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浦港与古代海上陶瓷之路

王永健

（中国艺术研究院 北京 100029）

海洋占据了地球表面约70.8%的面积，自古以来人类对航海的探索与依赖海洋进行的商贸活动就没有停止过。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说，突破海洋对陆地的分割，探索海洋另一端的未知世界，把生产和贸易延展至海洋，是人类一直以来的追求。中国作为欧亚大陆上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面向太平洋开放的大国。我们不仅拥有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也拥有发达的海洋文明。苏文菁在《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总序中，将人类对海洋的探索归纳为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远古至公元8世纪，滨海族群主要在近海区域活动。第二阶段是8世纪至15世纪，滨海族群逐渐拓展自己的海洋活动空间。第三阶段是15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东西方的海洋族群在太平洋上实现了汇合。第四阶段是19世纪下半叶至当代，欧洲的工业革命使得人类不再只能依靠自然的力量航海；人类依靠木质帆船和自然力航海的海洋活动也即将走到尽头；中国的海洋族群逐渐走向没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关系统被英国等控制，世界上以东方物产为主要贸易物品的历史终结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方区域沦为欧洲工业品的消费市场。”①这一归纳基本明晰了人类与航海探索的发展历程，但是在当代，伴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掌握了更加先进的航海技术，船舶装备也有了极大的更新，万吨级远洋货轮在贸易口岸几乎是每日可见，国与国之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发生的贸易越来越频繁，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通过海洋链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合浦是北海市下辖的一个县，但是古代合浦早在西汉时就已存在，称为合浦郡，我多次到合浦地区的窑口进行考察，这些窑口是外销瓷的重要产地，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国内对外销瓷的关注并不多，现有研究多关注著名的窑口如景德镇窑、德化窑、龙泉窑、长沙窑、漳州窑等等，对合浦地区窑口的外销瓷关注较少。本文试图通过对合浦港是广西地区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广西地区的古陶瓷生产与合浦港的对外贸易，合浦港与海上陶瓷之路等问题的探讨，深入研究古代合浦港的海外陶瓷贸易，这样的研究对于当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合浦港是广西地区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

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为政权的更迭、时代的变迁、经济重心转移等，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贸易口岸也在发生变化，秦汉时期，广州港、合浦港便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唐代以来，明州（今宁波）成为世界级的商港。宋元时期，泉州成为最为重要的贸易始发港。这些不同时代、不同规模的贸易口岸起源于沿海城市，是商人易货、中外商品进出境的商埠，其从萌芽到发展成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曼考尔在《清代朝贡制度新解》一文中，对中国贸易口岸的起源做了阐释：“中国的贸易口岸,类似于古代地中海东岸、中美洲和西非沿海地区的市场。贸易口岸是自古代几乎一直到近代开始之前世界上若干地方管制贸易的主要机构。贸易口岸的长期存在反映出它在前近代技术和管理条件下各个社会进行的接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许是源于人们喜欢在政治上中立的地方会面的传统习惯(它发端于原始的“沉默贸易”),贸易口岸一般是那些具有为外国商人提供会面地点之特殊功能的城镇或城市”。②在贸易口岸发生的商贸活动称为“口岸市舶”，清代学者粱廷枏对此有相当确切的表述：“在陆路者曰‘互市’，在海道者即曰‘市舶’。其设官也，肇于唐；其立制也，备于宋。然有明中叶，又时通时罢者，何哉？盖宋之市舶，主于助国用；明之市舶，主于总货宝。有所利而为之，势必有委屈以事弥缝、侵渔以快垄断者，求其万全，岂可得乎！”③梁氏的概括颇具历史眼光，唐宋时期是市舶制度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并对明以来的市舶行为做了总结。

