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节观和性强暴:论《劳燕》

2019-03-14 04:55徐学清
华文文学 2019年1期

徐学清

摘 要:本文从女性及性别研究的角度,通过对张翎的长篇小说《劳燕》的女主角阿燕的个体分析,讨论传统观念中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的拒绝、伤害和贬黜的文化现象,追溯这种现象的成因,即是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制造出来的贞洁/贞节观念。历史上对女性贞洁/贞节的推崇发展为压迫、歧视、贬黜女性的桎梏,使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彻底边缘化。《劳燕》对性别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她对歧视性强暴受害者的传统的贞洁/贞节观的解构和颠覆。

关键词:张翎;《劳燕》;性强暴;贞洁;贞节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9)1-0061-06

曾经在微信上看到有篇文章,题目是2017年不会忘记的两部小说,其中之一是张翎的长篇小说《劳燕》。孤陋寡闻的我没有读过去年出版的其它长篇小说,所以没有资格来评判是否还有很多不会被忘记的优秀长篇小说,虽然我相信一定还有。但是,我非常同意这篇文章关于《劳燕》的评价,因为《劳燕》不仅再次显示了作者精湛的艺术表现力,审视历史的洞察力,富有文化神韵的语言风格,更以女主角阿燕(姚归燕)的形象为女性/性别研究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即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的拒绝、对她们伤害和贬黜的文化现象。《劳燕》在惊心动魄地展示这个现象的同时,极具震撼性地描述了女主角阿燕在这一沉重的文化传统的束缚下从不自觉到自觉地为自己的尊严和人格与贬黜女性的文化传统顽强抗争的艰难过程。

自《劳燕》于2017年出版以来,好评如潮,许多鞭辟入里的评论文章已经对其艺术上的独特和创新作了具体的分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对女主角阿燕的个体分析,集中探讨小说对女性研究的深刻意义,以及小说在中国性别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阿燕是作者张翎精心刻画的女主角,但是她却在叙述者里“缺席”,①对她的形象的描绘完成于三位男性的叙述和两条狗的对话中。他们的叙述是在人物过世以后以亡灵的语气和回忆的形式娓娓道来,这三位与阿燕的命运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男性分别是阿燕青梅竹马的未婚夫/丈夫、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营的中国军官刘兆虎,美国牧师比利,和训练营里的美方训练官伊恩。三位男性叙述者分别从各自的视角来叙述所接触、所观察到的阿燕,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社会、宗教背景的多维人物视角视线,编织成一副立体的阿燕人物形象,纵横贯穿着不同文化对阿燕这一人物的阐释,使得她形象的内涵十分丰富和饱满,正如谢有顺指出的,“《劳燕》最为人难忘的是阿燕这个人物。”②

阿燕原本可以是一个幸福的女子,与青梅竹马的刘兆虎喜结伉俪,把茶园经营得有声有色,美满地与相爱的人度过快乐的一生。但是,战争把一切都改变了,战争把他们的人生道路改变成灾难式的悲剧。日本侵华战争不仅给全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更摧毁了阿燕的小康家庭,毁灭了她原先憧憬的与刘兆虎的幸福未来。因为,等待在阿燕面前的,除了民族的灾难,更有性别歧视的灾难。阿燕受到了日本侵略军的强暴。

一、以男权为中心的性暴力征服的文化

自从有战争以来,女性历来是战争的性别受害者,因为性强暴女性往往是男性广泛使用的、以此来威慑对方的战争武器,③“强奸是征服者一种行为”,④当然,强暴女性并不是自有战争才开始,以性暴力来征服女性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制度和文化建立的基础。在分析性强暴的历史起源时,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她的《违反我们的意志:男人,女人和性强暴》这一研究性强暴的奠基之作中,这样论述最初的性强暴对男权文化形成的意义:“(性强暴)这一成就使强奸不仅成为男性的特权,而且成为男性压迫女性所使用的基本武器,成为他的强权意志和使她恐惧的主要力量。任凭她极力反抗和斗争,他的强行进入她身体的行为,成为他胜利地征服她的手段,他卓越实力的终极考验,他的男子气概的告捷。”⑤她认为之后的等级制度,奴隶制和私人财产的概念皆源于最初男性对女性性强暴的征服,⑥而被性强暴的女性往往就成为男性的私有财产被占有,性强暴是一个违反女性意愿、物质化女性的男权文化的罪行。

