谓“大洋机理”战胜“大陆机理”，其根源还在于决策者对地缘战略和经济持续供给能力的考量与统筹。退一步讲，即便我们承认地理因素、社会传统、经济基础是影响海权不可忽视的几组关键因素：其一，陆海复合国家固有相对地缘劣势，即陆海两向带来了战略力量的分散性和战略集中的困难；其二，陆海复合国家常有守陆畏海传统思想；其三，国家常常主要依赖大陆经济，而海洋经济不发达，发生了制约作用，但是，第一，地理因素对于海权发展影响程度还取决于国家决策者怎样对于地理因素的战略处理和驱利除弊的相关安排；第二，陆海复合型国家的“陆权”思想传统对于海权发展影响程度也还取决于国家决策者对于国民海权意识如何引导和对社会舆论如何营造，第三，陆海复合型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对于海权发展影响在根本上还是由国家决策者对经济资源的分配，以及对于海洋经济的管理与开发的能力所决定。

归根结底，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国家前途和海权发展，与国家决策者对地缘战略、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直接相关。17-18世纪里法国海权发展、海洋竞争的失败以及法国国家衰落的结局，并不能简单归咎于地理地缘因素，或海洋技术的因素，或民众观念因素，抑或国内经济的因素。终归是决策者在对地理因素的战略安排和利弊处理、对于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对技术装备开发利用、对海权意识有效引导以及对海军战略战术合理运用，存在认识不清或出现相关错误，因战略失当进而导致海权衰败、战争失利和国家失势。

(二)路易十四治下多重战略失当的具体分析

深入分析当时历史，可以发现，从17中后期到18世纪早期，法国最重要的几方面战略错误事实上都跟决策者密切相关。正是决策者的思维僵化、筹谋失当，决定了法国人在海上不敌英国人的命运，决定了随后建立“日不落帝国”的是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具体而言，法国决策者的重大战略错误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欧陆上的地缘战略相关错误；二是海权发展和海军战略上的相关错误；三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上的相关不当政策。

第一，欧陆地缘战略方面的失当。首先，在国家安全上，“天然疆界”和“绝对安全”主导了这位法国决策者的国家安全观。在路易十四之前的黎塞留、马扎然依靠灵活可变的均势和同盟战略维护法国的安全，但路易十四试图只靠法国的财富和武力一跃取得主宰地位。17世纪里，马扎然的摄政，一直延续其生命的最后日子，直到1661年马扎然死后，路易十四成为了掌控法国国家权力中最高决策者。(18)圣西蒙：《路易十四的宫廷》( Saint-Simon，a Cour de Louis ⅩⅣ) ，巴黎，第300 页。转载自郭华榕：“法国的路易十四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第97页。但掌握大权后的法国决策者对于欧陆地缘政治和国家关系变化缺乏准确的战略判断，急于实施以军事扩张在欧洲取得最高权力的霸权政策，显然悖离了黎塞留、马扎然坚持的欧陆均势战略。

“路易从未认识到他对绝对安全的追求如何威胁了邻国，从未认识到他的安全依其性质如何必然损害邻国的安全。莱茵河桥头堡剥夺了敌人攻击法国的便利，但同时也给了法国攻击敌人的通道。路易的要塞不仅屏护他的边境，而且投射法国的权势。因此，疑惧法国的人们有理由将他的意图解读为进攻性的。”、“法国人实行的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战略，科尔维西埃称之为‘防御性侵略’。路易可能将他的攫取视为本质上防御性的，但欧洲的看法截然相反，而其原因不难觉察。路易渴求安全，可是这位专横傲慢的君主的所作所为却像渴求征服或宰割。”(19)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第212页。

其次，路易十四没有充分考虑到法国崛起必然导致欧洲国家关系结构和国家对外政策迅速变化。欧洲均势事关诸多国家的国家命运，但是路易十四没有充分考虑到法国崛起必然导致欧洲国家关系和国家对外政策的迅速变化，他所想和所做的只是打破均势，而不是构建均势；然而路易十四在打破均势、成为欧陆霸主的理念下，已经严重忽视了对法国这样的内线(中央位置)国家而言，避免外交孤立和外线(侧翼位置)国家的敌对才是保障法国安全的关键。路易十四企图掠夺“天然疆界”和“以武力改变现状”的霸权政策，必然招致周围国家反对而使自己陷人困境。

