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时间(1992年8月—10月)

2019-07-18 03:11航宇
当代 2019年4期
关键词:天乐路遥宾馆

路遥说,你去给护士长说一声,我几天了在病房里睡不着,心里感觉到非常难受,让我到宾馆住一晚,看情况怎样。

“人生总是老得太快,却明白得太晚。所以,人活着,千万别等,人生匆匆,生命无常,别因一个‘等字,遗憾终生。珍惜眼前,把握当下,开心地活,轻松地过,才是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那时候,路遥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病情非常严重的人。就是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名副其实的一位刚强汉子,一般病是把他打不倒的。然而,这次非同往常,他刚强汉子的神话被彻底击破。他在病中所表现出的脆弱、烦躁,甚至不合情理的反常现象,向人们释放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的生命极有可能非常短暂了。

延安的父老乡亲,通过不同渠道知道他病重住在了医院,纷纷来探望他,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希望他能尽快站起来。

是啊,他什么时候能站起来,这是一个未知数。他开始住院那几天,自己还可以到医院后院散一会步,散步的时候,他仍然烟不离手,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他的一些思想负担。

医生和护士看见他如此没有节制地吸烟,曾不止一次地劝他,为了能尽快恢复健康,最好不要吸烟。而他却说,烟是我的最大精神支柱,没有烟,我几乎一天也活不下去。他说是这样说,可精神状况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也没以前那么利索。

长达七天七夜的失眠,他已经筋疲力尽了,甚至有不想活的想法,只有死,才能解脱他的精神痛苦。然而真正面对死亡,他又有些胆怯了。

“人生红尘中的每一个人,都难免会有忧愁和烦恼,而重要的是如何调控情绪、驱散忧愁、消除烦恼。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心中愁云密布,生活苦涩难言;心中晴朗灿烂,生活就无雨天。”那么“在漫漫人生路上,途中难免会有磕磕绊绊和艰难险阻。遭遇了这些,就得坚强面对,勇闯难关,从最荒凉最艰难的旅途中走出最繁华的风景。走出来,就会别有洞天”。而路遥能不能从如此忧患的心境中走出来呢?

天渐渐黑了,他再次显得紧张而不安起来,焦急不安地对我说,你说我晚上睡不着咋办?

我说,你最好什么事也不想。

哎呀,那怎可能呢,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路遥痛苦地说,一晚上睡不着,心明如镜,快把人难受死,我真不想活了。

我说,你说这话没一点意思。

路遥皱着眉头一声又一声地在病房里呻吟。过了一会,他又对我说,你说我换个地方能不能睡着?不然难受得我实在要命,实在没法活了。

我说,要不我给医生说一声,在宾馆给你登记一个房间,看换个地方怎样?

这当然好了,你快去登记一个房间。路遥说。

我说,你不要着急,我现在去找医生,你离开病房我要让他们同意,不然我不打招呼把你带出去,医院不见你人,问题恐怕就严重了。

路遥说,那你快去告诉他们。

我看见他有些急不可待,就从病房里出去,走进医生的办公室,把路遥七天七夜失眠的情况告诉了值班医生屈大夫,看他是什么意见。

其实,路遥的这些情况,传染科的医生和护士都非常清楚。因此,值班医生屈大夫听我这么一说,非常认真地把我看了一眼,然后对我说,对于路遥目前的这种情况,我们不仅同情,而且也很着急,但确实没有一点好办法。我们知道他晚上睡不着觉,给他的身体带来非常大的伤害,也给治疗带来一定的困难。一般这样的问题,可以用安眠药来解决,可安眠药对他已经起不了一点儿作用,再这样下去问题会很严重。

谁都能听明白,医生说的“很严重”包含的是什么意思。毫无疑问,路遥就目前这样的心情,说不定会有生命危险。为此,我用商量的口气对值班医生说,能不能让我陪他到宾馆睡一晚,看能不能好一些。

屈大夫看着我说,这样的事,你最好同护

士长和科主任商量,我不敢给你做主。

我知道,值班的屈大夫已经把球踢给护士长和科主任了,他不愿承担这个责任。因此我跑到护士长家,说明原因,护士长的答复是让我去找科主任,看主任是什么态度,她没意见。她说她这个护士长,只负责医院病房里的病人,出了医院就不是她的事了。看来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以为给值班医生说一声就行了,根本不是这回事。

护士长给我说的一点毛病也没有。很清楚,路遥突然要离开医院的事她不管,而现在是下班时间,也不是她的职权范围,那我只能找主任。

我看见护士长如此的态度,也没什么办法,找主任就找主任,我又不是不敢找。好在主任家就在医院,我敲门进去,主任正在看电视,问我什么事。

我说,路遥一直睡不着,精神几乎崩溃了,能不能让他到宾馆睡一晚?

主任说,你去找护士长商量,病人她负责。

我说,我找她了,她不表态,讓我找你。

主任不再说什么,给护士长打了电话,让护士长到传染科去。就这样,我和传染科主任到了传染科,护士长和科主任坐在一起,分析了路遥的病情,也感到他的问题非常严重。然而,让他离开医院去宾馆,他们也不敢说行还是不行,毕竟他不是一个普通人,责任非常重大。经过慎重考虑,初步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决定请示医院领导,尽管啰唆一些,但符合程序。

就这样,我们几个人一块离开传染科,来到了医院总值班室,经过不断沟通协商,向医院领导请示汇报,一而再再而三地权衡,前后折腾了两个小时,总算有了一个结果,勉强同意路遥离开医院一晚。

当然,同意是同意,但医院明确给我提出一个要命般的条件,出了事由我负责。你看看,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嘛,我怎能负得起这个责任?要知道路遥身后有多少人在默默地关注着他,又有多少双眼睛在默默地注视着他,我有什么资本能承担这样的责任……

我不敢答应医院提出的这个条件,而且一再告诫自己,在重要问题上,绝不能感情用事。你跟路遥仅仅是朋友,没有一点血缘关系,你之所以在医院陪他,是因为看见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医院,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那么如果你有良知,就不能袖手旁观,否则你还算是什么朋友?然而,他一旦发生了什么意外,如果家属追究起了责任,我就得全部承担,照单全收。因此,我无法给医院做出承诺,只能放弃。

我一再这样时时刻刻警告着自己。

就这样,我一筹莫展地回到路遥的病房,觉得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绝对不能草率承诺,不能就是不能,要正确评估自己的身份,有多大能力就去办多大的事。

然而,就在我放弃让他去宾馆的时候,我看见他正眼巴巴地看着我从他的病房进来,急切地盼望着我能给他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这样就能够让他痛快地在宾馆睡一个好觉。

是啊,我目睹路遥失眠带来的痛苦,他多么希望我能为他减轻一点思想负担。可是,我此时此刻让他彻底失望了。而事实上,真正面对病床上痛苦不堪的路遥,我又不想让他把希望变为失望。为此,我什么话也没给他说,转身就从病房里走出去,走进传染科的值班室,对科主任和护士长说,如果你们同意路遥出去,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你们无关。

屈大夫和科主任以及护士长看着我,谁也没说一句话,觉得我这个人太血气方刚了,路遥是谁?难道你心里不明白,你一个毛头小子能负起这个责任吗?

我知道我这样做,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可我不这样就对不起路遥,因此我只能铤而走险,硬着头皮去干这样一件蠢事。

就在我要离开医院值班室的时候,医生和护士仍然不放心地对我说,既然你已经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也无可厚非,不过你要千万小心,万一,我们说的是万一路遥在宾馆出什么状况,立即给值班室打电话。

我说,谢谢你们提醒,但我求你们一件事,能不能把急救的东西给我准备一点,让我带到宾馆去,以防那个万一……

护士长说,这个没问题,我还没看出你小子还挺男人的,敢作敢为,确实是陕北汉子,我马上给你准备。

医院同意路遥去宾馆住一晚,给我带来的精神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的确,我还没和路遥离开医院,心里就紧张起来,不知他晚上会是一种什么情况,我害怕那个万一……然而,为了能让路遥减轻一点痛苦,我就得冒这个风险。为此,我在病房里先忙着给他准备了一些换洗衣服,还有他晚上吃的药,先去延安宾馆,以我的名义登记了一个套间的房子。

天色已晚,延安大街两侧的路灯非常明亮,街道上的车辆和人流前呼后拥,到处是欢天喜地的景象。

我在延安宾馆办好入住手续,就回到路遥病房,准备好了这一切,就扶着他从医院后面的街道过去,害怕路上碰见他熟悉的人,尽量选择人少的小巷走,免得有人问时我没法回答。

我扶着路遥来到延安宾馆,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我登记好的那个房间,他显得非常高兴,发自内心地把我夸了一阵,略显得意地说,我难受成这样,知道你不可能不给我想办法。你看这地方多好,亮堂堂的,还这么宽敞,哪像病房,把人压抑成什么了,到这样的地方起码就有人活的路了。

可是,路遥并不知道,为让他到宾馆住一晚,我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因此,我给他说,你好不容易到了宾馆,再不敢折腾了,先去洗个澡,怕身上早脏得不行了。

路遥说,我早想洗热水澡,你就不给我想办法,看把我身上痒的,抓也抓不下,哪像是一个作家。

我说,你不敢激动了,出来一次太艰难。

路遥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不管我是不是好人,给他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是心甘情愿,而现在洗澡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他人生一种奢侈的享受。那时我还想,他如果洗完澡,再舒舒服服睡一觉,说不定就把他几天失眠的问题解决了。

看着他脱了衣服走进卫生间,我仍然有些担心,赶紧检查房间里的电话是否畅通,然后再看宾馆哪个房间住着我认识的人。说实在的,我心里确实有些害怕,万一真的出个什么事,又是深更半夜,在宾馆里连个能帮忙的人也抓不住,那我就没法交代了。

我很快把这一切做完,就从客厅走进套间,可我没看见路遥出现在我的视线,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他从卫生间进去到现在,时间也不短了,怎么他洗澡会洗这么长时间?我害怕地站在卫生间门前仔细一听,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几乎给吓死的光景,是不是他出了什么问题?我突然浑身一颤,冷汗直冒,头发不由得竖了起来,心怦怦直跳。我想,一定是出事了,觉得自己闯下了天大的乱子。我不顾一切地一把拉开卫生间的门,看见他平展展地躺在澡盆里,一动也不动。

啊——你——我大声尖叫了一声。

此时,路遥也让我的这一声尖叫给吓着了,突然在澡盆里翻了个身,溅起了澡盆里的不少水花,他睁大眼睛看着我问,你是怎么了?

哎呀,你啊,我的天神,你洗澡就洗澡,怎就躺在澡盆里动也不动,而且也没一点声音,我还以为……你已经把我的心脏吓得都不会跳了。

你以为我不活著了?路遥笑了笑说,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你别害怕,我不会死得那么简单。

哎呀,你也真是。我说,洗澡怎这么长时间,你不敢在这里面再这么折腾了……

路遥笑着问我,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不活着了?

我说,你把我吓成这样,还问我这个问题。

嘿嘿。路遥笑了一声说,我生命顽强着哩,不可能随随便便地死去,那样太没意思了,要死,我也要死得惊天动地,甚至轰轰烈烈。

哎呀,我不跟你开玩笑,不知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在宾馆真的出个什么意外,我怎给你家里人交代,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知道我让你到宾馆住一晚,冒了多大的风险?承担多大的责任。我看你不要再泡澡了,折腾的时间太长又睡不着。

你别怕,我一点事也没有,就是有事,也没你的一点责任。路遥说,我现在基本没人管,只能依靠你这个朋友,谁也没资格找你的麻烦。

我说,你说得倒轻巧,如果你真的在宾馆出了什么事,肯定会有人找我的麻烦。不过,咱现在不说这些了,你赶快洗澡,洗完也别穿衣服,到床上睡觉。

路遥说,现在睡觉有点早,我还想看一会电视,你也知道,我好长时间没看电视了。

我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你能不能不看电视,我怕你一看电视又兴奋得睡不着,那我们担惊受怕,不是白到宾馆来了一趟。

路遥不满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说我们怕过谁?什么担惊受怕,我还不信,有我在,你什么也不要怕,我还不信谁敢把你动一下。

我还是求他说,我看你还是别看电视了,又没什么好节目,你几天都没睡觉,现在正是你睡觉的好时机。你要知道医院再不会让你出来,这是给我开的唯一的一次绿灯。我这样说着,就把被子从柜子里拿出来,放到席梦思床上,让他休息,顺手我就关了房间的灯。

路遥看见我态度坚决,也不再坚持着要看电视,勉强上了床,静静地躺在席梦思床上。

現在,我不敢打搅他,想让他安安静静地睡。因此他在席梦思床上一睡,我脸也不敢去洗,悄悄拉了宾馆的一块单子,在套间门口躺下。房间里突然安静得有些害怕,可是刚静了一会儿,路遥从床上坐起来,对躺在门口的我说,你睡了没?我实在睡不着,心里难受。

我从套间门口坐起来说,如果你觉得难受,那咱就回医院,你在这里出一点问题,我的责任就大了。

路遥生气了,几乎是动气地对我说,我已经给你说过无数次了,不需要我再重复,即使我有一天出了任何问题,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不要担心这些。

我说,那你既不睡觉,也不回医院,咋办?

路遥说,就是回到医院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我说,解决了解决不了那是医院的事,医生一定会想办法给解决,可你在宾馆里就不一样了,出了问题那就是我的责任。你以为你说不要我承担就不承担了,恐怕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路遥说,我跟你说不清这个问题,根本不理解我的意思,我说我是睡不着难受,又不是病得不行。

我说,那还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那时我也睡不着,才是晚上的十点,我没这么早睡的习惯,他就更不要说了,已经养成了早晨从中午开始,这个大家都知道。

当然,也不需要我给他讲那么多的道理,他心里也非常明白,好不容易从医院出来,没有好好享受,就这样让他回到牢狱一般的病房,他绝对不会同意。现在他非常讨厌医院那种环境,一听我说回医院,也不再跟我争论什么了,再一次躺在席梦思床上。可是,过了大约半小时,我听见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声响,借着窗外朦胧的月光,我看见他不仅没睡,却又在席梦思床上坐起来了。

我也急忙坐起来,问他,你真的不想睡?

路遥说,不是我不想睡,实在是睡不着,心里明格朗朗的,一点睡意也没有。唉,这怎么办呀,我看你还是让我抽一支烟,然后再去睡觉。

我说,你睡不着还敢抽烟,抽了烟怕更兴奋。

哎呀,你怎么突然学得跟护士长一样,我现在几乎做什么都不行了,把我管得那么严,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路遥痛苦不堪地说。

我知道他睡不着心里难受,也确实没有能够解决的好办法。因此我就从门口站起来,拉亮房间的灯,拿了支烟递给他,然后说,你抽完这支烟就赶紧睡觉。

路遥赌气地说,抽完再说其他的事,现在想不了那么多。然而,他就这样把那一支烟抽完,我刚准备让他睡觉的时候,他突然又给我提出一个要求,说他现在饿得不行了,不吃东西实在睡不着。

我真是有些哭笑不得,他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刚才是睡不着难受,现在突然又饿了,这么晚让我去哪里给他找吃的东西,他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但我想是这样想,他既然已经饿了,还得给他想办法。因此我问他,你现在想吃什么?

