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文学作品中的伟大特质

朱学东

我少年时听老师讲《水浒传》，讲武松杀嫂，讲武松血溅鸳鸯楼，听得血脉贲张，恨不能化身武松;年轻时读《水浒传》，读金圣叹批注的《水浒传》，也是对金圣叹的眼光佩服的五体投地。在那个年代的我眼中，《水浒传》武松李逵等诸英雄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水浒传》和其他几部合称中国四大名著的作品，都是伟大的作品。

但是，随着阅读渐广，涉世渐深，回头重新审视我曾热爱和崇拜的东西，包括文学作品，许多都不堪回首——那些懵懂岁月青涩时代的爱，真诚却幼稚，甚至幼稚得可笑，当然那是成长的历史，不能篡改消除，只能调整弥补改善充实。

无论是在私下交流，还是公开场合，论坛、文字、视频，我都对《水浒传》这样的名著过早进入我孩子的生活，持一种警惕和反对的态度——我是初中才开始读，那个年代没有读书的条件，而现在，我们身边的许多孩子，很小就读完了四大名著，家长也以此为傲。

像《水浒传》这样的作品在人性世事的描摹上有着非常杰出的一面，但一本真正伟大的作品，并不应只从写作手法和刻画的真实上判断。何况，尽管这些经典著作对刻画人性世事非常精当，但到处充满机心，恶的东西太多，又没有与之抗衡的道德力量——比如，《水浒传》里的所谓好汉李逵、王英、杨雄、石秀诸人之恶，卢俊义、扈三娘等命运之悲，都被以替天行道兄弟情义的名义，写得义薄云天、兴高采烈。

什么样的作品才称得上真正伟大？

数年前读到由欧美最重要的斯拉夫学者乔治·尼瓦花费30年时间写成的《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传》一书，其中有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文学19世纪的辉煌做的一句评价：“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所获得的辉煌成就，理应归功于其中浓厚的道德元素，它包括典型的俄罗斯特征，也赋予俄罗斯文学一种普世性，在杰奥尔杰·斯坦涅尔看来，这种普世性可以与古希腊的普济主义相提并论。”

19世纪的俄国文学，产生了一大批世界公认的大师和杰作，自普希金始，到托尔斯泰终，包括赫尔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契诃夫、杜勃留罗波夫、丘特切夫等等。

而在黄金时代之后的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再度爆发，尤其是诗坛产生了许多伟大的诗人，如蒲宁、布洛克、别雷、伊万诺夫、勃留索夫、巴尔蒙特、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等等，世称白银时代，同时还产生了许多世界级的画家和音乐家。

是作品所具有的道德感和救赎特征，让这些作品超越了民族、国界和宗教界限，被全世界读者视为经典。

“普世的德性。”当我读到索尔仁尼琴的评价时，在书页边写下这5个字。我觉得，“普世的德性”不仅适用评价黄金时代的俄国文学，也适用于我喜欢的白银时代诗人们，同样适用于帕斯捷尔纳克、加缪、米沃什、昆德拉、哈维尔这样的作家，雷蒙·阿隆、苏珊·桑塔格这样的哲学家们，以及劳鹤、爱因斯坦、费曼这样的科学家们……

正是他们及其作品中浸透的对人类命运关切的思考、悲悯之心以及强烈的是非观，这些貌似抽象却具有普世意义的观念，才让那些作品成为点亮世人生活的光，也才拥有了伟大的特质。

“对人类苦难所抱有的深切同情”，就是普世的德性。即使是在黑暗岁月，这种普世的德性也会生根发芽。就像《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笔下的野人，获得独立的自我的人的意识，是因为从小就会背诵莎士比亚的戏剧，刻在了脑子里;而赫胥黎的前輩扎米亚京笔下的突破整齐划一的“我们”的号码的力量，来自于古典音乐的熏陶——谁能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和那些古典音乐，不具备普世性？

当然，拉帮结派、勾心斗角、描摹人性世事等等，写得好看，自然也能博得喝彩。但是，如果作品不包含对人类命运的关切普世的德性，要撑起伟大二字，还是有些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