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与近代反帝理论的产生

李育民

内容提要 中国近代反对列强侵略的斗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悲壮序曲，经历了从排外到反帝的历史转变，其枢纽是五四运动。“反对强权”阐扬反帝宗旨，促使国人更深入地认识了列强的强权本质，为反帝理论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同时引向对其经济属性的认识，从表面深入到“强盗世界”的内在性质，反映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入。“外争主权”反映了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废弃不平等条约的根本诉求和基本内涵，反帝斗争的目标由此明确起来。“内惩國贼”走出了单纯对外斗争的迷雾，认识到反帝反封建的同一性。近代反帝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为主导创立起来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核心内容，其产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分不开，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由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关键词 五四运动 反帝理论 民族复兴

中国近代反对列强侵略，摆脱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斗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悲壮序曲。这一斗争贯穿于整个近代，经历了从排外到反帝的历史转变，其枢纽是五四运动。鸦片战争之后，出于对列强侵略的感性认识，中国人民采取了单纯排外的斗争方式。经过五四运动的导引，简单的排外升华为科学的反帝，中国近代由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五四运动作为历史的转捩点，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并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引向了新阶段。正是经过这一转折，产生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反帝理论，且以此为核心，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思想。作为这一思想体系的枢要，反帝理论的各个要素，诸如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基本诉求和坚定立场，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内涵，以及与反对封建主义相结合的路线方针等等，均在五四运动的启引下，呈现了初步的轮廓，为此后的成熟完善奠立了基础。对此作一系统全面的探讨，不仅可深化对五四运动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了解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入和重要影响，以及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和特点。

一、“反对强权”：反帝宗旨的阐扬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便开始了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但长时期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和纲领。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中国革命史上提出了“反对强权”的主题，促使国人更深入地认识了列强的强权本质，阐扬了反帝宗旨。“反对强权”将传统“排外”转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基本诉求和坚定立场，并由此开始从感性的反抗走向理性的斗争，为其后反帝纲领的形成和科学理论的产生奠立了基础，起了先导作用。

反帝宗旨的阐扬，是中国对外国侵略认识的科学升华。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对列强的态度经历了从排外仇外转为惧外媚外，与其相适应，对待列强的方式则从笼统排外转向文明排外。其大体可以义和团运动为界，在义和团运动前民众主要开展了反入城之类的拒约斗争和反洋教斗争，这是最初的表现形态。反入城斗争是民众的早期斗争，时间长，声势大，体现了民众反侵略和拒约的决心和勇气。同时，这一斗争又反映了民众和官府对中外条约关系的两种基本趋向，既反对其不平等的强权政治，又盲目地抵拒其合理的内容。除了反入城，涉及抵拒条约的民众斗争，规模和声势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久，参加的民众更多更普遍，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层出不穷的反洋教斗争。反洋教斗争逐渐汇聚成为笼统排外的巨大能量，在条约特权种种后果累积的基础上，甲午战争促成其恶性发展，导致义和团运动的大爆发。经过八国联军之役，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为“制服”中国提供了“法律”依据，出现了惧外和媚外普泛化的新现象，其对外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自此役失败以后，吾国民并仅存之自卫之勇，亦遂丧失净尽。” 叔谅：《九七国耻第二十四周纪念》，《爱国青年》1925年第9期。“抵抗外人之勇气因之消沉，变排外为媚外”。 《阳信县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033页。而对义和团的“排外”之举，朝野上下均予以指责。清政府一再“颁自责之诏”，表示“痛心疾首，悲愤交深”，公开承认“罪在朕躬”，同时又声言系“拳匪肇祸”，“决非朝廷本意”。 《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朱寿朋编、张静庐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4601页。孙中山等资产阶级人士，则批评义和团以“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 《支那保全分割合论》（1903年9月21日），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23页。

这些反省和自责，转衍为民族自卑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和扩散了惧外和媚外观念。清政府尽管没有在对外交涉中放弃抗争，但勇气却大为降低，“即当争者亦多箝口结舌，噤不一言”。各级官吏“不顾国体，一听洋夷指挥”。 《论禁阻兵舰入湖》，《东方杂志》1904年第12期。甚至“外国人出一言，而政府辄唯唯从命，甚且先意承志，若孝子之事父母，岂有他哉，畏之而已。”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1911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4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398页。清政府的惧外和媚外，又扩展蔓衍，转而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八国联军入京之日，“国民伈伈伣伣，摇尾乞怜，高张某大国之顺民旗，而跪道迎降者，项背相接”。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年3月29日。士农工商，“仰外国人之鼻息，趋承奔走，如游妓之媚情人。” 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90页。此前，中国士民“以仇教为独一无二之大义”，而庚子后，“此事几成偶语弃市之禁，莫有敢挂齿颊者矣！”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1902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98、895页。陈天华说：如今“一变而为怕洋人的世界”， 陈天华：《猛回头》，郅志选注：《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53、70～72页。提出了“不明与争，而暗与之拒”的文明排外思想。这个时期的“文明排外”，虽然克服了“笼统排外”的弊端，但某种程度上却是惧外心理的反映。如倡言“文明排外”的陈天华、张元济等认为：“现在排外，只能自己保住本国足了，不能灭洋人的国，日后仍旧要和，故必定要用文明排外”。“忍辱负重，保持现状，使各国无隙可乘”。 张元济：《上庆亲王手折》（1911年8月），《张元济全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84页。

尤其是，当帝国主义在19世纪最后30年形成之后，它成为议论的中心，并为中国社会所倾慕和肯许。其时，在世界各国，帝国主义之议论颇盛，如在日本，“帝国主义之声，洋溢于国中，自政府之大臣，政党之论客，学校之教师，报馆之笔员，乃至新学小生，市井贩贾，莫不口其名而艳羡之，讲其法而实行之。”这一思潮对国内亦产生很大影响，帝国主义被视为物竞天择和文明进化的必然，谓：“自物竞自存之说兴，于是种类盛衰兴亡之故明。进化论者，实民族主义之原泉也。虽当时为一种学说，而不知理想既理解于人脑，则事实即随之而起。‘世界为文明人所独有，实进化论之后文，而新帝国主义之精神也。” 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5期，1903年5月20日。梁启超看到，“天赋人权”之说不得不让位给“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理”。而列强之政策，“由世界主义而变为民族主义，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皆迫于事理之不得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抗者也”。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1902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88～889页。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均表示实行帝国主义的愿望，如梁启超企望吾国“有能扩张其帝国主义以对外之一日”。 梁启超：《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1904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3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368页。汪精卫说，“我中国实行民族主义之后，终有实行民族帝国主义之一日。” 汪精卫：《希望满洲立宪者听诸》，《民报》第5号，1906年6月。清政府派往日本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奏称，帝国主义者“不为人侮而常侮人，不为人欺而常欺人。此为今日世界列国之公例，循是者兴，反是者亡，无可逃也。”之所以要实行立宪政体，即在于“厚国民之竞争力，使国家能进而行帝国主义者也。” 达寿：《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奏考察日本宪政情形折》（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29頁。