路遥说,如果有一碗洋芋擦擦最好。

哎呀,我的老天,你现在让我上哪里给你搞这样的洋芋擦擦,我急得几乎要哭了,觉得他一点儿也不理解我的难处,他不是给我提要求,而是要我的命。然而不管怎样,我只能让老曹给帮忙,所以就把电话给老曹家里打过

去。可是电话没人接,不知是什么原因?因此我对坐在床上的路遥说,老曹家没人接电话,不知是怎么回事,现在别的人我不敢打搅,我去文联看一下,争取让他给你蒸一碗洋芋擦擦。

路遥说,这事也只能找老曹了,别的人靠不住。

我说,不是别的人靠不住,关键是太晚。那我就去文联找老曹,你一个人在房子里没事吧?

路遥冷笑了一声说,你以为我是小孩,一满就觉得我连自己也管不了自己了。

我说,你能管了自己就好,不说这些了,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就这样,我很快离开宾馆,急急忙忙赶到延安地区文联,在老曹家的门上连敲带喊了老半天,可老曹家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估计他们一家不在家,只好回宾馆。然而在回去的路上我还想,是不是去群众艺术馆找一下王克文,他给路遥蒸一碗洋芋擦擦也没问题,可我不知他家住在哪里,我总不能站在艺术馆楼道喊人。

此时的延安街道上冷冷清清,看不见一个人,只有发白的路灯照在冷清的街道上,偶尔会有一条狗从小巷里蹿出来,扭头看我一眼,便跑得无踪无影。

我没有给路遥搞到洋芋擦擦感到有些失落,可当我无精打采地从宾馆的大门里往里走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人,他是延安报社的一位同志。就是我在宾馆登记房间时,偶然在宾馆的服务台前碰见了他,他给我说他在宾馆开会,晚上就住在宾馆,而且还告诉了他在宾馆的房间号,要我不忙时到他房间聊天。那么,现在有这样的事,我是不是让他回去给路遥蒸一碗洋芋擦擦?

可是,有一个问题,我跟他不是很熟,谁知道人家方便不方便。但我顾不了那么多,只想着给路遥搞一碗洋芋擦擦,就去宾馆敲他的门。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爱人也在宾馆。因为那时洗澡都不是很方便,他爱人在宾馆洗澡后没回去。我有些尴尬地说,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把你叫起来,是有件事想麻烦你,路遥突然想吃洋芋擦擦,我去文联找了老曹,可他不在家,只好求你帮忙。

报社这位朋友说,这没一点关系,路遥想吃洋芋擦擦,我跟媳妇马上回去给他蒸一碗。

路遥的这个事总算有了着落,我有气无力地回到宾馆的房间,看见他微笑着躺在床上看着电视。我想这下怕更麻烦了,看他兴奋的样子,今晚能不能睡着恐怕是未知数了。

凌晨时分,延安报社的那位朋友和他的媳妇黑天半夜骑一辆自行车,往返在延安清冷的街道上,夫妻俩用最快速度蒸好洋芋擦擦,气喘吁吁地送到路遥住的房间里。我看到夫妻俩提着洋芋擦擦出现在路遥住的房间门口,有些过意不去,不知在他俩跟前说什么好,两只眼睛含满感激的泪水。如果不是路遥,或者说他不是一个病人,我怎能黑天半夜向这位朋友开口呢?然而非常抱歉的是,我现在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只知道他那时在延安报社工作,后来又听说去了地委宣传部。那么路遥已经离开将近三十年,而他无怨无悔地为路遥做的事一直铭记在心,请允许我这里对他说一声,兄弟,谢谢你!

我拿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洋芋擦擦,对坐在席梦思床上看电视的路遥说,洋芋擦擦好了,你赶紧去吃。

他微笑着从床上下来,坐在房间的一个沙发上,仅仅吃了两口,就再不想吃了。我看着他说,你不想吃就抓紧时间睡觉,现在都快半夜了。可他上了床仍然睡不着地又一次爬起来了,怀里抱着被子,不声不响地从床上溜到了地上,慢慢把被子在房间的地毯上铺开,然后轻轻地躺在上面。然而,他刚在地毯上躺了一会,又一次把被子抱在了席梦思床上,这样反反复复地折腾了好长时间,仍然没有一点睡意。

路遥睡不着,心情特别烦躁,他也知道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我不可能一个人在房间门口安然地睡觉,便不紧不慢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说,你也没睡着?

我看着站在跟前的路遥说,你没有睡,我怎可能睡着呢。

路遥说,哎呀,一满睡不着,心里明朗朗的。

我听他这么一说就知道麻烦了,他在病房里睡不着觉,在宾馆里还是这样。因此我就从宾馆房子的套间门口站起来,拉亮了房间的灯。

此时此刻,路遥烦躁不安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然而他走了一会,突然对我说,我难受成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真想从楼上跳下去。说着,他就拉开房子通向阳台的门,走向了阳台。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急忙跑到阳台,站在他的跟前,害怕他一时想不开,真的从阳台上跳下去那不是把天大的乱子给闯下了。因此我吓唬他说,如果你一定要跳楼,那只能咱俩一块跳,不然我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罪人,没办法给任何人交代,你自己考虑好,是不是咱俩一块往下跳?也许你觉得无所谓,甚至自己心甘情愿,可我觉得我还年轻,没活几天人,如果你忍心咱就往下跳……

路遥听我给他这么一说,也不再说跳楼的事了,而事实上他也不可能去跳楼,只是感觉到烦躁才在我跟前这么说一说。因此他无限忧愁地在阳台上站了一会,转身又回到了房间,不停地呻吟着,一直在喊难受。

那夜里,在宾馆里也没有解决了他失眠的问题,整整一个晚上,他就是这样痛苦不堪度过的,在天空刚刚放亮时,我俩便在街道上一声声悠长的卖豆腐声中,悄然回到了他的病房……

王天乐说,这些日子辛苦你了,我在病房里陪一会儿我哥,你出去转一会,过一会再回来,我在延安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处理。

“花开一季,人活一世。乐天随缘一些,就会轻松自在一些。冲动来自激情,平静来自修炼,别让外界浮躁了自己。”

一天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开始又结束。

日子啊,怎么突然过得如此的漫长而无聊呢?几乎一点生机也没有,过去那些美好的往事都不知不觉跑得无踪无影了。

此时此刻,火红的太阳一如既往地从宝塔山上缓慢地落下,渐渐把黑夜留给了这座美丽而多情的城市。应该说,延安的夜景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些下班的人流几乎就像滚滚流淌的洪水一般,正朝着不同方向汹涌而去,而街道两边的那些叫卖声,也在这时候一声连一声地响成一片,给这个城市增添了不一样的热闹气氛。

然而,路遥再不能身临其境了,也不可能像往常一样走上延安的街头欣赏风景,甚至到医院的院子里走一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不像刚住进医院,输液结束还可以到后院转一会,抽几支烟,现在只能在病房里走一走。

此时,他穿着病号服,呆呆地坐在病床上,看着病房的玻璃窗户,他让我把窗户全部给他打开,房子里的空气太闷了,几乎闷得他喘不过气来。

我说,窗户打开害怕风把你吹感冒了。

路遥说,不要紧,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娇气。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把窗户给他打开。

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病房的床上,看着窗外。可是病房的窗外有什么可看的风景呢?有的是一个个萎靡不振的病人,还有跟在病人身后愁眉不展的家属,再什么景色也没有。然而,没有风景也是风景,总比整天看房顶要好一些。因此他看着玻璃窗外,深深地吸着气,突然给我说,他想回一趟清涧老家。

我问他,你回清涧老家干什么?

他说,我想我的母亲了。

我说,你现在正在住院治疗,恐怕医院不允许,等你再好上一段时间,我让李志强开车把你送回去,你想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

路遥有些不满地看了我一眼说,按你这种说法,医院把我“绑架”在这里了,我就哪里也不能去?

我笑了笑说,也不是医院把你“绑架”在这里,我的意思是你还在治疗,医院要为你的健康负责,等你的病彻底好了,再回清涧没一点问题。

路遥说,谁知道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

我说,你不要着急,我看你一满就快好了。

路遥说,你说得倒轻松,快了,快了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住了这么长时間,感觉到一点儿也没有好,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是啊,不仅他有些着急,我也着急得不行。要知道谁愿意在这个地方待这么长时间,实在是没办法了才这样,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说句实在话,我一天也不想在医院里待,这又不是什么好地方。不仅如此,我还有些担惊受怕,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这里走出去。

就在我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刚才还晴朗的天,突然阴沉下来,不一会儿便下起了雨。雨并不是很大,但可以听到雨水敲打地面的声响。路遥比较喜欢下雨下雪的天气,只要是下雨或下雪天,他就会激动得像孩子一样,甚至可以激动地大喊大叫。

我看见仍然愁眉苦脸地坐在病床上的路遥,不知他在想什么,因此我看到他这样,就想转移他的注意力,急忙对他说,你听,外面好像是下雨了。

路遥漫不经心地抬起头,问我,真的下雨了?

我说,不信你自己听一听。

路遥说,那你把窗户再开大一点,让我听一聽下雨的声音。你不知道,下雨和下雪的天气是我心情最好的时候。在这样的天气里,我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或是看着纷纷扬扬飘落的雪花,一个人静静站在窗前,抽着烟,沏杯热腾腾的咖啡,那是我最惬意的时刻。

我说,窗户开大不行,你就这样听一听可以了。

路遥说,哎呀,我叫你开大就给我开大,怎么这么多的事,一满就把我当一个病人,什么也不能,什么也不敢,你看你烦不烦?我不知你是我的领导,还是我是你的领导?你一定要把这个关系搞清楚。

我笑着说,在单位你是领导,可是在病房里我就是你的领导了。我现在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护士长已经把我叫到她办公室,明确让我把你管住,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想怎样就怎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里是医院,又不是在作协。

路遥说,护士长说的话你就记得那么清楚,她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你再不要拿护士长吓唬我,你怕护士长,我才不怕。他一边认真一边玩笑地说着,有一种强词夺理,可我再不给他把窗户开大,他要去开了。因此我只好走到他床跟前,探着身子把窗户开大,让滴滴答答的雨水声传进病房里。此时,他微微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雨水声,陶醉在雨水滴答的旋律中。真是好呀,实在是太好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然而不一会,雨水中夹杂着冰雹,猛烈地向大地倾泻着,并发出一阵阵沉闷的声响。路遥听见这响声,感到有些不对,急忙问我,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

我慌忙从椅子边站起来,趴到窗口一看,这哪里是雨,而是冰雹。因此我扭头对他说,现在下的不是雨是冰雹。

哎呀,大不大?路遥焦急地问我。

我说,还不小呢。

这下又弄瞎了。路遥有些伤感地说,农民就指望山里那一点庄稼,让冰雹这么一打,就不可能有好收成了,要遭年馑了。

就在我和路遥在病房里说话的时候,传染科看门的姑娘风风火火从门里跑进来,手里还拿着几粒比较大的冰雹让路遥看。路遥伸出一只手,把一粒比较大的冰雹拿到手里,有些诧异地说,有这么大的冰雹?

还有比这更大的哩。看门的姑娘兴奋地说。

好的一点是,冰雹下的时间不长,一会就停了。而此时看门的姑娘把冰雹也给路遥看了,可她仍然站在病房不走,不知她还有什么事。我不想让她一直这样站在病房里,想让她赶紧离开,路遥整天躺在病床上输液,已经十分劳累了。因此我就对她说,你赶紧去看你的大门,别让那些人随便进来,否则你就失职了,护士长绝对要处理你。

看门的姑娘不高兴地离开了。她一走,路遥就让我快去吃饭。

我说,还没到开饭时间,等你吃了再去。

路遥说,不要等我,宾馆是有时间的,不可能专门等你一个人,去迟了就吃不上饭了。其实他说的一点没错,我去晚了宾馆的餐厅就会关门。那时我在延安确实没一个固定的吃饭地方,而医院又不允许陪伴者在食堂吃饭,只

能在街上买饭吃,时间一长,就有问题了,街道上的那些饭菜很不卫生,吃的时间长了容易生病。好的一点有老曹,他经常改善我的生活,只要他有时间,就会跑到医院给路遥送饭,走时还把我叫到他家里。老曹明确告诉我,你是自己人,不要挑肥拣瘦,在我家里碰上什么吃什么,不要客气,客气就是生分。然而,时间一长,我就不好意思了,老曹家人多,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我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的实际。因此我给老曹撒谎说,在宾馆里吃饭方便,总不能天天跑你家吃饭,那得给你增加多少负担。

老曹说,你能在宾馆吃你就去,宾馆里的饭比我家的扛硬,如果宾馆吃不上,就到我家来,你现在跟路遥一样,也是一个宝蛋蛋,不能倒下。

当然,无论是路遥,还是老曹,都不可能知道我是真的在宾馆吃饭,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我只是在他俩跟前找的一个借口,你想一想,我是什么人,怎么可能天天在宾馆吃饭,纯粹是吹牛。现在差不多又到吃晚饭时间,路遥再一次对我说,你快到宾馆吃饭去,吃了再给我准备,我现在还没考虑好吃什么。

我说,已经在医院订好了,我马上给你打回来。

你不要着急,我这里误不了。路遥说。

我说,已经到开饭时间了。说着,我就去了医院营养灶,给他打来了饭菜,我才去吃饭。

这几天,我确实是在延安宾馆吃饭。李志强不知从哪里搞来几张餐券,而那些餐券有一定时间限制,过期就作废了。然而,往往就是这样,我是要饭也赶不上一碗热饭,常常急匆匆去了餐厅,可餐厅没一个吃饭的人了,只有几个服务员在收拾餐具。

我走出宾馆大门,灰溜溜地回到路遥的病房。

路遥已经在他的病床上躺下了,我不知他把饭吃了没有,便走过去,看见床头柜上放的饭碗里还有不少的饭菜,估计他吃了还不到二两。他就吃这么一点,怎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呢?现在有两大难题摆在我面前,一个是他的睡觉问题,再一个就是吃饭问题,他现在对所有吃的东西不感兴趣,觉得一吃进去,就特别难受,办法想了一个又一个,就是没用。

我想,关键的问题还是睡眠,如果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吃饭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唉,两个问题怎么就一个也解决不了。

8月23日,路遥的弟弟王天乐从西安来到延安,我如释重负。

他是路遥的亲人,对路遥的一切,他有发言权和决策权。那么面对躺在病床上的路遥,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是让他继续留在延安治疗,还是转到别的医院去?只有他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其他人仅仅能够提一些建议,没权利决定。

我看见天乐来到路遥病房,虽然心里高兴,但不免有些担心,害怕路遥当着众人的面,大动肝火地骂他弟弟一顿,如果他耍脾气跟他弟在病房吵起来咋办?他争强好胜,发起脾气不给人留一点面子,而且语言相当刻薄犀利,一般人承受不了。

其实,我的这些担心是多余的。

王天乐从路遥病房门里走进来时,跟他一块还有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陈泽顺,他是路遥的朋友,正给他编辑出版文集,由于订数问题,现在还出版不了。

路遥看见他俩,表现出了他的大度和宽容,脸上露出了浅浅的微笑。陈泽顺急忙走到路遥跟前,抓住他的手,满含悲伤地说,你怎病成这样?

