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旅游目的地系统研究综述

□洪 涛

一、国内外旅游系统研究进展

国外学者对旅游系统的关注较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对旅游功能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1972年苏联地理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首先对“地域旅游系统”的内涵进行定义。他认为地域旅游系统在功能上和地域上具有完整性，可将其理解为旅游系统的空间布局优化。Gunn(1972)提出了旅游系统的概念，并构建了旅游功能系统模型。指出旅游吸引物、服务与设施、交通、信息与引导和旅游者，这五个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Leiper(1979)则基于系统观点对“旅游”进行定义，认为旅游自身即为一个系统，其系统要素包括旅游者、客源地、交通线路、目的地以及旅游产业等五个方面。

从系统空间构成的角度，Haggett(1977)通过把区域抽象为点，提取运动模式、路径、结点层次、地面、扩散等六个几何要素，这被广泛用来描述和分析旅游系统的空间结构及旅游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还有一些学者基于区域旅游系统构成、特点及运行机制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如Sessa(1988)基于系统思维对区域旅游进行探讨，认为旅游系统是一个与区域的世界化相联系的全球系统。Mill和Morrison(1985)探讨了旅游系统运行的动力机制，指出人与信息的空间流动是一个有效运行的旅游系统模型必然表现，而旅游目的地通过营销“旅游者”，市场借助交通“推”旅游者则是旅游功能有效运行的动力所在。针对旅游目的地空间布局的区域旅游系统研究当推Dredge(1999)，他通过构建基于旅游目的地的空间规划布局模式的区域旅游系统，将其分为单节点、多节点和链状节点三种类型。Hills & Lundgren(1977)的研究重点则在地区之间。他们把市场和产品分为三个层次，认为旅游地的开发是以城市为核心逐步向外扩散，形成大城市间旅游的水平流动以及大城市向一般非城市型旅游胜地扩散的垂直流动。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从概念辨析、性质内涵、要素构成等方面开展。刘峰(1999)，吴晋峰(2001)等认为旅游系统是指参与旅游活动的各部分相互依托、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动态系统、闭环系统、开放系统，对其全面透彻的认识有助于旅游开发规划的成功。吴人韦(2000)认为旅游系统主要包括旅游者、旅游企事业和旅游地。主体是旅游者，客体是旅游目的地，联系主体和客体的媒介是旅游企事业。吴必虎(2000)基于旅游功能视角，提出旅游系统包括四大部分：需求子系统(客源市场)、供给子系统(旅游目的地)、支持子系统和出游子系统。子系统内包括的诸多要素，又彼此关联、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黎雪林、孙东川(2006)认为旅游系统是一个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系统，主要由游客系统、旅游管理者系统、旅游服务设施系统、生态系统四部分构成。王迪云(2007)把旅游耗散结构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作用的总和定义为一个完整的旅游耗散结构系统。王金伟(2010)运用系统论方法建立一个旅游系统模型，主要包含客源地系统、目的地系统、出行系统和环境系统四个子系统。冯新灵(2004)认为旅游耗散结构系统作为强调区域旅游系统内部子系统及要素之间非线性相干机制，以及区域旅游系统动态演化的发展机理。此外，吴晋峰(2013)基于旅游系统空间结构视角，认为旅游系统的空间结构具有多层次性，并以此为基础阐明了旅游系统的概念，将其空间结构模式定义为以目的地和客源地为结点、以交通线路为连接占据一定空间范围的网络。

二、国内外商务旅游研究进展

国外在商务旅游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务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商务旅游市场需求、商务旅游运行等方面。Seyhmus Baloglu(2005)认为贸易展销和会议对旅游目的地的经济会带来持久的影响。商务旅游在为本地经济发展带来乘数效应的同时，也会对地区环境和文化产生负面影响。John Swarbrooke(2004)认为商务旅行会破坏自然环境，还可能造成疾病传播，使本地人产生怨恨和自卑感，从而引起犯罪率的上升。

商务旅游市场需求研究主要集中在游客选择商务旅游目的地的决策行为和标准方面。Martin Oppermann(1997)把影响会议旅游者决策行为过程的主要因素分为：个人/商务、会展旅游组织者、区位及涉入机会等四大方面。Hanqin(2007)在Martin Oppermann构建的影响模型的基础上，将新模型中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分为：协会/会议、个人/商务、区位、总花费(时间和空间)等，并将区位因素进一步分为会议目的地吸引力和可进入性。罗伯·戴维森等人(2006)对商务旅游的购买过程进行探讨，总结出商务旅游需求方中最终使用者、购买者和决策者等对商务旅游产品购买决策的影响，并对购买者和使用者间的矛盾进行了详细阐释。在选择商务旅游目的地标准方面，Seyhmus Baloglu(2005)等研究显示会议举办目的地和场馆是影响会议组织者在选择目的地和决策行为制定过程中的主要因素。