对列强的畏惧和倾慕进而发展到依赖和崇信，陈独秀甚至在1914年也说，“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在急激者即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 陈独秀：《自觉心与爱国心》（1914年10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71页。如果说对帝国主义的畏惧与倾慕，反映了弱肉强食时代对其强权性质的了解和企盼，那么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认识有了新的变化，更由于某些国家标榜“公理”而产生某种幻想。或认为，“美国地大物博，决无侵噬弱小之野心，而与中国之国际感情，亦复亲密。以美国领袖列邦，公理伸张，弱国小国，皆得吐气，中国有何外患之可言乎？  王星拱：《去兵》（1918年12月15日），杨宏峰主编：《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32页。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说明“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他称赞美国总统威尔逊“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在陈独秀看来，帝国主义列强也有公理，协约国也“懂得点点公理”，现在是公理占了上风。于是将《每周评论》的宗旨，定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 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1918年12月22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7页。巴黎和会的结局引致五四运动的爆发，这一观念被打破，中国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陈独秀在五四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发表文章，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那法、意、日本三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因为不称他们侵略土地的野心，动辄还要大发脾气退出和会。我看这两个分脏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1919年5月4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国民外交协会发表宣言，谓：“巴黎会议拟将山东问题置诸议和草约之外，而许以青岛直交与日本”，这是“口仁义而行盗跖”，“覩此优孟衣冠之世界，真令人不寒而栗也！”巴黎会议“直无正义可言”，“使人觉所谓正义云者、人道云者，其实际不过尔尔。”而“人类对于大同之理想，将绝望于今后之世界”，“不特牺牲我国现在之权利，亦断丧人类未来之希望”。 《国民外交协会宣言》，《每周评论》第21期，1919年5月11日。或谓，威尔逊的所谓“正义”，“成为欺人之语”，  陆才甫：《学生无罪》（北京民国公报），《每周评论》第22期，1919年5月18日。现在的世界，“尚不是实行公理的时候”。 涵卢：《青岛交涉失败史》，《每周评论》第21期，1919年5月11日。梁启超也说：今日所适用的，仍是“国际间有强权无公理之原则”，所谓正义人道，“不过强者之一种口头禅”，弱国欲托庇于正义人道之下，“万无是处”。 梁启超：《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1919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5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054页。李大钊亦撰文指出：“我们反对欧洲分喊会哉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 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1919年5月18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7、339页。其后，李大钊更明确指出，“压迫亚人的亚人，我们固是反对，压迫亚人的非亚洲人我们也是反对，压迫非亚洲人的非亚洲人，我们固是反对，压迫非亚洲人的亚人，我们也是反对。” 《再论新亚细亚主义》（1919年12月12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80页。

陈独秀也提出反对所有列强国家而不仅是日本强权的思想，他明确指出，如果仅仅因为山东问题的刺激，才“知道责备日本抵制日本，而且眼光仅仅不出一个山东问题”，“这种观察很浅薄，这种觉悟很不彻底，简直算得没有觉悟。”我们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其一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这次欧洲和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英、法、意、日各国硬用强权拥护他们的伦敦密约，硬把中国的青岛送给日本交换他们的利益，另外还有种种不讲公理的举动”。经过这番教训，“我们应该觉悟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譬如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强横不讲公理，若没有社会党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他们不仍旧是雄纠纠的在那里逞武力、结密约，说什么国权国威对于国民和邻邦称强称霸吗？”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家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由此发生的对外对内两种觉悟，相应地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其一就是“强力拥护公理”。 《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1919年5月26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19页。随后，陈独秀又明确表示，“像这种侵略的国家主义即帝国主义，我也是绝对厌恶的”。 《陈独秀答郑贤宗》（1920年11月1日），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83页。

在湖南的毛泽东，也表示要对抗强权，推翻帝国主义，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2～294页。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己〈已〉醒觉了。”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04页。

显然，从反对日本的强权开始，五四运动升华为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强权的革命运动，并进而与世界人类解放运动联系起来。李大钊指出：“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若仅将其视为我国一国的爱国运动，“尚非恰当”，五四运动“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若“诸君本此进行，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勉旃！” 《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纪会上的演讲》（1919年10月12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是强权政治的体现，也最直观地呈现了帝国主义的暴力形象，中国人民首先正是从这一角度走向反帝的。经过五四，传统“排外”转向更高层面的近代反帝斗争，即争取民族解放或民族自决，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在五四运动中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罗家伦在当时便指出，“这次运动，是民族自决的精神。无论什么民族，都是不能压制的。可怜我们中国人，外受强国的压制，内受暴力的压制，已经奄奄无生气了。当这解放时代不能自决，还待何时？难道中国人连朝鲜印度人都不及吗？这次学生不问政府，直接向公使团表示，是中国民族对于自决第一声。这次运动是二重保险的民族自决运动。” 毅（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每周评论》第23期，1919年5月26日。五四运动以前所未有的“牺牲精神”，撕开了帝国主义国家所谓“公理”的画皮，打破了畏惧、幻想和推崇三大心理，揭橥了反帝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国共产党人由此萌发了反帝思想，陈独秀当时撰文说，国人现已进入“觉悟之时期”，五四运动产生的最普遍的“觉悟”，是“爱国心之觉悟”，即“国民自保及民族自决之精神”。一般国民，均具有此种觉悟，“不独参与‘五四运动者为然”。 《在〈国民〉杂志成立周年大会的致词》（1919年10月12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三联书店，1984年，第426页。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五四运动的瞿秋白亦说，“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正是因为“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等，给中国以“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由此“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 瞿秋白：《饿乡纪程》（1920年），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 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56页。将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是近代中国反帝理论的基点，由此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明确提出了反帝纲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帝国主义作了深入分析，在二大制定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最足表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本相。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置，你争我夺，都想夺得最优越的权利，因而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5﹝7﹞月），中央檔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01、115～116页。

孙中山亦重新揭橥民族主义，在当年所写的《三民主义》中说，“革命之目的，即欲实行三民主义”。推翻清王朝，“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 《三民主义》（191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 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185、187页。并规定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 《中国国民党通告及规约》（1919年10月10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 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页。翌年又说，民族主义，“当初用以破坏满洲专制”，现在“即是扫除种族之不平”，因为各国“要压制”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所以“三民主义缺一不可”。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1920年11月4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 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392～394页。其后，在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孙中山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华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而民族解放之斗争，“其目标皆不外于反帝国主义而已”，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18～119页。

正是以五四运动为转折，争取民族自决和自由解放的近代反帝纲领，取代了传统排外理念，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点和中心诉求。此后，人们知道，在20世纪的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帝国主义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若从正面说，就是民族自决;若从反面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 杨伟能：《废约运动与帝国主义》，《东山》（广东） 1928 年第2-3期。“五四运动，乃是民族自决反抗外力的第一声。” 代英致楚女函：《对于国家主义的一个观察（通信）》，《中国青年》1925 年第83期。各帝国主义共同压迫中国的事实，使得中国人民决不会希望某国会“主持正义”，中国所要对付的不是“某一帝国主义的强国”，而是“一切帝国主义的列强”。 双林：《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向导》第113期，1925年5月3日。中国各地的国民运动，“均无一不以争得民族自由，反抗列强压迫为中心”，这已成为“时代趋势”。 《工学联合会宣言》，萧萧：《汉案交涉近讯》，《申报》1925年7月13日。这一时代趋势，正是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在中国，十月革命之后二年，‘五四运动崛起，排斥当时侵略中国最凶狠最露骨的日本帝国主义。从那时起，以前含糊的不敢得罪外国人的中国民族运动才改变过来，成了明确的自觉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超麟：《十月革命、列宁主义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向导》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不仅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肯定五四运动阐扬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伟绩，而且即使是在大革命后国民党亦不否认这一转折地位。1930年，国民党中宣部为纪念五四运动发布告全国青年书，谓：“轰烈伟大的五四救国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胁迫”，“国家民族复兴的重大关键”。 《中央宣传部为纪念五四运动告全国青年书》，《申报》1930年5月1日。其后，反帝运动如火如荼，不可遏止，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正是承继五四运动的精神，将反帝运动推向高潮。国民党上海党部在告民众书中谓：“老实说，‘五卅惨案，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 《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民众训练委员会为“五卅惨案”纪念告上海民众书》，《申报》1928年5月30日。对五四运动持有异议的戴季陶也认为，庚子后，中国视西洋人的本事“神圣一样，高妙不可思议”，自信力“完全消失”，“由盲目的排外，变而为盲目的媚外。”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1925年7月），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9页。然而，“自五四运动以后，才引起普遍的革命运动，因为有了青年运动的力量，才能够普遍而深入到社会的各阶级，汇成为国民革命的运动。” 戴传贤：《五四运动的功过与今后的趋向》（1929年5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先烈先进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第2册，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第1301页。显然，五四运动对帝国主义强权的认识，是走向反帝，并转向具有世界革命意义的人类解放运动的阶梯。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更为清晰明确，并形成了完整的反帝理论。