路遥说,我也不知道,一到延安就病了。

此时,王天乐把挎包放在椅子上,也急忙走到他哥跟前,关心地问,你现在觉得怎样?

路遥没有回答他,也没给他发脾气,却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就像没看见他一样。

我知道他是故意给他弟难堪,嫌他没早点来延安看他,所以他就有一些看法,也不管天乐站在他跟前说什么,他只问陈泽顺住下没有。

陈泽顺说,已经住下了。唉,你走时还什么事也没有,怎一到延安就病倒了?

路遥长叹一声说,唉,我到了延安几乎连火车也下不了。

陈泽顺说,我在西安就听说你病了,本想早一点来看你,可我哥在西安还没走,实在走不开。

路遥和陈泽顺这样说着,基本没我和天乐的事。当然,路遥是他亲哥,给他耍一下脾气也没关系。因此他也不在乎他哥怎么对他,他转身对我说,这几天实在辛苦你了,这里有我和陈泽顺,你出去转一会再回来。

我便给他点了点头,然后给陈泽顺打了招呼,就从路遥病房里出去,走到延安文联的老曹家。

老曹看见我突然在这时候到他家来了,一脸的茫然。看见老曹疑惑的目光,我给他说,天乐和泽顺来延安了,正在路遥的病房里,天乐给我放了一会儿假,我就到你这里来了。

老曹问我,路遥没对天乐说什么?

我说,他什么也没说,就是态度有些冷淡,还是天乐聪明,不想让我看这个场面,让我出去了。

老曹说,你别去医院了,让天乐陪他哥几天。

我说,恐怕不行,天乐让我一会回去。

老曹说,没什么不行的,他不陪他哥谁陪?什么儿货,自己的亲哥哥也不要了,太不像话。

我说,那我听你的,不去医院了。其实,我口头上这样说,却并没有这样行动,因为在我离开时,我看见路遥对天乐有些不满,万一陈泽顺一走,兄弟俩在病房里吵起来咋办?我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亲兄弟毕竟是亲兄弟,两个人不可能这么不理智,耍一耍态度就可以了,不能当真。因此我觉得我现在也不能回病房,给兄弟俩留出更多的沟通空间,消除误会。我心里这样想,看见老曹又那么忙,就在他家待了一会,然后走到延安宾馆大厅。这里比较热闹,男男女女,进进出出,说说笑笑,不像病房死气沉沉,而且大厅里还有沙发可坐,心情忽然敞亮很多。

然而,這里并不是我久留之地,我还得回到我的岗位上去。因此我在宾馆大厅转了一会,就回到了路遥的病房。

此时,病房里只有天乐和路遥,陈泽顺已经离开了。我看见天乐坐在我一直坐的那把椅子上,路遥却背对着天乐,兄弟俩谁也不理谁,感到气氛有些紧张。

天乐看见我从病房门里进来,便从椅子边站起来,看了看我,然后对路遥说,哥,我去找一下我的几个朋友,想办法给航宇搞一些宾馆的餐票,他在医院没一个吃饭的地方不行,我晚上再来陪你。

路遥没有回答他,仍然默默侧躺在床上。

我急忙给天乐说,你别为我去求你朋友,我吃饭没问题,在延安老曹一个人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天乐说,你照顾我哥一定要吃好,我让朋友明天把宾馆的餐券给你送来,这样你吃饭就方便了。

我说,你别麻烦他们,我哪里吃都无所谓,从医院大门里出去,卖什么的都有,非常方便。

天乐说,我要把这些事安排好,然后再把朋友的电话给你,有什么事你直接打电话找他们。这样说着,他挎上挎包,急匆匆出去了。

显然,他不准备在延安待多长时间,而我希望他能在医院陪他哥,看来也不可能,要不然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安排呢。

当然,他能不能在医院陪他哥,那是他俩的事。我以为天乐来延安,我就从医院“解放”出来,看来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他还是走了。过了一会,路遥把身子侧向我,看了我一眼问,泽顺哪去了?

我说,不知道,我回来没看见他,是不是去延安大学了。

路遥唉声叹气地说,你看天乐,一满就不是以前的天乐了,翅膀硬了,一满不管我的死活,能躲就躲,能跑就跑,他一看见你回来,就跑得不见踪影。你把我的话记住,他说晚上陪我,他的影子你也别想见到,我还不了解他。

我说,你不能这样看问题,他怎也是你亲弟弟,不可能不管你,我看见他对你非常关心。再说,他在延安报社工作了几年,也有一些朋友,他有他的事业,不可能一直守在你身边。也许他找他的朋友,就是他不在延安的时候,想让他的朋友照顾你,跟他照顾你还不是一回事。你没必要那么想,他晚上一定会陪你。

路遥干笑了一声说,他陪我?你等着看。如果他陪我,不会找那么多理由不来延安,实在太让我寒心了……

我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一直操心你。

路遥说,他操心我什么了?如果像你说的这样,我离开他一天也活不成了。

我看见他情绪突然有些激动,就不想跟他再说这些事情了。但我总觉得兄弟俩有误会,缺乏沟通。然而我现在也有些糊涂,兄弟俩以前那么亲密,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应该。

其实我觉得,路遥和天乐有一些隔阂,关键问题是俩人都争强好胜,谁也不愿给谁低头。因此我劝路遥,你是大哥,要多理解天乐,不能因一点小事就闹矛盾,这样会影响到兄弟俩的感情,他不可能像你想的那样,说不管就不管你了。

路遥一听就生气了,毫不客气地批评我,你不要在我跟前为他辩护,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我比你清楚一百倍,别以为我病得躺在床上就糊涂得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心里什么都明白。

是啊,我怎能比他更了解他弟呢?那么你为什么要在《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创作随笔中,郑重其事地向读者描述兄弟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情谊呢?难道你写的那些不是事实吗?

天乐也是不够注意,果然像路遥预料的那样,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晚上不仅没到医院来陪他,而且招呼也没打一声。

第二天,路遥的情绪变得非常糟糕,不仅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我给他打好洗脸水,他也不去洗脸,也不怕护士长批评,赌气在病房里一个劲抽烟。

我有些着急,也不敢在他跟前说什么,拿着他的餐具准备给他打早餐。因早餐一吃,医生和护士就要开始查房,时间非常紧张。然而,就在我拿餐具要往出走时,天乐急急忙忙从病房门里进来了。

天乐也不在乎他哥对他是什么态度,把椅子拉到他哥跟前,像汇报工作一样,给他哥说,航宇不是外人,我把西安那边的事给你说一下。昨晚我没来医院陪你,是跟我几个朋友在商量你的那些事,这样我回西安就好处理一些了。可是,不管天乐说什么,路遥始终不吭声,病房里的气氛实在不怎么协调。我觉得天乐有什么重要的事要给他哥说,就给他俩说,我去食堂打饭。

路遥却生气地说,你不要打,我不吃。

我说,医生和护士马上来查房,你还要输液,现在不吃又没时间吃饭了。

路遙说,让你别去就别去,总说这么多废话。

其实,我好想离开病房,害怕他不冷静地给他弟发脾气,我站在跟前就难堪了。可是路遥不放话,我不敢离开,离开了害怕他对我不满。而天乐是聪明人,他看见他哥这样,就对我说,你是自己人,知道也没关系。然后他仍然在给路遥说,昨晚我找了我的朋友,把航宇吃饭的事情安排好了,一会儿我把朋友电话给他,让他直接跟我朋友联系。今天我和泽顺回西安,那边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人在省委活动,反对提拔你。

路遥轻描淡写地说,这个位置让我当就当,不让当拉倒,有什么意义,我的事不要你管。

王天乐也不再说什么,挎上他的挎包离开了。

他这么一走,路遥便闹开了情绪,我给他从营养灶上打来的饭也不吃,甚至也不跟我说话,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天花板。

路遥说,你给护士长说一声,我想带李国平几个人去枣园和杨家岭看一看,那里是党中央、毛主席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不远处就是我的母校……

“人生的路,深一脚,浅一脚,悲伤在路上,希望也在路上;疲惫在路上,欢喜也在路上。没有谁的一生,阳光朗月永相随;没有谁的一生,欢声笑语永相伴,总有一些困难、一些痛苦,需要去经受、去承担,从中寻找快乐,感受幸福。”

路遥视延安为他的风水宝地。

我看见路遥不断加重的病情,实在有些着急,一再建议他转到西安治疗,西安的医疗条件和医生的技术水平,肯定比延安强。

路遥在西安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既不担心住不了院,也不担心治病没有医疗费。他是全国著名作家,有省上领导和朋友们的关心帮助,占足了天时地利人和。

然而,他就是不愿意回西安治疗,一听我给他提出转院治疗的建议,他就会生气地给我说,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延安。

路遥就是这样固执,固执得让人无法理解。

这天夜里,路遥的常规治疗结束了,再没有别的事可干,一个人又在那里胡思乱想。他很悲观地对我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有可能不得好了。

我说,你怎能这样想呢,像你这样有成就的作家,绝对不会有问题,你要把你这次患病,看作是人生路上的一次灾难,只要灾难过去了,就像老曹说的,你仍然是一条汉子。

呵呵。路遥笑了一声说,老曹对我亲着哩,他当然希望我尽快好起来,可是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没一点好起来的迹象呢?

我说,你不要着急,坦然面对,耐着性子。再说,哪一个人得病,也不可能刚治就好,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程,不可能说风就是雨。

就在我和路遥在病房里说这些时,护士敲门说有我的电话,让我到护士办公室去接。我不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但我觉得此人一定非等闲之辈。因为护士办公室那个电话,一般不允许我们这些人用,好像我们都带有一种传染的病菌,随时会传染给别人,即便有人把电话打到传染科,她们也会把电话挂断。难道今天的太阳真的从西边升起来了?这样想着,我就跟着护士走到护士办公室,抓起电话一听,原来是作协办公室的李秀娥。

李秀娥是陕西绥德人,长得高大漂亮,也比较时髦,曾在延安歌舞团和陕西歌舞团工作,后来调到陕西作协。她在延安有好多熟人和朋友,别人在延安办不了的事,她基本上可以搞定,说不定医院哪位领导就是她非常要好的朋友。因此她能把电话打到传染科,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电话里,李秀娥焦急地问我,老兄的病现在怎样了?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我说,实在给你说不清楚。

唉,他怎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李秀娥说。

我说,我也不知他是怎么搞的。

李秀娥说,别的事我在电话里就不说了,你告诉路遥,他的好朋友王观胜、李国平还有徐志昕要来延安看他,你让他好好看病,回来我请他吃陕北饭。

我说,好的,我马上告诉他。

接完李秀娥的电话,我回到路遥的病房,把李秀娥对他的问候以及李国平、王观胜和徐志昕要来延安看他的消息告诉了他。

路遥有些激动地说,他们真的要来延安看我?

我说,李秀娥电话里这样告诉我的,她还说你回去她请你吃陕北饭,到时候你把我带上。我笑着给路遥说。

路遥说,这么远的路,看我又能有什么用。

我说,有用没用,那是朋友们的一片心意。

路遥没再说什么,一个人沉默着。

事实上,路遥虽然口头上这样说,可他还是希望有人能够经常到医院里来看他,他害怕孤独,在延安这些日子里,能够经常见到的就是那么几个熟面孔,时间一长,也没什么新鲜感了。李国平、王观胜和徐志昕可以说是他的铁杆朋友,有事没事经常聚在一起,谈笑风生,谈天说地。可是他一去延安就病倒了,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有时他还有些怀念当初那些时光。虽然李国平的年龄跟我差不多,可他是《小说评论》杂志的副主编,在全国评论界小有名气,路遥对他非常赏识。最关键的是他跟路遥一样,还是一个实打实的球迷,只要有足球赛,他们聚在一起,一晚上不睡觉地看比赛,因此俩人走得非常近。王观胜是《延河》杂志的小说组长,他的中篇小说《放马天山》一经发表,便在全国引起反响,用路遥的话说,这个人不得了。至于徐志昕,他不仅是《延河》杂志办公室主任,小说写得也相当不错,他有一部长篇小说《黄色》,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在他小说作品研讨会上,路遥给予了很高评价,可以说这几个人跟他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他患病住院,作为朋友,没有不来看他的道理。路遥刚才还说看他有什么用,可刚过了一会儿,他又不停地问我,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

我說,今天就来延安,恐怕要到晚上了。

路遥说,那你到火车站接他们一下。

我说,他们不是坐火车,是开车来的。

路遥说,那你一会到医院门口看一看,看他们来了没有,不然他们来了找不上我住的病房。

我说,这你就放心,在延安还能找不到你,一问路遥,延安的人都知道。

路遥说,那你想一下办法,别让看门的女娃娃把他们挡住不让进,你提前做一下这方面的工作。

我说,看门的女娃娃现在发展成自己人了,只要是来医院看你的人,她都放进来,一个也不挡。而且我看出她对你特别崇拜,像是一个文学女青年。

路遥问我,你怎看出她崇拜我?

我说,那女娃娃看门也不好好看,手里常拿一本你的《平凡的世界》,偷偷地在那里看,只要有人说是来看你,她就一路绿灯地放进来了。因此她还挨了护士长不少批评,说她再这样,就不让她看门了。

路遥说,你是不是害怕我寂寞,给我编的故事?

我说,我给你编故事干什么?你不信,可以去问一下那女娃娃。而她一见我就问,是不是我跟你在一个单位?从她的眼神里,流露出一种羡慕我的样子,并让我给你说一声,她在书店买了一套《平凡的世界》,想让你给她签一个名。

路遥说,这是一个好娃娃,给了咱不少方便,你让她把书拿来,我给她签名。

我说,如果不是这女娃娃,那你这里就来不了几个人了。你看护士长,她能允许让人随便进来吗?绝对不可能。她一天把我盯得死死的,好像我就是传染科里隐藏的一个特务。

路遥听我这么一说,爽朗地笑起来,情绪也变得非常好,不像前几天那么愁眉苦脸。我想,路遥现在情绪这么好,关键是知道几个好朋友要来看他,他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在某种意义上,他觉得自己的为人还算不错,得罪的人不是太多,一些好朋友一直惦记着他。因此好几次,他焦急地催我到医院大门口去看他的朋友来了没有。他就是这样一个心急人,在病房里刚刚安静了一会儿,又不停地催我,让我再去大门口看一看,万一他们到了延安,找不上我的病房就麻烦了。

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传染科里住院的那些病人都已经进入沉沉的梦乡,楼道里死一般寂静,听不到一点声响,偶尔从某个病房传出几声呼噜,显得嘹亮而刺耳。然而,路遥不睡觉,一直在等他的朋友,他甚至着急地问我,会不会他们不来了。

我说,不会,西安到延安正修高速公路,说不定路上堵车了。我这样给他说,也觉得他们该到延安了,可是现在连人影也没有。

8月25日,天刚刚放亮。

陕西作家协会的李国平、王观胜、徐志昕还有开车的张忠社,早早就来到路遥的病房。

路遥看见李国平、王观胜和徐志昕从病房门里进来,显得非常激动,眼里顿时泛出激动的泪花。是的,路遥好久没见这几个朋友了,突然见到感到非常亲切,一个又一个地握手,并关切地问他们,昨天怎么在路上走了那么长时间?

