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编纂原则探述
——关于“贞观之治”政治伦理思想之特点

刘海天 李 萍

“贞观之治”是值得关注的清明之世。贞观一朝从隋末丧乱走向“大治”，得益于贞观君臣对历史经验的孜孜务求。这其中，《群书治要》扮演了重要角色。因失传一千余年，《群书治要》于现代虽获关注[注]“该书得到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的大力支持，并于2001年2月25日亲笔题词：古镜今鉴。”参见刁兴泽：《〈群书治要〉的“博而要”》，《学习时报》2016年6月6日第A16版。，其政论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而其内容虽包罗万象，编纂原则却有迹可循，是理解全书的关键。

一、直指经世致用

“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注]参见[唐]魏徵：《群书治要序》(以下简称《序》，并不做标注)，载[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台北：世界书局，2011年，第13—14页。《群书治要》的基本定位是阐述“治国理政的要点”。故“直指经世致用”为首要编纂原则。

(一)提挈治道大体

贞观初，李唐政权内忧外患基本解除，重心由军事征战转向内政修理。因自身理政经验不足[注]太宗曾言“朕是达官子弟，少不学问，唯好弓马。至于起义，即有大功。既封为王，偏蒙宠爱。理道政术，都不留心，亦非所解。及为太子，初入东宫，思安天下，欲克己为理。”参见[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6，《杜谗佞》，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46页。，太宗亟待提高执政能力。学习“帝王学教材”当属直接有效的方式。[注]《群书治要》成书于贞观五年，与唐初执政重点转移相契合。参见[宋]王溥撰：《修撰》，《唐会要》卷36，北京：中华书局，第651页。

据魏徵看来，前朝帝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笼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序》)皆属“不务政业”“文胜于质”。而编纂“帝王学教材”，首先要回应新生政权执政的现实需求。以《论语治要》[注]《论语治要》在《群书治要》目录中称“《论语》”，单独列出作为分析对象时，宜称“《论语治要》”以示区别。以下引《论语治要》之文字，皆见于《群书治要》第1册第107页上栏—116页下栏，均不作个别注释。为例，其所录之文，就皆直指乎“用”，反映出编者注重大体、“简而易从”(《序》)的思路。为求直观，现对《论语治要》所录主题作一分类说明。详见下表：

表1 《论语治要》涵盖主题及其章数

《论语治要》明确指向了政治伦理的三个主体：帝王、官吏和百姓，并对其伦理定位作出概述。其二十三小主题，已涵盖治国各领域相关的主要问题。而《论语治要》字量仅占《群书治要》的约百分之一，这就充分体现出“务乎政术，缀叙大略”“网罗治体，事非一目”(《序》)的编纂思路。

从章数对比看，“为君之道”“用人之道”“治民之道”约呈半数减少趋势，反映出“君为治本”的执政逻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治要》)“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注][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3册，第502页上栏。(《孙卿子治要》)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自上而下”的传导效应最具实效性。太宗曾提出“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注]参见《君道》，[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1，《君道》，第11页。。贞观朝前期君臣严于修身，是缘于对“政者，正也”为政之道的深刻体认。

(二)以儒家思想为纲宗

《群书治要》推重孔子儒学。其“经部”除“五经”外，还收录了《孝经》《论语》《孔子家语》三部反映孔子思想的文献；在“史部”及“子部”，“孔子”二字直接出现就达130余次。均凸显出孔子特殊地位。而《论语治要》中，政治方面的“为政以德”，经济方面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文化方面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等思想，均代表着《群书治要》的基本观点，体现出以孔子儒家思想为本的价值取向。

《群书治要》率先采用了贞观年间确立的“四部分类法”——即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标称官藏文献[注]“欧阳修曰：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然其变态百出，不可穷极，何其多也。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以甲、乙、丙、丁为次，谓之四库书，亦曰四部书”。[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第19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217页。，这是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形式确立以“经部”标称儒家经典的图书分类方法，体现出尊崇儒教的价值取向。《群书治要》又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选录非同官藏文献的全文收录，其选录背后贯穿了一套价值取向明确的思想体系。

《群书治要》本指向解决“六籍纷纶，百家蹖驳”(《序》)的问题，故可确定其绝非东拼西凑、思想驳杂的“大杂烩”。在诸子思想中，与儒家抵牾明显的应属商、韩法家思想。但观察《商君书治要》，仅收录了其29篇中的《六法》[注]《六法》篇不见于现存《商君书》，当属古之佚文。《修权》《定分》3篇的内容，总计约730字。讨论的问题包括法制因时损益，法制于吏治清廉、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等；《韩子治要》则收录了《韩子》55篇中的《十过》《解老》《说难》等11篇的内容，总计约2350字，所涉主题包括慎好恶、定民业、制度建设等。就字数论，收录比例不高；就内容言，于儒家思想有补益而无相悖，明显体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本、诸子思想为枝干的特点，反映出兼收并蓄、有立有权的开放政治思维。

