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认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

张婷婷，夏冬琴，李桃生，李亚洲,*

（1. 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中子输运理论与辐射安全重点实验室，合肥 230031；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 230027）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为共同努力将全球气温升高幅度（较之于工业革命前）控制在2 ℃范围以内，世界上包括我国在内的195个国家已缔结签署了《巴黎协定》。因而在气候变暖以及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下，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并调整能源结构已成为各国应对环境危机的重大举措［1］。核能作为一种安全、清洁、高效的能源，被认为是可大规模替代化石能源的重要选项之一。

在全球具有核能发电的国家中，我国在运反应堆核能发电量目前居世界第三。日本福岛核事故后，我国仍坚持发展核电能源战略，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核能发展最快的国家。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电力反应堆信息系统（IAEAPRIS）的最新数据，截至2019 年2 月底，我国有46 台机组（42.8 GW）处于在运状态和11 台机组（11.0 GW）处于在建状态。根据国家能源“十三五”发展规划，到2020 年（即“十三五”末），我国在运核电规模将达到58 GW，在建规模将达到30 GW［2］。

然而，风险认知和公众接受度已成为影响我国核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尽管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中国仍坚持发展核电政策，但随着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公众对核电发展的怀疑和反对情绪日益高涨，从2011 年江西彭泽反核事件到2013 年广东江门反核事件，再到2016 年江苏连云港千人反核事件，可以看出近年来核设施邻避效应突显、反核事件日益增多。所谓邻避效应是指核电利益的获得者与风险的承担者呈分离状态（核电利益由全社会共享，而风险却由居住在核设施周边的居民承担），加上公众对核的污名化认知，公众会产生“不要在我家后院”的邻避心理（Not-In-My-Backyard，简称NIMBY）。邻避效应也呈现出公众情绪化明显、邻避事件暴力化倾向以及“一闹就停”等特点，公众恐核心理挥之不去，成为核电安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阻力［3］。

因此，如何在我国从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转变进程中破解邻避效应并提升公众核电接受度，已然成为核电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因此，研究邻避效应中公众认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并对核电接受度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尤为必要。

1 理论基础与框架模型

1.1 公众认知的研究

知识是能源研究中较为的重要一个概念，在个体的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4］。人们对一项技术所拥有知识的多少与他们对这项技术的态度是紧密相关的［5］。然而，知识认知和核电接受度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一些研究者发现知识认知与核电接受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即对核电了解越多的人越支持和接受核电［6-8］。Costa-Font等发现知识认知对核电接受度有消极的影响，那些认为自己缺乏足够知识的人更有可能支持核电［9］。还有一些研究未发现知识认知与核电接受度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10，11］。Visschers 和Wallquist 甚至发现了知识认知与核电接受度之间呈倒U 型关系［5］。目前研究而言，核电知识对公众接受度的影响是有争议的。

研究普遍认为，公众对核电的风险认知和利益认知是影响核电接受度的两大重要因素［12，13］。核电在利益方面更易被公众察觉和判断的作用有以下三个方面：核电可以缓解能源紧张的现状（energy）、核电可以降低电价（economy）、核电可以降低传统能源产生的碳排放水平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environment）［14］。许多学者已证实公众的利益认知与公众对核电的接受程度呈正相关关系［15，16］。然而，2011 年发生的福岛核事故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虽然核事故发生的概率很小，但核事故的后果却是致命的，公众对核电的风险认知仍然是影响公众接受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风险认知是一种感知和避免有害环境条件的认识，公众在评测风险时通常会依赖这种直觉的判断。许多实证研究已证实公众对核电的风险认知和核电接受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17，18］。Slovic曾将风险认知分为两个方面：恐慌风险（dread risk）和未知风险（unknown risk），恐慌风险被定义为缺乏控制的、令人恐惧的、灾难性的、致命的、风险大于收益的，未知风险被定义为危害表现为不易察觉的、未知的、新出现的、伤害滞后的，而在核电的决策过程中，恐慌风险比未知风险的影响更大［19］。