李国平说,唉,再不能提了,在黄陵山上有两辆拉煤车碰在一起,把公路堵得水泄不通,两边的车一个也走不了,把他们在路上堵了四五个小时,到延安是晚上12点多了。

路遥说,哎呀,这段路经常是这样,现在开始修高速公路,如果这条路修通,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李国平说,铁路有了,应该有条高速公路。

王观胜和徐志昕不像李国平,他们站在路遥病房里什么话也不说,看见那么刚强的一个人,突然躺在床上,心里难受,尽管路遥此时的情绪还算不错,可气氛一点也不轻松。

是的,在路遥病房如此的环境和心境中,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非常熟悉、非常要好的朋友突然变成现在这样,心里难免有些伤感。

路遥看见他们站在病房,脸上一点笑影也没有,这不是这几个人的风格。因此他装作若无其事地说,你们也别替我担心,医生给我说了,我这病根本不要紧,在这里治疗的效果也

不错,病情再没有向不好方向发展。现在关键有两个问题还没解决,一个是吃饭,再一个就是睡眠,只要把这两个问题一解决,我就基本上没什么事了,这一点病绝对把我打不垮。

徐志昕说,老兄站起来还是一条汉子。

路遥笑着说,你跟老曹是一样的观点,都是了不起的人,说的话都一模一样。

路遥给徐志昕说的这句话,一下子就把病房里的沉重气氛活跃起来。时间很快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我让他们先回宾馆,病房里待的时间不能太长,一会儿医生和护士来查房,让护士长看见,就下不了台了。

路遥也说,这个护士长特别厉害,训我和航宇就像训小孩一样,不给人留一点情面,她也不管我是一位作家,在她的跟里我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个病人,什么都要听她的。他还笑着说,航宇比我更怂,看见护士长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怂得路都不会走了。

路遥在他朋友跟前还不失时机调侃我几句。

我知道他是故意开我的玩笑,因此我也笑着说,你们别听他调侃我,我什么时候怕过护士长,你抽烟的时候怕护士长看见,经常让我在门口给你放哨,就怕护士长把你逮住,而那个护士长还经常调侃你,抽的烟不好是红塔山,媳妇不好是北京人,是不是这样?

哈哈,几句话逗乐了病房里的所有人,也化解了刚才那种沉重的气氛。事实上,也不敢在病房里再这样放肆地胡说八道了,真的让护士长发现在病房里有这么多人,护士长绝对会耍她的威风。因此我给他们说,你们先回宾馆,等路遥输液结束,我就去叫你们,争取把他从医院里接出去,咱一块儿吃一顿饭。

李国平说,医院让不让他出去?

我说,这个我给想办法,一般不允许。

王观胜说,如果老兄能出去当然好,弟兄们在延安聚一次,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徐志昕说,那咱先回宾馆,医院规定那么严格,咱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就这样,他那几个朋友匆匆忙忙地从病房里离开了。护士很快来给路遥输液,从他住进医院那天开始,他就从来没像今天这样着急,把输液的开关开到了极限。

我看见那条细细的输液管像一条小溪一样,在他手背上的血管里唰唰地流淌着,看到这样,我赶紧走到他跟前说,你放这么快,怕你人受不了?

路遥说,不要紧,一会输完你就跟护士长请假,争取让她放我出去,我一满在病房里住够了。

中午刚过,路遥就把一天的液输完了,很快从床上坐起来,笑着对我说,你到宾馆找一下李国平,跟他们商量一下,我想带他们去枣园看一看,回来在宾馆一块吃一顿饭。

我说,你的身体怕不行,枣园就别去了,那地方就在延安大学跟前,你去过无数次,如果护士长允许,你跟他们一块儿吃一顿饭就行了。

路遥非常不满地说,我身体没一点问题,他们来延安一回不容易,我带他们体验和感受一下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怎样艰苦环境中闹革命的,更重要的是,我想让他们看一看我的母校——延安大学。

我说,我不知道护士长让不让你去?

路遥说,你不是能说会道,刚才还在李国平跟前吹牛吹得天花乱坠,在护士长跟前有多威风,现在就怂成这样了?你去给护士长说几句好话,护士长那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就爱让人给戴高帽子。

我说,护士长的厉害,你又不是没领教过,几句好话根本不管用,我怕我一说,她又站在楼道骂我。

骂你怎么了?你害怕什么,身上又没少二两肉!只要她答应,她想怎骂就怎骂。你别我一给你说个事,就给我找一大堆理由,我觉得护士长挺好,骂你是因为她喜欢你,别不识抬举。

我说,那我跟护士长商量一下,看她啥意见。

你抓紧时间,办事别婆婆妈妈的,一点儿也不像个年轻人。路遥有些不耐烦了。

说实在的,我现在看见护士长确实有些胆怯,她根本不像护士那么温柔,不光训你,而且还骂,骂得特别难听,让那些漂亮护士光看我的笑话,我实在有些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一点脸面也没有。但是我已经没有退路,答应了路遥,就得去跟护士长商量,这里的病人想离

开医院,只有护士长说了算。

我慢悠悠地走进护士长办公室,一进门心就开始慌慌地跳个不停,还没来得及开口,腿就瑟瑟发抖。

护士长看见我进了她办公室,便问我,你鬼小子跑我這里又有什么事?

我急忙给护士长堆了好看的微笑,然后说,我怎么就成鬼小子了?

护士长说,我就说你小子是鬼小子,怎么不行?

我说,行,你叫我什么都行。我看见护士长不像以前那么凶,觉得现在正是给她提要求的时候。因此我嬉皮笑脸地把路遥想去枣园的事告诉了她。然而,让我想不到的是,护士长不仅没有训我,还勉强同意了,并一再让我小心,路遥出去绝对不能出问题。

我说,护士长太英明了,真是一个活菩萨。

护士长说,你这鬼小子油嘴滑舌的,再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这时候,我就不能在护士长跟前多嘴多舌了,急忙从护士长办公室出来,走进路遥病房,给他说,护士长同意了,你在病房等着,我去宾馆让张忠社开车到医院后面的街道接你,你们一块去枣园。

你怎不去?路遥看着问我。

我说,你们现在四个人,我怕车里坐不下,所以我就不去了,而且枣园我也去过无数次。

路遥说,你又没什么事,咱一块儿去,路又不远。

我说,那也行,我去宾馆叫他们。

我很快来到延安宾馆,走进王观胜住的房间,把路遥想让他们一块儿去枣园的事告诉了他。然而,王观胜没有给我明确的态度,他不知路遥去了行不行,实在拿不定主意。因此他就把李国平和徐志昕叫到一块儿,商量敢不敢让路遥去枣园。

李国平说,老兄这次病得很严重,人瘦得不像样子了,敢不敢让他去,要看医生是什么意见。

徐志昕说,老兄去了害怕出问题……是啊,他们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如果出了问题,谁也承担不起。可是路遥已经提出这样的要求,而我也告诉了护士长,得到护士长的同意,再不去恐怕路遥就会有想法。因此我说,估计没什么问题。

李国平又问我,医院同意让他去吗?

我说,我请示过护士长,应该问题不大。

李国平说,只要护士长同意,说明问题不大,让他跟我们一块去枣园看看党中央和毛主席当年在枣园住的是什么地方,顺便看一下他当年上的是怎样一所大学。

王观胜问我,现在路遥在哪里?

我说,还在病房里,我让他在病房等着,咱一会儿到医院后边把他一接,就去枣园。

就这样,我们几个从宾馆楼里下去,到了宾馆的院子,坐上张忠社开的车,绕过地区人民医院大楼,在大楼后面的那条街道上,让司机把车靠在一边,我去病房找路遥。然而,当司机刚把车停稳,我走下车,正要从医院的后门里进去,突然看见路遥像正常人一样,已经站在传染科后院的院子里了。

我问路遥,你怎一个人就到院子里了?

路遥说,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我和路遥来到张忠社开的车跟前,让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在去枣园的路上,路遥的兴致很高,像一位非常敬业的导游,滔滔不绝地给他朋友介绍着山沟两边比较有名的单位。像延安大学,是他重点给朋友介绍的地方。

实事求是地说,路遥是吃小米饭、喝延河水长大的人,他就是在这里接受高等教育而走向全国的一位著名作家。对于延安,他不仅是简简单单的熟悉,而且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

就这样风风火火到了枣园,路遥就力不从心了,他从车里慢悠悠地下来,坐在纪念馆门前的一块石条上,让我不要管他,带着他的朋友参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我没有去,路遥没人陪不行,害怕把他一个人丢在门口出问题,只好让他的朋友自己去参观。

其实,在枣园只有听一个人讲解,才能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不然只能看那些建在黄土山坡上的一孔孔破旧土窑洞,土窑洞里陈列着当年中央领导使用过的一件件粗布衣,还有那一件件破烂不堪的办公桌、椅子、沙发、床和一些生活日用品,就只能感受到当年中央领导那时的艰苦和苍凉,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事实正是如此,他的朋友不一会儿就把枣园那些地方看完了。

在车里路遥给他的这几个朋友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延安大学,别的地方就不能再去了,他的精神状况不是很好,必须尽快回到医院,恐怕中午一块儿吃顿饭,也不可能了。

在返回延安城的路上,我看见他再不像去时那么精神,躺在小车的副驾驶位置上,头不抬眼不睁,样子相当疲倦,甚至再没力气跟他的朋友说长道短了……

路遥突然说,我的肚子疼得厉害,实在支撑不住了,他甚至出现病危的情况,医院立即组织抢救。从某种意义上,也给他敲响了警钟,他不得不答应转院……

“真正的朋友,是在失意时愿意无求的帮助。很多时候,人在最深的绝望里,能看到的往往是最美的风景。”

这是1992年8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根据路遥病情的严重状况,很快印发了一份《关于路遥同志病情的通报》,迅速分送给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等有关领导传阅。

就在省委宣传部 《关于路遥同志病情的通报》刚刚送到省上有关领导手里的时候,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延安。

延安的一些朋友得到這样的消息,只觉得省上领导能够如此重视和关心他的病情,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便急急忙忙地来到他的病房,告诉了他这个消息,甚至在他跟前得意地说,你看看,多不简单的一个人呀,在陕西恐怕还没一个作家像你这样,得到领导如此的高度重视。

然而,路遥听了朋友告诉他的这个消息,只是淡淡地笑了笑,便陷入一种难以言喻的悲痛沉思中。是啊,他的病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就连省委宣传部都如此通报,那他站起来的希望是不是就非常渺茫了呢,甚至根本不可能再有站起来的可能?难道他就这样要离开这个世界吗?应该不会。我这样想,我始终觉得他的病没那么严重,也许是人们过于敏感,他肯定能站起来,不可能就这样倒下,他还有好多事没有完成,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他亏欠孩子的太多,还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怎么可能就这样离开人世呢?

那些日子,路遥知道了省委宣传部关于他病情的这个通报,感到五雷轰顶。他就这样心事重重地躺在病床上,默默地想着,这个问题把他折磨得疲惫不堪。

当然,路遥的病情严重是一个主要方面,而他精神的堤坝已经彻底垮塌了,想的所有事都跟死亡有关。而最让人揪心的,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宝贝女儿怎么办?如果疼爱她的父亲不在了,那她以后怎么去生活呢,将来能不能生活得快乐幸福?

很快到了8月28日下午3时,刚输完液的路遥突然有些惊慌地给我说,我肚子疼得特别厉害,实在有些支撑不住了。

看见他痛苦不堪的样子,我心里很紧张,他住院这么长时间,从来没出现这种情况,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我急忙走到他跟前,紧紧抓住他的手,对他说,你如果实在疼得不行,让我给你揉一揉。

此时的路遥已经是大汗淋漓,脸色有些发紫,嘴唇也有些发黑,浑身不停地颤抖,我抓着他的手明显感觉到他的手有些冰冷。而他的另一只手,使劲地抱着自己的肚子,痛苦地坐在病床上,不停地喊叫着,哎呀,难受死我了……哎哟……

我没好办法,赶紧脱下鞋,爬到他的病床上,跪在他跟前,一边给他揉肚子一边看他满脸是汗水,想拿一块毛巾给他擦一下脸的空也没有,急得我心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就这样给他揉了一会,他说,稍微好一些了。

我说,哎呀,你把人吓死了,只要好一点就好。说着,我从床上下到地,拿了他的洗脸毛巾,给他擦干脸上的汗,然后我给他说,我估计你是气不顺,或者是什么东西没吃对,让我再

给你揉一揉。然而,我刚要给他再揉一会肚子时,他好受一些的感觉突然没有了,声嘶力竭地对我说,突然比刚才疼得更厉害。

我觉得不可思议,肚子疼也不会疼成这样。因此我觉得我不能再给他揉肚子,急忙跑到护士办公室,给值班护士冯继红说,冯护士,你快去看一看路遥,他现在肚子疼得特别厉害。

冯继红给我递了一支体温计说,你先回去给他查一下体温,我去给你叫值班大夫。

我拿着体温计,急忙跑回路遥的病房,把体温计放在他胳肢窝里,还没过两分钟,我就心急地把体温计拿出来,一看,我的天神,他的体温接近40度。

这是怎么搞的,他的体温会这么高?我以为他说自己的肚子疼,可能是因为受了凉,或者是感冒了,就给他揉了一会儿。然而疼痛虽减轻了一些,但作用不大,我又给他灌了一个热水袋,让他抱在怀里,那么他的体温这么高会不会是热水袋的问题?

我拿着体温计问路遥,你是不是把体温计放到热水袋上了?

