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情怀尽显其中
——广东代表团代表议案建议拾萃

2019-05-25 06:38李军图/任生

人民之声 2019年4期

李军图 / 任生

拳拳履职心，悠悠为民情，多少民生事，托付建言中。会议期间，广东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在聚焦大湾区建设等时政热点的同时，也不忘为办好百姓身边事、增强群众获得感而频频发声。

建议焦点：老有所养

“老漂族”是在东莞从事多年社工工作的余雪琴代表发言时带来的新词。“老漂族” 是指那些因照顾子女或第三代而背井离乡，随打工子女到陌生城市生活的老年人。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我国随迁老人近1 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相对于日常出行、文娱生活诸多不便，异地医疗成为“老漂族”面临的最大困难：看门诊不能报销，医保报销属地化管理，各地有各自的规定，异地就医报销手续繁琐，经济压力特别大。余雪琴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完善医疗保险异地结算体制，让随迁老人在随迁居住地门诊就医享受完善的医保待遇。由各省级政府牵头，推动本地区放开居民在非户籍地购买医疗保险的限制，允许随迁父母在居住地参加医疗保险，享受当地医疗待遇。尽早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国统筹，逐步实行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一缴费标准、统一待遇水平、统一经办业务、统一信息管理。加大在政策、资金、技术方面的支持，培育社区老年组织，帮助随迁老人更好地融入社会。推动异地养老政策的优化，完善异地养老社会支持网络建设。

已连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李秉记大力推荐一种新型养老模式──“互助式养老”。理由是随着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医疗科技的进步，很多退休后的老年人，其生理健康、身体状况良好。不能用“负担”“包袱”的刻板印象消极对待老龄化，而应该发挥年长者的活动力，充分活化退休人力资源，发展互助式养老，让老年人自身在解决其晚年生活的过程中扮演积极、重要的社会角色。通过加强互助养老模式的法制建设，加快互助养老相关领域的立法工作和强化互助养老的法律监督机制，规范互助养老保障资金的运营与管理，推动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大力推行“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积极搭建“时间银行”服务平台，政府组织专家团队，对养老服务“时间银行”的组织机构，储户的权利义务，银行管理方的权利责任，账户的开立，时间货币的存储、支取、转赠、继承等作出明文指引。建立县级互助养老服务中心，组建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立日常活动管理制度，指导互助养老的建设，解决互助养老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拓宽社会力量助老途径，鼓励社会力量以捐钱、捐物、提供服务等方式参与互助养老服务。

作为80后，丁明代表认为国家要在解决养老问题上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主要措施就是加快普惠性养老院的建设。国家应参照学位建设做法，制定强制性政策，以实现每个社区、每个村委会建设一家普惠性的养老院。同时，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满足大部分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建立以社会筹资为主，政府财政支持为辅的多渠道的资金发展体制。继续发挥政府在建设社区养老的主导作用，加大政府的财政拨款，为养老服务提供资金支持。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政府放宽对非盈利组织的限制，鼓励其积极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建设，还可以通过合资合作等形式引进外资，发展社区养老事业。政府制订基本的养老机构建设条件及标准。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研究制定养老机构建设标准、服务管理、等级评定、护理员培训、服务质量和入住对象评估、居家养老服务标准等行业规范。强化行业管理，对标准的落实定期检查，强化考核，健全养老服务的准入、退出、监管制度。

来自湛江广东海洋大学的宁凌代表注意到农村空巢老人已成为当下重要的社会问题，需要从四个方面综合施策加以解决。夯实经济生存保障。设立中央财政专项与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对温饱问题存在困难的空巢老人实行政府兜底补助；由民政部牵头，通过筹措社会爱心资金夯实空巢老人的经济生活保障。满足精神供给需求。文化部门加大对地方艺术社团艺术创作的扶持力度，联合艺术社团开展文化公益下乡与戏剧公益汇演，并鼓励艺术社团承接村民节日庆典表演，多举办村民喜闻乐见的村内集体交流活动，组织开展村民孝老敬老教育，树立良好的孝道家风与文化。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各级政府加大对公立养老院建设投入力度，保障公立养老院的养老服务基础条件和服务水平，建立政府指导型、企业附属型和公益参与型的多类型主体养老参与机制。引导代际互助机制。引导建立村干部与空巢老人、青壮年与空巢老人以及较年轻空巢老人与较年长空巢老人的“一对一”或者“一对多”村级代际帮扶小组，且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