合浦，史称合浦郡，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以后历代沿称，在设郡同时设立海关，名合浦关，其职责是管理接待过境的中外商客，以及船只货物的关税征收，当时合浦已成为汉朝的东南一大都会，城市发达，商贾云集，贸易繁盛。合浦港是远航东南亚、西亚、东非的海上丝绸之路距离最近的始发港。在合浦县城周围68平方公里范围内，还发现下汉墓近万座，是我国沿海最大的汉墓群，从汉墓中出土了很多琥珀、玛瑙、水晶、琉璃等外来贸易商品，足以可见合浦当时与外番交往的密切和繁盛程度。通过考古发现，合浦地区至少有30多个古窑址，可以说在古代合浦港周边地区窑场林立，数量如此多的窑场，说明是为了适应陶瓷外销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这些窑口为出口生产了大量的外销瓷，足以可见古代海外市场对陶瓷需求的旺盛。这些古窑址上起汉代，下至清代，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港向东南亚、非洲和欧洲等地运销陶瓷，在中国陶瓷外销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合浦港是广西地区陶瓷对外贸易的始发港，得益于其发达的水系。据《广西外贸志》载：“秦汉以前，今广西合浦沿海一带，已有私营的海外贸易。”秦统一六国后，开凿灵渠沟通湘江、漓江，连接长江和珠江水系，开辟了从中原沿湘江入漓江，经桂江、北流河、南流江抵合浦的军民两用水道，成为从中原通往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地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卷二）中也对广西境内的北流县的河流与南流江的关系，如何汇入南流江，最后进入大海的路线有过描述：“北流县当大容南面之中，其脉由大容南下，曰绿蓝山。水分东西流：东流者即北溪，循城东下，登龙桥而入绣江者也；西流者为南流江之源，西南合水月洞之水，经郁林南门而西合罗望、定川诸水，南下廉州入海。”④文中交代北流县实乃南流江的源头，南流江最终南下至廉州流入大海，廉州即指合浦的廉州镇。从汉至唐的朝贡贸易，东南亚、西亚及罗马等国，大多也是沿着这条水道行走的。合浦港也是凭借这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使对外贸易获得较快的发展。⑤来自北方的物产可以通过内陆河流水系的汇通顺利进入合浦港，并由此出海前往海外。《人民画报》1985年第l0期刊出南宋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起点为合浦、广州、泉州三个城市。这是1985年4月人民画报社采访组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专门采访东南亚、西亚和非洲一些国家并征求专家意见后得出的结论。

既然是远航东南亚、西亚和非洲等地距离最近港口，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公元9-10世纪长沙窑瓷器的外销路线，学界普遍认为长沙窑瓷器多依靠长江水道到达扬州，然后再发往南北各地，还有一部分通过湘桂水陆到达广西再转运至广州。这些瓷器进入广西后，完全可以直接经漓江、桂江、北流河、南流江到达合浦港，由合浦港直接发往海外，距离上比经由广西到广州，再由广州港发往海外要近的多。在这条线路沿途，都发现了唐代长沙窑的瓷器。如1989年，在容县北门街县政府出土的长沙窑青瓷碗、盘。1994年在北大街县教委出土的长沙窑青釉碗、罐等。1990年在清景寺遗址出土的长沙窑青、褐、黑、绿、乳白釉碗、盘、壶、罐、玩具等。1900年，桂林市四会路勤工俭学办出土的长沙窑青釉绿彩绘盘、罐等。1991年，杉湖南岸人民医院宿舍出土的长沙窑青、绿、褐、黑、乳白釉及彩绘碗、盘、杯、壶、罐、钵、盒、灯、炉、枕、玩具、碾槽、擂钵及莲花纹瓦当、板瓦等。（该处唐代为开元寺遗址）⑥1972年，在广西昭平县庙蚜出土有长沙窑釉下褐彩花鸟纹瓷壶，高18.81厘米。1973年广西藤县三合村出土有长沙窑褐点叶形图案的瓷罐。1974年广西平乐县二塘出土有长沙窑黄釉褐斑贴花壶，高21厘米。⑦如果在地图上将桂林、平乐、昭平、藤县、容县用线连接起来，就会发现自秦即已开凿的通海之路——灵渠，沿此航线继续南下，顺北流河进入南流江，距离合浦港就近在咫尺了。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到达合浦港的运输距离短，可以减少瓷器在途中的损耗，合浦港应该是长沙窑海上陶瓷外销较理想的出海港？这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二、广西地区的古陶瓷生产与合浦港的对外贸易