路遥不停叫喊着说,不知道。哎呀,难活死了。

你再测一下你的体温,看究竟怎样?说着把降下来的体温计又放到他胳肢窝,急忙跑出病房,焦急地对冯护士说,冯护士,路遥的体温已经到了40度。

呵呵,你开什么玩笑?冯护士不屑一顾地说,你纯粹是在我跟前胡说八道,怎么可能。

你看你,把我急成这样,还说我胡说八道?我有这样的心情在你跟前胡说八道吗?真是的。然而她确实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仍然在一边忙着,觉得人的体温如果升到40度,那这个人恐怕就昏迷了。

我焦急地说,冯护士,我说的可是千真万确,一点也不跟你开玩笑。

冯继红看见我急成这样,也觉得我不像是跟她开玩笑,急忙地跟我走进路遥的病房,将体温计拿出来一看,她也惊讶地说,哎呀,真的体温很高。

我说,你快想一下办法。

冯继红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再不敢敷衍我了,一转身从病房出去,把值班医生屈大夫叫起来说,屈大夫,18床病得非常厉害,发烧近40度。

值班的屈大夫听到护士的报告,急匆匆走进路遥的病房,看见路遥在床上简直翻江倒海一般,痛苦地大喊大叫,他不知如何是好,就问哪里不舒服?

路遥有气无力地说,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我实在撑不住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病情,值班大夫确实有些束手无策,他站在路遥病房,眼巴巴地看着路遥在病床上打着滚,有气无力地一声又一声喊叫着我的名字。

我再一次爬上他的病床,一把抱住他,就这样紧紧地抱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可是,我这样抱着他能有什么作用呢?能减轻他的疼痛吗?是的,我没有任何办法能减轻他此时此刻的痛苦,只能这样紧紧地抱着他,听他那一声接一声惨烈的喊叫。

屈大夫站在路遥的病房里,默默地沉思着,也不知怎样才能解决眼前这个难题。我抱着路遥,不断央求屈大夫说,屈大夫,你快给想一下办法,我求你了,他快要疼死了。

你不要着急,让我看他究竟是咋了,现在还不能急着给他处理,如果我就这样随便给他处理一下,会掩盖他病情的真实情况。屈大夫给我这样解释。

我说,那也不能眼看着他疼得死去活来。

是啊,路遥现在疼得什么也顾不上了,那些尊严、脸面……统统丢在了一边,只顾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不顾一切地一会儿从他的病床上坐起来,一会儿又躺倒在病床上,这样痛苦不堪地折腾来折腾去,却丝毫减轻不了他的一点疼痛。

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路遥的疼痛一点也没减。

这时,路遥一把松开我的手,让我赶快把他的衣服铺在地上,他要坐在地上,看能不能减轻他的一点痛苦。可是这怎么行呢?我死死地抱着他,哀求他说,你不敢这样,地又不是医生,解决不了你的疼痛,你怎能到地上去坐呢?

可是,他已经疼痛得失去了理智,精神彻

底崩溃了,不管我给他说什么,他非要往地下滚不可。

就在这时,延安报社总编李必达从病房门进来了,他并不知道路遥突然会病得这么严重,看到路遥如此悲痛欲绝的样子,他给我说,路遥那么难受,想要到地上去,你就让他去坐一会儿,看能不能减轻他的一点痛苦。

而此时的路遥什么也不顾,也不管他的病房里有什么人,不顾一切地叫喊着从床上滚到了地上。然而,他在地上坐了还不到一分钟,还是疼得不行,喊叫着又让我再把他扶到了床上。

这样折腾来折腾去,路遥的病痛一直在加重,没有一点减缓的趋势。他那痛苦而绝望的叫喊声,凄惨地激荡在病房里,回响在整个传染科的楼道,那场面是多么的惨不忍睹。

我已经被折腾得大汗淋漓,衣服早已湿透,只有紧紧地抱着死去活来的路遥,没有一点解决的办法,脑子里空荡荡一片。

差不多是下午5点的时候,陕西作协办公室的李秀娥从西安打来电话,护士可能是对打电话的人熟悉了,或者是因为路遥的病情突然危重,跑到病房让我赶紧去接电话。

我并不知是李秀娥打来的电话,心想只要有人这时候找我,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救星。因此我强行拨开路遥死死抓着我的手,跑到护士办公室,拿起电话,一听是李秀娥。我带着哭腔说,路遥现在病得非常严重,他跟前再没一个人,我得照顾他,你过一会儿再打过来。

我匆匆掛断电话,还没从护士办公室门里出来,路遥在病房里拼命地一声又一声喊我。

快救救我呀,你快救我……

一声声凄惨的喊叫,令人肝肠寸断。

我急忙跑进路遥的病房,紧紧抓着他的手,只能干着急,再没有一点办法。就这样折腾了快两个小时,医院仍然没有能够给他采取必要的有效措施,我和路遥都产生了同样的不满情绪,他现在生不如死,医生们却束手无策,我感到无比的绝望。

事实上我是太着急了,才有这样的不满。

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护士已经电话通知了医院总值班室,把路遥的突发的病情及时向上级做了报告,医生和护士都在病房里焦急地等医院领导的决策,也就不能盲目地给他进行处理。

可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医院的这种处理方式,实在让人难以理解,甚至让人感到有些不近人情。

就在我焦急万分的时候,医院通知了刚回家的主治大夫马安柱。他几乎是一路小跑,急匆匆赶到传染科,连衣服也顾不上换,就跑进路遥的病房。

我看见马安柱大夫,就像看见救星一样,哭着对他说,马大夫,快看路遥怎么了,他疼得快不行了。

马大夫正给路遥检查是怎回事的时候,地区人民医院医疗办的负责人、手术室的主刀,还有内科主治大夫……凡是可以想到路遥可能出现问题的各个科室的医生,在接到医疗办的紧急通知后,全部集结到了路遥的病房。

一切都是那么的紧张,又是那样的井然有序。

我看见集中在路遥病房里的这些医生护士,仿佛看见了菩萨下凡,突然觉得路遥绝对有救了,那么我也就放心了,再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也没有了埋怨。

现在,医院这些科室的精英们,紧急聚集在路遥的病房里,经手术室大夫仔细检查,排除了需要给他立即手术的可能。然而,内科主治医生也检查不出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他不可能什么问题也没有就疼成这样。为此医疗办负责人又立即通知B超室,马上做好为路遥做B超检查的准备工作。

这时,高其国从路遥病房的门口进来了,他不知道路遥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他来得也正是时候,这里正需要人帮忙。因此他和延安报社的李必达就成了我最大的帮手。

看见病房里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我再不像刚才那么紧张和害怕,稍微可以松一口气了。是啊,我认为只有在关键时候能派得上用场的人,才是可以永远珍惜的朋友。而李必达和高其国,像及时雨一样地来到路遥病房,可以说他俩来得恰逢其时。

马大夫一路小跑地去帮忙联系相关科室,让我把路遥抬到门诊楼的B超室,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我从传染科水房里取来担架,把路遥抱在担架上,高其国和李必达在前边一人抬一头,我一个人两只手抬着担架的后边,从传染科的楼道里抬着路遥,就往门诊大楼的B超室走。

医院的B超室设在门诊大楼的三楼,也许是我心情太紧张的缘故,抬着他刚刚上了门诊大楼的二层,我的腿就软得实在走不动了。因此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赶紧把他放在楼道里歇一会儿,我腿软得不行了。

高其国也是满头大汗,把路遥放在二楼的楼道里直起腰,撩起衣服擦着他脸上的汗水,还不忘安慰我,你别太着急,路遥绝对不会有什么事。

在楼道里稍微缓了一口气,我们抬着路遥费尽力气到了三楼B超室门口,把路遥在门口一放,我对高其国说,你赶紧回文联把老曹叫来,然后再叫上几个人,我实在抬不动了。

高其国说,那你一个人在这里能行?

我说,能行,你赶紧去,这里还有李老师。

高其国急急忙忙地跑着下楼叫人去了,我扶着路遥走进B超室。然而,B超检查的结果是,路遥除了腹内有一些积水而外,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只是肠子上有一块豌豆大的疤痕。为此,一位大夫问路遥,你以前是不是患过阑尾炎?

路遥说,没有。那么,不是阑尾炎又会是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医院给他做完B超,也没检查出什么问题,马大夫仍然不放心,决定再给他拍一个片子。

就在马大夫做出这样的决定,老曹和高其国还有文联的几位同志气喘吁吁地从门诊大楼跑上来了。我看见老曹,就像在荒原上看见了自己的亲人一样,感觉到一种从来没有的轻松和激动,甚至想抱住他,在他跟前大哭一场。

时间已经不早了,现在还没时间轻松,我稍微缓了一下,慢慢搀扶着路遥,把他再次放在担架上,抬着他往一楼的拍片室走。刚走下三楼,路遥突然给我说,我的一只凉鞋不见了。

我说,现在管不了你的凉鞋,找不上没关系,赶快去一楼拍片,拍完再给你去找。

路遥听我这么一说,也不再说什么了。

现在老曹带来了几个人,那么抬路遥的事就不需要我上手了,我跟在他们的身后,把路遥抬进一楼的拍片室,我在门口等着,文联的几位同志便跑到楼道里给他找凉鞋去了。

事情真的有些奇怪,路遥的一只凉鞋在担架上,可他的另一只凉鞋哪里都找不到,楼上楼下,几乎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没有。

鬼知道他的那一只凉鞋哪里去了。

拍片室的医生很快给路遥拍了片,我在扶他往担架上躺的时候,李必达发现担架的枕头底下有一只凉鞋,便对路遥说,你的凉鞋就在担架上。

我把路遥的凉鞋拿到手里,对他说,这不是你的凉鞋,还要去别的地方找。

你给我。路遥说,让我拿着。

我说,放在你身边就行了。说着,我把他的凉鞋放在他枕头底下,等把他抬进病房,已是晚上9点了。

路遥的病慢慢缓解了一些,疼痛也不像刚才那么厉害了,起码他可以忍受。然而回到病房不久,就又来了一个电话,仍然是在找我。

我以为是李秀娥,她知道路遥病情严重,一定是不放心,所以又打电话来问情况。因此我急忙跑过去,抓起电话一听,却不是李秀娥,而是路遥的弟弟王天乐。

王天乐在电话里焦急地问我,我哥现在怎样?

我说,比刚才稍微好了一些。

王天乐又问,医生没说他是什么问题?

我说,医院正在会诊,估计会诊结束后会把结果告诉我,等有了结果,我再告诉你。

王天乐说,过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

晚上10点,医院对路遥的病情会诊一结束,值班护士让我去一下医疗办。我按照值班护士告诉我的房间门走进去,看见房间里有不少人,其中有位戴眼镜的,像医院领导。他对我说,经初步诊断,路遥是腹水感染引起的肝区疼,再没发现什么大问题。根据目前路遥病情发展情况,我们建议他转院治疗。

我说,让路遥转院我没意见。但有一个问题,转院的事情能不能你们直接告诉他,这样可能会好一些,那么告诉他的时候,不要让他感觉到医院不治他了,而是这里医疗条件太差,希望他到比较好的大医院去治疗。

嘿嘿。我们当然不会说不治他了,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嘛,对任何一个病人,我们不会说这样的话,对路遥就更不要说了,这个你放心。而且我也提醒你,再不要说我们医院条件太差。是的,我们医院条件是不好,但你也不要这样诋毁医院,别忘了,你也是陕北人。那个戴眼镜的领导看着我,不客气地把我批评了一顿。

我意识到自己说话没注意,事实上我也说过这样的话,在路遥跟前说得最多,意思是想让他轉院,没有别的意思。可能是我说的话让护士或其他人听到了,就传到医院领导的耳朵里。因此医院领导就对我有这样的看法。

知道是自己的问题,我忙承认错误说:对不起,是我没把话说清楚,路遥是聪明人,我怕他有想法。

事实上,路遥的聪明,中国人都知道。为什么他是作家?就因为他比一般人聪明。这个戴眼镜的领导,紧紧抓住我的话不放,有种针锋相对的阵势。

我不计较这一切,便说,你们就当我是疯子,心里一着急,就在这里胡言乱语了。

房间里那几个人看见我这样,都笑了。

我走出医疗办,回到路遥的病房,看到他再不像刚才那样疼痛难忍,但仍然能够看出他被病魔折磨得面目全非的样子。然而尽管是这样,他还关心地给我说,哎哟,我这次可把你害惨了。

我急忙说,你也不想这样,可是病不由你,我现在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就是转院行不行?

路遥看了看我,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对我说,你觉得转院好,还是……

我说,当然转院好,这里毕竟是地区医院,无法跟省城的大医院比,你可不敢在这里把自己耽误了。

你让我再考虑一下。路遥思想突然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可是他的这个转变,也让我大吃一惊,不知道它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因为好几次,我一提他转院,他就给我发脾气,而且在我跟前说一些非常难听的话,甚至说转院就是让他死,所以我从那时起,就再也不敢在他跟前提这个事了。

其实,路遥转院,是所有朋友的一个共同愿望,都希望他能够尽快转到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大医院去治疗,可他就是不愿意。也许是这次吃了苦头,他才能够正确面对转院的事了。

是啊,路遥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现在渐渐变得平静了,而他的心情也舒畅了一些。为此,我乘这个机会,赶紧给他说,还有个事没来得及告诉你,刚才天乐打来电话,问你的情况。

路遥说,他怎知道的?

我说,你疼得特别厉害的时候,李秀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顺便告诉了你当时的情况,可能是她告诉了天乐。然而,我正跟路遥说话的时候,值班护士在楼道里又喊我了,让我快去接电话。路遥问我,这么晚,谁还给你打电话?

我说,可能是天乐,他刚才问你到底怎么了,我说医院正在会诊。他让我会诊结果出来后告诉他。他可能担心你,所以又把电话打过来了。

路遥紧皱着眉头说,你不要理他,他现在知道着急了,让他着急着,好像我就是他的累赘。

我说,你体谅一下他,我觉得他对你挺好,不就是晚来延安几天,他又不是不管你。

路遥没再说什么,躺在病床上一副沉默的样子。

我看见路遥的态度不再那么强硬,也就默认我可以去接这个电话,而他实在顾不了那么多,已经累得躺下了。于是,我赶紧从门里跑出去,走进护士的值班室,简明扼要地把知道的情况告诉了王天乐。

王天乐知道路遥安然无恙,仅仅是一场虚惊,长出了一口气说,你告诉我哥,我在西安处理一些事,处理完就来延安。他一下就那么严重,把人能吓死。

我说,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医院没检查出什么大的问题,他只是有些肝腹水。

王天乐说,我知道不会有大问题。

我跟王天乐通完电话回到病房,路遥问我,医生给你说我是什么问题?

我说,没检查出什么问题,就是肝腹水了,不过不要紧,医生怀疑你疼成那样,有可能是腹水感染引起的肝区疼。

路遥说,把那狗日的,险些把人能疼死的光景。

我问路遥,你现在感觉怎样了?