茂名市推行村级医养结合试点给李兰代表很大的启发，她提出应加快推动全国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由中央财政拨付粤东西北一定的专项资金，支持这些地方开展村级医养结合试点工作，以应对当地空巢老人多、养老问题突出的情况。统筹规划村级医养结合工作。将村级卫生站纳入公益事业单位，实行编制管理，打通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最后一公里。将村级卫生站和老年活动服务中心建设列为新农村建设标配项目，统筹安排，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验收。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在大专院校设置老年养护专业，培养养老专业服务人才。同时，组织年轻的农村留守妇女开展专业养老护理知识培训，既为村级护理站储备养老服务人员，又可以增加她们的收入，让年轻农村妇女在家门口就业，提升农村老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形成良性循环。

同是来自粤西地区、阳江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专家黄晓渝代表认为在广大农村建立医养护结合的养老模式，要把重点放在整合乡镇医疗资源上。根据地域划分，依托乡镇卫生院，建立“护理院”“养老院”三合体，可以便捷、有效地解决老年人晚年多层次需求。“养老院”提供有助于身心健康的多样化文化娱乐活动和生活服务，并提供健康管理和保健教育；“乡镇卫生院”在必要时提供专业的疾病检查诊断、医疗、康复服务；“护理院”针对不能自理的老人提供特殊照护，乃至临终关怀。把医养护当中的医疗、护理以及一些“护理院”“养老院”中特殊服务归入医保报销的范围，大量节约老年人在大医院临终养老的医保费用，引导医保基金更有效、更规范地投入到这种三合一的养老机构当中。还可以弘扬“返乡养老”的意识和风气，并利用“返乡养老”将前辈的文化和精神回归乡里，举办多元化的文化活动，振兴乡村文化。

从事律师工作的朱列玉代表更看重国家的制度性安排，他认为解决农村“养老难”问题必须从继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入手。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的养老金实在太少了。目前，在大多数地区，农村满60岁的老人每月仅能领到几十元到几百元的养老金，相对现在的物价水平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对大部分中国农民来说，如果他们年轻时没有为防老而储蓄，年老了他们的子女又没有赡养能力，那么，他们根本就没有退休的概念，即便是晚年，也要继续依靠自己的体力劳动来谋生。不能把造成问题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农民年轻时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金，而应该看到他们通过农业生产、入城务工等形式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也理应享受与城市居民相似的退休待遇。现在，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社会回馈农民的时候，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建议焦点：幼有所育

她是一名中学校长，国家当前在学前教育方面的“短板”让李丽丽代表深感忧虑。她认为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加强学前教育教师培养，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相对稳定的高素质的学前教育教师队伍，是学前教育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她建议加快高等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发展，支持全日制大本专科高等院校扩大学前教育专业招生规模或增设学前教育专业，为现有教师队伍不断输入新鲜血液。加快学前教育高等专科学校的建设步伐，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引进高水平学前教育人才，创建高水平学前教育高等专科学校。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和在校大学生占城市人口比例较低地区，优先建设，扩大这些地区学前教育规模。创新幼师培养模式，鼓励市、县（市、区）政府和师范院校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服务等方式，培养初中毕业起点六年制本科层次或五年制专科层次学前教育教师，为乡村幼儿园及教学点培养优秀的教师，前瞻性解决农村幼师数量和质量问题，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实现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作为我国互联网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马化腾代表更看重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从他所掌握的情况上看，目前各企业采取的各类技术防控措施面临防控力度不足、不能有效疏堵结合等问题。为此，应从未成年人触网管理、家长监护介入、企业技术措施、大众观念培养和组织研究促进等角度，从点到面，多措并举保护未成年人。建立统一平台，对未成年用户进行有效识别。防止未成年人跨账号、跨厂商和跨上网终端使用网络，变相绕开单个企业就单款产品采取的“各自为政”的防控措施，并对孩子上网行为实行个性化管理。由内容主管部门牵头，结合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特点，就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不良信息和适宜未成年人接触的具有正向价值的信息的内容种类、范围等，加快制定相应判断标准，建立内容风险识别的“适龄提示”制度。除培养未成年人的安全上网意识外，还应全面提升包括未成年人、监护人和学校教师等在内的大众网络素养教育水平。推动建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研究组织和社会组织，加强专业人员培训。

