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互证的新角度
——评萨孟武以《水浒传》证史的独特性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050024）

萨孟武先生（1897—1984），政治学家，出版了《中国社会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除此之外，他还著有《〈水浒传〉与中国社会》《〈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三部透过小说研究社会的作品，畅销不衰。这三部书往往从一些为人们所忽略的细节中见出中国社会的共性，抓住重点来分析，鞭辟入里，显示出广博的学术知识、宽广的学科视野和敏锐独道的发现问题的眼光。他以丰富的历史、社会学知识为基础，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提供了新的角度，也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以小说证史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以此方法著书者，实属罕见，然而这并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故本文对其以《水浒传》证史的独特性进行分析，以期引起学界关于这一研究方法更多的的思考。

一、客观透视本质，冷静分析因果

该书和文学研究者研究《水浒传》的著作有很大不同，主要区别在于，他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直击社会最深层的本质和厉害关系。

文人分析郑屠，大多会分析郑屠的形象，最多当成一个普通的恶霸，甚至会把郑屠作为鲁智深的一个陪衬。但是萨孟武则由此分析道，中国古代社会农民生产力低下，贫苦农民为维持生计被迫接受高利贷，其在延安府称霸的势力基础是建立在高利贷的剥削之上。而官僚袒护高利贷，一方面因为中国古代的官员，很多本身就是高利贷者，或者也受高利贷的支配。这就从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将从农民到高利贷者再到官僚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包庇与互相勾结的社会关系清晰的揭示出来，可谓是很深层的透过现象看本质了。

同样，通过十万贯生辰纲，他能透视出官场社会“财—官—财”的升官发财的模式。由宋江的家族关系揭示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兄弟政治和任人唯亲的本质。他能敏锐地观察到文殊院的经济问题，进而牵扯出整个佛教在中国发展的盛况及原因。从文殊院僧人众多而不劳动能自足，酒店老板与鲁智深的对话，得知方圆数十里的土地、房屋、商人经商的本钱皆来自文殊院，从而以小谈大。这些既是文人很少关注的点，也是历史学家很少会用的材料。另外，论述寺院为何有钱时，又是不拘泥于佛教兴盛史，而是置身于整个社会，谈宗教与政治、与上下层人民的各种因果关系。上层因为作恶，怕遭到因果报应，为寺庙捐钱以求心安；下层则是因为想脱离苦难，或者为逃离沉重的赋税和刑罚。而佛寺本身用钱放债取息。至于朝廷灭佛不能成功，他也揭示出深层的社会原因，即灭佛政策与人民信佛的经济动机（求课免税），不能相容。朝廷不务其本，而谋其末。

诸如此类，都是透过作品中的现象看社会的本质，从整个朝代更替，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大的因果系统中找答案，因而更显深刻和客观。

二、集合百家思想，通达社会百态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与萨孟武另外两部小说证史的作品相比较，最突出的特点是反映社会的角度，最多样，思想上也最全面。

所谓集合百家思想，主要表现在论述的过程中能够调用诸子百家的思想主张，并对史料和文学材料兼收并蓄，结合运用。且看《“替天行道”的意义》这一节，在论述为什么需要天道，分别使用了儒家的人治和法家的法治都不能限制君主的权利，最后以阴阳家作结，即天权神授。至于如何行天道，又结合孟子的“仕”的观点，谈到君主需要大开仕路。除此之外，荀子，管子等人的观点，被萨孟武在这一部小书中灵活运用。

其他文学与史学材料，更是相得益彰了。如《梁山泊的社会基础》一节，论述农村遭受赋税和豪强的压迫困苦不堪之时，便用晁盖的一段话：“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1。”紧接着就是宋时司马光的话。一个是虚构人物，借诸文学的笔端加以反映。一个是历史上确有其人，有史料记载。二者相得益彰，既证实了农民穷苦、豪强兼并之事实，又证实了《水浒传》并非完全虚构。《何以草料场的火烧不死林冲》一节，也是从小说和正史两个角度说明文字记录故事的因果法则。他懂得运用文学材料，《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第四章）、《诗经·商颂·玄鸟》《诗经·大雅·生民》《红楼梦》的诗词（陋室空庭，当年笏满床……）等都是文学作品。史学材料更不必说，从《史记》到《明史》信手拈来。