为了维护男权至上的中心地位,男性为男权文化设计出了“贞洁/贞节”的性观念用以强化对女性的控制和役使,他们从意识形态到政府机构,从社会的各个层面灌输、渗透这一观念,不仅通过文学作品,人物传记的宣传,还通过行政方面的实践,比如旌表,树立碑坊,制作匾额来表彰女性的“贞洁/贞节”,给予她们载入史册的最高荣誉。最后这一观念进入法律和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其制度化和合理化。从汉代刘向的《列女传》,以及从汉代开始的旌表烈女贞妇,到明代庞大的赞颂贞节女性的文集和传记,到清代朝廷的中央控制旌表、供奉“贞女/烈女”,⑦对于女性贞洁/贞节的推崇和重视成为压迫、歧视、贬黜女性的桎梏,使女性在社会地位上彻底边缘化。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⑧的理论更把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弱势女性置于歧视女性社会的最底层,而就受害者而言,性强暴在她们心灵上和心理上造成的创伤和负面影响是永久的,伴随她们的一生。艾莎·吉尔(Aisha Gill)在分析男权文化为女性所制造出来的贞洁/贞节的“荣誉”时精辟地指出,“这种荣誉是以暴力为基础的——裹满着社会尊重的古铜色的暴力——它为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铺平了道路……这种‘荣誉远不是庆典女性的尊严和她们在社会上的重要性,事实上它导致了她们成为性强暴和性虐待的受害者。”⑨

《劳燕》中的阿燕的遭际,是这种歧视女性文化的生动图解。被日寇凌辱后的阿燕,立即失去了在村子里的社会地位,竟成为村子里被同胞性强暴的对象,甚至连小男孩们都来侮辱她、欺凌她。而她法律名义上的丈夫刘兆虎也因此抛弃了她。刘兆虎的母亲虽然很同情阿燕的遭遇,但是她也鼓励自己的儿子离开名义上的媳妇。因为他们都认为她已经不贞洁了,所以任何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地侮辱她,而她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剥夺了作为女性的正常权利。

小说耐人寻味地描写了刘兆虎复杂的矛盾心理,他对阿燕的态度正是传统文化中歧视女性的写照。刘兆虎确实也意识到这不是阿燕的错,阿燕只是战争的牺牲品,是无数被性强暴的女性中的一个。作为她的名义上的丈夫,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男人,他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为阿燕、为被日寇凌辱的女性报仇。“我终将要用我的生命来洗涤她的耻辱。”⑩确实他这样做了,也做到了,参加抗日军队,投入反抗日军的战争,直到日本侵略军投降。但是,他却不会再接受阿燕为妻了,因为,这是一种“耻辱”,它有损于他的男性“尊严”,“贞操是一条迈不过去的万丈壕沟”。{11}自然,这条壕沟是由传统文化挖掘、建筑了几千年,异常的坚固和牢不可破,它让本应保护、呵护女性的男人去歧视女性,任由她们去备受污名和耻辱。他唯独没有想到的是,既然这不是阿燕的错,那错的就是他自己。阿燕只是敌方为表示征服、向我方的男人、社区、国家挑衅的牺牲品,对阿燕的侮辱也是对刘兆虎、对整个民族的侮辱。在1995年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特别报告员指出,在武装冲突的局势中,“性强暴象征着强暴当地的社区,是破坏社会和文化的基本要素——是对男性敌对方的最终屈辱”。{12}敌对方是通过对女性的残害,從精神上摧残、屈辱我方男性的,然而,刘兆虎和村民们并没有把阿燕的屈辱等同起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屈辱,却以性别为界,让女性单独去承担敌方强加的屈辱。更有甚者,他们对待阿燕的方式让阿燕进一步沦为自己同胞文化观念的牺牲品,让她进一步受到自己同胞的侮辱。