净化网络游戏环境，给青少年一片洁净的网络空间已迫在眉睫。经营实体企业的黄礼辉代表也关注到虚拟世界中网络游戏给青少年带来的种种危害。为此，国家应建立健全对网络游戏管理的法律法规。使政府对网络游戏的监管有法可依，从法律层面加强网络游戏的管控。完善网络游戏发行的审批机制。有关部门加强对网络游戏审批的监管，确保网络游戏的发行经过严格的审批，比如经过专家的论证、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关听证会等环节。加强英雄人物、历史故事等有教育意义的网络游戏开发。丰富网络游戏的题材，为青少年网络游戏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加强网络游戏使用时间的管制。游戏玩家只能注册一个身份，无论进入哪个游戏界面，每天的游戏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两小时后游戏自动停止，24小时内无法进入其它游戏界面。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现代教育管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引起肖胜方代表的担忧。他指出，智能手机进入中小学校园弊大于利，带来损害视力、消耗身体，影响学习成绩，诱发学生攀比心理乃至违法犯罪等不可忽视的危害。建议教育部牵头相关部门出台文件，全面禁止中小学生在校时使用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在内的所有可接入互联网的通信设备。发现学生将上述个人电子产品带入学校的，学校有权实行统一保管。此外，制定相关规定和实施细则，明确中小学生携带智能手机进入校园属于违规行为，学校有权要求家长配合并予以适当处分，让学校和教师处理此类事件时有法可依、有理有据。同时，禁止教育机构通过移动互联网工具布置作业、发布需要学生在智能移动终端完成或参与的教学活动等。完善校园公共通讯系统，建设维护好校园公共电话亭，为学生与家长联系提供更多便利。还要建立适合学生成长及学习所需要的信息化网络，让学生在正确的指引下，熟练掌握计算机各种工具的应用，并在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下，培养对互联网正面、积极的认知与使用能力。

建议焦点：医有所保

尽管我国这些年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让来自湛江农村的妇联主席刘小权代表感受到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已有了明显提升。但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高精尖医疗技术人才紧缺、工作强度大，医患关系紧张等问题依然存在。她建议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出台专门针对基层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住房、子女入学、薪酬待遇等方面优待政策，让基层医疗机构有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先决条件，引进人才，留住人才，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在现有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和设施设备建设，给优秀人才在基层发挥能力施展才华的空间，完善留住人才的各类硬件条件。利用好医保杠杆。在实施分级诊疗的基础上，医保根据分级诊疗原则实行阶梯式报销机制，报销比例往基层倾斜，尤其是向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站倾斜，引导和鼓励患者到基层看病。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的培训，提高患者对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改善医患关系。

对于如何解决基层“看病难”问题，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代表推荐的“治疗方案”是建立公益化村卫生站，打通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最后一公里。政府将农村卫生发展规划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村卫生站是公共卫生三级医疗网络的基本网点，据人口规模、服务范围合理设置农村卫生服务网络，持续投入资金支持运营。加大政府投入。村卫生站建设和开办经费由省、县、乡（镇）政府按比例负担。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补助经费建设。村卫生站由镇卫生院管理，成为镇卫生院的派出机构，实行村镇一体化管理。全面取消药品和医用耗材加成，保证村卫生站服务的公益性。服务功能以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康复、计划生育技术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诊治等公共卫生服务为主。医保部门将医保（新农合）终端服务开通到所有公办村卫生站，并同步落实医保（新农合）终端实时结算。村医务人员纳入编制内管理。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的需求设编，采取“区招、镇管、村用”模式，全部医务人员入编后由乡镇卫生院管理，进行培训、轮岗，派驻村卫生站。现有的乡村医生队伍以自愿为原则逐步纳入乡镇卫生院编制内管理。

来自肇庆的种养专业户徐建贤代表关注的是如何解决“看病贵”问题。他发现在现有制度下，群众一旦患了重大疾病，去三甲医院治疗报销比例只有4至6成，远远不能抵消治病的巨额花费，还不包括因重大疾病而引起的收入损失、护理费等其他开销，这足以让一个普通家庭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提高重大疾病报销比例，有利于患者得到良好的照顾，减轻大病患者家庭经济负担，加快推进精准扶贫和构建和谐社会。因此，国家应将重大疾病报销比例提高到8成。

建议焦点：弱有所扶

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如何让弱势群体共享更多的发展成果，成为不少代表关注的话题。本职工作是村委会主任的梁德标代表看到，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务工，留守在农村的多为老弱妇幼。由于受到年龄和身体状况的限制，他们在教育、生活、心理、健康、文化、安全等方面面临的问题日趋严重。推动专业化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进驻农村社区，在群众中开展各类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将有助于推动“幸福村居”的全面建设，有利于农村社会创新管理的发展。政府应不断创新工作的方式方法，全面推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进村居。因地制宜通过购买服务，有针对性地服务不同地区的群众。同时，依托村居党群服务中心，成立社会工作服务站孵化基地，引进、培育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进入村组开展专业服务。推广“社工+志愿者”的专业服务模式，大力开展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专业化服务为依靠的农村社会工作，重点服务农村老人、妇女、留守青少年儿童及特困家庭、空巢家庭。政府每年下拔一定的经费资金到村居，用于引进专业社工机构和专业社工人才，建立农村的专业社工服务长效机制。

