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抵制到推崇

摘 要：唐代的选官途径多种，科举制是其中的一种。作为一种新兴的选官制度，与门荫制度相比，唐代的科举制并不占优势，但是，从历史长河来看，唐代确实科举制由弱到强的关键期，对没落中的士族影响极大。从唐初到唐末，士族对科举制的态度有也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开始的抵制到后期的推崇。士族态度转变的原因除士族本身因素外，还有整个社会的推崇，迫使士族转变其入仕途径，以保持家族的辉煌。而科举制的实施，更为士族的仕途开启了制度化的孔道。

关键词：唐代；科举制；士族；转变

1 贵族政治：士族入仕的凭借

关于“贵族政治”的概念在日本学者川滕义雄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成立》有着详细的记载：

所谓贵族制社会，是指广泛存在着的贵族或豪族阶层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所有方面处于中心地位的一种社会体制。[1]

这种政治在汉亡到唐前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当时混乱的社会大分裂期间，贵族集团通过九品中正制垄断了高级官吏，重视出身和高官的荐举，强调内部通婚。而这个时候统治者“不过是一个特定的、暂时为帝的贵族集团。”[2]皇帝不过是在士族相互均衡的情况下才得以保住权利，维护统治。

而士族起源与东汉大姓，经济独立，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处于垄断地位，经过东汉末年直至魏晋时期，士族通过九品中正制，政治势力不断壮大。士族所占优势不外乎两点：一为经济，士族依靠大土地制为基础，形成地方割据力量，这是其社会基础；二为文化，士族传承百年，在当时动乱的南北朝时期，士族文化并没有中断，而是在在不断的延续，这就是其文化优势。魏晋时期不断的战乱，“造成了国家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和学术家族化，是社会长期分裂和士族政治经久不衰的深层文化原因。”[3]唐朝建立后，门阀观念和门阀制度有着很深的影响，日本学者布目潮沨曾指出：

中国贵族政治极盛时代是从六朝到唐代中叶末，贵族们垄断了朝廷中最好的官职，他们通力合作，把持政权。贵族政治的没落是从唐末到五末。[4]

唐初掌握实际权力的大部分为官僚世家“唐初武德、贞观三十二年间的实际掌权者——宰相三十三人。”[5]其中，北朝系汉族官僚世家13人，北朝系异族官僚世家6人，南朝系世家5人，而非世家出身7人。而唐朝建立和缔造贞观之治的中心人物大都为北朝系汉族世家。而科举制每年合格的人数三四十人，而这些人中只有极少数掌握政治实权。

随着唐朝统治者为“收回选用官员的权利和文化主导权”[6]，唐太宗颁布了并修订过两次《氏族志》两次编写充分说明了在唐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无关，士族在社会等级上有着很高的地位。而第二次修订的《氏族志》以官爵高低定等级，以此打击山东士族，但是收效甚微，依然有许多官员与山东士族联姻，以提高自己的地位。而高宗又修订《姓氏录》，确定了官员成为五品以上高官便可以进入士流，逐步打破士族门阀观念，实现了以官爵高低定等级，提高了官员的地位，使得更多的人参加科举制。

2 推崇进士：时代风气使然

唐朝士族入仕虽然以门荫制度为主，但是门荫却在不断的衰落，门荫出身者虽然在官爵上比科举出身的高，但是最高也不过是正七品上，而他们要成为五品官吏所需的时间更长，所以门荫制度不能保证高官子弟能够成为五品以上的官吏。而《氏族志》、《姓氏录》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士族的利益。虽然门阀观念依然具有影响力，但是随着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促使大多数人接受官职和政治经济特权相结合的原则。”[7]而成为高官以后才能实现与山东士族联姻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对于普通士人来说非常困难，因此普通士人不断的参与科举，已获得更高的官爵，所以更多的士族参加科举制，“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8]进士出身的高官占所有高官的比例不断增长，文宗时期，，门荫出身担任高官的人数所占比例缩小，“德宗时期宰相三十五人，门荫入仕十人，进士出身十三人；宪宗时期宰相二十九人中，进士出身十七人，门荫入仕四人。”[9]