二、从贞贞到阿燕:对传统贞洁/

贞节观念的反叛

阿燕这一人物形象让人想起丁玲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所写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13}中的贞贞,这篇小说也是描写女性如何承受民族战争、以及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的双重迫害。被日寇性强暴后的贞贞被带到日本军营,历经艰险逃出后的贞贞,得到地下抗日组织的指派,为抵抗力量搜集情报,让地方抗日组织更有效地打击侵略者,她接受了组织的派遣,回到日本军营成为一位慰安妇。这样一位为民族、为国家作出巨大个人牺牲的女英雄,回到自己村子里后,却发现自己被村民歧视、被污名、被贬黜。“尤其是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14}然而,作者却给她的女主角起名为贞贞,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因为在丁玲的心目中,贞贞是最贞洁、贞节的女性。她为了反击、报复日寇对她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无视封建礼教中的“贞节观”,正如她在作品中对叙述者“我”所说:“我看见日本鬼子在我捣鬼以后,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15}目睹了村民对贞贞的不幸遭遇毫无任何同情心,却以男权文化制造出来的“贞洁/贞节”观来否定贞贞作为女性在村子里的社会地位,作者深深感受到性别歧视在传统文化中的根深蒂固,它已经令人压抑地渗透在社会结构的每个层面,而这一所谓的“道德”观念的虚伪、性别歧视的本质与贞贞自我牺牲的高尚情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作者在这篇作品中以热情赞颂贞贞来颠覆传统文化中以男权为中心的贞洁/贞节观,为被性强暴的女性正名。

如果贞贞是一位在艰难中反抗和挑战传统的“贞洁/贞节”观的女战士,那么阿燕则是在挑战和反抗中奋力地撕破这一传统观念的虚伪、懦弱和性别歧视的遮羞布的勇士。与贞贞不同的是,阿燕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交流和互动中完成这一壮举的。阿燕与西方文化的相遇是因为美国牧师比利,比利两次相救阿燕,第一次在她被日寇性强暴后,第二次是在阿燕被村子里的男孩们侮辱时。阿燕被比利带到了教堂,此后便在那里生活。阿燕在比利为她治疗身体与心灵上的创伤的过程中,开始受到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熏染。牧师比利的言传身教向她开放了一个对她来说前所未有的知识领域和价值体系,这使她最终能够站在一个新的制高点上来审视“贞洁/贞节”观念对受到性强暴女性的压抑和钳制。

耶稣有句名言,当一群文人和法利赛人打断他的讲课,带进来一位女性,指控她犯了奸淫罪,问耶稣是否应该按照法律处以石刑惩处她时,耶稣说,“在你们中间没有罪的那个人,让他先向她扔石头吧。(He that is without sin among you, let him first cast a stone at her.)”{16}指控那位女性的那群人,听了耶稣的这句话后,默默地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显然,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耶稣的寓意非常明显:有罪的男人怎么有权利来审判女性?阿燕住进教堂后,每天帮牧师比利抄写《赞美诗》,周末听牧师的布道,虽然她“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真正皈依基督”,但是牧师比利感觉阿燕对圣经的领悟比他还深,“她有一双天眼,总能跳过一切文字和概念制造的阻隔,直接进入信仰的核心。”{17}这是因为阿燕亲身经历了非人道的待遇后,她对人世的看法有着惨烈的沉重,一旦与另外一种文化接触,原来文化的疆域被打破后,新的观念汹涌而入,阿燕就有了对比和参照,在经常向比利提问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新的价值坐标。这个新的坐标让她能够从人性的角度对性别歧视进行反审,对男女之间不平等权力进行挑战,对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进行鞭笞。

然而,阿燕的这一意识上的蜕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风暴和烈火中完成的。对此,作者张翎有着详细的描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营学习受训的520学员、绰号鼻涕虫在河边遇见正在洗草药的阿燕,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欲企图强暴她,此举的最主要原因自然就是当地人的共识:既然阿燕已经被日寇性强暴过,那么任何人也都可以强暴她,因为她已经不“贞洁”了。虽然他欲强暴阿燕的行为没有得逞,因为遭到阿燕的强有力的反击,但是他却用语言在精神和人格上对阿燕进行侮辱,武器仍然是“贞洁”。

