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研究

刘婕 史佳璐 姜亚俊

[摘 要]近年来，以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世界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我国为全球合作发展与治理开出的一剂中国药方。文章在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投资合作现状的基础上，研究该战略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产业、企业类型及投资方式，并探索性地指出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潜在风险，以期对其规避提出有益思路。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合作

[DOI]10.13939/j.cnki.zgsc.2019.08.072

1 引 言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倡议。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与合作指明了方向。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京举行，我国与30个国家政府签署经贸合作协议。五年多来，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成果显著，与沿线国家合作日益密切，交流愈加频繁。同时，沿线国家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以及投资环境也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设置了障碍。

“一带一路”作为近年一个热点话题，受到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生态学等多学科广泛关注与追捧，并都尝试从各自视角下对其进行科学有益的解析，力促区域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而经济发展作为发展之本，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所在;合作共赢又是经济发展的最优形式。故本文选择从经济学中合作投资的角度，尝试从投资合作前景及现状、影响投资合作的因素和投资合作的风险及防范三个方面对“一带一路”进行梳理归纳。很多学者认为“一带一路”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和新空间。李丹等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有能力为其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并引领和推动重构全球经贸格局。[1]姜安印认为中国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提供保障，并为互联互通展示了可供借鉴的样板。[2]王凡一认为“一带一路”为我国在国际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广阔的投资前景，“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会在我国对外投资总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3]邬琼认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态势向好，并逐渐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4]“一带一路”沿线包含国家众多，基底复杂的现实状况往往使得投资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好。毕道俊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具有以下某一特点国家：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水平差，政府稳定度高。[5]张亚斌利用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了投资便利化给中国对不同国家（地区）直接投资带来的影响，并为此提出了政策启示。[6]另外，“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风险。郑蕾等探讨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参与国直接投资的战略分析框架及格局，提出了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进而引出针对不同地区的投资战略及对策[7]。

2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2.1 总体状况分析

根据商务部数据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逐年上升，2007—2016年OFDI总值增长了近7倍，年均递增23.9%。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高达1456.7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实现资本净输出。

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呈增长态势。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流量来看，2007年至2015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平稳上升。具体来看，2007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32.5亿美元，而在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接收中国直接投资189.3亿美元，为历史最高，与2007年相比增长了近6倍。从“一带一路”投资占当年总投资来看，自2010年以来，这个比例基本维持在11%以上。

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961.5亿美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53.4亿美元，新加坡、印尼、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是当年我国对沿线OFDI的热点国家。根据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虽然近年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有所增加，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尚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热土。

2.2  投资区域分析

“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遵从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核心理念，已经获得了许多国家的支持和参与。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64个，根据地理位置将这64个国家分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中亚、中东欧6个区域（见表1）。

截至2016年底，我国共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294.1亿美元，其中对东南亚国家投资存量高达717亿美元，占沿线国家总量的55.4%，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重点区域。西亚北非地区是我国对沿线国家或地区投资第二位的区域，存量高达204.1亿美元。作为中国的近邻，受历史因素以及地缘政治经济的影响，我国对东北亚地区的俄罗斯和蒙古投资存量也占到13%。

从2007—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投资流量来看，我国对沿线地区投资金额都有所增加，其中东南亚地区涨幅最大，接收我国投资金额远远多于其他地区。从投资趋势来看，我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迅速增长，对东北亚、中东欧和西亚北非地区投资增长缓慢，而中亚和南亚接收我国投资的幅度呈波动发展态势。2015年，我国对东南亚、东北亚及西亚北非地区直接投资均实现了单年流量最大值。2016年，我国对中亚地区投资有上升趋势，其他地区稍有下降。

2.3 投資合作产业分析

投资行业的选择不仅要考虑我国的利益，也要与东道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契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然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在“一带一路”中的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加强各区域产能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最终形成利益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在沿线国家及地区的投资合作规模迅速扩大。总的来看，能源、交通运输和信息技术是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直接投资较为重要的产业领域。[8]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良好运行的重要保障和坚实基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为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加快区域合作进程，基础设施建设在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中意义重大。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亚吉铁路、匈塞铁路等正在推进，蒙内铁路已建成运行，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港口成功开航，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首条生产线投产，一个集铁路、港口、管道于一体的基础设施网络逐步形成。

此外，境外经贸合作区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 2016 年底，中国企业正在推进的合作区共有77个，其中有 56个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有力地推动了东道国工业化进程和相关产业发展。目前，通过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共有20个，经贸合作区建设重点合作区域是东南亚和东北亚，主要投资合作产业包括制造业、采矿业、高新技术产业等。