二、“强盗世界”：帝国主义内在性质的认识

经过五四，对帝国主义强权性质的揭露，更引向对其经济属性的认识。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强权暴力行为，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经济形态的必然现象。从经济上把握其属性，使得当时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进一步升华，从表面深入到内在性质，在理论上更具科学性。理论上的这一跃进，又体现了近代反帝与传统排外的本质差异，反映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入，同时将反帝引向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范畴。

帝国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最后30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除了政治上的含义之外，更有经济上的内涵。对经济内涵的揭示，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诉求所在。以往对帝国主义的揭露，往往停留在反殖民反侵略的政治层面，缺乏深入的经济分析，从而未能把握其内在的根本性质及其趋向。帝国主义形成之后，对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及其结局，正是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的反映。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大变局，在当时引起了关注，中国亦引入了相关的理论。关于其经济内涵，在20世纪初年便为人们所注意。如1903年《浙江潮》一篇论述“民族主义”的文章谈及“新帝国主义”，谓“所谓实力的何也？曰经济之膨胀是也。二十世纪中，托竦斯脱（合数小公司而成一大公司）之制度兴，而经济竞争之风潮一大变。夫欲望无穷者也，而经济者资生之具也，故经济竞争实种族存亡之大关键。” 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5期，1903年5月20日。该文虽看到帝国主义的垄断组织托拉斯，但对其性质和相关后果，尚无深入的认识。

经过五四运动，随着对西方“强权”的新认知，进而又更深入到它的经济根柢。毛泽东便谈到帝国主义的经济垄断组织托拉斯，谓：“美国工党领袖戈泊斯演说曰：‘工党决计于善后事业中有发言权，不许实业专制。美国为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托拉斯的恶制，即起于此。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戈泊斯的‘不许，办法怎样？还不知道，但既有人倡议‘不许，即是好现象。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千万人都说‘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  《不许实业专制》（1919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1页。他指出，托拉斯是“强权者的联合”“纯然资本家的联合”，是“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国家也因之“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 《民众的大联合》（一）（1919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9页。

五四前后，陈独秀对帝国主义经济性质的认识，有了重大变化。此前，陈独秀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武力侵略的行为，认为，“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帝国主义也”。相应地，爱国主义是“自卫主义也，以国民之福利为目的者也”，不能“误视帝国主义为爱国主义，而供其当局示威耀武之牺牲者也”。他从这一角度反对帝国主义，说，“夫帝国主義，人权自由主义之仇敌也，人道之洪水猛兽也。此物不僵，宪政终毁，行见君主民奴之制复兴，而斯民之憔悴于赋役干戈者，无宁日矣。人民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而为野心之君若相所利用，其害有如此者。” 《爱国心与自觉心》（1914年11月10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5页。经过五四运动，陈独秀的这一看法发生重大变化，看到帝国主义内在的经济趋势是战争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因为有生产过剩的恐慌，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找销场的希望比寻找殖民地的希望，更要热烈得万倍。他们用极强大的海陆军保护殖民地还不过是一种手段，扩充销场，拥护商业，才真是他们的根本目的。” 《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1920年3月1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由于“各国资本家拼命占据了剩余价值，拼命推广制造业，拼命寻求殖民地，将所有的剩余生产送去销售了，才能够弥缝一时表面上没有十分现出危机来。所以近百年来，甲国与乙国战争，或是直接征服殖民地”。因此，“资本主义便不得不和军国主义结了不解之缘，因为镇压殖民地或与他资本国争夺商场都非有强大的海、陆军不可。”所谓“自卫”“爱国”， 或“民族的向外发展”，“这都是骗人的话，其实都不外销纳剩余的生产品，好免国内的经济危机，好维持资本阶级底权利”。前几年欧洲大战，美其名曰“民治与强权底战争”，“其实只是英国利用各国打倒德国，为保全他的世界海运权及亚、非两洲底商权罢了。这完全和日本硬用武力扩张在中国、朝鲜底商场，还美其名曰保全东亚和平是一样。”③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 1921年5月1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7、248页。

显然，陈独秀已经看到外国侵略的经济原因，除了“军国主义”，还有“金力主义”，其根本目的是“扩充销场，拥护商业”，而不是单纯的土地占领。由此，陈独秀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他批评许多人“一面反对军国主义，而一面却赞成资本主义”， “真算糊涂极了”。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一天不废，侵略的军国主义如何能够废掉”。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条的失败，正是因为“不懂得资本制度是国际侵略及战争底根据原因，不变因，求变果，岂有不失败底道理”。巴黎和会上，英、法“并不是良心特别比威尔逊坏些”，而是因为，“他们的国家组织都立在资本主义上面，若是放弃了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他们国里的大批剩余生产如何销纳，如何救济经济危机，如何维持他们资本阶级底地位呢？”威尔逊实际上口惠而实不至，不过说得好听点。“如果他美国当真抛弃了军国主义，他美国在国外底殖民地和商场抛弃不抛弃？如果抛弃了，国内的剩余生产怎么样？所以威尔逊总统底主张不但在巴黎和会失败了，并且此时美国底海、陆军备仍然是有加无已”。这也是日本拼命扩军备战的原因，“日本鉴于美国底情势，恐怕失了太平洋西岸商业底威权，也不能不竭力增税扩张海、陆军备到现状一倍以上”。日本当局知道，税重会引起全国的工人、农民、小学教员、下级军官的“困苦和不平”，造成“可恐的危机”。 但是，“他们更知道没有充分的武力保护商业，不能输出剩余生产，乃是更大的危机，所以明知道扩张军备是毒药，也不得不吃，明知道扩张军备是陷阱，也不得不从上面走过去。”因此，“资本制度一天不倒，各资本制度的国家保护商业的军备扩张也一天不能停止。”③显然，陈独秀已经看到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和战争，及其对落后国家的侵略，其根本原因便在于维护经济利益和特权。这一看法正是通过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而成熟完善的。

这一时期对帝国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打下了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一思想观念更为明确全面，成为中国共产党反帝理论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对帝国主义作了同样的分析：“世界上的个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获得最大的市场，来销售他过剩的商品，吸收他需要的原料。”“那些资本帝国主义者由竞争掠夺而出于战争……除非把世界资本主义的组织完全铲除，这种惨酷的现状是决不会消灭的。”宣言进而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导致相互争夺和战争的必然性，以及所谓“和平”“正义”，以及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人类平等等好听的名词的虚伪性，指出：“上次世界大战的成绩，即是屠杀了数千万的劳动群众，瓜分德国的殖民地，毁灭德、奥等的经济基础，使他们变为英、法的殖民地，并把全世界的经济秩序破坏无遗。战后，那些帝国主义的国家又企图恢复战前经济原状，来挽救资本主义根本覆灭的厄运，便想将战争的巨大损失取偿于全世界的劳动群众;因此，他们先后在巴黎、华盛顿、柔鲁等处开分赃会议，假借‘和平、‘正义等名词以掩饰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耳目，但那争夺宰割世界而引起剧烈冲突的真相，已暴露无余。他们那些不可消灭的利益冲突，便是第二次更猛烈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导火线。”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5﹝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99～100、105～107页。