广西地区古窑址数量众多，从汉代至清代的窑址都有发现，大多位于依山傍水的沿海沿江处，靠近大山可以方便获取丰富的瓷土、釉料和窑柴，靠近江海，方便瓷器运输和外销。据郑宏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古窑址之考察》⑧一文，广西地区制瓷历史悠久，窑址多分布在江河两岸的山岭，以北部湾沿岸、北流河沿岸、湘江上游、洛清江、柳江沿岸为主。广西地区的窑址主要有北海地区以唐代遗存为主的窑址；以北流河流域为主的宋代窑址，北流河及其支流分布着广西宋代青白瓷窑址群；桂林地区窑址群；柳州地区窑址群。产品以生活日用瓷为主。北海地区的窑址群，据统计至少有30多个古窑址。主要有上窑、下窑、东窑、西窑、大窑、英罗窑、草鞋村窑、红坎窑、豹狸窑、中窑、晚姑娘窑、岭底缸瓦窑、常乐缸瓦窑。北流河流域的窑址群，主要以宋代的青白瓷窑口为主。主要有北流岭垌窑、容县城关窑、藤县中和窑。主要的产品以生活日用瓷为主，有罐、瓶、灯、炉、盒、碗、盘、洗、杯、碟等。桂林地区窑址群，主要有窑田岭窑、黄岭窑、窑里村窑、严关窑、永岁窑、上窑村窑、蒋安岭窑、大湾渡口窑等。主要产品有罐、碗、盘、碟、壶、高足杯、瓶、盏等。柳州地区窑址群，主要有木桐窑、龙庆窑、洛崖窑、大埔窑、黎田窑、余家窑、对河窑、西门窑等。其中柳城的木桐窑和龙庆窑较为重要。主要产品有盘、碗、钵、碟等。

陶、瓷器最终要通过贸易和商船运至海外市场，《明史》是这样记述广西滨海地区的江河地理：“廉州合浦…东南滨海,城北有廉江,亦曰合浦江,自广西容县流入,迳州,江口分为三,西南注于海,钦州,西南滨海,中有乌雷地山,入安南之要道也。又有分茅岭。龙门江在城东,又东有钦江,俱入于海。”⑨广西沿海江河纵流,入海江河构成水系。同时，有外国学者的研究对合浦港的陶瓷贸易地位给予了支撑，英国学者罗斯马丽·斯科特（Roscmary Scott） 和（罗斯·科尔）Lose Kcrr认为：“窑址发掘出的宋瓷的种类之多，质量之好，数量之大，都说明了这些陶瓷生产绝不仅是为提供当地民用。容县、北流、藤县和其他相关窑址交通便利，通过水陆可以将他们的产品运输到广东的繁华港口，从那里在运送到中国其他地方或是远销海外。另一种可能性是，经过一小段北流至玉林的陆路运输，再沿南流江运至北部湾港口——合浦，再运往东南亚各目的地。”⑩其次，海上的贸易航线由来已久，如三上次男所说：“连接东方与西方世界的海上贸易路线，早在1世纪前后就已较多被采用。西方世界在1世纪前后开始利用印度洋的季风，开辟从埃及通往印度的海路。同时，在东部海域，汉代开辟了由中国东南通往印度东海岸的海上贸易路线。于是，从东亚和中东地区两方面出发的海路，在印度衔接起来。”⑪

合浦港作为中国出发至东南亚、阿拉伯地区和非洲距离最近的始发港，在历史上是非常繁忙的，大量的来自内地的陶、瓷器经这里出口。货物到达合浦港后，其海上路线又是如何航行的？我们从《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中可以看到详细的航行路线和能够到达的目的地：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廪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往还。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⑫

这段文字是目前所见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最早记载，自汉武帝以来，从合浦出发的这条航线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航线。上述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已程不国，分别是现今的越南、泰国、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等地。⑬当时从合浦港出发的南海航线的大致走向是：从合浦启航后，往南首先到达越南，再沿印度支那半岛的海岸线航行，渡过暹罗湾后，再南下至缅甸东岸登陆，步行越过克拉地峡，到今缅甸西岸的港口再乘船，然后绕孟加拉湾海岸线航行，抵印度半岛东南隅，南下斯里兰卡返航。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很多中国商船到斯里兰卡卸下货物后返航。外国商船装上这些货物后，再驶往阿拉伯、欧洲和非洲地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已被列入朝廷常规管理，有固定的官员“使”，航线延展至印度洋。

自三国孙吴政权将合浦划作交、广二州的分界地之后，于黄武五年（226年）把广州作为统治岭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来经营，使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起点。孙权先后多次组织庞大的使团从广州出使南海诸国，汉代海上丝路的中心逐渐转移到广州。到了唐代，海上丝路航线全长伸延超过了一万四千多公里，沿线港口分布日增，始发港乾体港的中心港口被广州代替，形成了以广州港口为中心，以潮州义安港为粤东门户，以合浦乾体港为粤西门户的海上丝路航运新格局。合浦海上丝路始发港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严重挑战。⑭