(三)价值理性的传达

作为一部立意“贻厥孙谋”(《序》)的帝王学教材，《群书治要》着重于讨论治世王道应有的价值取向。缘于对执政规律的把握宏观，其可在不同具体历史条件中发挥作用，实现善治。所谓“历史知识，贵乎鉴古而知今”[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页。，而“以古为鉴”之关键，即在于对一种不变之理念的把握。[注]如钱宾四认为“政治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一项制度背后的原本精神所在，即此制度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56页。)梁任公亦以为“具体的政治条件，是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抽象的政治原则，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台北：中华书局，1962年，第2—3页。

《群书治要》着重传达理念而非制度设计，但贞观并不缺乏出色的政治制度。虽言唐朝承袭隋朝旧制，并无创制之需，但在同样的制度框架内，隋朝三十七年盛极而亡，贞观朝却迅速实现致治乃至开创盛世，不可否认是“人”的问题。

“人”“法”关系在《群书治要》中是重点讨论的问题。如“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注][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3册，第480页下栏。(《孟子治要》)，“贤人”与“善法”辩证统一，不可偏废。但相较而言，则更重贤人。这也是“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足以乱矣。”[注][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3册，第501页下栏。(《孙卿子治要》)所要传达的理念。此处之“君子”，是德才兼备的“善法”的制定者、执行者与改良者，故政权兴衰之根本在于能否择贤而任。

由“任贤致治”的逻辑出发，《群书治要》中对帝王职责也有所限定：即任贤和把握大局，而不预闻具体政务。所谓“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矣”[注]同上，第490页下栏。(《孙卿子治要》)，“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注][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1册，第109页上栏—下栏。(《庄子治要》)也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治要》)。“君总大体，不亲小务”，无疑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权开放理念。贞观朝运行良好的“三省六部制”，即可作此理论的诠释。

后人在评价《群书治要》的立意时认为，其“先明道之所以立，而后知政之所行”[注][日]林敬信之撰：《校正〈群书治要〉序》，载[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1册，第9—11页。。对政治理论本质的理解是贯通古今、古镜今鉴的关键。《群书治要》对政治规律的准确把握，在两个世纪后日本皇室治理朝野的实际效果中亦得到印证。[注]“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则凡君民、臣君者非所可忽也。”参见《校正〈群书治要〉序》。“谨考国史，承和、贞观之际，经筵屡讲此书。”参见[日]细井德民：《刊〈群书治要〉考例》，载[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1册《序》部分，第12页下栏。日本承和(834—848)、贞观(859—877)朝属于日本的平安时代。

二、推重笃实简约

《群书治要序》中指出：“六籍纷纶，百家踳驳。穷理尽性，则劳而少功。周览泛观，则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采摭群书，翦截浮放，光昭训典。”指出了又一编撰原则。

(一)扭转南朝浮华文风

注重笃实简约，与太宗将门背景有一定关系。太宗未精于学，故不宜“周观泛览”与“穷理尽性”。战场重实效不重文饰，故其为学亦厌恶虚浮之言。“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注][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7，《论文史》，第388页。。有鉴于南朝君主因沉湎辞藻而亡国，故太宗更尚质朴实用之文。《群书治要》亦整饬浮艳迂诞的文风，其于四部文献中未录“集部”即是一种体现。

此种导向，亦反映在太宗起用“文儒”[注]“文儒”于贞观时期所撰之《晋书》中已作专门称谓使用，指代博学多闻、思维缜密、经验丰富且深受帝王重视的贤良文人群体。如“汉祖勃兴，救焚拯溺，粗修礼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东京，斯风不坠。”[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45页。的特点中——重吏能不尚文辞。从时代背景看，唐初迫切需要稳定政局，不同于盛世对文学的期待；从具体人物来看，则既与太宗文武兼修的执政风格有关，也与朝中文儒的个人背景有关。以魏徵为例，他虽通经史亦善属文，但作为寒微之士亲历隋末动乱与唐初政治斗争，故得文质并秀。此种文化取向亦在《群书治要》中得到体现。

(二)遵依经典原义

《群书治要》不仅要“经世致用”，而且要“简要详明”。以《论语》为例，其所记录的先秦口语已属精炼，但编者仍更作简省，可分两种情况，一是文字简省但文义不变，共计十一章。如：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注]为方便观察起见，将《论语》原文未被收录之文字以括号表示，下文亦如。

此章论知人善任。此处直切主题，在不改变整体文义的前提下，将无关重复文字悉皆删去。另有八章，亦循此法悉为删减。

另外一类，是删节后文义迁移，共计七章。一种是将不适于帝王的内容删去，一种是改变整章文义。如“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而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季氏》)”此章为孔子评价时人保留意见。编者取其精义，是“弃彼春华，采兹秋实”(《序》)编纂方法的具体写照。其截取有法，故无断章取义之嫌。这些截录起到“简而易从”(《序》)的阅读效果，是一种智慧。

“尊崇原义”是贞观初年的治学特点。贞观朝对中国传统经学发展的一大贡献，即是结束南北朝政治分裂导致的学出多门问题，为统一经学作《五经定本》与《五经正义》，有效推进文化统一。注重严谨考证、融合南北之说是当时文化政策的重要特征。魏徵时任“秘书监”掌管国家经籍校勘整理，这种严谨态度亦在《群书治要》得到体现。在保持原义基础上的删削，是深厚学养与主动加工整理古代文献、实现古为今用文化自觉的充分体现。