随着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传入，中国社会对其经济内涵及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认识更为明确。值得指出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尤其是翻译问世，与五四运动有着直接关系。如五四运动时期，李达意识到“实业救国”“科技救国”行不通，开始学习马列主义， 参见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为纪念党成立四十周年而作》，《李达文集》编辑组编：《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33～734页。撰写了大批相关文章。随后又对帝国主义作了唯物主义的深入分析，指出，“帝国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变化而成的，可说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形式。”“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完全是一个东西”。 李达：《何谓帝国主义》，《新时代》1923年第1期。最早直接译介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李春蕃（后改名柯柏年），也是经过五四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据他自己回忆，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正在广东汕头中学读书，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参加了响应北京学生的运动，当年又转学到上海，“有机会直接接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迅猛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其时，“形形色色的学派、思想和主义都被介绍到中国来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书籍也不少”。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对比和研究，他“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不满足于“介绍性的文章和书籍”，于是直接研读原著，如有所得，便“赶着试译出来”。当看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李春蕃即着手翻译。李春蕃的翻译虽不完整，但介绍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主要观点，使中国社会对其认识更为深入。或谓之“资本帝国主义”，谓“我们为什么对外反对帝国主义，这理很简单。因为列强在中国的暴行，其源都由于他们的资本帝国主义。” 泽民：《什么是帝国主义——问申报特约记者心史》，《评论之评论》（上海）1924年第15期。或称为“经济帝国主义”，如进步刊物《共进》载文，更从经济上深入分析，说“‘帝国主义在现刻是一个极抽象的名词，与从前所用的‘帝国主义是大不相同。从前的‘帝国主义是‘武力的帝国主义，现刻却变成‘经济的帝国主义了。”较之“武力的帝国主义”，“经济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是四面八方的，而最后的目的，乃是‘经济的。就是拿‘经济的毒针插入于经济落后国家的血液中，一点一点的吸得干干净净，这种方略是极其惨虐，凶辣的！”它可以引起“国际的战争”，而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便使其“互相惨杀，土匪蜂起，灾乱相循”。其侵略弱小国家的步骤，“是极其复杂而令人惊心动魄的”，最初是用基督教以打先锋，“作一种根本上毒杀的双重‘文化，‘精神的侵略，其后再继之以‘兵，以为之辅。”总之，“‘经济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用以侵略经济落后国家的方式，她以扩充吸取地盘，施其经济毒杀，使被吸收的民众永为她们的经济奴隶而不得翻身为目的。” 《“帝国主义”的意义》，《共进》第67期，1924年8月10日。

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更为清晰。五四前夕李大钊从经济上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找到了症结所在，认为，“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 《庶民的胜利》（1918年10月15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10页。五四之后，经“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 《狱中自述》（1927年4月），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等编：《李大钊诗文选读》，红旗出版社，2004年，第331～332页。他更明确地说，“帝国主义是什么？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之结果。因为它要向海外找殖民地作他自己的贸易场和原料地，因为又要保护，便要武装起来，所以武装之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 《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在河南开封第一师范的演讲》（1925年8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1页。

陳独秀也对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作了新的解释，将其与侵略主义区分开来，说：“侵略别国固然是帝国主义的特性，可是古代罗马及西汉时代的中国，虽然都是侵略别国的国家，然而这种开疆辟土之封建的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帝国主义不同。”也不能认为，“帝国主义乃由国家主义扩大而成，或称之为‘大国家主义。这个见解，在帝国主义发展形式上是对的，却未能明瞭正确的指出帝国主义的性质。”现代所谓帝国主义，指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其存在须有下列二个特性：“（一）凡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二）凡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其国内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到财政资本主义向国外掠夺压迫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由此，陈独秀批驳“赤色帝国主义”谬说，断定苏俄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1926年4月13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89～990页。列宁总结了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陈独秀虽然未能全面概括，但他抓住了最本质的内涵。这一见解具有重要意义，为反帝理论奠立了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点，中共在反帝问题上的方针路线，均与其密切相关。

此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正是从经济上分析各阶级的对外态度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如李立三认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就在欧战期中，也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很大的阻力，所以当时资产阶级感觉到要使自己发展，非排斥帝国主义不可，因此资产阶级渐次走向革命的道路。这种思想的反映，便造成空前的五四反帝运动，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影响，因这一运动而得到莫大的进展。” 立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布尔塞维克》第5期，1929年3月1日。因为，“民族工业相当的发展以后，在市场上与帝国主义的商品发生激烈的竞争，同时也就威觉到帝国主义的侵掠，各种经济政治特权的垄断——如在关税上，原料上，交通上，金融上，都是对于他的莫大的压迫。”五四运动之所以兴起，并以反日为目标，是由于“欧战后前两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尚未能完全恢复对中国的贸易，因此当时民族工业最大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成为当时一般的呼声，因此促起了有名的五四运动。” 立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续）》，《布尔塞维克》第4期，1930年5月15日。与此同时，经过五四，中国社会更注重从经济上看待外国侵略，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单纯的武力强权行为。“我们同胞，在五四以前，对于洋货侵入，漠不关心，现在呢？大多知道提倡国货，抵制外货;从前对于关税自主，向不注意，现在大多知道收回海关，实行保护税则”。因此，用经济的目光观察，“五四运动，间接为中国弥补不少损失，挽回不少利权”。 唐乃炘：《从经济的观点来衡量五四运动》，《时代青年（上海1930）》1931年第36期。

经过五四之后传入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愈益完整，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亦引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分析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侵略的必然性，指出：“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它快要死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正因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为日本帝国主义陷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坑之中，就是说，它快要死了，它就一定要打中国，一定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它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0页。

由上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始于中共建立之前的五四时期。在此基础上，又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促进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输入，其认识趋向科学化。对帝国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对其经济性质的认识，是反帝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它既提供了分析帝国主义的新工具，又由此更深刻地把握帝国主义这一“强盗世界”的本质，从而使得反帝理论得以升华。与此同时，通过完整接受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又进而将中国的反帝斗争导向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范畴。不仅共产党人由此把握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其他并未完全接受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各类人物，也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经济分析的方法。如蒋廷黻认为，“世界上自有人类以来，即有帝国主义，互相侵略，互相压迫”， 蒋廷黻：《何谓帝国主义》，《中央周报》 1936年第411期。将其视为侵略主义。但另一方面，他又从经济上界定其性质，说：“我们简直可以说用政治的势力来达经济的目的就是帝国主义。” 蒋廷黻：《帝国主义的分析（续）》，《南大周刊》 1926年第32期。不论其程度如何，从经济上进行剖析，体现了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于科学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又促进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瞿秋白说：“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 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 瞿秋白：《饿乡纪程》（1920年），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56页。

三、“外争主权”：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内涵

反对外国侵略或反帝的基本内涵，是推翻外国列强的统治，废弃不平等条约。自鸦片战争之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亦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长期以来，这一斗争从粗陋的笼统排外到简单的文明排外，再到反对某一具体国家及其某项特权，均未提出这一根本诉求。五四运动中发布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主权”，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每周评论》第21期，1919年5月11日。反映了这一根本诉求，其基本内涵便是废弃不平等条约。此后，反对不平等条约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要求，反帝斗争的目标由此明确起来，转变为革命政党和民众的理念，形成为革命纲领的核心内容之一。

晚清时期，中国开始了反对列强侵略的斗争，但未明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从一开始，清政府便用天朝的观念对待新的条约关系，用一种含有传统权术的特殊方式来抗拒束缚自己的绳索，抵制列强的侵渔。在列强压力下不得不信守条约的同时，清政府试图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逐渐注重减轻其危害，谋划并试图收回这些被侵夺的国家权益，但它并未提出反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和主张。中国社会出现了反对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排外”运动，其最初形态表现为反洋教和抵制某一特权的拒约斗争。活跃在思想政治领域的维新派及革命派，产生了修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愿望，先后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和主张。然而，他们未能全面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整体要求，还有着其他种种局限，并未产生实际效应。