宋元时期是以中国为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区，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关系日益紧密。如庄国土所言：“中国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肇基始于宋元时代，到15世纪初基本形成，在17-18世纪经历扩张和发展而达到顶峰，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国市场为中心，遍及北起日本、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中国）台湾、南括东南亚地区的东亚、东南亚商贸网络。”⑮明代以后，朝贡制度逐渐确立。“洪武二十七年,夏四月庚辰,更定蕃国朝贡仪,是时,四夷朝贡,东有朝鲜、日本,南有暹罗、琉球、占城、真腊、安南、爪哇、西洋、琐里、三佛齐、渤泥,百花览邦、彭亨、淡巴,须文、达那,凡十七国……”⑯可以说，以中国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圈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其次，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达也为远洋航海贸易提供了可能。西汉时期，航海已成为一门专门的行业，一些与航海有关的天文类的书也相继出现，如《海中二十八星宿》二十八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等等。造船技术在汉代也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如1974年，在广州发现了一处秦朝时期即有的造船厂遗址，该船厂中心排列着三个平行的造船台，可建造长20-30米宽6-8米的船只，可以反映出当时的造船业发展水平。而且，汉代时为了商贸运输和军事需要，造船厂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分布，合浦也有规模较大的船厂，为合浦港的远洋贸易提供了条件。

三、国外发现的广西地区外销瓷

自汉代开始，广西地区的陶、瓷器就已远销海外。但是海外考古、考察和资料收集存在较大的难度，即使发现实物，对断代、产地的判断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其次，历史上的外销瓷多专门为外销定制生产，国内不一定存在实物样本，本部分主要通过相关研究文献获取的资料进行论述。

北宋地理学家朱彧在《萍州可谈》中说：“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⑰这段文献可以看到船舶的大小，装货方式，说明了那个时期海外贸易的繁盛。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国家的古遗址中出土了许多广东、广西、福建、陕西、江西等窑址的产品，数量品种之多，不胜枚举。⑱如周家干在《合浦乾体古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探源》⑲一文中说：“在苏门答腊、爪哇和婆罗洲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中国汉代陶器，所有这些出土的陶瓷的造型和花纹、彩釉，与合浦汉墓出土的陶瓷的造型、花纹、彩釉是一样的。”海外考古发现与国内考古发现陶瓷文物的一致性，证实了自汉代开始合浦陶、瓷器外销的史实。杨李在《简略广西北流岭垌窑出土的印模》⑳中说道：“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埃及等国家出土的青白釉中国瓷器中发现有北流岭垌窑产品。”证实了宋代北流岭垌陶瓷外销的史实。

另据1965年第6期《考古》刊登了安志敏的《马来西亚柔佛州出土的古代陶片》一文，文中说道马来西亚柔佛州曾出土过许多几何印纹陶片，纹饰有方格纹、曲尺纹、雷纹、编织纹、波浪纹等，陶片的制法、质地以及某些纹饰，均与我国华南地区的印纹陶非常相似。越南的清化东山、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也发现过和柔佛州相类似的雷纹陶片。作者认为，这些陶片可能是通过外贸手段而输入的。几何纹饰的陶片，在北海地区除了草鞋村汉窑群遗址有发现外，在地角岭炮台旁，以及在营盘镇西沙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发现。在西沙坡遗址，既采集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也采集有汉砖、汉陶壶、汉板瓦、汉筒瓦，还有方格纹、水波纹、米字纹的印纹陶片，以及有唐、宋、明各朝代的陶瓷残器。这些古代的陶器很有可能来自广西。

自隋唐以来，青瓷一直受到外商的青睐，风靡世界，宋元时期达到高峰。在海上丝路沿线国家菲律宾、泰国、越南、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斯里兰卡、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埃及，以及非洲地区等，均发现了大量的遗存。北海的岭底缸瓦窑遗址发现的绘有梵文纹饰的青花碗，很大可能便是为外销生产的。明清时期，合浦港也输出了大量的瓷器。据《合浦县志·经济篇》记载：“清代及民国年间，合浦生产的缸、盆、砵、沙煲等粗瓷及粗瓷碗，有部分出口。”清末的《北海杂录·商务》记载：“每年九、十月间，有大海波渡十余艘，载镬、瓦器往星加坡。”足以可见瓷器外销的繁盛场面。