阿燕差一点被这一“武器”击倒,她万万没有想到离开了自己的村庄,并没有逃脱“污名”,它如鬼随影,紧紧地缠住着她。但是此时的阿燕已经是斯塔拉(阿燕的第二个名字),不再是柔袅、纤巧、易被伤害的燕子了。她不愿意再接受如此的侮辱、損害,她决定要反击,要让鬼影在阳光下败走,要反击社会上、文化中对被性强暴女性歧视的传统。她把这一反击视作为“去做一场犹豫了很久却最终不得不做的手术,不是给别人,而是给自己。”{18}事实上,她是在给性别歧视的文化传统做手术,她把它比喻为手上的“溃烂”,“脓血流得到处都是,流到哪里就感染到哪里”,只有把它剁了,她和所有被性强暴过的女性才能获得重生。

于是斯塔拉来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营,面对一院子的学员,她大声责问,“要是你们的家人你们的乡亲遭了日本人的祸害,你们怎么办?”{19}她最后用全力愤怒发出的、振聋发聩的“你们为什么只知道欺负我,你们为什么不找日本人算账?”如石破天惊,把男人的尊严砸得粉碎,让一院子的男性哑口无言,唯有“水缸和墙壁在嘤嘤嗡嗡地颤动”。{20}斯特拉的锋芒直指性别歧视,直指男性的虚伪,更令人深思的是,经过一番内心挣扎,此时的她开始拒绝自我羞耻,不再像所有被性强暴后的女性自认为不洁,感到羞耻的应该是男人,男人应该去报仇,而不是趁机来进一步侮辱被损害的女性。一个崭新的、完全解脱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束缚的斯塔拉涅槃再生。作者张翎对斯塔拉的这一壮举的描绘非常精彩、细腻、生动,尤其是对她的举止、神态以及内心情绪波澜起伏中的每一个涌动的刻画。

在小说中,鼻涕虫因企图侮辱斯特拉被长官以军法严惩,但斯特拉却提出让他在与日本的战斗中为自己赎罪。鼻涕虫果然为保护战友安全撤离而壮烈牺牲。对比烈女为被性强暴而自尽,鼻涕虫的牺牲有着双重意义,一是颠覆“贞节”观只对女性单方面的压迫,即被侮辱的女性以死“洗辱”,相反,男性得为自己侮辱女性的行为付出代价;二是男性为被敌方侮辱的自己同胞复仇,体现男性保护女性、保家卫国的责任和担当。鼻涕虫捐躯后,斯特拉亲手把他的头颅和尸体缝合在一起,以表示对他的壮举的敬重。斯塔拉挑战的并非是企图强暴她的鼻涕虫个人,而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观念和传统,它压迫、摧残着被性强暴过的女性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一旦鼻涕虫以壮举表现出与此观念的决裂,斯塔拉便以慈悲胸怀宽恕了他,并帮助他实现了生前的遗愿。

被性强暴的女性在张翎的小说中是经常出现的人物形象。比如《流言物语》中的全力,《阵痛》中的上官吟春,《雁过藻溪》中的袁氏等等,她们被性强暴后,或者被知书达理的教书先生的丈夫所嫌弃,或者把这当成耻辱的秘密而隐守终身,或者自杀以死表示抗拒,她们无一例外地都在性别歧视的传统文化阴影的笼罩下生活,身体上的创伤可以治愈,但心灵上的创伤永远在淌血。作者在倾注自己对她们深切同情的同时,愤懑于传统文化的贞洁/贞节观念对她们的不公,于是塑造了阿燕或者斯特拉或者温德,让她来轰击这一代表男权控制女性的落后思想意识,让她来呼唤一种维护女性权利,尤其是维护被性强暴后的女性的权利、尊严、和应有的社会地位的文化意识。