其中反洋教斗争缺乏科学的理论，尤体现了民众反侵略斗争的简单粗陋。这一斗争并非限于传教士范围，而延伸到所有洋人，涉及列强在华的种种特权。如抨击传教士，“以传教为名，实是禽兽”;“以劝人行善，煸惑愚民”，“上欺官长，下压百姓，谋人田产，破人婚姻”，等等。针对所有洋人如，“洋人视人命如草菅，被恶逼绝，不可数计”;“洋人想谋我江山……人人共愤，自取其灭”;“谋我中国宝贝，扰我中国百姓。种种恶极[迹]，数之不尽，有干天谴，神人共愤”，等等。 《遵义城乡合议》（同治八年六月初），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1984年，第47～48页。 或用华夷之说排斥一切洋人，谓：“华夷不可同居，人鬼岂容并域。故王者不勤远略，圣人不治戎狄。”諸如此类，反映他们并非仅仅反教，而是所有洋人和所有与洋有关的事物。义和团运动提出了“灭洋”纲领，不仅要“灭尽异教”，还要“杀尽教民”。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第249页。因此，焚毁教堂，截杀教士、教民，成为义和团的普遍行动，并激荡着这一运动向前发展。义和团的认识和主张，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民众“排外”运动的思想水平，他们所处的小生产者地位，不可能有科学的思想理论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即如孙中山所说，“义和团观察既有错误，方法更为笨劣。” 《“九七”国耻纪念宣言》（1924年9月7日），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32页。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的结局。义和团运动之后，民众运动进入新的“文明排外”阶段，思想理论和实践运作均发生重大变化。但这是在惧外观念普泛化背景下的调整，不仅缺乏反帝的坚定决心，且没有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根本要求和主张。其时，《辛丑条约》以苛厉手段“灰忠臣之心，隳义士之气”， 《都察院御史溥良等摺》，《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856页。震慑和消除中国官民的反帝心理，大大强化了对反帝力量的打击，致使条约神圣的观念深深地刻在国人的意识中。

经过五四运动，中国的反帝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尽管运动的主要矛头是日本帝国主义，但提出了“外争主权”的要求。这一要求的内涵便是收回被列强侵夺的主权，解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自决和国家的完全独立。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孙中山所说，中国之所以丧失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是由于深受列强的政治、经济和人口压迫，“最主要的就是受那些不平等条约的压迫”。 《在神户各团体欢迎宴会的演说》（1924年11月28日），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412页。五四运动尽管没有从整体上明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但在承继反对“二十一条”运动的反日斗争精神的基础上，已将这一要求提到了反帝运动的议事日程上。不仅运动中提出的“外争主权”口号已揭橥了这一主旨，而且在反日主潮中亦发出了这一呼声，并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这一口号所蕴含的反对不平等条约内涵，在五四运动酝酿及进行过程中，均已明确提出。威尔逊宣布十四条后，《每周评论》载文评论，倡呼“人类平等主义”， 要求“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提出在巴黎和会上“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視”，企望“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了”。 只眼：《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每周评论》第2期，1918年12月29日。而于1919年2月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则提出了撤废势力范围、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撤去领事裁判权、关税自由、取消庚子赔款余额、收回租借地域等主张。 《国民外交协会成立纪事》，《晨报》1919年2月17日。

尤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和会召开前，梁启超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会外顾问的资格前往欧洲，作中国代表的外交后援。他自己说，其目的是以私人资格将中国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75页。抵达巴黎后，他将自己所撰《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向各国散布，提出恢复中国主权的要求，包括：胶州湾及青岛等应由德国交回中国;中日两国的密约应归无效;修正关税;取消庚子赔款;渐次撤废各国租界;统一铁路外资;各国放弃在华特权，等等。这些要求超出了中日关系，涉及种种收回侵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特权。如梁启超所说，“非皆与此次议和有直接关系，然于中国民族之自由发展，实有莫大之影响，即世界永久平和之局系焉”。 梁启超：《世界和平与中国》，《晨报》1919年6月10-17日。

显然，五四运动提出“外争主权”的口号，是蕴蓄在中国社会中的要求，并有着废弃不平等条约特权的内涵。如起草宣言的罗家伦所说，“外争主权”，应用起来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其意义方法与“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是一致的。 罗家伦：《五四运动宣言》附志，《兴国青年》1941年第2期。具体地说，“打倒帝国主义”便是“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也就是废弃列强在华实施“准统治权”的不平等条约。

在运动中，不仅废弃中日间相关条约的呼声此起彼落，而且还明确提出了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如国民外交协会针对日本以民四条约为据，视其为“权利之继承”的谬论，发表宣言指出：此约系“以恐吓逼胁取得之”，“依国际法亦应视为暴行，危及国家生存，不能认其契约为有效”。对于英、法、意等国与日本所订密约，许其继承德国在山东之权利，宣言批驳说，“事关我国主权，岂容他人视同物品任意交易！”而且，按照国际法，此类条约“实无拘束第三者之效力，不啻一纸空文”。 “此种侵犯我主权之举动，乃我国民所誓死不敢承者”。 《国民外交协会宣言》，《每周评论》第21期，1919年5月11日。再如，北京学界致电巴黎和会，明确揭示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宣布1915年中日条约，“为有约以来最不平等之条约”。 《又致巴黎和会电》，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71页。其他诸如“取销二十一条件，及国际一切不平等之条件”  龚振黄编：《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43页。之类的要求，随处可见，不一而足。更重要的是，运动没有停留在反对中日不平等条约的层面，还从整体上提出了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或要求“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密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 《贵州国民大会要求拒签和约和惩办国贼释放被捕学生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37页。或主张将“数年来与二三私人勾结所成立一切不平等之条约，概行取消”。 《商帮协会公函》《致欧洲和会电》，《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12、141页。尤其是，《星期评论》本社同人发表主张，明确提出“废除并修改一切不合自由平等互助精神的条约。撤废外国及外国人在中国所有的一切特权。要求中国及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平等待遇，开放全国于世界。” 本社同人：《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星期评论》第2号，1919年6月15日。

五四运动虽主要是针对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但体现了“外争主权”的宗旨，即包含着反对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根本诉求。从认识规律而言，对任何事物的认识，包括社会政治运动，都会经历一个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中国反帝运动也正循着这一规律发展的，从反对日本侵略，反对中日间不平等条约，进而扩展到所有其他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外争主权”宗旨，将自然而然地引导到取消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诉求，运动中此类主张的提出，正反映了这一趋向。如瞿秋白说，五四运动前，“中国的革命运动往往只是军事的反对北洋军阀的运动，或者是限于士绅阶级的排外的爱国运动，没有群众的反抗，直接要求废除对外条约，收回外国攘夺的领土的”，而五四运动则提出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等要求。于是，“辛亥以来反动派与革命派争相‘保障外人的生命财产尊重条约权利，而求帝国主义者之援助的局面”为之一变，“义和团失败后之‘尊洋主义的天经地义打破了。这是五四在中国民族运动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点。” 瞿秋白：《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1925年4月），《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147～148页。尤其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在这一宗旨的基础上，促使了以废弃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反帝理论的成熟完善。

最早提出反帝废约的中国共产党人，也经历了这一过程，在五四运动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体的反帝理论。陈独秀在运动中起草《北京市民宣言》，提出“最低要求”，其中包括“不抛弃山东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北京市民宣言》，《民国日报》1919年6月14日。其后，陈独秀关注帝国主义侵略与条约的关系，谓：“近代的国际战争，往往拿出极大的牺牲，所争得的并不是一块土地，不过是几项有利的通商条约。” 《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1920年3月1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也就是说，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其结果是强迫签订对自己有利的条约。反过来说，这些条约对被侵略国家而言，则是损害其国家权益的枷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明确提出反帝废约，主张：“废止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法权，清偿铁路借款收回管理权，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 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1922年6月），《陳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186页。因为，“所有条约都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人之奴券”。 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1924年9月3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574页。李大钊在五四之后经过研究，认为，“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曾与中国同样遭遇的日本，“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乃冒种种困难，完成其维新之大业，尊王覆幕，废止不平等条约，日本遂以回复其民族之独立，今亦列于帝国主义国家之林。”而中国自鸦片战争直到于今，“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 《狱中自述》（1927年4月），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等编：《李大钊诗文选读》，红旗出版社，2004年，第332页。