之所以中国的陶瓷如此受欢迎，是因为陶瓷对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起了很大作用。《明史·外国传》文朗马神条记曰：“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磁器。尤好磁甕,画龙其外,死则贮甕中以葬。爪哇“最重中国花磁暨麝花绢绮罗”。锡兰：“重中国麝香、绮、觳绢、青磁器……”㉑占城国“市交易以金,间亦用银。极宝爱中国青磁暨段匹绫绢,见则以金易之”㉒。笔者于2018年6月赴斯里兰卡就中国古代的外销瓷展开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当地民众吃饭仍有使用芭蕉叶的现象，可以说中国陶瓷对东南亚各国生活质量产生十分积极影响,提高了生活档次和品质。当然，囿于考古调查工作的艰难，很多瓷器的产地还不能断定，但这也给学界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就是从多个角度开展国外发现的陶瓷器与国内古窑址发现陶瓷器之间的比较研究。如这一研究将来有一天得以实现，我们便可以比较客观地来获知它们的原产地，对我们研究陶瓷之路的海外贸易也会多有助益。

四、合浦港与海上陶瓷之路

综上所述，对合浦港的产生，广西地区的古陶瓷生产和合浦港的对外贸易，以及海外发现的广西地区外销瓷的论述，提出几点思考，求教于各位专家和学者。

第一，汉代的合浦港是当时国内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对发展中西交通和商品贸易，发挥了重要的枢纽作用。从海路交通来说，从合浦出发沿海岸往西南出发可到越南，南行可到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跨过马六甲海峡可以轻松到达泰国、缅甸、印度和印度洋上的中转站斯里兰卡。从陆地疆域来说，合浦在南海前沿，可以直接统摄广西和广东西部广大地区，间接通过内陆河流可连通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等地，可谓四通八达。陶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商品，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和份额。从考古发现和相关文献的研究表明，经合浦港外销的陶、瓷器，始于汉代，繁盛于隋唐至明清，清后期逐渐没落。因为我们在广西地区发现数量众多的隋唐至明清时期的古窑址，他们生产的青瓷、青花瓷、青釉、酱釉、钧釉系列产品，大部分是专门为外销生产的。合浦地区汉墓中出土的陶瓷器与国外发现的陶瓷器的对照，也证实了陶瓷外销的史实。所以说合浦港是古代海上陶瓷之路重要的始发港，也是最早的始发港之一。

第二，合浦港出口的外销瓷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广西地区的陶瓷产品，主要以日用瓷为主，尤以唐代以后的数量居多，为了迎合外销市场的需求，很多是仿国内一些名窑烧制的，如仿景德镇窑、耀州窑、越窑、龙泉窑、长沙窑等。二是外地生产的陶瓷器，如在广西考古过程中发现的长沙窑瓷器，在国外的考古遗址中也发现了为数不少的长沙窑瓷器㉓但还是以广西地区生产的瓷器为主，主要是青瓷系列和单色釉系列产品。

第三，应加强广西地区陶瓷考古，以及海外陶瓷之路上发现的广西陶瓷考古研究。从学界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广西地区的陶瓷考古研究并不是很多，很多古窑址需要进行细致深入的考古学层面的研究，以及从陶瓷科技方面对古陶瓷遗存运用科学的手段进行检测和断代鉴定，形成系统的研究报告。同时，走出国门，到海外陶瓷之路沿线国家发现中国外销瓷遗存的地方去，对这些外销瓷同样展开系统地研究。笔者曾专门到斯里兰卡考察中国古代的外销瓷，我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考察了斯里兰卡的古代港口遗址、博物馆和寺院，发现了大量的来自中国的外销瓷，面临的问题是很多瓷器碎片存在着断代难，判断产地难的问题。考察期间，与斯里兰卡国家考古队和以考古专业闻名的凯拉尼亚大学的考古学教授进行了座谈，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在斯里兰卡方圆100海里的范围内，发现了超过200艘古代沉船，其中有很多是来自中国的商船，这些商船上便有中国的外销瓷，但是斯里兰卡国内经济实力较弱，没有能力开展水下考古，靠美国、法国援助打捞过几艘沉船，但是大量的沉船还在海底沉睡，其中文物的神秘面纱也有待将来揭开。所以，水下考古的工作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的一部分。如将来国外的陆上外销瓷遗存和水下考古研究能够陆续出来，在此基础上，将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进行比较研究，便可以更加详实的科学研究确认合浦港出口的广西地区外销瓷，对当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也会多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