三、解构歧视女性的贞洁/贞节文化观

无独有偶,2017年还有一部母题相似的郭柯导演的电影纪录片《二十二》问世。这部纪录片以“白描”的方式记录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22位被日军强迫作为性奴隶的幸存者的生活状态,影片感人至深地表现了导演对弱势群体的诚挚关怀。按照影片的介绍,在1931-1945日本侵华的14年间,中国大约有20万以上的女性被强迫做日军的性奴隶。无数女性被折磨死,少数幸存者的后半生却在歧视和耻辱的阴影下度过余生。而她们自己也因为文化的熏陶为此深感耻辱,进而自我贬低甚至自我否定。纪录片中大部分被采访者选择沉默而意识不到这是她们申诉男权文化歧视女性的机会和权利。这部纪录片让观众感受到同样的一个问题,即被强暴过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在传统文化观念中的位置,以及她们在当今社会的地位问题。对待受到性强暴的女性的态度,应该是一个社会文化文明程度的体现和标杆。对女性的贞洁/贞节的要求,是男女不平等、男权至上的具体体现。而贞洁/贞节的观念不应该应用在被性强暴的女性身上。为什么女性被性强暴后得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否则就失去了尊严和人格,但是男性却可以有“三妻四妾”?正如李银河所总结,“传统观念认为,如果一个男人与许多女人有性关系,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可如果一个女人同许多男人有关系,她便失去了身份和尊严。”{21}双重道德伦理标准的不合理、不平等在历史上造成了无数女性的悲剧,过去的社会历史却一直在为这种悲剧唱赞歌。

从这个角度上看,小说《劳燕》和纪录片《二十二》在中国文化历史范畴中的开拓性的意义不可低估,两部作品所展现的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性强暴过的女性的坎坷命运。小说作者和纪录片导演顺应现代文明的潮流,从人性、人道的角度为被性强暴的女性正名,期待唤起观众和读者对她们的同情,呼吁对她们的关注、尊重、爱护、保护、照顾,通过演绎自己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来营造符合女性根本利益的、男女性别平等的、尊重女性的、特别是被性强暴女性的文化观念。因其传播手段,纪录片《二十二》的影响巨大,上座率出乎导演意料,打破国内纪录片的票房记录,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歧视女性的传统观念。小说《劳燕》则通过塑造阿燕的人物形象,来进行这一解构和改变。阿燕在动荡的年月里,从被敌寇性强暴过的、之后人人所弃的被侮辱者成长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为人所尊重的自立女性,她以師从牧师比利而习得的治疗病痛、救死扶伤的医学能力,以宽恕仁爱的慈悲胸怀,改变了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贞洁/贞节”的传统观念,尤其是“和天底下大多数男人一样,心底里总有一丝自尊在作祟”的刘兆虎。{22}

刘兆虎的观念变化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其间有他自己生活经历大起大落的跌宕波折,有外界的推动,有他自己的反省,几乎是在他掉入命运最低谷的时候,他才终于消除了一直存有的对阿燕被性强暴一事的芥蒂。也许是因为社会地位的换位,才使刘兆虎能对自己以前固定的思维方式作换位思考,传统观念改变之艰难尽在不言之中。但是,毕竟他的观念改变了,虽然这一改变是何其艰难。在小说叙述中缺席的阿燕,是用自己的行动叙述新的文化、道德观念,它以人为本,从男人和女人的人的属性出发,拒绝性别的双重标准。

对被性强暴后的女性的歧视,并非只存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它是个普世的现象,存在于很多国家的文化中,也始终有对于这种现象的抵制和改变的努力。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典型的事例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立陶宛的一位拉比,即犹太教的教士/法学家,遇到不少被德国士兵性强暴过的幸存者,其中一位甚至被在手臂上纹了“希特勒军队的妓女”的字样。这位女性在解放后得以和丈夫团聚,可是看到她手臂上的纹字后,她的丈夫犹豫了,认为他们先得请教法学专家,必须得到允许后才能恢复夫妻关系,否则就不能。拉比的回答是,“这是我们的责任来宣告,因为她们受到的苦难,她们应该得到自己同胞的报偿。我们必须避免给她们造成不必要的痛苦。自然地,因为这种情况而跟受害的妻子离婚的丈夫应该受到谴责。我认为,你们没有任何必要去除掉妻子手臂上的诅咒。相反,要代表那些被屠杀的人把它保存下来并展示出来——不是作为羞辱和屈辱的标志,而是作为荣誉和勇气的象征,让它提醒我们和全世界,上帝已经采取并还会继续向压迫他的子民的人进行报复。”{23}以“荣誉和勇气”来取代“羞辱和屈辱”,这是对被性强暴过女性的道德上的维护和解锁,是对传统的贞洁观的否定。虽然,这一解构歧视女性的贞洁/贞节观念是由男人(拉比)来进行的,女性仍然只是被动地等待“审判”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一波又一波地由女性自己奋起对传统文化中歧视、压迫女性的意识形态发起猛烈的冲击,在打破旧的观念基础上,致力于新的文化观念的树立,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变社会对被性强暴的受害者的态度。女权主义的实践者们认为,提高人们意识的活动能实现改变人们的观念和态度,并能促进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从制度上来保护性强暴的受害者。反过来,她们也认为,社会,政治和制度变革也会改善对性虐待受害者的态度和观念意识,促进它们的改变。{24}然而,任重而道远,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以男权为中心的歧视女性的文化仍然普遍存在,但是坚冰已经破开,以挑战男权中心、倡导男女平等为目标的话语与文化观念和意识正在形成并逐渐为社会所接受。

