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中的人文情怀

（大连画院 116000）

中国人推崇“文以载道”，意思是关于文学的社会作用观点，文如是画亦如是。作画者以山水之形表达内心的拳拳深意，看画者感受到作画者的心境并与之呼应产生共鸣，于是就如佛家所说“千灯相照”，互映增辉，这便是作画与观画的最高境界。

一、“澄怀味象”为山水画定调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山水画从人物画中脱离出来，进入到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对于山水画，宗炳继承了顾恺之以形写神的观点，并发展出独特的理论，他在《画山水序》说，“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宗炳认为是圣人所含有的，而为山水所承载，贤者与仁者需从中体味，方能乐道，也只有饱含了这种“虚静空明”“天人合一”的道之精神，方能真正体悟山水，明画之意，了画之心，这也即为宗炳所谓“澄怀味象”的真正含义。他的这种思想，对于中国山水画具有总领契要、奠定基础的开创意义。因而山水之作对于中国之文人是为形以写意，而对于观画之雅客便为观画以闻道，这才是中国山水画的真正的内在人文情怀。

二、“水墨为最上”时期山水画的思想表达

自王维提出“水墨为最上”之后，中国山水画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也得到了发展和昌盛。

唐代山水画分南北二宗。北宗是以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为代表的青绿着色山水。李思训主要师承隋代画家展子虔，他师古但不泥古，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作品意境超绝，峰峦俊秀，树密掩映，烟雾飘渺，尤工山石林泉，多表现幽居之处，用笔遒劲，严谨精致，他的金碧青绿山水更为突出，色彩浓重，独树一格。从他作品中可以看到小青绿到大青绿成熟与发展过程，为北宋时期的青绿山水画大繁荣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李思训身为皇师，其画作表现了贵族阶层的审美情趣和生活理想，受当时社会佛、道及文人隐居习尚影响，作品中也流露出追求世外桃源的意境。

南宋是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画风。王维是唐代久负盛名的大诗人，又是才华横溢的大画家。其画作影响着中唐以后山水画发展历程。他是文人画的鼻祖。王维深依禅宗，其作品渗透着佛学思想，正如他的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蕴含着禅学境界，诗画相互渗透，使其作品具有深邃静谧的诗境。苏轼评价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奠定了他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

三、“郁郁乎文”时代山水画的人文精神

宋代是我国传统山水画的高峰时期。宋朝历代帝王都喜欢绘画，政治上重文不重武，“文治”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社会物质生活的富裕，为文化兴盛创造了基础。哲学、史学、诗文、艺术各方面的发展触动了宋代大山大水、法度森严的绘画风貌。“郁郁乎文”的时代氛围与人文思想的启导，使得文人士大夫思想活跃，作品更具生活气息，山水画作品流派纷呈，更富有人文内涵，山水画逐渐向“文人审美”的方向发展。

北宋山水画坛的“三家山水”是以李、范、董为代表。《画鉴》云：“董源得山水之神气，李成得体貌，范宽得骨法，故三家照耀古今，而为百代师法。” 三家对自然的理解风格各异。在他们的影响下，到北宋中后期，写实性的全景式山水画发展到了极致。北宋的文人几乎都会画画，他们通过绘画直抒胸臆，并将自己的审美观带入到绘画中去。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则竭力推动文士画发展，他们倡导“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主张“不求形似，但求达意。”米芾的山水画；平淡天真”，“画意不画形”，而且没有“高下向背，远近重复”的强烈感觉，十分平易，这正和当时的古文运动的精神相契。

宋代文人“萧条淡泊”、“忘形得意”的主张到了元代得以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人不得不放弃对民族国家的责任，空有一身抱负却不得施展，只能寄托于书画，以表达闲逸、苦闷、悲凉、委曲的情绪。

四、晚清“四僧”与“道”的最高境界

明清时期，出现了泼墨、破墨、积墨等多种以变换墨法呈现山水，以表达胸中之意的笔触。至此，中国山水画达到了不拘于法、画以抒意这一对于“道”的表达的最高境界。其中“四僧”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为了消弱汉族人民的反抗意识，巩固清朝统治者的至高地位，除了政权的替代之外，还多了一道衣冠易制，特别是其中严厉的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是和尚、道士等出家人可以保留原有的发型服饰，因此清初许多知识分子纷纷遁入空门，以出家的方式反抗剃发易服，从而造成了和尚画家成批的出现。原济（石涛）、朱耷（八大山人）、髡残（石溪）和渐江（弘仁）等“四僧”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先后削发为僧的。

四人都擅长山水画，各有风格。石涛之画，奇肆超逸；八大山人之画，简略精练；髡残之画，苍左淳雅；弘仁之画，高简幽疏。作品多表现不平之气，个性鲜明。既学习古人，也敢于突破古人成法，而取材直接来自自然，贴近生活，故作品中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墨点无多泪点多的”的朱耷是明宗室之后，也是清四僧的代表人物，明亡以后出家，他绘画大多缘物抒情，用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想法，将物象人格化，寄托自己的感情。如画鱼、鸟，作“白眼向人”之状，抒发愤世嫉俗之情。他的画笔墨凝炼，风格冷逸。所画之鸟以白眼看人，颇具寓意。“八大山人”四字连缀书写，就好象是“哭之”、“笑之”，均有深意。

五、“笔墨当随时代”山水画的新境界

五四运动后，西方绘画理论的引入，让中国画有了一次巨大的改变，高剑父、林风眠、朱屺瞻、黄宾虹、傅抱石等前辈艺术家都在此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张大千在中国山水画大写意泼墨法的基础之上，将西方绘画中光与色的知识融入到山水画的创作中，他的作品即有大青绿的浓丽，又有小青绿的明快，形成独具个性的“泼彩山水”。他不仅改变了宋代以后青绿绘画的传统模式，开辟了青绿山水画的艺术新天地，也证明了中国山水画创新求变的可能性。

中国文化是一种生活文化，讲的是随遇而安。但“随”不是跟随，是顺其自然、不怨怼、不躁进、不过度、不强求;“随”不是随便，是把握机遇，不悲观、不刻板、不慌乱、不忘形。能顺应环境，在任何境遇中都能满足。张大千的泼彩山水画的形成正符合这种人生哲学，他的山水画，自然天成，挥洒自如，充分发挥了宣纸的“偶然性”效果，光色的碰撞，笔墨的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泼彩”效果，意境悠远。山水画的意境来源于对自然的体悟。

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是历代山水画家们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每一张传世的山水画作品中都流露出浓郁鲜活的时代气息和富含诗意的现代美，情景相携，意趣横生，我们在欣赏这些山水画的同时，也体味着画家襟怀坦荡的人文观照、宽广的眼界与高超的识力、独抒胸臆的心灵感悟，这是中国山水画得以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灵魂支柱，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血脉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