路遥说,现在什么事也没有,就像一个毛鬼神一样,疼起来要人的命一般,那时我实在撑不住,觉得还不如死了就不会这样痛苦。

我说,那你赶紧睡觉,已经快半夜了,明天还有好多事,老曹说他明天陪你。

路遥说,那你咋睡?房子里连床也没有,你总不能天天在椅子上坐着睡觉,我看见你这样陪我,心里很过意不去。

我说,不说这些,农民的孩子,吃一点苦有什么关系,已经折腾了大半夜,你不能再这样折腾,赶紧睡觉。说着,我就拉灭了房间里的灯,一个人悄悄从病房的门里走出去。

我走到楼道口,看见值班护士的门仍然开着,从门里看进去,我看见值班护士照旧在那里辛勤地忙碌着,觉得当一个护士也是挺不容易,这么晚还不能睡觉,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真让人肃然起敬。

今天晚上的值班护士是张泉颖,据说是陕西卫校毕业的,人长得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性格温柔。关键是她针扎得好,一针就能扎到位置,路遥经常在我跟前夸她,只要是张护士给他扎针,他一点也不害怕。

在医院里,一般不允许陪的人留宿,我总是偷偷摸摸在病房里陪路遥。而今晚情况特殊,医生和护士都不让我离开,害怕半夜三更再出什么情况,路遥又没家属陪在身边,只能抓住我不放,甚至把我当他的家属了。

已经这么晚,我看见楼道里再没人,就悄悄地在楼道口那个床上躺下,想抓紧时间睡一觉。事实上,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毛病,也根本不讲究,有一个能躺人的地方那就幸福得不得了了。当然,有一个床睡觉,总比坐在凳子上熬一晚上要舒服好多,关键在路遥的病房里,已经没办法睡人了,仅有的一把椅子,也让护士放了一个仪器。

楼道拐角处那个床正是我睡觉的好地方。我就这样刚刚躺在床上,小张就从护士办公室出来了,怀里抱一条漂亮的毛巾被,走到楼道里一眼就看见我躺在楼道拐角处那个床上,她便对我说,你怎睡在这里?那个床不能睡人。

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不好意思地给她说,我确实累得不行,你就让我睡一觉,反正放着也是放着。

小张说,不是不让你睡,那床刚从病房里抬出来,还没消毒,一点也不干净。

我说,那我回路遥的病房,在他床边躺一会儿。

小张把她怀里的毛巾被递给我说,这个是我的,你不要嫌弃,干净着哩。小张这个温暖的举动,激动得我差点流出眼泪。

9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看了省委宣传部《关于路遥同志病情的通报》,立即在上面批示:

请卫生厅党组关心一下,是否派专家会诊,可同延安地区商量,如回西安,可安排在条件较好的大医院精心治疗护理,以便尽快恢复健康,并问候路遥同志。

张勃兴

9月1日

当然,工作繁忙的省委书记张勃兴,并不是在看到省委宣传部的路遥病情通报才做出这样的批示,在这之前,他得知路遥患病住在延安,让他的秘书胡悦打电话给延安地委,让地委领导代他去医院看望路遥,并转告他对路遥同志的问候。

那时路遥并不知道,他患病住院已经惊动了陕西省的高层领导。9月2日,省委书记张勃兴的秘书胡悦,再次打电话给延安地委,告诉了省委书记的重要批示。延安地委副书记张志清和秘书长张连义,在接到胡悦的电话后,及时赶到医院,向路遥转达了张勃兴书记的批示,并一再告诉他,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给我们提出,我们竭尽全力帮助解决。

路遥躺在病床上,只能向他们微笑着,并一个劲地表示感谢。

延安地区领导转达了省委书记的重要批示,便离开了医院。路遥显得非常平静。他说,省委領导这么关心我,可我的病实在是不争气呀。

我说,你对自己要有信心。

路遥说,有信心顶什么用,还不是好不起来,我看怕是没救了,一天起来是这样,两天起来还是这样,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说,你没办法不等于医生没办法,事情绝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要打起精神,说不定哪天突然好了。

路遥说,你别安慰我,我能感觉到是怎回事。

事实上,他住院治疗快一个月了,病情丝毫没有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看到他不断加重的病情,我非常着急,也有些害怕。因此我不断给他做工作,让他转到西安治疗,那里的医疗技术好,说不定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经历了几次危险的病情,路遥渐渐意识到自己病情的严重性,勉强同意转到西安接受治疗。

路遥说,你看咱要离开延安了,而我这次回到延安哪里也没去,不知道再有没有机会回来,我很想到宝塔山上看一看……

“世界上本没有绝境,只有对绝境产生绝望的心。再绝望的绝境,都只是一个过程,都有结束的时候。面对绝境,回避不是办法,挑战才有出路;昂扬向上的人,会在绝境中捕捉飞逝的机遇,而消极颓废的人,会在绝望中走向堕落。”

我不知道这段话是哪位说的,非常有哲理。

路遥同意转到西安治疗,那就意味着他的心还没有绝望到不想治疗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他也觉得自己的生命还十分顽强,远远没有到了他的生命该结束的时候,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

可以说,这是他住院以来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他对自己病情的一个全新认识。对于他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确实是人们一直期待的好消息,我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他的朋友曹谷溪。

老曹知道后,非常高兴,觉得路遥总算醒悟了,因此他一大早就跑到路遥病房,要给有些任性的路遥好好上一堂课。

实事求是地说,老曹对待路遥就像亲兄弟一般,几十年如一日,从没改变。因此他一走进病房,就对躺在病床上病情危重的路遥说,说你是条汉子什么时候也是条汉子,你看现在又人模人样,什么事也没有了,昨天晚上你就是想方设法往死里整人哩。如果你早一天做出这样的决定,说不定就不会发生昨天晚上的事情。

然而,老曹不管说什么,他只是一个劲地笑。

我对老曹说,如果你上午不忙,就在这里陪他,我到地委宣传部去一下,路遥同意转院,那就抓紧。我去跟白崇贵部长商量一些事,一会儿就回来。

老曹说,你去你的,我就是伺候人的命,能有什么办法,我不陪他谁陪,你看能有几个人顶上事。我早就说让他转院,可他就是一个犟板筋,以为我是害他,我的话他就一点儿听不进去,自己吃亏了才知道。人在什么时候也不能太任性,更不能耍那个二杆子。

老曹这样数落着路遥,那是发自内心对路遥的关心和爱护。看到老曹和路遥在病房里有说有笑,我对老曹说,那我现在就去了,害怕晚了白部长开会一走,我就找不上人了,有你在这里,我最放心。

老曹说,放你的宽心,这里交给我。

是啊,路遥在延安患病住院的这些日子,我才知道什么是真诚相待,老曹不厌其烦地给路遥蒸洋芋擦擦,熬小米稀饭,想尽一切办法调剂他的生活。记得有一回,老曹到街上出去辦事,忽然看见有位老太婆卖黄煎(一种陕北小吃),他想到路遥在病床上什么东西也不想吃,觉得这个比较稀罕,说不定路遥会喜欢,就买了两个拿回家,而且他还害怕凉了,悄悄放在他家的高压锅里,准备办完事回来送到医院让路遥吃个新鲜。然而,老曹的老伴和他的女儿并不知道这回事,回到家把高压锅打开,发现了那两个黄煎,母女俩也没多想,就把黄煎吃了。老曹从外边办事回来,准备把高压锅里放的黄煎送到路遥的病房,可他打开高压锅一看,锅里哪里还有他在街上买的黄煎。

老曹知道,家里再没其他人,就有老伴和女儿,肯定是她俩吃了。因此老曹非常生气,扔盆子掼碗,甚至大呼小叫地训斥老伴和女儿:你们怎这么嘴馋,知道那黄煎是给谁买的?什么时候学下这么多的毛病?

那天我刚好有事去了老曹家,这样难堪的场面让我给碰上了。我看见老曹在他家房子里大发雷霆地训着他的老伴和女儿,气氛非常紧张,一下也把我给吓住了,不知是什么情况。而在我的印象中,老曹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人人都说他心胸开阔,非常大度,说话有分寸,可是现在我看见的老曹,显然他跟这些词一点也不沾边,也动摇了他在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他那暴跳如雷的样子,简直就是一头暴怒的雄狮。

面对此情此景,我感到尴尬甚至有些难堪,几乎是走不是走,站不是站,搞不清他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此时此刻老曹的老伴和女儿,像自己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一样,甚至不敢用正眼看老曹,乖乖地呆站着。

老曹仍然得理不饶人,根本不听他老伴的解释,没完没了地不停数落着。老曹的老伴看见他这样,一个劲地给他赔不是,说自己确实不知道,是我错了。而他那女儿害怕得像一只受惊的小鸟,不停地闪动着她那一对好看的眼睛。

慢慢我才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老曹之所以这样给他的老伴和女儿发火,就是因为他给路遥买的那两个黄煎。唉,就为这一点儿小事,他何必要如此大动肝火,有这个必要吗?根本没必要搞得如此乌烟瘴气。

可老曹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这不是他简简单单给路遥买吃的那么一点事,在某种程度上,那是他对路遥的爱,他的这份爱给谁的就是谁的,一点也不含糊,别人不能随便改变他的意愿,否则就是问题。

对于这件事,老曹的老伴也感到很委屈,觉得她跟他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别说是两个黄煎,哪怕比黄煎更珍贵的东西,也不应该对她这样,她分明感觉到路遥在他心里的分量比她和女儿重要。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她也不计较,几十年他怎么对路遥,她心里非常清楚,更何况路遥重病在身。因此她内疚地说,我确实不知道你是给路遥买的,明天我出去给你买两个。

就为这么一点事情,我不赞成老曹这样,因此我对老曹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还以为是什么事,为两个黄煎,你没必要这样大呼小叫,就不怕人笑话,而更重要的是不知路遥吃不吃。

可是,老曹的原则性很强,路遥想吃不想吃,那是路遥的事,但他给路遥买的,那是他的一片心意……

那么现在老曹在病房里陪路遥,我没有不放心的,就很快去了地委宣传部,找到白崇贵部长,把昨晚路遥病危的情况以及他同意转院的事,给他做了汇报。

白部长问我,那你需要我们做什么工作?

我说,想让你把路遥的这个情况,报告给省委宣传部或省作协,让抓紧时间在西安联系一家医院,只要把医院联系好,我就办他的出院手续。

白部长说,放心,我尽快向省委宣传部汇报。

这件事一落实,我便想顺便去一下政协见一见冯文德主席,可我又害怕影响他的工作,就从延安地委离开回到医院,走进传染科医生办公室,看见马安柱大夫正在做路遥的病情报告。

我笑着对他说,马大夫,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路遥已经同意转院了。

马安柱说,这个事我已知道了,刚才我去了他的病房,他告诉了我。这样好,路遥作家的病很严重,不敢再拖延时间了。

我说,感谢你这段时间的精心治疗。

马大夫说,这是我的职责,没什么感谢的,关键是我的水平有限,没能把路遥作家的病给治好,我心里实在是有些愧疚。

我说,那不是你的问题,你已经尽力了。

既然马大夫知道了路遥转院的事,那我就没必要在他办公室里再待下去。因此我离开了医生办公室,走进路遥的病房里,看见路遥和老曹谈得热火朝天,根本看不出路遥是一个

病情危重的人。

老曹见我回来,便站起来对我说,你回来我就回去了,中午给你俩做一顿拿手好饭。

我笑着对老曹说,你真是一个好人,怪不得路遥不想离开延安,都是你给惯下的毛病,而我的毛病也让你给惯下了,真的有些舍不得离开。

老曹说,该留时留,该走时必须走。

我知道老曹说的是什么意思,便看着他从病房的门里出去,我问路遥,你俩在病房说什么了?我看见你俩那么高兴真不忍心破坏了你俩的情绪。

路遥微笑着说,就是想起我俩在延川时的那些事。他这样说着,仍然面带微笑看我。其实,我看到他这样就能猜到他肯定是要给我提什么苛刻的要求,在住院这段时间,我慢慢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只要有什么特殊要求、而这些要求一般别人不可能答应,他一般都不直接说出来,等着让你去问,然后他再提他的要求,这样很容易达到他的目的。

而以前他总是发号施令,一点儿也不客气,现在他客气起来反倒让我受宠若惊。当然,他不说我也不直接去问。过了一会儿,他实在忍不住了,这才给我说,你看咱就要离开延安了,你能不能给护士长说一声,让我走前上一次宝塔山。

我惊讶地问他,你上宝塔山干什么?宝塔山你上过无数次了,这个绝对不行。

路遥一听我断然否定了他提出的要求,一下就生气了,便不留情面地指责我,你怎是这样一个人,我什么也不能干了,你以为我不行了,就可以这样虐待我?

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觉得很委屈,眼泪不由得流下来,扭头就从门里出去。

这是我给路遥当面耍的一次态度。

那时,我很想去一个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鼻子,觉得他太不理解人了,我不让他上宝塔山并不是我有别的意思,主要为他的身体着想,可他怎么说是我虐待他呢?我不知他想过没有,这些日子我在延安是咋熬过来的,几乎像一个乞丐,厚着脸皮在延安到处混吃混住,有时连一个吃住的地方也没有,我这样做为了什么?而我又能向谁说这些?可你这样对我……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恍惚地走到楼道口,在楼道口没人的地方站了好长时间,也想了很多,觉得他说出我虐待他的话,简直太让我寒心了。然而我又一想,这绝不是他的本意,他都病成这样,我还计较他什么呢。想到这里,我还是回到了他的病房。

路遥看见我从门里进来,一把拉住我,泪流满面地说,实在对不起,你这些日子也不害怕我这个病传染给你,不离不弃地照顾我,你是我的好兄弟,你一定要原谅我。

我抱着路遥安慰他说,你不要说这些,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也知道你对一些事不理解,一直憋在自己的心里,没一个发泄释放的地方,正好我在你的身边,你不给我发几句牢骚给谁发呢?再說,如果我对你斤斤计较,那我为什么还要一直陪你?怕早离开了。

路遥说,我知道你不计较我。

是啊,“人的心态不同,人生的境遇便会天差地别。快乐,就是在平淡中窥见了神奇;幸福,就是于平淡中尝出了真味。快乐不是生活的赐予,而是心的领悟。幸福,不是别人的馈赠,而是心的淡然。只有甘于平淡,不争执,不纠结,不计较,才能感受到更多幸福”。

此刻,我慢慢松开抱着的路遥,拿脸盆在水房里打回一盆洗脸水,给他洗了脸上的泪水,然后对他说,其实不是我不让你上宝塔山,关键怕你的身体撑不住,医生一再给我交代,让你安心治疗。如果不是这样,你想上宝塔山,那算什么事情,简直太容易了。

路遥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害怕我出问题,只要你能原谅我,我心里就高兴。至于上宝塔山,你说不能上我就不上了。

我说,过会儿我问一下护士长,看她是什么意见。

路遥说,你别问了,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说,我希望你健健康康地站起来,再别想那些没用的事情了,上宝塔山有的是机会,等你病好了,再回到延安,想什么时候上就什么时候上,而且想上几次上几次,绝对没一点儿问题。

客观地说,就路遥目前的身体状况,我那

时做出不让他上宝塔山的决定是正确的。虽然做这样的决定我有些自私,甚至考虑自己的因素多一些,害怕他上去出什么意外,我承担不起责任。然而,我现在回想起来,突然感到有一些后悔。后悔没能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如果我知道他离开延安后再也不可能踏上这块土地,或者说他永远不可能再回到他魂牵梦绕的延安,那我说什么也要让他登上宝塔山,纵览延安城。可是,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那么多的如果。

9月3日下午,省作协办公室主任王根成给我打来电话,已经给路遥联系好了医院,问我什么时候从延安出发,如果时间能确定下来,尽快告诉他,他负责安排接站。

我说,现在还不能确定,只要医院联系好,我就去找延安地区领导,让他们帮我买回西安的火车票,只要火车票买好,时间确定了,我就告诉你。

你辛苦了,一定要注意身体,那我等你的消息。根成说,我们西安见。

听了根成的这些话,我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想一想这些日子里,我整天待在医院的传染科,几乎与世隔绝,有好多人对传染科望而生畏,感觉到那就是传染的地方,去那里的人说不定就会被传染。最为明显的是,医生和护士的办公室都不允许我们这样的陪护人员随便进,仿佛我们这些陪护人员身上都带着病菌,随时可能会传染给别人。那么,我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整天在这样的环境里,难道就不害怕传染吗?