事实上，路易十四的行动导致欧洲国家关系结构和国家对外政策迅速变化。1667一1668年的战争，使法国和荷兰、英国、瑞典的关系恶化;1672 -1679年的战争，由于法国拉拢英、瑞反对荷兰、又促成了长期交恶的荷兰和西班牙、奥地利联合起来反对法国;1688 - 1697年的战争，更使法国众叛亲离，几乎同整个欧洲国家处于对立状态，于是反法大同盟出现了。17世纪里，尽管法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陆权让欧洲各国敬畏，但未能避免成为欧洲公敌，法国又怎能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欧洲呢？

再者，法国决策者对于陆上战争缺乏准确的战略预判，一次次幻想速战速决。有学者将路易十四的战争总结为“速战幻影”——路易十四一次次天真地以为可速战速胜，总是未能预料到他所引起的冲突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法国年复一年地以空前规模的军事机器坚持这些较量时，速胜战转变成了消耗战。”(20)(美)威廉森·默里等，《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第215页。事实上，路易十四发动的4次战争没有一次进展得像预料的那样，除了最早的移归权战争为时短暂(但在移归权战争成果上，荷兰人的外交谋略使法国即便获取了战争胜利却也未能达到战前目的)，而后1672发动的荷兰战争原本打算只进行一次战役，结果却延续了6年，“路易及其大臣们预期对孤立的敌人、或至多是弱小的联盟进行战争。然而到1674年，同法国作战的总是强大的同盟”(21)(美)威廉森·默里等，《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第215页。；1668年，路易十四预期中只对付日耳曼人的4个月“闪电战”(在荣誉场上只对付日耳曼人，相信只凭一击便可赢得决斗)变成了九年战争； 1700年，原来可以只是路易十四与利奥波德之间的一场短暂的较量蹂躏西欧达14年之久。(22)(美)威廉森·默里等，《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第216页。连绵不断的战争不仅使法国在国际政治中极端孤立，为自己树立了更多的敌人，使自己处于敌对国家的包围之中，而且是导致法国国力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23)李明、沈宏：《路易十四时期法国霸权衰落原因探析》，《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1期，第68-71页。

有一种假设——倘若法国真的可以完全征服欧洲大陆，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霸主，在此基础上，再来发展海权，可在海上胜出英国。或许有这种可能性，但一个世纪后拿破仑奋斗也以失败告终，显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太阳王”最终饮恨收场，在后来的拿破仑帝国遭遇覆灭的一个世纪前，就第一次证明了仅凭陆上军事征服，法国难以实现可持续的国家崛起；也证明了海权对于一个陆海复合国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更还力证了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决策者在地缘战略上对陆权、海权需要有两相统筹的顶层设计，在发展战略上对国家经济需要有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抉择。一言以蔽之，陆海复合型大国在安全与经济上既要矢志海洋而又陆海统筹，事关本国国运兴衰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当然，无论如何，历史经不起假设，也不容任何假设。法国决策者对于陆上战争缺乏准确的战略预判，一次次幻觉速胜，由于错误估算的巨大影响，法国跌入到一场场根本不可能支付的起的战争，使法国资源消耗殆尽。(24)Paul Kw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RandomHouse，1987，pp.248-252.

