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业环境责任解构与规制

朱梅　汪德根

[摘 要]全社会共同承担环境责任是党和国家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署，体现出一种职责义务层面的环境责任观。文章以旅游业为例，运用同心圆理论研究环境责任的内在结构和规制体系。首先，解析旅游业环境责任的责任者、责任对象、产生原因和内容体系。旅游业环境责任者包括旅游者、旅游社区、旅游企业和政府，他们基于7种可能的原因而承担环境责任;旅游业环境责任对象自内向外分布于人类、动物和无知觉环境3大圈层中，涉及旅游者、旅游社区、中国公众、外国公众、未来人类、家养动物、野生动物和无知觉环境;旅游业环境责任内容包括不干扰人类和动物圈层对象的消极权利、增进人类和家养动物圈层对象的积极权利、有限度满足人类圈层对象的偏好和不贬损无知觉环境4项，具体涉及11项基本规则和21项具体准则。随后，构建旅游业环境责任的多元规制体系，并明确规制内容、规制相关主体和规制措施。从自我规制和政府规制两大方面，形成德性培育机制、激励约束机制、法律规制机制和行政规制机制等具体措施。

[关键词]旅游业环境责任;解构;规制;同心圆理论;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9）04-0077-19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4.012

引 言

随着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中国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支持。近年来，中国作出了一系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性安排，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思路日渐清晰、政策措施不断深化。在众多政策文件中，2015年颁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全面专题部署的纲领性文件，其亮点之一是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人人有责、共建共享的过程[1]。不同于传统的“谁污染谁负责”的环境责任观，《意见》通篇体现了人人都是生态文明建设者的理念[1]，即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应承担环境责任，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对环境责任的认识步入新阶段。从内涵上看，传统的环境责任是一种归责层面的责任，强调通过事后纠纷解决来弥补损害和抚平伤害，建设性与预防性不足[2]，且将责任主体限定为污染者，覆盖面较窄;而《意见》提及的环境责任更多是指一种职责义务层面的责任，强调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应对环境负责，做好份内的事，反映出中国政府动员全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决策部署。十九大再次强调要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进一步体现出职责义务层面的环境责任观。从职责义务层面来看，环境责任是全体社会成员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而不仅仅是对污染者强制的惩罚。这一从被动的事后补救到主动的事前预防[2]、从单一的污染者负责到多元的社会全员负责的环境治理理念转向，对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着重探讨职责义务层面的环境责任。

十九大报告和《意见》对全体社会成员环境责任的规定只是原则性的。如何落实该项环境责任，成为实践界和学术界面临的共同课题。目前，相关实践和研究中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尚不足以回答这一课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环境责任范畴不明晰。

首先，在实践方面，尽管党和国家提出了人人

有责理念，但在环境立法和环境行政管理中对“誰承担环境责任”“对谁承担环境责任”“为什么承担环境责任”“承担什么环境责任”等基本问题尚未给出明确答案。这些问题既是环境责任范畴研究的前沿性命题，也是环境责任规制实践的前提性命题，不应被忽视或绕过。

其次，在理论研究方面，对环境责任内涵的双重性达成共识，但对职责义务层面环境责任的内在结构认识模糊。学者们已认识到单一的归责层面环境责任的弊端，倾向于从职责义务和归责两个层面界定环境责任。由于研究视角差异，学者们对这两个层面的命名不尽相同，常见的有第一性环境责任和第二性环境责任[3]、预期环境责任和过去环境责任[2]、广义环境责任和狭义环境责任[4]等，但内涵基本一致。然而，相关研究的不足在于围绕职责义务层面环境责任范畴的探讨欠深入：其一，关于“谁承担环境责任”，虽有学者提出社会各主体均应承担环境责任[5]，但现有研究大多以单一责任主体作为研究对象，缺少对政府、企业、个人等责任主体的综合研究。政府或企业研究方面，既有对政府或企业的总体性研究[6-10]，也有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等的细分研究[5，7，11]。个人研究方面，以环境责任行为或环境行为探讨为重点，涉及公众、居民、公民、旅游者、消费者等多种细分主体，且近年来对公众、居民和旅游者关注度较高。其二，关于“对谁承担环境责任”，作为环境责任的客体，环境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但在研究中却常被虚置化。学者们对环境的分析不够深入、科学，以致对环境责任的理解流于形式。现有研究常将环境责任简单视为环境保护责任或义务，而基于各环境要素特性与需求解析的环境责任厘定较少见。其三，关于“为什么承担环境责任”，学界对环境责任产生原因的理论解释存在较大分歧[5]，未取得一致看法。现有研究涉及外部性、利益相关者、可持续发展、庇古税、产权、环境权、公共职能、福利行政、善治、环境安全保障义务等数十种理论[5，11]，但大多是对“西式”理论的简单演绎，缺乏对涵盖各类主体的环境责任理论解释框架的系统论证。其四，关于“承担什么环境责任”，政府或企业研究方面，相关探讨较少，且主要是浅层次的描述性分析，如依照主体能力[7]、责任级别等建立政府或企业环境责任内容体系。个人研究方面，主要表现为对环境责任行为维度的探讨，如依照解决环境问题的手段、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贡献程度等建立公众、居民或旅游者环境责任内容体系。学界对环境责任行为的构成存在单维和多维两种不同观点，研究成果颇丰，但国内量表主要借鉴国外量表，大多处于对国外研究的跟随状态。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量表进行本土化开发，但该内容体系基于旅游者个体行为表现进行构建，具有专门性，无法覆盖政府、企业或其他个体。总体上，现有研究对环境责任范畴的认识尚不完备，尤其缺乏对多种责任主体的综合研究。