1.2 中国核电接受度的研究现状

国内核电接受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核电认知及接受度的描述分析以及其他单一因素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研究。曾志伟等对福岛事故后我国公众对核电的认知及接受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公众核电认知越高则接受度越高，且核电认知越高的人群邻避心理越强［20］。陈润羊等综述了核电接受度研究的特点及不足，并展望了未来核电的发展趋势［21］。邓理峰等探讨了收益认知和风险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22］。洪加标等对内陆核电厂周边的公众接受度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教育程度低、致命性和风险概率高能显著降低接受度［23］。李杰、罗立等探讨了风险和利益认知、信任度、主观规范及感知行为控制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24］。陶威锭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风险和利益认知、信任水平和认知水平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25］。朱文斌等通过对比我国及外国公众对核电的接受度现状，得出了国内影响公众接受度的因素［26］。

在我国核电接受度研究中，学者普遍认为邻避效应并未改变核电的发展方向，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核电的发展速度［27］。然而，国内学者很少深入研究邻避效应对公众核电接受度的影响；同时研究者更多关注核电接受度本身的研究，或者单一因素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核电风险认知和利益认知不同方面的相对重要性，以及这些方面对核电接受度有什么样的影响却很少被探讨。

因此，本研究将影响核电接受度的多个因素从单维度分析扩展到多维度分析，将核电知识认知、风险认知（分为恐慌风险、未知风险两个方面）、利益认知（分为环境利益、经济利益和能源利益3个方面）设置为核电接受度的影响因素，分别建立了国内、省内、市内、县内4种范畴的核电接受度回归模型，从而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探究影响核电接受度的具体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所提出的核电接受度影响因素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核电接受度影响因素模型框架Fig.1 Framework of factors influencing public acceptance of nuclear energy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调查与数据收集

为验证上述框架模型，本文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通过网络调研形式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收集，调查时间段为2017 年7 月至8 月期间，共搜集了来自我国31 个省级行政区域的971 份有效问卷。参与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年收入等人口统计学特征见表1。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参与调查的人员覆盖范围较广，样本人群分布在不同性别、年龄段、受教育程度和年收入中，样本调查具有多样性和随机性。

表1 参与调查者人口统计学特征（N=971）Table 1 Demographic profile of participants（N=971）

2.2 变量测量

问卷的主要内容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被调查者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年收入等信息，见表1；第二部分调查了公众对核电的认知情况，包括公众对核电的知识认知、风险认知和利益认知，作为研究模型的自变量；第三部分调查了不同地理区域的公众核电接受度情况，作为研究模型的因变量。为确保调查工作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本项研究所有变量均依据现有经典、成熟量表进行制定，同时根据具体情境和研究目的做适当修改。本次调查问卷采用五星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1 代表完全不同意，2 代表不同意，3 代表不确定，4 代表同意，5 代表完全同意），变量题项及来源见表2。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研究采用Excel软件和SPSS 21.0数据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数据的定量分析分为3 步：首先，对测量工具（问卷量表）进行信效度的检验；之后，分别对国内、省内、市内和县内4种区域的公众核电接受度情况做了描述性分析；最后，对影响公众核电接受度的因素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

表2 问卷设计和变量设定Table 2 Design of the survey and the list of all variables

3.1 信效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又称可靠性或可信度，被定义为测量无误差并因此产生一致性结果的程度，即问卷量表能否稳定地测量到它要测量的事项，信度通常使用信度系数（Cronbach's α）和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简称CR）来评估［31，32］。

表3 为本次调查的问卷信度分析，可以看出，核电知识认知有3个题项，该变量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为0.865，CR 为0.919。核电风险认知有两个维度，分别为恐慌风险和未知风险，恐慌风险变量有5 个题项，Cronbach's α为0.903，CR 为0.928。未知风险变量有4 个题项，Cronbach's α为0.870，CR 为0.912。变量α和CR均大于0.8，表明这些变量具有较好的信度。