第二，海权发展和海军战略方面的失当。首先，法国决策者对海权发展缺乏正确的顶层设计。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当时的世界历史环境下，海权与海外贸易、殖民地、资本扩张天然联系在一起。大航海时代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之后，国际体系出现的资本扩张与财富集聚的逻辑带来的对国家权力涨落的影响。当然，海洋利益逻辑相对于欧陆上的征服更为隐蔽，但同时也更为重要，它对国家具有无形的但却是持久的影响。路易十四也许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执政初期支持柯尔伯的海权建设；但是，海权对陆上征服的贡献具有相对局限性，这一弱点使路易十四没有去深入发掘海权对于海外殖民、资本输出、财富集聚，进而对整个战争结局乃至国家命运的绝对战略意义。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国家战略力量偏重于陆上力量，决策者对“王朝荣誉”(25)约翰?A.林恩指出：“‘荣誉’这个词最能囊括路易的贵族思想和心态。它最好译成“声望”或“威望”。对荣誉的关切主导了国王在许多方面的行为。它激发了他所做的一切，从创建科学院到赞助作曲家吕里，再到1672年发动对荷战争。有益于人民和国家的政策增添荣誉。在将君主与国家联系起来时，路易写道：‘一方获益增添另一方的荣誉’”。参见(美)威廉森·默里等:《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第195页。和大陆霸权的过于执著，陆军的强盛和陆上征服的战功构成法兰西国王和国家“荣耀”的主要来源；而海上胜利和海外利益既来的艰难又显得遥远，大大不如攻城掠地来的直接和近在眼前，加重了路易十四战略思维的僵化。路易十四凭借陆军平定天下，海军始终无法真正成为一支可靠战略力量；海军长期定位为陆军的辅助或仅作为对英国的牵制力量，自然削弱了海军的独立性并使其受限于不利处境。

重陆权轻海权的观念下，海权为辅助力量的战略设计及在资源分配方面让法国海军发展充满曲折，直接影响了海军供给。“法国海军与陆军竞争军费的结果是，在1689—1697年和1702一1714年间的战争中，法国拨给海军的军费占军费总开支的10%以下，而拨给陆军的军费占军费总开支的57%一65%。而英国在这两方面的支出分别为：海军35%，陆军40%。l 760年，法国海军得到的军费仅占陆军军费的四分之一。”(26)丁一平：《世界海军史》，海潮出版社，2000年，第212页。这种不正确的海军的战略定位，从根本上限制了海军的发展，也使其在海上要面对的是相对更强大的敌人和更多的战争失败风险。

其次，路易十四时代的海军没有一以贯之的海军战略，而海军的非均衡战略转向(27)“非均衡战略”强调避免舰队直接对决，而主张依靠海上游击战、袭商战，至19世纪发展成熟为法国“青年学派”的海权理论。，加速了法国舰队衰落。在法国开始海上争夺的阶段，海军战略倾向于均衡对抗，希望通过舰队对决来战胜英国舰队和赢得制海权，但在后期海军战略转向非均衡对抗——在拉乌格海战后，法国海军明显转向通过四处出动私掠舰捕获英国商船，主要以袭商战破坏海上通道以打击英国经济。这一非均衡战略转向，使得法国主力舰队在劫难逃。“法国海军不少舰船锈蚀了得不到更新和补充，有的则被搁置一边，有的则参加了武装私掠船队，用运动战的方式破坏件英、荷的海上贸易。”(28)丁一平：《世界海军史》，海潮出版社，2000年，第212-213页。

在17世纪后期，法国人将“登陆”和“商业袭击”作为主要海上作战任务和方式，海军的任务仅仅是运送和掩护登陆部队或者私掠。但登陆和商业袭击受到了当时条件的限制，无法产生有效战略作用。登陆行动往往由于种种原因如配合、组织、供应、天气等，要么中途流产，要么被英国海军击溃；商船私掠固然给英国造成丁重大损失，充其量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敌人造成有限伤害。由于其固有的局限，当对手采取护航措施后，私掠行动的作用就大打折扣，另外私掠行为放弃了对制海权的争夺，使法国的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地在战时只能任凭英国摆布。(29)绍永灵：《海洋战国策:论海洋大国崛起》，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31-32页。威廉s.麦克特比在论述论述英国全球战略的起源时指出，对于法国的“袭商战”，马汉和科贝尔早就注意到，“法国由此放弃了对于制海权的任何要求，虽然只要它希望，它就能重获制海权，正如美国革命战争表明的那样。法国转向袭击商船，这就使得英国的全球战略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英国的财富有赖于贸易，法国的新政策却前所未有地在世界范围内威胁之。英国必须不借代价地保护其贸易，而法国主力舰队的解散将英国战舰从它们在英吉利海峡的传统职责中解脱出来。法国的这个决定与英国当时在税收和财政上的革命一起，同等地促进了英国战略的发展。”(30)(美)威廉森·默里等：《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第170页。