商务旅游运行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影响因素和供给分析方面。John Swarbrooke等(2004)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四个方面讨论影响商务旅游市场的宏观环境的主要因素。Sheena Westwood等(2000)则认为市场化、全球化的竞争加剧，跨国公司的崛起，全球通讯技术的高速更新以及新兴及转型经济体制的成熟是促进商务旅游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Fred R.Lawson(1982)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商务旅游需求影响因素，以及对商务旅游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对会议规模、会议中心、酒店、展览设备等方面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通讯技术的空前发展对商务旅游的挑战也是国外关注的热点。罗伯·戴维森等分析了ICT(信息和交流技术)能否成为商务旅游替代品的可能性，认为ICT对商务旅游的发展确实存在着巨大的挑战。

在实证研究方面，Claire Haven-Tang等(2007)以英国4个成功的商务旅游目的地为研究对象，发现领导层、联系网、商标、技术支持、形象大使、基础设施等方面是商务旅游目的地成功的主要因素。Graham Hankinson(2005)调查了英国25个利用商务旅游设施机构，提取目的地的整体吸引力、功能作用、环境氛围等因素用于提高商务旅游目的地促销的品牌形象。Martin Oppermann(1996)则基于协会会议组织者的视角分析了会议目的地的形象及主要构成因素等。Hailin Qu等(2000)探究了香港作为东南亚国际化会议目的地的竞争力，分析了他们选择目的地的标准以及对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目的地满意度的差异。

国内商务旅游研究集中于商务旅游的内涵、发展现状和策略，商务旅游目的地的案例研究等。早期学者认为，“商务旅游是以经商为目的，把商业经营与旅行、游览结合起来的一种旅游形式”(阎有兵，2000)。之后逐渐认识到，商务旅游不仅包括传统的商务旅游产品还包括新型商务旅游产品业务，基本涵盖了所有因工作关系到外地从事与商贸事务有关的活动。盛正发(2006)对我国商务旅游进行SWOT分析基础，提出准确定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商务旅游人才是我国商务旅游发展的关键。李玺(2010)采用专家访谈和旅客调查等方法对城市商务旅游基本特征进行探究，并从商务游客认知趋势出发，借助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城市商务旅游竞争力评价的量化模型，对该模型的普适性及准确性进行了检验。朱峰(2011)对城市会议目的地的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从设施、交通、服务、价格、形象、气候与环境、吸引力7个方面，提出了16项具体指标，并对中国沿海17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

此外，国内还有部分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商务客源市场分析方面，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方面是对区域客源市场具体分析(刘大可，2009)，另一方面则是对行业客源市场情况的分析(应乐华，1991)。还有一些文献探讨了商务旅游供给研究和相关产业配套。如宋子千(2008)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生产、销售和组织等三个方面对商务旅游转型进行探讨，总结出旅行社商务旅游产品的基本特征。李平生(2006)基于商务旅游产业组织创新视角认为，当前商务旅游的产业融合的时代特征主要出现在旅游服务层面、经营层面和产业层面。而产业组织网络化、组织集群化、组织模块化和部分商务链虚拟化则是产业融合所要求的商务旅游组织创新的主要表现。少数研究把关注重点放在城市商务旅游运行系统和目的地系统的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彭陈艳，2010)，不少学者探讨了奖励旅游与商务旅游的发展机制与动力(李晓莉，2013)。但都以单体城市或城市中某一区域为研究对象，对宏观区域的整体系统研究缺乏。

综合来看，国外商务旅游研究可归纳为商务旅游产业整体的宏观研究和对商务旅游市场结构的具体研究。研究者更多是围绕商务旅游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产业链关系、市场分析和产业发展趋势等方面，以期为实践提供相关决策制定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近年来国外相关研究多以趋势预测和需求分析为内容，对商务旅游细分市场的关注成为主流。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通过构建模型、数理统计等方法，辅助以定性的文献和访谈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但国外在商务旅游目的地的系统研究方面文献较少。国内商务旅游研究更多的是问题与对策的描述性研究，较多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国内学者多从商务旅游属性特征，市场规模、需求特征、产业绩效及波及效应出发，对商务旅游市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行社业，对商务旅游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定量研究较为薄弱。特别是伴随着商务旅游的发展，近年来学术界理论研究成果较少，对商务旅游的系统研究关注不够，宏观尺度的商务旅游目的地系统优化研究更为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