表3 信度分析Table 3 Reliability analysis

效度（Validity）即正确和有效性程度，即问卷量表能准确测出其所要测量事物的程度，效度通常用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来评估。聚合效度是通过变量因子载荷（Factor Loading，简称FL）和变量平均提取方差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简称AVE）来评估。区别效度通过比较AVE 的平方根和变量间相关系数来评估：当变量间相关系数小于AVE 的平方根时，则变量区别效度可接受［32］。通过表4 效度分析可知，各个变量因子载荷FL 和AVE 均大于可接受的0.7，说明研究变量具有很好的聚合效度。同时，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8）均小于变量AVE 的平方根（均大于0.8），可知变量间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表4 效度分析Table 4 Validity analysis

3.2 描述性分析

在探究公众核电接受度影响因素之前，从整体调查了公众对不同地理区域的核电接受度。采用多个题项分析不同地理区域的公众核电接受度“如果要建核电厂，您是否同意：（1）在我国建设；（2）在我省建设；（3）在我市建设；（4）在我县建设”。以此描述公众对核电的态度随着核电厂厂址距离的变化而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不同地理区域的核电接受度变化以堆积图和均值折线图表现出来，如图2 所示。左侧数据栏为样本数量，不同地理区域对应的条形框中，5个色阶条形框由浅入深分别对应了五星李克特量表中的完全不同意（对应1 分）、不同意（对应2 分）、不确定（对应3 分）和同意（对应4 分）和完全同意（对应5 分），右侧数据栏为不同地理区域所对应的核电接受度量表的五星李克特量表均值。

图2 不同地理区域核电接受度Fig.2 Public acceptance of nuclear energy at different geographic scopes

从图2 可以看出，公众核电接受度总体较高。支持和强烈支持两部分的占比较大，国内、省内、市内和县内核电接受度这两部分占比分别为67.7%、64.9%、60%和55.1%，均超过总样本的1/2。国内、省内、市内和县内核电接受度的均值分别为3.71、3.66、3.53 和3.39。然而，从上述数据也可看出，随着核电厂建设距离从国内到县内，公众对核电的接受度在不断下降，这一发现符合“邻避效应”，即公众对核电的接受度整体较高，但却反对在临近自己居住地的区域建立风险设施，尤其是那些公众看不见或不熟悉的东西，因为公众个人的需求和保护往往会先于其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11］。

3.3 多元回归分析

为分析不同因素对公众核电接受度影响，在图1 模型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4 个不同地理范畴的核电接受度分析预测模型，回归分析方程为：

式中，b0、b1、b2、b3、b4、b5、b6为多 元回归方程参数；ei为误差值；应用因子分析分别确定了6个自变量：X1为知识认知；X2、X3分别对应核电风险认知里的恐慌风险和未知风险；X4、X5和X6分别对应核电利益认知里的环境利益、经济利益和能源利益；Yi为因变量，分别对应国内（i=1）、省内（i=2）、市内（i=3）和县内（i=4）核电接受度4个因变量。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所有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简称VIF）均小于3，因此，可忽略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33］。

表5 回归分析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表5 回归分析中，R 为复相关系数（multip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用来测度因变量Y 和多个自变量X间线性相关的程度。R2为决定系数（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用来表征拟合模型所能解释因变量的变化的百分数。调整R2对所添加非显著变量给予惩罚来进一步准确评估模型拟合度，避免模型拟合优度会随变量增加而出现虚假提升的现象。F 检验也称方差齐性检验，通常适用于分析多参数的统计模型，以判断在模型中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参数是否适合估计总体。

模型一显示了影响公众国内核电接受度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表明，核电知识认知对公众接受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回归系数b1=-0.087，p＜0.01）。风险认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中，恐慌风险对公众接受度为显著负向影响（回归系数b2=-0.214，p＜0.001），而未知风险对核电接受度无显著影响（回归系数b3=0.081，p＞0.05）。利益认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中，环境利益（b4=0.277，p＜0.001）和能源利益（b6=0.353，p＜0.001）均对核电接受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利益（b5= 0.061，p＞0.05）对核电接受度无显著影响。