“世迁事变，时换势殊，不得不因物立则，视宜创制。”[注][日]林敬信之撰：《校正〈群书治要〉序》，载[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1册，第9—11页。《群书治要》的“简要详明”与“经世致用”相呼应，实现了“提挈治道”的初衷。日本学者对此首肯，认为其“唯主治要，不事修辞。亦足以观魏氏经国之器，规模宏大，取舍之意，大非后世诸儒所及也”[注]参见[日]细井德民：《刊〈群书治要〉考例》，载[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1册《序》部分，第12页下栏。。

三、专注帝王之道

《群书治要》编纂的第三原则，为“专注帝王之道”。所谓“帝王学教材”，非他人不宜阅读，而是以指导帝王执政之需作为首要目标，相当于“量体裁衣”。

(一)“各全旧体”的独特体例

《群书治要》体例别具一格。作为一部专业性强且汇编成书的著作，此书常被误归入“类书”范畴。但如魏徵所言，其与《皇览》《华林遍略》非属同类。类书编纂重在“分类”，优点在便于检索，缺点是“随方类聚，名目互显，首尾淆乱，文义断绝，寻究为难”(《序》)。而《群书治要》是“总立新名，各全旧体”(《序》)，将收录内容依原书顺序编排，未做分类。这种编排方式更方便阅读。因一段文字常涉多个主题，每个主题可有多元理解，不同主题间亦存逻辑联系等情况，勉强分类会造成文义缺失，丧失“一事之中，羽毛咸尽”以及“见本知末，原始要终”(《序》)的阅读效果。

《群书治要》“总立新名，各全旧体”的编纂方式较为特别，即便同贞观朝其他几部传世的帝王学教材相较，也差异颇大。“各全旧体”在保证上下文相对完整的同时，又使得相似主题在全书的不同位置重复出现，起到反复提醒的作用。

(二)专注帝王之需

《论语治要》中许多关乎政治伦理的内容未得收录，应由于非直关帝王所需。兹举数例说明。

如论修身，有“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以此指导士人修身则极好，但帝王难有“耻恶衣恶”之状，故不必录。又论政德，“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此言为官，与帝王职责并不相应，故未录。而“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帝王同样适用，故被选录。

《群书治要》定位的读者群体甚为有限。服务对象范围的缩小，限制了此书的传播和影响力，但也增加了此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这些案例虽为“专务帝道”，但也关乎“采摭群书，翦截浮放”的编纂方法。据实而论，“经世致用”“笃实简约”“专务帝道”三种编撰原则是相辅相成的三位一体关系。

(三)“元首肱股”的政治伦理精神

《群书治要》缘起太宗，故应考虑其人特殊性。从军政综合能力看，太宗是难得的帝王。但其通过政变成为储君，反映出皇权继承“立嫡”与“立贤”的矛盾。

“玄武门之变”是一件不易评说的历史事件。虽自宋以降严斥其悖伦[注]司马光认为，“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反映出宋代对伦理道德与忠孝观念的强调。参见[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第19册，第6205—6206页。，但《群书治要》中，却并未反映出此类信息。可佐证者，即其中选录了诸多关乎孝悌的内容。不仅《论语》有“孝弟也者，其仁之本与”等章，《孝经》中亦收录了大段有关“孝治天下”的白文与批注，如“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注][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1册，第104页下栏。等。《礼记治要》有文武侍父尽孝的案例[注]同上，第75页下栏—第76页上栏。；《毛诗》则更为直接，注释“喻弟以敬事兄，兄以荣覆弟，恩义之显，亦炜炜然也”“人之恩亲，无如兄弟之最厚”“兄弟之相救于急难”[注]同上，第32页上栏。等文字，直陈悌道。另外，与政变相关的“定嫡庶”主题也在《毛诗》《史记》《汉书》《三国志》《晏子》《政要论》等典籍中屡次出现。

编者对此未予回避，可见朝堂对此实无忌讳。考诸史实，太宗即位后以礼安葬建成、元吉[注]“太宗立，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以礼改葬，诏东宫旧臣皆会，帝于宜秋门哭之，以子福为后。十六年，追今赠。”参见《新唐书》第11册，第3544—3545页。，对调和安抚朝臣之心作用甚宏。君臣互信超越政变怨仇，成为贞观之治得以开创的重要人事基础。

当然，如魏徵所言，“引而申之，触类而长，盖亦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序》)。其温柔敦厚的讽谏作用，亦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治要》)的理想君臣关系的折射。《群书治要》未受太宗影响而有所讳言，更凸显此书的辅政价值。

结 语

《礼记·学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贞观之治”的开创得益于贞观君臣对于历史经验的挖掘，而古籍阅读正是这种学习之风的直接体现。《群书治要》作为凝聚古代政论精华的帝王学教材，无疑在统一君臣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故，该书对于理解贞观君臣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不可或缺文献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