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

文｜戴文子

正像古老的时光在对作家“捎话”，每句话都是一阵风，吹向无数个远方。能够流传至今的伟大作品，也在传承着“捎话”的使命

速求共眠

作者: 阎连科

出版社: 理想国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9年1月

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像阎连科一样，除了有“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中国最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作家”等头衔外，还被贴上了“中国最受争议作家”的标签。这样一个特殊的标签既非赞美也非诋毁，只是在说明阎连科在当下有着广泛影响的同时也备受争议。令阎连科感到无奈的是，每当他选择用作品说话来回应争议时，往往会引来更大的争议。

从《炸裂志》到《日熄》，阎连科不断地在书中戏谑自我，以纾解自我真实的焦虑不安。这种感觉在新作《速求共眠》中达到了顶峰，屡遭碰壁的阎连科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写作的无意义。在后记《走向谢幕的写作》中，他写道：“我到了一个写作的焦虑期和挣扎期。无论焦虑和挣扎的原因是什么，每次提笔都感到有手卡在脖子上，让我呼吸不上来，使笔难以落下去。如一个人沉在水里憋气一样，倘若能够浮出水面换口气，也许还有一段距离可以游。如若换不了气，那就只有憋死在水下边。”

对阎连科而言，《速求共眠》就是一次尝试换气、缓气的小呼吸。“倘是生命让我缓气和换气了，那就继续努力写下去。倘是不让缓气和换气，就此搁笔，亦未可知。反正做好谢幕的准备就是了。”阎连科曾将此书的文稿向杂志社投稿，原本以为会非常轻松，未料出版过程却出乎意料的艰难：在被《花城》拒绝了之后，《速求共眠》经历很多周转，直到2017年才部分刊载于《收获》。后来阎连科又找了十家出版社希望推出单行本，结果收到的回复均是一纸退稿函。

直到岁末年初，意识比较先锋的出版机构理想国才愿意接手本书在内地的出版发行。尽管阎连科谈到感受力、支撑力和创造力的衰退以及“最后一根稻草的脱手”都在警告自己是在进行“逐渐走向谢幕的写作”，但他同样也在渴望读者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他这个作家还活着，还在写作。而读完《速求共眠》的读者也会承认，时至今日，阎连科仍是华语文坛中不可或缺的独特存在。

阎连科自称《速求共眠》纯粹是对读者一种投桃报李的写作，他太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出版了，但渴望出版并不意味着阎连科做出了妥协。诚然，相较阎连科前期的作品，《速求共眠》可以说已经十分干净。虽然作者批判的风格依然犀利，但是在表达上已经内敛含蓄了许多。

本书的主线之一讲述的是一个来自河南的中年农民工李撞，竟然在北京恋上了与他相差30岁的北大女生李静。阎连科声称这段“蟑螂与凤凰的畸恋”并非虚构，而是一桩真实的公案，当年曾轰动一时。而在本书的另一条主线中，阎连科把自己也写进了小说里，成为书中一位备受争议的作家。作家“阎连科”醉心于名利欲望，撺掇了身边的朋友蒋方舟、顾长卫、杨薇薇等人共同制作一部名为《速求共眠》的电影。“阎连科”经过一个月的田野调查、一对一的访谈，以剥橘之法，层层扣叠、虚实交错的写作，完成了同名电影的剧本。但由于种种原因，电影最终没有拍成。

回到书外的现实，不甘于此的阎连科觉得要依据电影剧本重新写一本小说。于是在这本书中，既有阎连科对案件当事人李撞的采访，也有写李撞苦追北大女生李静的电影剧本，二者构成一个双重文本。虚构的故事与写实的人物，让《速求共眠》再次彰显了阎连科的奇诡和荒诞，真实与虚构在这里模糊了边界。本作的书名《速求共眠》来自小说，以及小说中电影剧本人物李静因失去工作无法留在城市时，采取色诱失败之后的自我沉沦之举，而副标题“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更像是阎连科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戏谑之言。《速求共眠》延续了阎连科一贯的批判主旨，荒诞、超现实、神实主义在文中依然存在。故事与思想多有重复，却不显得冗杂，更不会多余。

阎连科的每部作品都会在形式上别出心裁，进行着对小说技法不断探索的文体实验，比如《日光流年》中的注释模式，以及《风雅颂》中对诗经文本的挪用，而《速求共眠》在小说形式上的自由度更是超过了他以前的写作。书中纪实小说、采访、微信文章、审判记录、剧本以及小说本身多个版本的多声部形式，包括阎连科本人在小说中的出现，表面上非常诡异和魔幻，实际上却是“让真实把虚构击碎，同时又是让虚构把真实给击碎了”。对此，阎连科进一步解释道：“如果说这个小说是有意义的，那么最大的意义不是阎连科在里面还能不能写作，也不是到底有没有李撞这个人物，他和北大的姑娘李静到底有没有爱情，这都不重要，这就是一个荒诞的故事，是今天中国的一个巨大的真实。”

在《速求共眠》中，阎连科使用了时下流行的非虚构的手法，很多人名与现实中的人同名，但这并不是真正的非虚构。他试图用暧昧的体裁来保证故事的可信性，使之成为可靠叙述，然而小说这一体裁已经注定和非虚构无缘。体裁与内容的暧昧让记录真实与文学书写混溶，大大提升了文本本身的可阅读性，是是非非，真真假假，使读者能充分享受到阅读的快感。而阎连科则通过一贯的荒诞书写，继续思考着急速迈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背后所隐藏的种种问题。

阎连科透过夸张而又荒诞的笔法，试图勾勒出在这个诡谲的时代，底层人的生存样貌与精神形态。然而，正是对丑陋一面的书写，使得阎连科的“墙外香效应”十分明显，比如《炸裂志》发行后，美国《纽约时报》、法国《世界报》、英国《卫报》、意大利《名利场》、德国《法兰克福箴言报》、日本《世界》杂志等世界顶级报刊都对其大力推崇、青睐有加。阎连科在国外相继获得了卡夫卡文学奖、twitter文学奖、入围了国际布克奖等重要奖项，而这也正是他被诟病的焦点之一。秉持“家丑不可外扬”的理念的国人，往往将中国作家的域外受宠归结为作者对事实的夸张甚至丑化，这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却往往忽略了作者对真实刻画的一面。无论怎样，文学，尤其是小说这一体裁的规约性保证了它可以天马行空，可以虚构荒诞，甚至放大生活的种种丑态病象，但这里的前提条件是，要看清里面的批判究竟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

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指出，真正的小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阎连科的写作无论是荒诞神实，还是黑色幽默非虚构，都是立足于现实、深度介入现世生活的。对于底层苦难的细致描摹、对生活荒诞的无限放大、对畸形社会的无情批判让不少人对阎连科持保留意见，这在小说《速求共眠》中也有所体现，作者本人也进行了自我嘲讽式的回应。然而很多时候，阎连科也只是把问题抛了出来，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是，阎连科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我们不要速求共眠，而是要保持清醒，这也正是阎连科及其创作的不适文本的恰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