这种兼收并蓄，灵活运用，使得该著作论证严谨而丰富。著作内容更是通达社会百态。正如萨孟武在自序里写道：“要研究中国社会，关于豪族、士人、农民、土地、户口、水旱、钱币、商业资本、官僚组织、军队制度等等，均需注意。2”且看该书17节所涉及的阶级与社会问题：

章节 名称 所涉社会阶层 所论社会问题第一节 梁山泊的社会基础 豪族土地（兼并）、政治（农民起义）、经济（消费共产主义）、伦理观念（忠、孝、义）第二节 “替天行道”的意义流氓、帝王、现代劳动阶级贫民政治（仁政，天权神授、开仕途）第三节 杀猪的郑屠何以能在延安府称霸士农帝王平民高利贷者官僚经济（高利贷）水利与技术改革第四节 由五台山文殊院说到佛教流行的原因统治阶层流民寺庙和尚文化与宗教（佛教因果）经济（赋税徭役）第五节 小霸王劫婚与中国社会之“性的缺点”下层人民 社会风气（重男轻女，男多女少，婚嫁代价大）、社会人口、伦理（食色性也）第六节 何以草料场的火烧不死林冲侠客平民土豪劣绅思想观念与宗教（因果法则）第七节 十万生辰纲之社会学的意义政治（官场贪污）经济（贪污影响生产力）第八节 王伦何以不配做梁少泊领袖官僚知识分子士大夫阶级 科举第九节 由潘金莲与西门庆谈到古代的婚姻问题平民妇女 婚姻风俗，男女地位第十节 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问题农民贵族地主恶霸法律（所有权）第十一节 九天玄女与三卷天书的来源宗教（宗教与民变）经济（生产力低，饥饿引起暴动）第十二节 由宋江的家族关系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帝王平民官僚 经济（大家族经济制度）政治（兄弟政治、舅爷政治、姑爷政治、马弁政治）第十三节 宋江得到天下以后李逵的命运如何君主与昔日兄弟（君臣）政治（皇权尊严）第十四节 由祝家庄与曾头市说到中国的军队与官僚军队（兵制）官僚文化与科举第十五节 林冲的地位何以在关胜之下官军民兵贵族 政治（禅让、贵族政治、选官制度等仕途之路）第十六节 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把交椅流氓知识阶级绅士阶级政治（社会各阶级流动性）第十七节 燕青何以能列在三十六天罡星之内臣民 伦理观念（忠、义）

由上表可知，这部小书几乎涉及中国古代社会的所有阶级，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宗教、军事、科举、伦理、科学技术等各领域，借用《水浒传》中事例作为引子，将中国古代社会做了一个以点带面的勾勒，呈现出社会百态。

（三）打破常规思维，贯通中外视野

萨孟武因其学科立场的不同，知识储备的丰富，分析问题，往往打破学界常规思维，语出惊人。书中在论述中国古代社会时，时常会与其他国家或者当今社会做出对比。这就显示出他学术的贯通性，视野的开阔性，思维的独特性。

萨孟武抓住《水浒传》资料以证社会的敏锐性是非常强的。十万生辰纲这一晁盖等人落草的一个引子，成了萨孟武手中论证财与官关系的罪证；祝家庄与曾头市的战力强于军队，成了萨孟武论证中国古代佣兵制度与官僚腐败的有力证据；宋江与父母断绝关系的凭证，成为萨孟武笔下古代连坐制度的反映；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婚姻，成了古代婚姻不自由，男女不平等的真实写照；快活林酒店，成为萨孟武论证人民财产，甚至国家所有权不受法律保护与约束，强者占有所有权而成为资本原始积累手段的例证。

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在学界的定论与常解的基础上，捅开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思路。例如，我们一直研究梁山泊的忠义，但很少关注梁少泊的“孝”，更很少有人从生活方式、经济社会根源来探究为什么重“义”而轻“孝”，萨孟武先生从澳洲人过游牧生活，不以杀儿为耻，富绅安乐得益于祖宗，遂感恩戴德而重孝，穷人少时多流离结伴以扶持，故薄于孝，由此得出伦理与生活方式的关系。他颠覆“孝义黑三郎”的形象，这一解释的确相当具有突破性。至于梁山泊的社会基础，他定义为因饥饿而造成的流氓组织。这是在学界争执是“强盗”还是“英雄豪侠”的基础上，又一个有力的解释。他笔下的“劫富济贫”，也是打破学界以往的正面形象，而成为掩盖“抢”这一生存手段所期待的最高理想。王伦何以被火并？在他看来，也不是我们普遍认为王伦小气，而是士大夫阶级的局限性，舒则苟安……。诸如此类，他的很多观点，因其独特的思维和广博的知识，经常会给读者带来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阅读感受。