2.4 投资合作企业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企业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四省，国有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主力军。《“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7》显示，国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起重要作用，民营企业的影响力有所提高。在“一带一路”企业影响力前50名榜单中，央企和国企多达28家，民企21家，另外还有一家合资企业。从行业分布来看，“一带一路”中我国影响力较大的前五个行业分别是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房地产业。IT行业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前10名企业中仅有的民营企业。[9]

2.5 投资方式分析

在投资方式上，“一带一路”沿线建设中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基本持平;从平均投资规模来看，跨国并购明显大于绿地投资。在产业选择上，公用事业、旅游、矿产、娱乐和技术领域倾向于跨国并购，而农业和房地产则更倾向于绿地投资。2016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跨国并购115起，同比增加13.9%。并购金额高达66.4亿美元，占当年并购总额的4.9%。沿线国家中马来西亚、柬埔寨、捷克等是吸引我国跨国并购最多的国家，接收我国企业并购投资超过5亿美元。

3 对外直接投资合作风险

“一带一路”覆盖亚欧非大陆，沿线国家和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投资环境错综复杂。现阶段世界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也为全球资金流动蒙上了阴影。为此，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时，应注意风险的识别与防范，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双重努力。

“一带一路”覆盖范围广阔，地缘政治复杂。中亚地区“三股势力”还在威胁着地区安全与稳定，不利于经济发展。中东地区形势严峻，叙利亚局势以及沙特和伊朗的关系也为投资带来了不确定性。2018年东盟国家领导人大选使得区域投资前景更加扑朔迷离。同时，外部环境也不容乐观。2018年1月，美国减税政策开始实施，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造成冲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各国在法律体系、市场准入、行业标准、货币金融政策、环保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为中国企业的投资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具体来看，中东欧和东南亚的发展程度较高，投资环境较好于其他国家。西亚地区国家较多，且国家间综合实力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以色列和阿联酋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较强，财政和金融系统相对发达，投资环境稳定，但伊拉克、伊朗等地区政局动荡，地缘政治问题突出，社会不稳定，再加上经济基础较弱等原因，投资风险较高。由于经济基础差以及“三股势力”等的影响，中亚地区的投资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10]

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重点，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基础建设投资提供了保障。但是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占用资金多、成本高、周期长等特点，再加上沿线国家地理环境存在差异，有些国家自然条件恶劣，使得基础设施投资存在长期投资的风险。

另外，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波动都可能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沿线国家并未形成统一的国际结算货币，在交易时容易受到国际利率、汇率、商品价格、供需等因素的影响，从而给投资带来不确定性。

4 结论与对策

“一带一路”是合作发展的倡议，为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提供了新思路，新平台，新路径。“一带一路”提出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沿线国家陆续签署并实施一系列双边、多边等多层次经济合作协议，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快速增长，沿线国家和地区正逐步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

但是，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的同时，其存在的风险也不容忽视。风险防范方面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进行。在政府层面上，加强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互利，共建命运共同体;鼓励和扶持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进行投资，创造良好的对外投资环境;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机制，建立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对外投资企业的权益，为我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法律研究报告》正式发布，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的深入交流、增进互信提供了保障。在企业层面上，注重质量和效益，强化“中国制造”“工匠精神”，为企业树立健康良好的品牌形象;提高产品本土化特点，遵守当地法律，积极履行当地社会责任，提高国际信誉水平和影响力;重视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加快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加强风险防范意识，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李丹，崔日明.“一带一路”战略与全球经贸格局重构[J].经济学家，2015（8）：62-70.

[2]姜安印.“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发展经验的互鉴性——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J].中国流通经济，2015，29（12）：84-90.

[3]王凡一.“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外投资的前景与风险防范[J].经济纵横，2016（7）：33-36.

[4]邬琼.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形势分析[J].中国物价，2017（10）：14-16.

[5] 毕道俊.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4）：23-28.

[6]张亚斌.“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及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9）：165-176.

[7]郑蕾，刘志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J].地理科学进展，2015，34（5）：563-570.

[8]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家风险报告（2017）——“一带一路”：海外建设新版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9]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7[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0] 中國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 2017）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刘婕（1995—），女，汉族，山东威海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可持续发展;史佳璐（1988—），女，汉族，山东栖霞人，博士，研究方向：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姜亚俊（1995—），女，汉族，山东烟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