再者，法国人在海权运用和海军战术方面的弊端也比较明显。因为缺乏正确的海权顶层设计、没有一以贯之的海军战略，海军军事思想和行为就缺失了正确和统一的全局指导，很多时候，法国海权发展的战略目标在并不明确或并不正确，而这也直接导致了法国决策者和指挥者法国人在海权运用和海军战术方面的弊端也比较明显。

比如“他积极营建罗什福尔海军基地，是赤裸裸地针对西班牙，而非当时的海军强国英、荷”；又比如1672至1678年，路易十四协助英国，发动了对荷兰战争，“是一个战略目标的大错”;路易十四偏离了亨利四世和黎塞留曾给予法国的明确指导_——“法国政府应该把从陆路向东扩张，进攻由奥地利王室统治的奥地利和西班牙的计划，与从海上进攻英国的计划相结合。法国为了实现其在海上反对英国的计划和其它一些原因，应与荷兰表示亲善并与之联盟。”(31)(美)威廉森·默里等：《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第50页。用马汉的话说“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法国正在帮助英国，去消灭它自己的一个可能的，并且是确实不可少的同盟；而英国则在为自己去消灭它的海上最大竞争者，那个时候荷兰这个竞争者在贸易上的确仍然占有优势。”(32)(美)威廉森·默里等：《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第52页。

事实上，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海洋战争的战略战术也深受到陆上战争方式影响。在军事思想上，受陆地“堡垒战”思想影响，使海军注重近岸堡垒防御以及过分强调保存舰队(一些海战中占据优势时也往往一味强调保存舰船而放弃主动攻势)；陆地“以战养战”，战场补给的思想促成了海上私掠和“袭商战”盛行。这些思想对法国海军无法获取制海权，并最终发展为完全放弃制海权有重大影响。反观英国海军，英国人通过赢得对主要交通线的控制．以占优势的海军对法国的海岸施加影响，阻止法国人为商业或军事利益使用航运，一般都很好完成了夺取制海权的使命。(33)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06页。因此，法国在海上争霸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导致悲剧。

第三，维护国家经济持续发展方面的战略失当。路易十四毕生的精力大多投向了战争，国家资源太多投向战场；他对国家战略透支缺少足够的警惕，对维护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缺乏应有的战略意识和战略安排。他的战争、宗教迫害、忽视制海权以及封建专制主义，令国内经济崩溃，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地受到打击。约翰·A.林恩曾说道，“路易的问题不在于他的王国贫瘠，而在于他未能动员法国的大量财富。筹措资金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而同时不致耗竭国库，被证明是个太大的行政管理、政治和社会难题，即使就太阳王来说也是如此。长期战争意味着国库破产，路易则屡屡跌入长期战争”、“如何汇集资源是17世纪战争的中心问题。在最显而易见的层面上，(法国)国王通过税收和借贷筹措战费；他未能高效地为波旁王朝的军事冒险提供资金，从而最终导致了挫折和失败。”(34)(美)威廉森·默里等：《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第198页