我不求别人能给我什么,也没有奢求别人能够对我的行为表示赞美,我只希望有人能理解,能够听到一句让我心里感到温暖的话,我就知足了。

事实上,我在没得到单位给路遥在西安联系好医院的消息,是不敢让地区领导帮我买票的,而我也无法办理路遥的出院手续。他现在是一位危重病人,一旦转院就必须尽快住院治疗,时间就是生命,中间不能有一点偏差。因此当我得知单位已经在西安给他联系好医院,急忙去了行署办公室,找到副主任樊高林。

樊高林不仅是行署办的领导,也是路遥的朋友,我还听说,他也是路遥延安大学的同学。到底是不是,关系不是很大。然而有一点,不管我在什么时候找他,他无论工作多忙,都会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帮助解决路遥的问题和困难,一点官腔也没有。所以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对他说,樊主任,作协已经给路遥在西安联系好了医院,这样有利于他尽快恢复健康。在延安这些天,无论是路遥还是我,得到了你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我代表路遥表示感谢。

樊主任看着我,微笑着说,你看你说的,都是自己人,跟我客气什么。帮助路遥解决困难,那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说这些了。

我说,那我不耽误你时间,长话短说,今天找你是让你再帮忙买4张去西安的软卧火车票。

樊高林问我,你想要买什么时候的?

我说,你看5号怎样?

樊高林说,没问题,我马上安排人落实。

我对樊主任说,还想给你提一个要求,你安排人给我买票时,能不能买一个火车的软卧包厢,这样就可以把護送路遥的医生和护士安排在一起,方便在火车上照顾路遥。

樊高林说,这个没问题,就按你说的办。

很快,火车票落实到位,是一个软卧包厢。此时,路遥转院的事已经办得差不多了,我去了地区文联老曹家,我对他说,老曹,路遥就要离开延安,你看要不要给路遥的那些朋友通知一声。

老曹说,延安就这么大一点地方,什么事能瞒得住人,怕还没通知就都知道了,你去忙你的事,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我来安排。

我笑着说,有你这句话,我还操什么心。

是啊,路遥在延安住院的这些日子里,不光老曹一个人,还有冯文德、白崇贵、师银笙、高建群、王克文、李必达、李志强……以及那些我认识却叫不上名字的朋友,都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那么路遥马上要离开延安转到西安治疗,理所当然应该让他们知道。而更重要的一点,路遥什么时候能再回延安,还是一个未知数。那么,给延安朋友们打招呼的事交给了老曹,我就集中精力办理路遥的转院

手续。首先,我要结清路遥在医院里的所有费用,这个工作非常复杂,护士长和护士逐一核对账目,逐一汇总数字,工作做得相当仔细。

主治医生也是此时此刻最忙的一个人,他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这几天他几乎中午也不休息,全神贯注埋头在做路遥的病情报告,而且他忙里偷闲地准备着路遥在途中需要带的一些药。

下午4时,我差不多办完了路遥在延安的出院手续,刚回到他的病房,还没来得及给他汇报他出院的事,他最小的弟弟九娃进来了,同他一块来的还有他延安的那个妹妹。

路遥看见他弟弟从他病房门里进来,显出从来没有过的高兴和激动,喊了一声九娃,顿时眼眶里就涌满了泪水。

是啊,他在延安住院这一段时间里,深刻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同时他也为自己患了这么严重的病,却得不到多少家人的照顾而伤感,只有他出嫁到延安的妹妹,一如既往地隔三岔五跑到医院来给他送饭。

他是一个作家,一个感情非常细腻的人,难道这一切就是他某一个小说里需要描写的细节吗?他心里一直压抑着,他在不断思考着人生,一喜一忧,一悲一痛,像电影画面一样,在他的眼前回放。

九娃看见躺在病床上病情危重的大哥,失去理智地紧走了两步,一把抱住他哥就号啕大哭起来。

事情太突然了,我一把将九娃从路遥的怀里拉起来,责备他说,你不敢这样,要控制你的情绪,你哥绝对不能受太多的刺激。

路遥在病床上大哭不止,根本没听清楚我说什么,一把又一把地揩着眼泪给我和他妹说,你俩出去一下,我有话要给九娃说。

不知他要给他弟弟说什么,但我担心的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再受更大的刺激而加重病情,那就会影响到他的转院治疗。可是,路遥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尽管我有一些担心,但我还必须尊重他的意愿,跟他妹妹一块走出病房,在楼道里还没站稳脚跟,就听见兄弟俩在病房里哭成了一缝水。我一把拉开门,看见兄弟俩抱在一起,号哭得排山倒海一般。

我再次把九娃从路遥怀里拉起来说,你看你,我不是给你一再叮咛,你哥病成这样,不敢让他再受刺激了,可你……然而,虽然我这样埋怨九娃,但路遥好像有一肚子的委屈,根本不把我说的话当一回事,兄弟俩仍然在病房里哭得死去活来。

路遥一把又一把地揩着泪,不停地给九娃说,哥现在不行了,照顾不了你了……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又大声地在病房里号哭起来。

九娃泪流满面站在他哥跟前,紧紧抓着他的手,结结巴巴地说,哥,你不要说这些,你绝对会好起来。

九娃来到延安,那他就是路遥身边的一个亲人。因此我在想,九娃来得太及时,有他陪在路遥身边,我再不担心自己承担什么责任,在医院的一切,由他全权负责。而更重要的是,我再不需要出去一下,也害怕他一个人会不会有什么危险。现在好了,让他陪他哥,我抓紧处理其他事。

在医院里,路遥再也不像原来那样排斥他的这个弟弟了,他现在对他弟弟十分亲热,有说有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他弟的态度。

到了晚上,我征求路遥的意见,能不能让九娃在病房里陪你一晚,这样兄弟俩还可以多说一会儿话,增加一些感情。可我没想到,路遥痛快地答应了我的建议。

那夜里,九娃陪着路遥度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

路遥说,你赶快把我挎包里的烟拿出来,去给我那些朋友们一人发一支。就这样,他离开了魂牵梦绕的延安,再什么时候回来,确实是一个未知数了。

“人世间每个人都会有大小不一的光环,当光环退去,谁都是柴米油盐,谁都是一介布衣。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曾经如此期望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路遥已经意识到自己再不能一意孤行了。

离开延安,到一个比较好的医院去接受治疗,这是他的明智之举。如果他仍然要在延安治疗,恐怕真的像他想的那樣,就不可能有生还的希望了。

路遥对于未来充满着期望和信心。他想有一天,仍然会像过去一样,用高瞻远瞩和审时度势的犀利目光,投入自己的满腔热情,去描绘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创作出比《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更为精彩的文学作品,来回馈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这是他的一个宏大的梦想。因此,他不愿意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离开这个世界,也不愿这样轻而易举地放弃自己的努力。他一定要站起来,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有太多的吸引力和诱惑力, 也有他对生命的崇拜。

在延安地区医院短暂的两天时间里,兄弟俩慢慢建立了一定的感情,相处得也非常融洽。在这之前,他曾告诉我,兄弟俩年龄相差那么大,而且又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关键一点,两个人成长在两个县的不同家庭。但血脉相通,有着不一样的情感。因此在中午的时候,他的弟弟到街上吃饭去了,我建议他转院到西安治疗的时候,能不能让九娃一块去,从我这两天的观察,我觉得九娃挺不错,对哥尽心尽力,照顾得无微不至,如果让他去西安,医院里就多一个人手了。

路遥听我这么一说,全盘否定了。他摇着头说,这绝对不行,你别看他长得茂腾腾的,可他粗手粗脚,什么事也干不了,怕给我端碗水,一下就摔到地上了,我这个弟弟你不了解,现在看他不错,过两天他的本来面目就全暴露出来了。

我说,你怎能这样评价你弟弟,我觉得他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他这两天不是给你打洗脸水,就是给你擦洗身体,比我伺候得强多了。

路遥说,谁家的人谁清楚,你别给我再提这些,到了西安又不是你一个人,还有远村,你怕什么,有你俩就行了,去那么多人又不是打架,关键是他顶不上一个人,光惹我生气。

我说,你不是一直牵挂你女儿吗?远村根本顾不上到医院照顾你,他家里还有一堆事,他哪里能抽出陪你的时间。

路遥说,你还是听我的,这事不要跟我争,我心里清楚,不行就是不行,不能勉强。

当然,路遥不想让他弟弟去西安,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别让他产生一些误会,以为我不愿意照顾他而找了这些理由,那就不好了。

9月5日上午,路遥要离开延安返回西安了。

我办完他的全部出院手续,急急忙忙地走进他的病房,看见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脸和胡子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像乡下人走亲戚一样,精心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而且他的情绪也比较稳定。

然而,我好一阵不见他弟弟,不知他哪里去了。

我心想,他怎么是这么一个人,难道他真的就像他哥说的那样,一点儿也不靠谱。可是,不靠谱也没有他这么不靠谱的,他哥眼看就要离开延安,可他倒好,不在医院好好陪他哥,却不知跑哪里去了,因此我问路遥,这么一阵不见九娃,他哪里去了?

路遥看了我一眼,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我把他打发到我妹妹家去了,不想让他待在我跟前,我一看见他们在我身边,心里就难受,特别是我那妹妹,你也看到了,她就是那么善良,看见我住在医院,来一回医院她哭一回。因此在我走的时候,我不想看见他俩,那样我会受不了。

原来九娃离开病房是这个原因。

我看了看他,便说,你看你就要离开延安了,不让你弟弟妹妹送你一下,他们心里也会像你一样不好受。

路遥长叹了一声说,你不明白,我这次离开延安跟往常不一样,往常是欢天喜地,而这次我病得路也不怎么会走了,谁看见心里都难过。因此,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

是的,路遥这次离开延安,当然跟以往不一样,绝对是一个让人无比悲伤的场面,不仅他心里难受,就是他延安那些朋友,看到如此吃钢咬铁的一个人,突然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心里怎会好受?因此他毫不客气把他弟弟打发到他妹妹家,不许他弟弟和妹妹到医院和车站送他,这样他心里就会好受一些。

事实上,路遥是一位性情中人,他看见他

弟弟和妹妹,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一起哭哭啼啼,生离死别一样,那样他的情绪就会一天都缓不过来。

我非常能够理解他这样一种心情。

眼看就要离开延安,我问他,早上想吃点什么?要不让我出去给你买一碗小米稀饭,到西安就吃不上延安这么香的小米稀饭了,一会儿咱就要坐车走,时间有些紧张。

路遥说,可以,我就吃小米稀饭。

我拿着他病房里的碗,急急忙忙地从医院的后门里跑出去,在早市上给他买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稀饭,拿到他的病房,放在小桌子上,把桌子推到他床跟前,让他趁热赶快吃。

路遥没说什么,趴在我给他推到跟前的小桌上,挣扎着把那一碗小米稀饭吃完了。

我看着路遥,问他,你还想吃点什么?

路遥说,一碗小米稀饭可以了,别的不想吃。

我说,不想吃就不要勉强了。

路遥点了点头,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

时针已经指向1992年9月5日上午8时。

这是两天前,我同延安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樊高林商量好从医院出发的时间。他代表延安地区行署来医院送路遥到火车站,并由他定下了送路遥去火车站的路线。那就是上午8点从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的后门大街上出发,穿过延安的中心大街,然后到达火车站广场。

樊主任问我,你觉得这样安排怎样?

我说,你怎么安排都没问题。

就在这天早晨,老曹早早来到了路遥的病房,他提前在病房里看了一下路遥没有什么问题就离开了。他在路遥离开延安之前,还有好多工作要做,特别是路遥在延安的那些朋友,他一个一个地给打了电话,告诉了路遥就要离开延安的消息,当然,他这样通知延安的朋友,并不是让他们都到医院来送路遥,而是让路遥的这些朋友知道就行了,尽量不要到医院去,更不要去火车站。他知道路遥比较敏感,害怕去了那么多的人,反而会增加路遥的思想负担,甚至再加重他的病情。他一看路遥情绪比较稳定,没什么问题,就又忙着安排路遥离开延安的一些事情去了。

虽然老曹和樊主任提前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尽量减少一些送行的人和车。然而,就在路遥准备离开时,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的院子里,仍然还是聚集了很多送他的男男女女。

在如此庞大的送行队伍中,有一直关心支持他的延安地区政协主席冯文德、地委宣传部部长白崇贵、延安报社总编辑李必达、记者李志强,文联的杨明春和高其国、延安群众艺术馆的王克文以及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上百名干部群众,一直默默地站在医院后边的街道两侧。

送行的这些人都是路遥的好朋友,他们知道他今天要离开延安,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也不管有什么重要的事,都早早来到地区人民医院,等待着这位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的作家。

他实在是太累了……延安的父老乡亲们深深地为他而惋惜,也真诚地为他流下悲伤的泪水……

其实,就在头天晚上,老曹还一再给路遥的那些朋友们交代,能不到医院去送行的尽量不要去,他害怕场面过于悲壮而影响到路遥顺利抵达西安。然而,送他去火车站的车压缩了再压缩,人员减少了再减少,还是控制不了人数。路遥是他们非常崇拜的偶像,也是陕北人民的优秀儿子,他就要从这里离开了,朋友们说什么也不愿意缺席,场面实在是无法控制呀。

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后边那个狭窄的街道两旁,已经排满了各种各样的车辆,黑压压的人群静静伫立在医院后门的街道两侧,没有一个人在这时候高声说话,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悲壮的气氛。

一到8点,我和老曹按照约定的时间,搀扶着病重的路遥,从他住了近一个月的病房缓缓地走出去,一步一挪地走向停靠在医院后门的那辆小轿车。

他的步子迈得无比沉重,眼睛里含满泪水。

此时,比较敏感的路遥感觉到街道两边站了许许多多送他的好朋友、好兄弟、好姐妹,慢慢抬起他的头,用自己已经有些模糊的眼睛,

看着为他送行的父老乡亲,艰难地抬起手,向他们挥手致意。

的确,这样的场面太悲壮了。

是啊,这天一大早,经常去路遥病房的冯文德、白崇贵还有樊高林,再不像往常那样,谁也没有去路遥的病房去看他,害怕去了给他带来不稳定的情绪,只能靜静地站在医院外的街道上,维持着秩序,不允许送行的任何人靠近路遥一步,也不允许太多的人到延安火车站去送行,只允许为数很少的几个人到火车站。

尽管如此,仍然有13辆送行的小轿车,五十多位送行的人去了延安火车站送路遥。

路遥,你是家乡人民的骄傲,家乡人民为你自豪。现在,他就要从这块产生英雄和史诗的土地上离开了。

就这样,送路遥的车队缓慢地穿过延安大街,徐徐驶进延安火车站广场。

路遥实在是太累了,倒在了这块土地上。可他还十分年轻呀,仅仅42岁,那么他还会回到延安母亲的怀抱吗?