参加科举制的人既有士族，还有寒门子弟。唐代科举制的实施，打破了九品中正制，参与科举制的人数不断上涨。韩愈、柳宗元便是贞元时期科举及第。贞元、元和之际，进士及第更多的是靠自己的真材实料，而高官是以进士出身为主要途径，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虽然寒门子弟没有任何经济、文化优势，只有靠自己的勤奋艰苦获得入仕的机会，依然有少数及第，以此來打击了士族。

门荫制度不断的衰微，皇权的压制和寒门子弟的竞争，摆在士族面前有两条道路，第一条继续以门荫入仕，直到士族失去他的特权，使家族沦为三流家族；第二条参加科举制，通过进士及第来步入高官的行列，而旧士族转为新兴的进士家族。故陈寅恪先生说：

……则贞元之后宰相多以翰林学士为之，而翰林学士复出以自进士词科之高选，山东旧族苟欲致身通显，自宜趋赴进士之科，此山东旧族所以多由进士出身，与新兴阶级同化，而新兴阶级复以累代贵仕，转成乔木世臣之家矣。[10]

3 文化优势：科举入仕的捷径

唐代士族大部分来源于江南、山东和关中。南朝的吴姓和侨姓本身以文学传家，自南朝灭亡后，便失去了入仕的优势，而唐朝统治者尚文学，使得他们能够迅速以家族文学优势参加科举，一举及第。而山东士族以经学传家，但整个社会尚文学，而进士及第是成为高官的主要途径，山东士族不得不迅速改变政策来适应社会、政治的发展，以尚经学变为尚文学，使得子弟参加科举。关中士族本身便是武人集团，但在武则天时期遭到打击，使得他们迅速改变政策，由崇武变为尚文。

常举和制举构成了唐代科举制，尤以明经和进士科最为重要。武则天创武举，以此促进了科举制的发展。唐玄宗时诗赋成为了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开元天宝年间，文学才能对于科举制及第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通典》：“开元以后，四海宴请，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11]而为了适应这一现象，士族转变为文学世家。

而士族提高社会、政治地位的工具之一便是深厚的文化基础。经历过南北朝的混乱，文化断层现象非常明显。而在初唐时期，士族有着深厚文化，非常重视教育，读书对于世家大族来说非常重要，其中家族子弟的教育更为重视。士族子弟对于初期教育最为重视。《颜氏家训》卷三《勉学》记载，士大夫子弟几岁便开始学习《诗》、《论》，更有甚至学习《礼》、《传》。在这样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下，士族深受其家族教育，有着很好的文化基础。

尤以韦氏最为典型，《旧唐书》记载：

议者云自唐以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其孝友词学，承庆、嗣立力量；明于音律，则万里为最；达于礼仪，则叔夏为最；史才博识，以述为最。[12]

除此之外，韦氏家族有文学成就突出的人数不胜数，如韦应物、韦询、韦安石等人。在唐一代，韦氏文学家流传至今为一百多人，而文学作品上千篇，其家族的文学作品更是受到了李白、杜甫、柳宗元等人的推崇。由此可见，韦氏迅速的改变家学，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文学家，其家族更是受到了当时士子的推崇，这对于韦氏家族参加科举极为有利。

在唐代，参加科举制的途径为“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13]官学有着严格的限制，根据父辈官爵高低来进入不同的官学，而庶族子弟不可进入。官学更有着深厚的师资力量，大征天下儒士进入官学教书。此外，朝廷还设置了弘文馆，它只让皇族和高官子弟进入。而庶族以乡贡这条途径参加考试。随着官学的学习内容与科举制考试内容的脱节，官学不在受到士族的重视，他们只能选择父亲教育儿子，兄长教育弟弟的方式，但是这种教授必须依靠经济和文化实力。首先教授者有着很强的文学底蕴，其次，要有空闲的时间。这对于士族来说非常简单，就算是已经衰微的士族，也不可忽视其家族的文化底蕴，更何况的还在不断发展的士族。私学兴起以后，士族多学习于家塾私学，其家中备用藏书，时时校对。而庶族多于乡中私学学习。