四、結语

张翎的作品洋溢着对女性命运的热切关注,对女性坚韧、顽强性格的颂扬,和对女性文化的热情扶持。她在《劳燕》中通过阿燕的形象塑造,表达了对歧视性强暴受害者的传统文化现象的批判,对传统的贞洁/贞节观的解构和颠覆。她在小说中为阿燕所设计的三个名字,意味深长,象征着人物的成长过程;在村里的乡亲以及刘兆虎的心目中,阿燕原本是自由飞翔的轻盈、快乐的燕子,然而就如燕子本身非常柔袅、纤巧、易被伤害,阿燕因被日本侵略军强暴而成为孤立无助、进而被村民侮辱的弱女子。牧师比利给阿燕起名为,斯塔拉Stella,高远天上俯瞰大地的星星,寓意只要有方向指路,就不会有恐惧。美方训练官伊恩也给阿燕起了个名字,温德,wind,风可以温煦吹拂,亦可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从易受伤害的燕子到有了人生的方向、充满力量、能自由咆哮的风,阿燕的名字和她本身在战争的环境中完成了蜕变,如凤凰涅槃而再生。

① 花宏艳:《张翎新作〈劳燕〉叙事学研究》,《名作欣赏》2018年第1期。

② 谢有顺:《向痛苦学习:〈劳燕〉中人性的受难和救赎》,微信公众号:《谢有顺小说》。

③ Margaret A. Schuler,“Preface”Gender Violence: The Hidden War Crime. (Kumarian Press, 1998): vii.

④⑤⑥ Susan Brownmiller,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New York: Bantan Books, Inc., 1975): p.27; p.5; p.8.

⑦见SiyenFei,“Writing for Justice: An Activist Beginning of the Cult of Female Chas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1, no.4, (2012): pp.991-1012.

⑧ 见《二程遗书》卷二二下;方苞《〈岩镇曹氏女妇贞烈传〉序》。

⑨ Miranda Horvath and Jennifer Brown eds. Rape: Challenging Contemporary Thinking. (Portland: Willan Publishing, 2009)p.164.

⑩{11}{17}{18}{19}{20}{22} 张翎:《劳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版,第147页;第290页;第91页;第183页;第187页;第191页;第290页。

{12} Margaret A. Schuler, v.

{13}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1919-1949)》第一卷。刘绍铭,王维樑编。香港:公开进修学院出版社1994版,第377-393页。

{14}{15}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第386-388页;第386页。

{16} 转引自Susan Brownmiller,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p.10.

{21} 李银河:《女性注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23} 见Susan Brownmiller. p.50.

{24} Colleen A. Ward. Attitudes toward Rape: Feminist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5)p.156.

(责任编辑:庄园)

Chastity and Sexual Violence: on A Single Swallow

[Canada] Xu Xueq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of Ah Yan, the female protagonist in Zhang Ling's novel A Single Swallow, examining how in traditional culture raped and sexually abused women were rejected and denied. By probing the need to fashion the concept of chastity as a standard conduct of women for a male-centered cultu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has developed into a cangue that has suppressed, discriminated against, and denied women, and thus marginalized their social statu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f A Single Swallow lies in its subvers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chastity that discriminated women who suffered from rapes and sexual violence.

Keywords: Zhang Ling; Single Swallow; rape; chas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