路遥在延安火车站广场下了车,由他的好朋友曹谷溪、冯文德、白崇贵和延安的其他几位朋友搀扶着,朝火车的站台上走去,而通往站台的道路两旁,站满了黑压压送他的人。几位执勤的铁路警察,飞快地跑向路口,为路遥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

路遥被扶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

可是,他不愿意到火车的软卧车厢里去,而是非要坐在紧挨车厢过道窗口的一个凳子上。尽管他已经筋疲力尽了,甚至肝区疼痛难忍,可他仍然支撑着,用低沉的声调对我说,你快把车窗给我开大一点。

打开吧!让他再看一眼他亲爱的父老乡亲!

打开吧!让他再看一眼他眷恋的陕北黄土地!

透过了那层车窗的玻璃,路遥趴在车窗口,用已经模糊的双眼,看着为他送行的这些家乡父老乡亲,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禁不住地滚滚流淌。

车窗外的站台上,已经站满了送他的延安父老乡亲,看到他的泪水,也像他一样,一个个泪流满面。

此时,他的弟弟和妹妹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悄悄来到火车站,就站在这些送他的人群中,没敢跟他们亲爱的哥哥打一声招呼,默默地看着病情危重的大哥,早已哭成了泪人……

我站在路遥的跟前,搀扶着他的胳膊,突然看见人群中他的弟弟和妹妹,急忙给他说,你弟弟和妹妹也到火车站送你来了,你给他们打一声招呼。

路遥慢慢抬起头,一眼就看见站在火车站台上为他送行的人群中的弟弟和妹妹。他慢慢地抬起了手,给他的弟弟妹妹招了招,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只有泪水在他略显苍老的脸上不停地往下流。

这时,路遥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含着泪水对我说,你快把我的挎包拿过来,那里边有烟,你去给他们散一支。

我想,这是路遥用这种方式感谢送他的人。因此我急忙走进软卧车厢,从他黄色挎包里拿出两盒“红塔山”香烟,急急忙忙从车厢里走下去,正准备拆开烟盒时,老曹对我说,你把烟给我,我去给他的朋友们发烟。

我把烟交到老曹手里,请他代表路遥,表达一个陕北人民的优秀儿子的真诚谢意,然后便走上车厢。

可爱的陕北父老乡亲,这是路遥向你们表达谢意。

列车在人们的悲切声中缓缓启动了。

路遥扶在车窗玻璃上,用模糊的泪眼,艰难地抬起手,向送他的人频频挥手。

再见了,圣地延安!再见了,陕北父老乡亲!

再见了,可亲可爱的陕北黄土地……

火车在一声尖厉的鸣叫声中,缓缓驶出延安宝塔山下不远处的火车站。

列车带着路遥很快离开了延安,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也没有了曾经的慷慨激昂,延安那些熟悉的一道道山、一条条沟,让他流淌的泪水打湿了。

就这样,列车驶出了延安,穿过一个隧洞,列车长就来到他的软卧车厢,站在车厢的门口,庄严地给他敬了一个礼,用洪亮的声音说,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如有什么要求,可随

时向我提出,我保证一路平安地把作家护送到目的地。

列车长刚刚离开,列车员就来到路遥乘坐的软卧车厢,打来了热气腾腾的开水,精心整理了床铺,为路遥竭尽全力地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就在这次列车上,那些互不相识的旅客,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路遥也乘坐这趟列车,纷纷来到他的软卧车厢门口,没有大喊大叫,没有前呼后拥,默默地看上他一眼,便自觉地离开了……

此时,全程护送路遥的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大夫马安柱和护士高洁,还没等列车行驶到路遥视为自己创作的风水宝地甘泉,就在车厢里忙起来了。

高洁在路遥床铺的一边,聚精会神地配着药,她要在列车上为他输液,保证他在返回西安的途中,不出现任何问题。而延安火车站,还专门派了一位负责同志,一路护送。

路遥回到古城西安,却没能回到他装修好的家,而是住进了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传染科,医院很快给他下了病危通知……

“人生如梦,岁月无情,蓦然回首,才发现人活着是一种心情,穷也好,富也好,得也好,失也好,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想想不管昨天、今天、明天,能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能永远珍惜就是好心情。”

这是9月5日下午6时10分,西安火车站。

路遥乘坐的延安到西安的列车就要进站了。

在西安火车站的站臺上,路遥的妻子林达,不停地朝列车驶来的方向张望。她不知道跟她一块生活了十几个年头的爱人究竟病成了什么样子,在这些日子里,她在不停地打探着有关的消息。有的人告诉她,路遥的病什么事也没有,很快就会好了,说不定再过几天就可以回到西安。她想,只要他能健康地回来,什么事情都不是事情,一切都可以坐下来慢慢商量。她觉得他是一个有担当有作为、顶天立地的男人,绝对不可能这样逃避自己的责任,更不可能言而无信,他那种坚强意志哪里去了呢?怎么能就这样一病不起呢……然而,也有的人曾这样告诉过她,路遥病得非常严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能不能渡过这个难关,那就看他的造化了。她不相信,自己的男人自己清楚,他不可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人纯粹胡说。她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他,他不可能轻易倒下,也不可能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怎么可能有生命危险……

林达在站台上,急切地等待着路遥回来。

此时,杨韦昕、晓雷、王根成、李秀娥、李国平、刑小利、远村……还有陕西省文化厅厅长霍绍亮、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李勇,一个个静静地站在站台上,急切地等待着路遥坐的列车。

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带着一辆“三菱”越野车,也从铜川赶到西安。此时此刻,他就站在来接路遥的这些人群中,沉默不语,一脸的焦虑。

列车刚刚在站台上停稳,林达、晓雷、李秀娥还有王天乐就从车厢门走上去,来到路遥的软卧车厢,看见车厢里不停呻吟的那位曾经刚强的汉子,现在突然变得如此不堪一击,所有对他的那些问候在此时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力,只好默默地搀扶着他从车厢里缓慢走下来。

此时的李秀娥泪流满面,她紧紧地跟在被她称为小老弟的路遥身后,看着消瘦且不停呻吟的路遥,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他怎成了这个样子?

是啊,在疾病面前,任何人都不堪一击,路遥也是如此。那时他是多么刚强的一条汉子,可是现在突然变得弱不禁风,基本上连路也走不稳了,摇摇晃晃,一直由接他的晓雷和林达搀扶着。可以看出,他那两条腿宛如麻秆一般,几乎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光景。

尽管如此,他仍然刚强地抬起自己沉重的头,扫视了一眼接他的这些人,艰难地抬起手,不停地招手致谢。

路遥没能回到西安建国路的陕西作协,也没有走进倾注了他许多心血的新装修的那个家,由他的朋友和单位上同事,把他直接送到西京医院传染科。

那是一个阴冷且与外界几乎隔离的地方,孤零零地坐落在西安长乐路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门诊大楼旁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四面有一人多高的铁栅栏把这个传染科围得严严实实。传染科的大门管理得相当严格,没有陪人证,任何人无法随便进去。

这是他非常不想去的一个地方,可是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没有任何选择,情愿不情愿只能来到这里。

他从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离开,又一次踏进西京医院传染科的大门。他刚刚进了病房,就有四五位医生和护士齐刷刷拥进来了,开始给他进行一系列紧张烦琐而复杂的检查工作。

抽血化验,评估病情,专家会诊,研究制定一套科学而合理的治疗方案。是的,这里正在精心筹划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些西北地区比较权威的肝病专家,非常有经验的主治医生和经过专业训练的护士,一位位像久经沙场的战斗英雄,急匆匆地往返在病房和楼道之间,映现出一个个紧张而忙碌的身影。

此时此刻,我确实有些疲惫不堪,就像一个没娘的孩儿一样,眨动着惊慌的眼睛,看着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呆呆地站在路遥病房的门前。

在这里,几乎没有人感觉到我的存在,也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所有送路遥到医院的人,都一个个站在病房门外,神情有些凝重,谁也不说一句话,看着医生和护士给路遥忙着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匆匆离开了。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不声不响地进入尾声,医生和护士从病房里出去,走进了他们的办公室,路遥的爱人林达才最后一个离开了病房。

病房里突然安静下来,没有了刚才那样的紧张和繁忙。看上去路遥比较平静,能感觉到他有些疲倦,却没有过多的语言,用他已经模糊的眼睛看了一眼我和他的弟弟王天乐,悄悄闭上了眼睛。

王天乐眉头紧皱,在病房里不安地走来走去。这样走了一会儿,突然像想到什么似的走到我跟前说,今晚上我陪我哥,一会让车把你送到东大街陕西日报家属院,那里有我的一个宿舍,还可以洗澡,明天我让司机在东大街接你,你再来医院替我。

我说,要不我回建国路,听说延安地区人民医院送你哥的医生和护士住在作协招待所,他们在作协没什么熟人,如果你晚上陪你哥,那我去陪他俩。

王天乐说,这些事有作协安排,我们不管,你好好休息一晚,这些日子你辛苦了。

我说,那也行,你陪你哥,我就去睡觉了。

就这样,王天乐把他在东大街宿舍门上的钥匙给我,把我送到传染科的大门口,叫了他带来的司机,让司机把我送到东大街。

我坐着 “三菱”越野车到了东大街,在皇城宾馆门口一下,车就去医院了,可我却怎么也找不到陕西日报的家属院,而他的那个宿舍,我就更不清楚在什么地方。我找了好几个来回,好不容易找到了,可我走进一看,哪有洗澡的地方,连卫生间也没有,难道他让我在脸盆里洗澡?

时间不早了,我也不再想洗澡的事,就想睡觉。

就在我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天乐突然进来了。我惊讶地看着他问,你怎么过来了?医院里谁陪路遥?他一个人在医院能行吗?

王天乐说,医院里有护士,不让人陪。

我说,那你回来,就一张床,我回作协去。

王天乐说,你就住这里,不要去作协,旁边卫生间有淋浴可冲澡,一会我想别的办法。

我说,你没必要出去,我作协有房子。

王天乐说,你别管这些,我去找我的同事。他一边给我说,一边在宿舍里收拾他的东西,从门里往出走时候还叮咛我,明天中午你到医院,不要去得太早,我先去医院陪我哥。

我说,好的,没问题。

那天,我在天乐的单身宿舍睡了一晚。

天刚放亮我就醒了,一看还不到7点,我觉得现在去医院确实有点早,怕医院大门也进不去。而更重要的,昨晚他给我吩咐,他先去陪他哥,既然天乐有这个意思,那就让兄弟俩和谐地在一起,也是治疗路遥疾病的一剂良药。要知道他在延安住院那些日子,天乐迟迟不去,让高其国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又一个,而他好不容易去了,也没陪他哥几天。路遥觉得天

乐对他不像原来,怨气越来越大,而他的这种怨气和不满,在西安火车站广场表现得尤为突出。就是路遥从火车站广场往停车场走时,他宁愿让林达去搀扶,也不让天乐靠近他身边,几次甩开天乐搀扶他的胳膊。我知道,这是路遥故意让天乐在众人面前难堪。那么看,兄弟俩之间有了一些隔阂,天乐明确告诉我,他先去医院陪路遥,我就不能去得太早,希望他俩尽快化干戈为玉帛。

这样一想,我就从天乐的单身宿舍离开,步行去了建国路的陕西作协,把延安护送路遥到西安的马大夫和高护士看一下,也是出于对他俩的礼貌。

其实,西安东大街离建国路很近,我走了十几分钟就到了,刚从作协大门里进去,就看见马大夫和高护士在作家协会的院子里站着。

我走到他俩跟前,微笑着问,这么早就起来了?晚上休息得怎样?是不是要到哪里去?

马大夫笑着说,晚上休息得非常好,现在准备去临潼兵马俑,你们单位安排得非常周到。

我说,我不能陪你们了,一会儿还要去医院。

马大夫说,根本不需要,去医院陪路遥是大事,我没把路作家的病看好,心里实在有愧。

我说,对路遥的治疗,你已经尽力了,非常感激你这段时间的付出,路遥让我代他谢谢你。

就在我与马大夫和高护士在作家协会院子里说话的时候,单位的司机张忠社到了院子,他一脸微笑地问我,你怎没去医院陪路遥?

我说,一会儿就去,你把我客人给招呼好,他俩可是我和路遥的朋友。

张忠社笑着说,那有什么问题。

在作协院子里送走马大夫和高护士,我回到我住的那个房子。房子已經不像样子了,桌子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灰尘,我实在不想去打扫,知道没时间回来住,也就没必要打扫,只用干毛巾把椅子上的灰尘拍了拍,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走出作协的大门,到东大街坐公交车去了西京医院传染科。

这是路遥住进西京医院传染科的第二天。

今天的公交车不是很顺利,我在东大街的大差市等了有半个小时,才等上一辆,而且乘车的人很多,非常拥挤,到了西京医院差不多是上午10点钟了,我在医院门口买了一些水果,就去了传染科。

我从病房门走进去,看见天乐正在床上给他哥的后背按摩,按得非常卖力,他的头上已经是汗水淋淋了。

路遥在病床上躺的时间太长,浑身没有一处舒服的地方,因此他输液结束,我们就在他后背上这样按摩一阵,这样能够促进他身上的血液循环。

我看见天乐这样的表现,觉得兄弟俩已经消除了以前的误会,没什么隔阂了。看来路遥还是通情达理的,仅仅过去一个晚上,兄弟俩就和好如初,确实值得人高兴。

这时,天乐见我从病房进来,很快停止了给他哥的按摩,把他哥扶着躺在床上,去卫生间洗了手,然后从病房走到门跟前,给我招了招手。

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但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他有什么话要给我说,因此我赶紧从病房走出去,走到传染科的楼道,看他到底有什么事。

王天乐站在传染科的过道,紧皱着眉头,看见我走到他跟前,他摇了摇头给我说,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但你不要害怕,路遥的情况非常糟糕,医院刚才给他下了“病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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