正是认识到不平等条约对民族独立和国家生存的严重危害，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反帝废约的政治主张。中共二大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5﹝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5～116、102～103页。1922年6月15日，中共在时局主张中首先提出：“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5页。这是中共以党的名义第一次公开表示反帝废约。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取消帝国主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实行保护税则，限制外国国家或个人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工厂及银行。”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41页。此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始终把反对帝国主义放在第一位。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诉求，其中又以废弃列强的经济特权为首要。或认为“中国和外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很多，如片面的关税协议，领事裁判权，租界，驻兵，内河航行权，矿山开采权，铁路建筑权，以及各种特殊条约，都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片面的关税协议。因为其余的不平等条约，还不是普遍的，是局部的”。即使是领事裁判权，也只是“使外国人在中国便利些罢了。他们的害处，还比较的轻”。而看关税不自主的害处，“那外国人民普遍的可以来侵夺中国的利益，中国人民普遍的受了苦痛。因此我们现在的经济，政治，社会，没有一方面，不受其莫大影响”。 陈启修讲演，马志振笔记：《关税自主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京报副刊》1925年11月6日。大革命后，社会舆论仍然认为，“不平等条约不取消，关税不能自主，都是我商业不能发达的致命伤。”经过五四运动暨六三运动，“都认识帝国主义者之野心，现在希望关税自主，而后商业才可发达”。 《反日会昨开六三纪念大会》，《申报》1928年6月4日，第13版。或指出，“在此打倒帝国主义的声浪当中，最紧要的便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什么废除不平等条约便是最紧要呢？因为帝国主义最终的目的是在经济侵略，而不平等条约便是达到经济侵略的护符。他们根据或借口条约上的规定，便可以任意侵略他人的国家，以达其经济底剥夺。”“要想打倒帝国主义，便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废约运动成功，便是帝国主义的末日”。因为，帝国主义最终的目的，是在经济侵略，“而不平等条约又为经济侵略的护符”。 杨伟能：《废约运动与帝国主义》，《东山》（广东） 1928 年第2-3期。

从历史源头来看，中国共产党反帝废约纲领的确立，承接了五四运动“外争主权”的精神。1924年4月19日，陈独秀与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必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项便是“恢复国权运动”。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其后，毛泽东更进一步阐发了五四运动的这一意义，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肯定其“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完整地阐释了中共的反帝理论。孙中山及中国国民党也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明确提出反帝废约的主张，将其作为国民革命的基本纲领之一。无疑，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反帝纲领的核心诉求，并体现了从排外到反帝的实质性变化，这一转折正是经过五四运动的“外争主权”而实现的。“从前中国和列强所订畸形式的条约，很少反对的人，现在大多知道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总之，以前在睡梦中的同胞，自从经过了五四运动，都觉悟了。” 唐乃炘：《从经济的观点来衡量五四运动》，《时代青年（上海1930）》1931年第36期。

四、“内惩国贼”：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内基础

如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是否仅仅进行单纯的对外斗爭，这是近代革命史上反帝反侵略的基本问题之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未能认识到反帝反封的同一性，或将列强作为单一的对象而忽略了它的国内基础和依托，或将反对清王朝与反侵略斗争相分离。五四运动的“内惩国贼”口号，完善了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内涵，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极具意义的启示。反帝反侵略斗争开始走出这一迷雾，与反封建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别开生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

由于时代的局限，五四之前的民众反抗斗争，未能将反侵略和反帝与反对国内封建统治者结合起来。如张太雷所说，中国民族运动的第一期，“是义和团式的原始的排外运动”。义和团失败后，开始了中国民族运动的第二期，“就是留学外国的中国学生与华侨推翻中国的坏政府而建设欧美式政治制度以谋中国的自强;辛亥革命就是这自强运动的总结。” 张太雷：《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中国青年》1925年第77、78期。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民众反侵略斗争，其目标对象基本是外来侵略者或外国人。从反入城、反洋教到义和团运动等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特征。如义和团的“扶清灭洋”或“助清灭洋”口号，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思想。反对清王朝的斗争也具同样的特点，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到辛亥革命，则将主要目标放在国内封建统治者身上。即使是较为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提出了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和理论，但亦存在这一局限。革命党人虽亦将“排外”视为“立国于天地之所极不可缺者”，但又认为，“特今日而言排外，当先用之于满洲。”假使此异族之政府，“犹岿然在上，则虽拼命于皙人，犹之奴耳。” ③ 《仇一姓不仇一族论》，《民报》1908年第19号。他们集全力对付清政府，认为“吾人欲救中国之再亡，当以先除满虏后拒列强为不二之法门”。 德如：《中国人之特别思想》（1919年1月），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5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9页。傀儡既覆，民国既立，“彼欧美之列强，见吾民族之实力若此，唯有敛手而退耳”。③辛亥革命虽比较前几次运动，“进步得多了”，但“辛亥革命只成功了一个狭义的民族主义——排满，而未认清中国革命的真正敌人是帝国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和纲领，革命党人在反清斗争中，还“以侵犯外人为大戒”。 超麟：《列宁主义——指导中国民族革命的理论》，《中国青年》1927年第25期。清政府被推翻后，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甚至一度放弃了民族主义。

五四运动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这一态势，在反对巴黎和会的同时而提出的“内惩国贼”，开启了将解决国内反动势力与对外诉求结合起来的先河，为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的产生提供了雏形。在这一思想及其实践的引导下，其后的反帝运动在理论上愈益走向成熟，形成了反帝必须反封的结论。运动爆发后几天，《每周评论》载文对此作了阐释，谓“青岛交涉失败，一半因为各国不讲公理，一半因为我国办外交的人有意卖国。强国的外交无论蛮横狡猾到什么田地，也必定要得弱国的承认，要得弱国里面有人替他帮忙，才能够偿他的心愿。”青岛交涉失败，“没有一处不是我们中国人引虎入室的”， 进一步说，“中国外交失败，无一处不是‘卖国贼播弄成熟的”。因此，“实行国民的外交，平民主义的外交，是一刻不容缓的”。 涵卢：《青岛交涉失败史》，《每周评论》第21期，1919年5月11日。五四运动通过实践体现这一“社会裁制”的精神，一班身居高位的卖国贼，以往人们“敢怒而不敢言”，而现在打破了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由此向人们昭示，“想要中国有转机，非实行社会裁制不可！” 毅（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每周评论》第23期，1919年5月26日。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陈独秀等也产生了这一思想。运动前，陈独秀提出，“对内的觉悟和要求，是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 《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1918年12月29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08页。接着，又主张“除三害”，即军人、官僚、政客，说：“中国若不除去这三害，政治能有清宁的日子吗？” 提出“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 《除三害》（1919年1月19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25～326页。此时，陈独秀反对军阀把持政权和除三害，还主要是从清除国内弊政的角度，尚未将其与反帝联系起来。五四运动后，随着山东问题内幕的披露，北京政府的丑行也公之于天下，“内惩国贼”与“外争主权”的密切关系亦为人们所认识。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当月，陈独秀便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阐发了反对卖国政府的主张。他说：“我们国民因为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除了对外，他还指出对内的觉悟，即“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指出：“我们国民的生存权利，被历来政府当局断送的已不知有多少，又何止山东的一个青岛几条铁路。……若没有社会制裁，那自专利己贪得心，谁也不免，这就是一个或少数人专制政治所以不能存在的根本。”而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因为山东问题，这是我们应该发生的对内“彻底的觉悟”。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平民征服政府”的宗旨。 《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1919年5月26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19页。接着，陈独秀又提出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问题，“要在大家热心盲从的天经地义之‘爱国声中，提出理性的讨论”。文中陈独秀更深入阐述了反对卖国政府的思想，指出：“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而“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做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然后对外一时万没有压迫别人的资格。若防备政府利用国家主义和国民的爱国心，去压迫别国人，简直是说梦话。”他的结论是，“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1919年6月8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24页。随后，陈独秀又说，五四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与党派运动同日而语”，国人由此进入“觉悟之时期”。而“此等觉悟之进程，以系由外交而及内政，由内政而至社会组织者”。 《在〈国民〉杂志成立周年大会上的致词》（1919年11月），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页。显然，陈独秀感到五四运动不是一个单纯的对外运动，而是“由外交而及内政”的运动。同时，他看到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对维护国权与国家政府的善恶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析，为推翻国内反动统治者提出了依据。