他的思维如此，视野更是不受局限。如第一节用罗马贫民对比中国流氓，来说明罗马贫民在政治上有地位，而中国的流氓则无任何地位可言；之后又对比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现代的劳动阶级，古今中外，三方对比下，中国贫民成为流氓的可能性，以及要造反以提高政治地位的合理性就不言而喻了。上文提到的用澳洲游民丢弃子女，来说明生活方式影响伦理观念也是这个道理。谈到所有权问题，也是与欧洲相对先进的法律保护所有权对比而来的……。如此不受学科束缚的思维，不受空间束缚的视野，得以造就大气象大格局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四）用个案讲通史，以小事谈古今

这部书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讲社会与历史，更侧重于通史，讲《水浒传》却既不拘泥于该书的创作年代，也不拘泥于故事背景年代，而是由个案讲到古今各朝代的通病。由一个不起眼的小事引发，见微知著，谈古今共性。

这一特点从上面的表格上也能窥见一二。如果说他将社会各阶层融汇而谈是该书横向的广度，那么从一个通史的角度谈共性就是纵向的深度。在全部十七节当中，几乎全部都是以朝代顺序为线索，如，“替天行道”的意义，从原始社会、黄帝谈到明太祖；谈十万生辰纲的意义，则从始皇四年鬻爵制度，谈到了现代纸币下的贪污；谈到佛教的流行，则从汉明帝时代佛教传入中国，一直谈到到宋代，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萨孟武以《水浒传》证社会，与专门研究文学社会学的人也是不同的。不是从大而空的理论高度，或者用很傲涩的学术语言来达到所谓的高度。所选取的角度，往往是紧扣现实、贴近生活的小事。如小霸王劫婚，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婚姻，郑屠的恶霸行径，百姓的烧香拜佛等等，于平凡中见出不凡，于小事中见出共性，于社会中探讨因果，于个案中讲出通史，这就是萨孟武的高明之处。

这种研究方法学界至今少有，对该书亦是褒贬不一。那么这一方法否值得学习呢？答案是肯定的。

就本书研究对象《水浒传》为例，学界结合《宋史》等史学历史资料来探讨其主题及其与农民起义、宋江等人的真实情况的研究甚多，但是反过来，通过《水浒传》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通史这一系列作品，却是颇为稀少。换句话说，文史互证中，以史证小说者多，而以小说证史者少。因其需要研究者不仅具有既专业又广博的知识，还要具备一定的联想与发现问题的能力。但这一方法指导下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发现小说与社会的联系，也为史学界研究正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且该资料具有很大的价值。据陈寅恪弟子的追忆，陈先生曾说：“《水浒传》所记梁山泊人物之事迹，多属民间传说甚至虚构，但这类人在当时环境下，从事这类活动，则是真实的。”“例如《水浒传》中之‘祝家庄’，有无此庄并以‘祝’为名，颇难确证，但像祝家庄这类由地方自组武装，并收纳‘庄客’之事，则在宋元时，乃是现实。”陈先生称之为：“个性不真实，而通行真实3。”

无独有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说：“善为史者，能于（小说）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4”《水浒传》中的很多人物和故事是虚构的，但是作者是真实存在的，作者生活的社会也是真实存在的。该书中所描绘的最不经意的生活场景，最精微的个人生活，最符合常理的事，最能折射出在整个社会的情形。此所谓：“有些小说中所叙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则诚有之5。”

所以，从《水浒传》研究社会，以小说证史，不仅是一个可行的角度，更是一个尚有挖掘空间的角度。以小说研究社会这一方法，更应得到多角度的实践。

注释：

1.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正文第4页.

2.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自序第2页.

3.引自石泉：《先师寅恪先生治学思路与方法之追忆》.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5.引自石泉：《先师寅恪先生治学思路与方法之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