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土地改革对民营经济的影响

李雨蒙

改革开放发轫于土地、起始于农村。短短40年间，中国从农耕文明快速进入信息文明，经济、文化、社會阶层发生裂变。农业、土地制度的改革正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特殊的土地制度带来的低地租，降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成本，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舞台。民营经济发展中的5种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三城模式和中关村模式，除中关村外，都是从农村走出的发展路径。回望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发展历程，找寻民营经济的历史源头，在新时代重新定位民营经济新航向。

土地制度改革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佩蒂曾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土地制度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视角。40年前，小岗村18名农民的“生死契约”掀起了全国农村土地改革的浪潮。自此，“包干到户”的土地政策开始在全国推行，成功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商品的价值主要由地租、工资与利息构成。如果中国制造的各类工业产品中几乎不含地租或是地租很低，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就具有极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中国产品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把同类产品的价格降低30%-50%，正如马克思所说：“廉价产品是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

实际上，地少人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地租理应很高才对。但是由于我国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极大降低了征用土地的阻力。为中国在工业化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征用农用地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以印度为例，印度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印度议会于2013年通过的《土地征收法》规定：征收土地用于私营项目的，必须获得 80%的土地所有者同意。而用于公私合营项目的，必须获得70%的土地所有者同意。莫迪当选以后，想招商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发展。为此，他力图推动《土地征收法修正案》。可是国大党煽动农民群起攻之，他们反对的理由就是：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会让他们无法生存。莫迪的土地改革以失败告终。土地改革的失败也一定会影响到莫迪力图推动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计划。一个国家如果要以发展为中心，就必须大量征用土地， 而廉价的地租和补偿就成为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外贸出口持续快速增长， 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生力军。他们的“中国制造”成为价廉物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外贸出口比重很高。随着出口版图的扩大， 除了发展中国家市场，也占领了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市场。尽管这些产品利润率不高，但总体需求量增大，积少成多推动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

与此同时，民营经济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的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大批机制灵活的民营企业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功实践者。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民营企业，北上俄罗斯，南下东南亚，西到中东、非洲、欧洲，东至北美洲、南美洲，都有中国农民和民营企业走出去创业经商的足迹。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化中一支极为重要的民间力量。这样特殊的土地制度和征地政策，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土地红利。尽管农民从土地的非农使用中获益不大，但成为“世界工厂”后的中国，大量就业机会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也向农业和农村回馈了资源和资金。

农村工业化

改革开放之初，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预言，中国农村进步和发展的希望在农村工业化。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他认为：“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是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才是根本的措施。”

当时的农村拥有一定量的闲散资金，是乡镇企业发轫的原始积累。而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民营经济发展史上著名的“苏南模式”就是从乡镇企业走向民营经济的最佳典范。苏南地区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祥地， 从区位特征、传统文化、资金来源等多方面都拥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所以当时的苏南地区决定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道路。

1978年，苏南地区的吴江县已有社队工业企业1402家，年产值达12766.92万元，突破亿元大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里的乡镇工业更是遍地开花，“无村不厂，无村不工”。至上世纪80年代末，苏南乡镇企业创造的价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达到60%，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 由此，“苏南模式”开启了农村工业化的浪潮，形成了农村推动城市的新格局。“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已经显露了苗头。”当年11月，费孝通在伦敦举行的人类学学科最高荣誉“赫胥黎纪念章”颁奖仪式上，以《三访江村》为题发表演讲时这样说道。

不过，这时的“苏南模式”存在着制度上的隐患。当时村办企业经营的好坏，关系到村镇干部的“政绩”，这就像是一根无形的线，阻碍企业的市场化经营，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逐渐下滑，整个地区的集体企业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1992年开始，苏南乡镇企业开始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的直接支配权从企业撤出，转型为私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企业慢慢走出困境，传统苏南模式终结，新苏南模式诞生。随着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逐渐变化，新苏南模式开始发展外向型经济，对外合作发展势头强劲，向海外投资企业猛增，形成了全面开放的姿态，并不断推进企业联合，组建企业集团。

东莞，原本只是北接广州、南邻深圳的农业小县。1978年，在自有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紧紧抓住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历史契机，以大胆创新的发展思路引进了我国首家对外来料加工企业，创造出“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1984年，东莞实施“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发展战略，使外资快速进入东莞，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跨越。全力发展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兴建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利用外资方式从“三来一补”发展到“三来一补”与“三资”并举，形成纺织、服装、电子、食品、机械等行业的外资企业群体，各类外资企业遍布东莞城乡，成为“珠江模式”中亮眼的新星。

当东莞实现了农村工业化，投资环境日趋完善，工业结构得以优化， 新兴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以IT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世界95%的IT配套产品都可以在东莞配齐，“东莞制造”响誉全球，标志着一个国际性加工制造基地的诞生。40年间，东莞的民营经济在与外资企业的协作配套中逐步成长完善。现在，智能手机产业已经成为了东莞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产业，华为、OPPO、vivo等国产知名手机品牌均产自东莞。改革开放40年，民营经济从农村工业化开始起步，大力发展外源型经济、不断扩大发展规模、打造主导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了從萌芽初现到遍地开花的飞跃发展。

农民成为工商业主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快速推进，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国际资本大量的流入，全球500强企业纷纷在中国投资，中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中国之所以成为对外资最有吸引力的国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红利和巨大的市场。能吃苦又廉价的几亿农民工成为最大的比较优势，使中国成为最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国。可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农民工薪资逐渐上涨，劳动力优势逐渐减弱，但农民工的技术熟练、素质提升等新优势也正在同步增长。

在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过程中，农民群体是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强大动力。两亿多农民成为农民工，几千万农民成为个体户、私营业主、农民企业家，成为推动新一轮工业化的新主体。这其中，经历了市场化启蒙和洗礼的农民企业家，日后大多成为了各类富豪榜的常客。以江苏为例，在明清时期就曾崛起过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洞庭商帮”，历来富豪辈出。现在每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江苏都有百余位富豪位列其中。

在经济变革的过程中，农民的分工、分业、分化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城市建设中，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据统计，农民工人数占到整个建筑业的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到52%。除了大中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外，农民还是城乡地区发展的主体力量，使得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在县城和小城镇的集聚，极大推动了县乡地区的经济发展。农民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先行者和推动者，农民的发展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先富起来的农民群体成为中等收入阶层和先富起来的富裕阶层， 使得原来固化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成为拉动内需的最大群体。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我们的农业土地制度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农业土地制度的复杂性在于，不仅仅只是“三农”问题，还关系到工业化、城市化等问题。随着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市场，中国的农业发展也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布局。原本家户式的小农业承包模式，无法与国外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竞争，农产品价格出现内外倒挂，农业补贴负担加剧。

农民对土地财产权利的实现过程，是土地要素逐步市场化的过程，也是农业人口加速转移市民化的过程，更是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除、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过程。所以，使农民能够分享到土地制度改革的红利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所在。为保证农业生产效率，对农业进行工业化改造势在必行，集约化经营、高效农业、规模农业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新趋势出现的背后，提醒了我们需要在新的历史时代，重新定位土地制度、农业发展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民营企业需要辨明和抓住新机遇，在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中获得新生长。

（责任编辑  徐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