首先，路易十四的战争和错误经济政策破坏了国内经济发展。在国家经济刚刚步入复兴时期，路易十四1672发动的持续了6年对荷兰战争，使柯尔伯的大部分工作失去了作用，新建立的行政机构失去了活动能力，刚确立的财政制度被推翻，并使农业、制造业、商业和殖民地经济都受到了战争的冲击。特别柯伯尔死后，因为路易十四对商业并不感兴趣，重商主义经济政策遭到抛弃，不合时宜地在经济领域实施专制制度，使工业和商业趋于萧条。当法国登上欧洲权力顶峰之时，路易十四也未能设法实现战略守成和让国家休养生息。为了应付高得超出预料的战争要求，政府贪得无厌且目光短浅地掠夺社会财富，牺牲了国家长期发展利益；为征集和分配必需的战争资源，中央政府机构扩展，国王派驻各省代表的职权增大，路易进一步推进了专制主义体制的官僚机构扩大化；于此同时，为解决财政问题和筹措军费，卖官鬻爵也流行起来，卖官鬻爵的办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财政和军费的不足，但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如此之下，庞大的专制官僚机构连同不公正和低效率的税收体制以及糟糕的财政管理，破坏了使财政合理化的任何可能性。

其次，路易十四的宗教迫害，也大大伤害了法国经济力量。1685 年，路易十四废除了给予新教以宗教宽容的《南特敕令》，对异教徒的迫害驱使几十万新教徒——能工巧匠、富有商人和工场场主逃亡国外，移居荷兰、英国、德国，也间接地导致工商业的萧条并为敌手带去了大量财富、技术物资和人员。路易十四不懂得越是横加迫害,宗教信仰就越坚定虔诚 的道理。(35)蔡秉颀：《路易十四及其统治下的法国》，《历史教学》1997年第2期，第47页。与之恰恰相反．当时或后来与法国角逐、争霸的一些欧洲国家却因大量接纳从法国逃山来的一批又一批既有技术、又有资金的信仰新教的工商业者而受益良多。例如，定居英伦三岛的法国新教徒巨富．为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添加了可观的资金；而大批法国胡格诺上匠和商人涌向勃兰登堡开设纺织工场以及生产铁、丝印纸的作坊，则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半农奴制大庆园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德意志北部的诞生。(36)吕一民：《法兰西兴衰》，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30-31页。

再者，路易十四对海运和海上贸易不够重视，建设海军目的也仅限于把法国建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因为丧失制海权，法国无法像英国那样从海外获取源源不断的海外利益。在法国的领土和军事力量不断地扩大期间，但其贸易和海运却大伤元气。很大程度上，法国海权的萎缩、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失去，使英法战争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37)Paul Kw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RandomHouse，1987，pp.248-252.

最后，“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本身便可令法国根本无法创建一个国家银行——使荷兰人和英国人在操作信贷和战争方面享有那么大优势的那种国家银行。”(38)(美)威廉森·默里等：《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第199页。直到1716年的约翰法(Johnlaw)，是法国设立国家银行的首次尝试，但以惨败告终。1789年大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才使得“国家银行”金融体制成为可能。约翰·A.林恩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国家银行所以在海上强国那里欣欣向荣，是因为它们的议会政府将权力放在恰恰能够向它们投资的人手里。那些人能对政府偿还借款有信心，因为他们可以相信自己。相反，路易更多的是考虑借，而不是还。如果他将财权拱手让给社会内的有钱阶层，他就无法像自己希望的那般牢固地统治。或许贵族阶级也不会允许他这么做。无论如何，专制主义国家从未通过国家银行来有效地开发信贷。”

因为决策者缺乏维护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意识和战略安排，对国家构成严重制约。短期来看，经济制约限制了路易十四的战略和战术选择余地，甚至是终止了一些重要战略攻势，直接影响战争进程以及战争结局，进而也决定了国家命运包括海军命运走向。经济制约使路易十四的陆上战争和海上战争有了一个共同的战略特征，即“以战养战”——将部队派到敌方领土作战并就地征收给养，或者通过“袭商私掠”增加海军的物质，以维持军队耗费的大量开支。长期来看，这种制约使得君主政权在实质上不断削弱自己。因为经济困顿、民生艰难，在路易十四时代末期,各地起义此起彼伏，削弱了皇权。(39)(法)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41页。而在路易十四死后75年，波旁王朝被推翻。