身兼广东省信用协会会长的吴列进代表看重的是完善信用体系对推进志愿服务健康发展的保障与正向激励作用。他建议完善志愿服务的正向激励机制，将志愿服务信息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志愿服务社会信用系统评价标准”，实现“志愿服务时间”兑换信用分值，将志愿公益服务记录作为对自然人诚信的一个加分项记载在其信用档案中。相关部门给予大力度的资金、专家支持和规范的指引，完善志愿服务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建立志愿服务信用激励机制，使相关自然人在入户、留学、融资借款和评选表彰等事项中能有所获益。设立试点城市，为志愿服务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先行先试探索经验，总结经验后在全国范围逐步推广复制。创新志愿服务信用修复功能。个人可以通过长期参与志愿服务，积累一定的志愿服务信用，修复自身的失信行为，实现“改过自新”。

作为梅州市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张晓代表关注的问题与残疾人设施建设规划有关。他发现，目前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还存在覆盖面不全、功能不完善，已建成设施不系统、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如何应对上述问题？国家应把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纳入文明城市考核的必要条件。明确各地残疾人联合会行使监管监督权，组织残疾人代表全程参与监管无障碍设施建设，把无障碍设施的设计做得更全面，更实用，更人性化。把侵占无障碍设施行为列为失信行为，纳入诚信黑名单。完善无障碍设施的相关立法，制定无障碍设施的规划设计和维护管理制度，从无障碍设施的建设规划、实物设计、工程施工到设施维护都要明确责任主体。

从湖北来广东打工多年，土家族的杨明芳代表为加强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连支数招。加大大数据、云计算追溯管理，建立全国联网一卡通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外来人口和城市居民在社会基本福利方面享受同等待遇。相关部门尽快建立出台外来务工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对于跨省跨区域缴纳养老保险的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未交足15年但达到了退休年龄的，以男60岁，女55岁为标准，可一次性按照户籍城市当年的养老保险基数缴纳。在地方各级社保单位推行绩效考核机制和“互联网+政务服务”。国家出台相关文件和政策，外来工者本人及其父母可自由选择在工作地或户籍地缴纳，城镇养老保险，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可以在户籍所在地不受条件限制一次性全额缴纳养老保险。

作为一名80后的技术型人才，同属外来工的苏荣欢代表对提高外来务工人员保障的解决方案更偏重“技术流”。他指出，当前，我国在农民工管理方面存在“输出地与输入地”间的信息空档、农民工受户籍限制不能享受城市的政策福利等主要问题。建议加快推进与农民工相关的配套改革，包括完善农民工公共服务平台。在人口输入地较为集中的省、市设立跨地区驻外劳务工作机构，或由各地驻省会城市办事处组织牵头，有针对性地为农民工提供服务，同时，加强输入地与输出地的区域合作，强化对农民工的跟踪服务，成立针对农民工群体的专门管理与服务机构，共同对农民工实施管理与提供服务。健全农民工权益保护机制。逐步理顺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落实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全覆盖，妥善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接续问题。督促各地建立和完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政府、职工、企业）机制，建立农民工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引导和督促企业自觉履行合同签订、五险参保、技能提升等职责，健全完善企业欠薪保障基金以及建筑工地工资保证金制度，加强农民工维权服务。

建议焦点：假有所享

休假放假这一涉及国民基本权益的话题也引起了不少代表的关注。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除夕是节假日，但医学专家“出身”的周海波代表发现，这是一个误读。之所以近年来大家都能在除夕放假，是国家把春节假期前的周末假期调整到除夕当天，而且从除夕开始实行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让人误以为除夕是法定节假日。实际上现行的节假日放假办法仅规定正月初一、初二、初三为法定假期。周海波认为这并不合理。除夕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除夕家人团聚、吃年饭、守岁、听新年的钟声敲响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按中国的传统习俗，除夕比大年初一（春节）重要，身在他乡的炎黄子孙，不管有多难，只要有可能，均会不辞千苦回家过年。将除夕纳入法定假期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树立民族自信心。实际上，近年来除夕巳成为“黑假日”，很多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除夕这一天基本上进入了放假状态，即使上班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此外，将除夕纳入法定假期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因此，应将除夕纳入国家法定假期。

如今正在为援藏旅游事业尽心尽力的黄细花代表把目光放在了提高休假质量上。她认为，中小学生虽然有寒暑假，但暑假太热，寒假太冷，不适合一家大小外出旅游。建议教育部加大力度推动落实春秋假，春假设立在“五一”前后、秋假设立在“十一”前后，假期可以设计为10-15天左右，方便一家大小旅游度假。人社部严格落实职工的带薪休假制度，加强对带薪休假的政策与法规宣传，督促各单位严格依法办事，到2020年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并把这项工作和中小学的春秋假结合起来，提高公民的休假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