模型二显示了影响公众省内核电接受度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表明，核电知识认知对公众接受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回归系数b1=-0.115，p＜0.01）。风险认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中，恐慌风险对公众接受度为显著负向影响（回归系数b2=-0.226，p＜0.001），而未知风险对核电接受度无显著影响（回归系数b3=0.015，p＞0.05）。利益认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中，环境利益（b4=0.228，p＜0.001）、经济利益（b5= 0.074，p＜0.05）和能源利益（b6= 0.345，p＜0.001）均对核电接受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模型三显示了影响公众市内核电接受度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表明，核电知识认知对公众接受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回归系数b1= -0.155，p＜0.001）。风险认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中，恐慌风险对公众接受度为显著负向影响（回归系数b2=-0.256，p＜0.001），而未知风险对核电接受度无显著影响（回归系数b3=-0.015，p＞0.05）。利益认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中，环境利益（b4=0.240，p＜0.001）、经济利益（b5= 0.090，p＜0.05）和能源利益（b6= 0.344，p＜0.001）均对核电接受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模型四显示了影响公众县内核电接受度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表明，核电知识认知对公众接受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回归系数b1=-0.185，p＜0.001）。风险认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中，恐慌风险对公众接受度为显著负向影响（回归系数b2=-0.289，p＜0.001），而未知风险对核电接受度无显著影响（回归系数b3=-0.066，p＞0.05）。利益认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中，环境利益（b4=0.198，p＜0.001）、经济利益（b5= 0.166，p＜0.001）和能源利益（b6= 0.356，p＜0.001）均对核电接受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从4个模型整体回归结果可知，知识认知对不同地理区域（国内、省内、市内、县内）的核电接受度均呈显著负向影响，且随着核电厂厂址距离的变化（从国内到县内），知识认知对核电接受度的负向影响越来越强。恐慌风险对不同地理区域的核电接受度均呈显著负向影响。随着核电厂厂址距离的变化（从国内到县内），核电恐慌风险认知对核能接受度的负向影响越来越强。未知风险对不同地理区域的核电接受度均无显著影响。环境利益对不同地理区域的核电接受度均呈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利益对不同地理区域的核电接受度从不显著（国内）到越来越显著（从省内到县内），且随着核电厂厂址距离的变化（从省内到县内），核电环境利益认知对核能接受度的显著正向影响越来越强。能源利益对不同地理区域的公众核电接受度均呈显著正向影响，且随着核电厂厂址距离的变化，公众核电接受度整体无较大差异。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了核电邻避效应中公众认知对接受度的影响，并通过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与建议：

（1）公众对核电的知识、恐慌风险、环境利益、经济利益和能源利益认知均可显著影响公众接受度。而核电未知风险和在国内区域的经济利益认知对公众核电接受度无显著影响。因而改变或影响公众对于核电的接受度是一项系统化、长期化的工作。

（2）在知识认知方面，知识认知对核电接受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公众知识增加未必能促进公众接受度的提高。当公众对核能有所了解时，他们可能更关心核能的风险从而导致对核电接受度的降低；核电知识的增加也可能会导致对核电态度的不确定性和优柔寡断。因此，政府在对公众进行核电知识科普时，应注重核电科普知识类型的偏重性宣传，单纯科普核电原理可能并不能显著提高公众对核电的接受，而偏向于宣传核电优点的核电知识信息却可能会显著增加公众对核电的支持度。

（3）在风险认知方面，恐慌风险认知比未知风险认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更重要。公众更加看重核电的不可控性及灾难性给他们人身带来的致命危险，而对核电的未知性察觉不敏感。公众风险认知受较多心理与社会因素的影响，政府应及时了解公众对核电风险的认知情况，增强核电信息的透明性，并加强公众在核电政策制定中的参与性，制定核电相关政策以符合公众的风险认知规律，以促进公众接受核能。

（4）在利益认知方面，能源利益和环境利益均对核电接受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基本不受厂址距离影响。经济利益对国内层级的核电接受度无显著影响，但随着核电厂厂址从省内到县内，公众经济利益认知对核电接受度的正向影响越来越强。能源利益和环境利益明显可促进公众对核电的接受度，而公众对核电的经济利益认知更能决定公众的接受与否。当核电厂厂址距离公众居住地较近时，政府等相关部门在解决核电邻避问题上应首要做好核电厂附近公众的利益补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