李大钊则直接从山东问题的视角，斥责国内反动政府的卖国行为和错误的外交政策，提出改变这一状况的信誓。他指出，“强盗政府们要根據着秘密外交拿人类正当生活的地方，当作他们私相接受的礼物，或送给那一个强盗国家，强盗政府，作扩张他那强盗势力的根据。无论是山东，是山北，是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承认，都要抗拒的。”批评历届政府，“历来对外的信条，总是‘以夷制夷;对内的信条，总是‘依重特殊势力。这都是根本的大错。……我们还是没有自主性，没有自决的胆子，仍然希望共同管理，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的莫大耻辱啊！” 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1919年5月18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7～339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五四运动的这一精神更得以进一步阐发，对内反对反动政府或“强盗政府”进一步明确为“打倒军阀”。中共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对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作了分析。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阻挠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造成军阀势力下之有名无实的统一政府做英、日、美的共同工具”。因此，“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二大宣言提出，“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5﹝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09～110、115～116页。陈独秀对此作了更深入的阐析，说：军阀们所以存在，决非偶然，他们有强大的基础，其中之一便是“国外帝国主义者的后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达的最高形式，他是依靠掠夺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而生存而荣华，所以自来各帝国主义者都不愿被他们压迫的民族能够自强，他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采用的政策，总是扶助比较黑暗的旧势力扑灭国民运动的新势力，在中国极力帮助袁世凯、段祺瑞压迫民党，这是以往的明证;现在对于地方的军阀还是明扶暗助”。⑥ 《怎么打倒军阀》（1923年4月28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7、438～439页。这一分析揭示了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说明两者已结成联盟，必须同时打倒。另一方面，要打倒军阀，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必须做民族独立运动，排除外国势力，造成自主的国家，以根绝军阀之后援。”有的人认为，“只须做拥护民权打倒军阀的运动，不必牵扯到反对帝国主义，多树敌人。”陈独秀批评说，“他们不知道中国在国际地位还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军阀自身究竟没什么真实力量，他们的屡次战争背后都伏有列强间势力竞争的意义。所以我们固然要根本上反抗列强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侵略，而目前最急的是要抵死反抗他们以各种名义的外债直接或间接供给军阀。”⑥

在这个时期，其他中共领导人也阐述了同样的看法。瞿秋白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自觉的一大进步”，“此后的民族革命运动便能有群众的、广大的范围;渐渐的将以前模糊的革命政纲变成很明了的革命口号——反对一切军阀，推翻帝国主义”。辛亥革命时期，“满洲贵族及士绅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孙中山要以农民阶级及游民无产阶级的联盟反抗他们”。辛亥革命以后，“农工阶级及一切平民的仇敌却是军阀阶级及买办阶级”。经过几十年的苦经验，“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再明白的宣言‘今后的革命，目的要在推翻帝国主义”，由此“‘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便充实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内容。” 瞿秋白：《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1925年3月），《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133～134页。也就是说，经过“几十年的苦经验”，至五四运动推翻帝国主义与反对国内反动阶级，已成为革命的任务和目标。其他中共领导人也对这一历史遗产作了阐释。如张太雷说：自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民族运动入了他的第三期。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但是无论五四运动如何失败，五四运动实开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张太雷：《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中国青年》1925年第77、78期。

从五四时期要惩处的“国贼”到后来要打倒的“军阀”，其名目虽有差异，但均秉具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的卖国内涵，两者无疑是一脉相承的。进而，中国共产党人又将其与封建主义联系起来。1925年9月，瞿秋白将“军阀”定为“封建”性质，撰文指出，“中国国内日趋于死灭的封建军阀，也已经比满清贵族更加丧失了好几倍的独立性;他们的存在和统治已经不能不完全依赖帝国主义，完全做帝国主义的走狗。”当国内民族解放的要求一天天“迫切起来”，“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自然一天一天的普遍起来”，这是“从五四运动以来”发展起来的革命斗争。 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向导》第128期，1925年9月7日。1929年3月，李立三指出，“要使自己发展，非排斥帝国主义不可”，这种思想的反映，“便造成空前的五四反帝运动”。由于北洋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共同压迫而导致反帝运动失败，资产阶级也认为，“要反对帝国主义，非打倒帝国主义的工具封建贵族阶级的北洋军阀不可”。 立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布尔塞维克》第5期，1929年3月1日。到30年代，瞿秋白更明确指出，“‘五四的遗产是什么？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无产阶级“决不放弃五四宝贵的遗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的彻底反抗封建残余和帝国资本主义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能够继续伟大的五四精神的社会力量！” 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瞿秋白不仅进一步提出“彻底反抗封建残余和帝国资本主义”的概念，而且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这一历史使命。

瞿秋白和李立三均将革命对象“军阀”定性为封建，可说是此后反封建的先声，随后这一主张被明确提了出来。1936年，张闻天在延安组织编写《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作为陕北公学的教材，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的群众革命运动”。因为，“五四运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同时也是主张民主、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封建思想与封建势力的一种民主运动。” 张闻天编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由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到“彻底反抗封建残余和帝国资本主义”，再到“反帝反封建”，这一反帝暨民主革命的理论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已形成了明确的概念。

在此基础上，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更深刻地揭示了五四运动的意义，完整地阐释了反帝反封建理论。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发表《五四运动》一文，指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五四运动》（1939年5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8页。又特地指出，“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并分析中国的革命的对象，说，“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 《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1～562页。在随后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再次对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作了更具体的分析。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对这两个任务的关系，毛泽东作了深入分析，说：“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637，637页。

由上可见，由五四运动的“内惩国贼”发展到“反封建”，即反对“本国的地主阶级”，这一理论更为成熟完善。虽然革命的对象的表述或基本概念有所不同，但其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反封建”是对“内惩国贼”和“打倒军阀”的本质概括，两者具有同一性，前者是整体的抽象表述，后者是各不同时期的具体指向。其中，“反帝”属于“民族革命任务”，“反封建”属于“民主革命任务”。“反帝反封建”是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提出的，同时，他又指出现阶段的革命对象，“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倒汉奸。”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2页。今天，中国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将它们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③显然，“反帝反封建”的提出，反映了五四运动“内惩国贼”主张的发展和科学化，标志着近代反帝理论的形成。

五、余论

由上可见，中国近代反帝理论的产生，与五四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或是其斗争精神和基本诉求的继续和发展，或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这一理论的产生，又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分不开，并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

近代反帝理论是一个内容丰富的体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军事等等方面，以上所述仅就五四运动所涉部分内容作了阐析。这些无疑是近代反帝理论中的主要内容，反映了中国反帝斗争和革命运动中的基本问题，此外还涉及其他方面。如五四运动是民众反帝革命运动，采取“直接行动”的斗争方式。陈公博说，经过五四运动，“我国便有了真正的民众运动，国民也有了熹微的觉悟”，此后“蹈厉发扬，再接再厉”。 陈公博：《五四运动的回忆和感想》（1921年5月5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77页。陈独秀解释五四运动与前此爱国运动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對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此外，五四运动又促进了文化领域的反帝运动。五四运动对于民众反帝和文化反帝的思想理论，均具开创推进之功。反帝理论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理论，其他理论或由此衍生，或与此息息相关。这一理论又是中国革命理论的核心，在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反对帝国主义列在第一位。因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无疑是中国社会最现实最急迫的需要，也由此彰显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民族利益的政党。