经济制约下，从战略和战术选择来看，法国相关安排与其说是战略上的明智之举，不如说是无奈之选。以海军为例，经济制约对法国海军战略的影响巨大，经济制约下，海军战略强调“袭商私掠”以及“保存舰队”，甚至为此放弃制海权或牺牲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攻势，而使战争结局不利。总而言之，正如前所述，英法不同战略导向下，不同的战争结局，使后世的学者有了的所谓海权的“大洋机理”优于陆权的“大陆机理”结论。(40)Julian S.Corbett，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Naval & Military Press Ltd，2006，p.48-52.实际上，所谓“大洋机理”胜过“大陆机理”，其根源还在于经济层面的持续供给能力以及地缘战略安排的得当与否。

结 语

于地缘视角观察，地理构造上，法国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陆海复合型的地缘特征。法国疆域囊括从大西洋、地中海之滨到欧洲腹地，中国疆域囊括从西太平洋之滨到亚洲腹地，两者分别为欧洲、亚洲大陆上最有代表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从历史视角考察，随着当代中国大国崛起进程步入关键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愿景正前所未有地向现实趋近；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海权发展与海权运用同中国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已经极大地增强内在战略关联。此种历史关口，中国的国务家们以及战略研究者们有必要从全球范围内，于世界历史长河中，探寻一些海权与国家命运的历史教义，以便对当下以战略启示和经验借鉴，而法国海权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

关于17-18世纪里“太阳王”治下法国最终悲剧收场以及法国海权快速由盛而衰的历史成因，诚然需要承认相关客观因素比如有法国自身“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双重易受伤害性”、国民海洋意识不强，有战略对手因素比如英国“离岸平衡手”的战略牵制以及有欧陆联盟的强大军事对抗力量等多方面因素发挥了显著历史作用；然而，法国决策者在法国海权兴衰和国家命运上的直接或间接的战略错误——那些忽视海权与国家前途的客观关联带来的真实悲剧、那些因为主观因素所造成的战略透支带来的对国家前途的长远损害，其实尤其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决策者存在重大缺陷的战略思维，成为这个国家由盛而衰的逻辑起点。法国最高决策者始终为个人荣誉、王朝荣誉、国家荣誉所驱使，然而过于看重短时荣光和眼前利益，急于打破而不是维持均势，重陆而轻海——这些方面成为其战略思维里的主导性观念。对大陆霸权、 “绝对安全”、打破陆上均势的执著的偏执地缘思维，以及对海权历史作用认识不清，使法国国家命运未能出现另一种可能。

法国决策者僵化的战略思维，一方面使其没有充分意识到海权对国家的命运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使其没有充分意识到国家与(欧陆)国际体系尤其与主要大国的关系结构和互动模式，对法国国家的命运的重要后果。正是在这些存在重大缺陷的战略观念的驱动下，路易十四背离了黎塞留以来的均势战略，推行以军事扩张在欧洲取得最高权力的扩张战略和冒险政策行为，但这不仅未能给法国崛起以更多的准备时间和战略盟友，而且最终迫使欧洲国家纷纷结盟，共同反抗法国。尤其对于海权上的竞争而言，两个原本敌对的海上强国英国和荷兰，最后因共同对付法国而结为同盟——这种同盟，有利于英国在海洋上崛起。

因此，总体而言，法国最高决策者在历史关键时期对地缘政治变化缺乏应有的战略前瞻，对海权的战略意义认识不清，对国际体系和国家关系变化缺乏敏感性，由此而来的决策失当和战略透支，销蚀了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也冲垮了法国海权的根基。相对于泛泛而谈客观因素，认真审视主观因素方面的错误，历史将带给我们更多启发。法国海权发展及国家命运兴衰历史充分说明，对于陆海复合型国家而言，仅凭陆权难以支撑国家崛起，海权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海权的战略意义从一开始便超越了军事层面，而是国家通向更广阔世界以及大国崛起的基本保证；海权运用，不局限于为国家地缘政治提供军事安全服务，更深远影响还在于服务国家地缘经济以促进大国崛起；鉴此，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治国安邦者须有矢志海洋的战略远视，须有陆海统筹的战略思维，须有避免战略透支的风险意识，须有就海权发展与运用的合理的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