在唐代，读书是一件花费昂贵的事情，就书本而言，在唐代，信息流通非常慢，纸张就是其重要的载体，而且价格昂贵，要想阅读书本的机会对于寒门子弟来说很困难，这对于士族来说确实是轻而易举的事，士族传承自东汉时期，文化是其参与政治的重要手段，而日渐衰微的士族家中也有着丰富的书籍，这是他们可以通过科举重拾旧日的辉煌的基础。

4 体制漏洞：行卷请托之风盛行

虽然科举制在不断完善，但是一些体制漏洞依然被士族所利用，使得请托行卷之风盛行。

请托开始于武后时期。武则天为打破关陇本位，不拘一格用人，使得一般官吏升迁迅速，而科举出身不及五品的进入高官行列的人不在少数。当时只是为没有特殊关系的士子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入仕途径，使得他们能够广为人知，因此要奔走于达官贵人之间，得到赏识，在科举制脱颖而出，但是请托之风更多的被士族所利用。得到名人、名士和达官贵人赏识的方式便是“行卷，”將优秀的文章、诗词上陈给名人，使其向主司推荐，进士及第。

随着士族应举的人数增加，而请托之风更为其提供一条简便的途径了，这也使得取士人数过多。《旧唐书》卷100记载：

开元初，累迁考功员外郎，先是，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每年至数百人。丘一切核其实才，登科者仅满百人。议者以为自则天已后凡数十年，无如邱者。其后席豫，严挺之为其次焉。[14]

王丘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才入仕，限制了取士人数，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的请托现象。但是在玄宗时期，为了搜罗人才，玄宗下令荐举，许多士子开始奔走于达官贵人，希望获得其赏识和提拔。到了唐后期，进士及第不再依据考试成绩，而是社会声誉所决定的。在贞元十二年，李程应举时所作《日五色赋》，杂文落地，但是杨于陵将李程的文章交给掌贡举的官员后，李程并擢为状元。

请托行卷之风的盛行被士族所利用，主司被人情和权势所干预，随着声誉越受重视，士族在社会地位，文化底蕴及其父辈官爵，都有其优势，士族科举及第更为方便。

除此之外，座主门生关系也为士族打开方便之门。掌握贡举的主司被称为座主，初唐时期，科举制并不受到社会所认可，士族通过门荫掌握中央重要的官职，但是高官日益被进士出身者所担任，科举制也越来越重要，朝廷对于主司的委派也更加重视，主司担任者都是高官，甚至还有宰相。随着主司权利的上涨，他在科举及第的权利更为扩大。而通过请托行卷，士族得到高官赏识，向主司推荐，进士及第后，这种由提携式的进士及第，门生对于主司更为感恩，这种座主门生关系非常牢固。而科举制更是官场的另一表现形式，士族在京城奔走名门，提高声誉，得到赏识，进士及第后，也要不断的拉拢关系，得到高官的赏识，才能在吏部铨叙时脱颖而出，进入高官行列。

士族通过这些体制漏洞，获得了更多的优势，科举入仕更为便利。

5 结语

科举制的实质是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并收回文化主导权，而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完善，适应了社会的需要，进士出身者更是高官的主要来源，士族开始转变自己，积极参与科举，从初唐时期的抵制，到中晚唐时期的推崇。虽然门阀制度消失了，但是士族依然具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活跃于政治舞台，但是士族的衰微是不可避免的，时代在不断的进步，新的阶级将会取代旧的阶级，官僚政治将取代士族政治。

参考文献

[1]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2][日]川滕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成立》，选自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页。

[3][英]崔瑞德等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4]韩昇：《南北朝隋唐世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的变迁》，《历史研究》，2003年4期。

[5][日]布目潮沨：《唐初的贵族》，选自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49页。

[6][日]布目潮沨：《唐初的贵族》，选自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50页。

[7]韩昇：《南北朝隋唐世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的变迁》，《历史研究》2003年4期。

[8]吴宗国：《唐代科举制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6页。

[9]（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散叙进士》，选自上海《四库全书》1035册《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98页。

[10]吴宗国：《唐代科举制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页。

[11]陈美廷：《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1页。

[12]（唐）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四库全书》6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1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零二《韦述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85页。

[14]（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制》，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59页。

[15]（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零零《王丘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32页。

作者简介

宋敏（1991-），山西太原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