纵观近代中国的反侵略和反帝斗争史，经历了从“排外”到“反帝”的变化，而五四运动无疑是这一变化的转折。在某种意义上，“排外”与“反帝”具有同一性质，但两者有着显著甚至根本性差异。前者是一种感性的直观的反侵略斗争，尤其是笼统排外。 伤心人（麦孟华）：《排外平议》，《清议报》第68册，1901年1月1日。同时，排外又反映了各个阶级阶层不同利益的愿望，因此有不同表现形式和走向。如瞿秋白所说，“满洲贵族，士绅阶级，以及平民阶级——或所谓第三阶级及农民阶级，在民族自觉的初期，本有反抗‘外国的共同倾向。”不过，“在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各阶级在总的反抗列强的倾向里，渐渐暴露各阶级自己的本性，各阶级都想利用这一反抗专图自己的利益。”如满洲贵族——尤其是在庚子之役之后，“只有倒到列强的怀中，努力媚外，以求自存。” 瞿秋白：《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1925年3月），《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26页。这一源于“攘夷”意识的“排外”，又随着时局变化而转为另一个极端，清政府的惧外媚外正是“攘夷”意识的变转，也可说是传统“排外”的另一种走向。彼在“攘夷”意识下，“必求使外人之足绝迹于吾国之中，一排再排，而势不敌，悚然于排外之可以召祸也，则一变而为服从主义。劫于外人之威，怵于外人之势。知我之必非彼敌，黠者乃急假其威势以自固，资之为保护，椅之为生活。下者思安其生产，上者谋保其富贵。” 伤心人（麦孟华）：《排外平议》，《清议报》第68册，1901年1月1日。正是由于“昔时排外之策未工，不能有功，而反受其过，故一变其排外之手段，而勉为此媚外之手段，以求旦夕之安而已”。 《论中国民气之可用》，《时报》1905年6月13日。

与排外不同，“反帝”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反抗外来侵略的理论和方针，反映了新的时代需要，是新的阶级和政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世界潮流，为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提出的革命纲领和方案。“反帝”理论主张产生后，中国的反侵略斗争在思想认识上走出了误区。一方面，粗陋、直观的笼统排外被否定。人们已懂得，“中国国家独立与自由的障碍和束缚”，是外国列强在华享有的各种特权，而不是“外国个人在中国境内传教和通商”。我们“所要打倒的是外国商人教士背后的国家势力，并不是要打倒外国商人教士本身”。因此，出于“报复的感情”而“把‘洋鬼子赶走，洋教堂烧毁”等野蛮手段，现在“决不采用”。 召：《仇教排外与民众运动》，《现代评论》第5卷第112期，1927年1月29日。另一方面，对于列强仍以“排外”相诬蔑，则予以有力驳斥，指出：这是“为打破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运动者”，“完全是为着中华民族的自主”，“是本着世界民族平等存在的精神和正义”，“而不是无理取闹的排外”。 柳克述：《自主决非排外》，《学生杂志》1925 年第8期。不论是从“立国的原则”，或是“从人道公理”的角度，“全然在于情理之内的”，“须知‘排外与要求‘自己独立是截然两样的。”如果承认一国应有独立自主权的，那么“要求取消各国对于我们的不平等待遇就不应该说是‘排外！” 樵路：《葛洛生氏口中的中国排外运动》，《民国日报·觉悟》1925 年10月8日。

反帝主张和理论是对传统排外思想的扬弃，打破了以往的错误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对外立场。中共中央指出：“近百年的中国外交史，中国人在民族立场上曾有过两种错误观念。在义和团事变前，排外的观念占上风，其后惧外的观念占上风。”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1944年8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抗日文件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第440页。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在民族复兴的伟大斗争中提出和创立了反帝主张和理论，使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格局和态势。这一主张和理论发韧于反帝实践的五四运动，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的阐发，在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革命斗争历程的基础上而最终形成。毛泽东说，“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3页。在争取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吸收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将其融入到民主革命纲领之中，创立了自己的反帝理论。这一理论脱去了传统排外思想的缺陷，奠立在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坚持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根本宗旨，扣准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基本内涵，并与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内基础，即与反对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成为摆脱百年屈辱，复兴中华民族，建立新中国的指导思想。

与此不同，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虽在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接受了反帝主张，但随着它的右倾化而逐渐偏离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帝主张和理论，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国民党人承认，“从我们开始提倡打倒帝国主义直到现在，在关于这一类的宣传和解释，大概都被共产党包办了。国民党的理论虽和共党的不同，但是对帝国主义的解释，却是跟着他们一路走的。” 宙康：《日帝国主义者侵略之特性——土地侵略》，《中国公论》（上海）1937年第4期。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在统治全国后虽未抛弃“反帝”口号，但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很快发生变化，尤其对中共承继五四精神深为忧惧。戴季陶指责五四运动“根本上陷于一个大大的错误”，使中国青年由“朦胧的高热”“生出许多不正确的思想和信仰”，走向“偏激共产主义”的错路。因此，五四运动虽有成功，“然而也有很大的失败”。 戴传贤：《五四运动的功过与今后的趋向》（1929年5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先烈先进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第2册，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第1302页。国民党中宣部亦说，自五四运动以后，青年同胞被共产党“大施其诱惑催眠之伎俩”，“走入反社会反民族利益的歧途”而“被人误会怀疑及漠视”，“何等痛心”。 《中央宣传部为纪念五四运动告全国青年书》，《申报》1930年5月1日。蒋介石对五四运动的不满与日俱增，1943年甚至“称之为‘亡国的五四运动”。 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中华书局，2018年，第760页。

在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五四运动无疑具有开启新时代的意义，这是由于它本身所蕴含的性质所决定的，而并非因为后人的发掘和阐释。从根本上说，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外来侵略的种种灾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引致具有新的性质的反抗斗争，五四运动可说是势所必然和应运而生。胡适曾郑重地说：五四运动由“思想、文化的运动变为政治的性质”，“这不能说是一个错误，而应认为是历史的趋势。” 城北：《胡适先生五四谈》，《雪风》1947年第3期。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國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而“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9页。由于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使得这一认识发生变化，如黎琴南所指出，在“五四”结成狂潮，形成“突变”局面，也由此决定了五四运动复杂的历史任务。 黎琴南：《“五四运动”史的检讨》，《中国青年》（重庆） 1940年第4期。即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这一评说剖析了五四运动的内在性质，正由于此，它才能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后人也不断发见它的价值。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发生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从这一意义上说，又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9页。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一条大道”，由此为近代反帝主张和理论提供了最初的雏形，其后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中国民众之认识反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为真正的敌人，是自五四运动开始”。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五四纪念告全国同学书》，《中国学生》1926年第25期五四纪念特刊。如罗家伦所说，“凡是一件历史的事迹，时代隔离得愈远，其意义和影响，看得愈清楚。”五四运动也是如此，“他的意义是愈远愈能明了的”。五四运动虽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联系，但“终究是两回事”，就其本身而言，它是一个爱国政治运动。其最重要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它“不是学潮”，而是“国民革命运动”，其“‘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两句话”，“成为支配中国二十三年来一切政治外交的口号。”国民革命时期的“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北洋军阀”两个口号，也正是这一意义。 罗家伦：《从近事回看当年》，《世界学生》1942年第6期。其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五四运动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升华并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近代反帝理论的产生与完善，伴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映了这一过程及其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中国在近代遭受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反对帝国主义是最重要的历史使命，是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地位走上民族复兴的前提。正是这一现实需要，促进了马列主义有关帝国主义，以及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传入，这不仅反映马列主义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而且还体现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特点。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革命最基本理论的形成奠立了基础，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由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核心力量。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