二是环境责任规制不完善。

首先，在实践方面，社会全员的环境责任停留在党和国家政策层面，仅是一种前瞻性政策指引，没有深入法律和行政层面，未构建起完善的政府规制体系。其一，表现为法律层面的法规制度不健全。现有法律对社会全员环境责任的规定还很零散，未做针对性和整体性设计，以致环境责任规制缺乏系统的法律依据。其二，表现为行政层面的落实方案不到位。当前，政府未形成对社会全员环境责任的组织、宣传、监管、控制等具体措施，以致环境责任规制缺乏长效的落实机制。

其次，在理论研究方面，侧重单一主体环境责任驱动机制及规制方案的探讨，缺少对政府、企业、个人等多种主体的通盘考虑，且提出的规制方案相对狭窄。由于研究对象选取和学科视角切入的差异，学者们对环境责任的主要驱动因素和重点规制方向的认识存在一定分歧。其一，关于“如何提升环境责任”，环境责任的提升过程是复杂的。受内部和外部两大类因素影响，主体主动或被动做出承担环境责任的行为决策。这两类因素的作用过程循序递进、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孰重孰轻难以一概而论。第一，政府或企业环境责任研究者多从环境法学、环境经济学出发[8]，视角相对宏观，更看重外部制度因素的驱动作用。现有文献以外部驱动机制分析居多，围绕供应商、消费者、公众、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展开，驱动机理是通过外部压力促使主体克服惰性。在诸多利益相关者中，研究者大多认同来自政府的制度因素对主体环境责任行为选择的强制性驱动作用，认为这种外部制度因素是促进主体履行环境责任的决定性因素[10]、主导因素、重要原动力和必由之路[3]。内部驱动机制分析相对较少，涉及成本一收益分析、内部利益相关者意志或诉求、治理水平[38]、财务状况[6]、管理者人口统计特征[39-40]、管理者态度[40]等驱动因

素，并以成本一收益分析最为常见。研究者认为政府、企业既是“经济人”又是“社会人”，除了考虑经济成本和收益以外，还会考虑创新、竞争、社会认同、声誉、政治等方面成本和收益[37，41]。当综合收益大于成本时，主体会选择主动承担环境责任。第二，个人环境责任研究者多从环境心理学、环境教育学、环境社会学出发[42]，视角偏微观，更看重内部心理因素的驱动作用。旅游者环境责任驱动机制是近年来相关文献的关注热点，涉及旅游者心理因素、人口统计特征、旅游地因素等内外部驱动因素[43-47]，尤以地方依恋、旅游地意象、满意度、价值观、旅游体验、环境敏感性、旅游涉入、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等内部心理因素分析为多[43-45，48-51]。多项研究证实了内部心理因素特别是地方依恋、旅游地意象、环境态度[45]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重要驱动作用。相对而言，旅游地政策制度、环境质量、地方特征、社会规范等外部因素也会影响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43，46，52]，但常作为情境因素纳入既有心理性模型[42]，缺乏专门性分析。此外，公众及居民研究中也存在类似情况，相对偏重内在心理性变量分析[42]，常将外在因素视为环境行为实施情境的一部分[42]，缺乏对更为宏大的外在因素的单独探讨[42]。其二，关于“如何规制环境责任”，一方面，基于对外部制度因素驱动作用的普遍认同，政府或企业环境责任研究者着重探讨了法律规制、行政规制等传统的政府规制手段[9，53]，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规制建议。另一方面，基于对环境责任内部驱动机制的实证分析，部分个人或企业环境责任研究者建议采取引导、刺激、沟通、教育等管理措施促使主体主动地承担环境责任[50，54-55]，这实质上属于管理部门介入下的自我规制手段。例如，范钧等在深入系统阐述旅游地意象、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提出比制定规章制度更积极有效的做法是完善旅游地认知意象体系、强化旅游者情感体验管理和培育旅游者地方依恋，这是一种环境责任规制新思路。由于研究历史较短，相关管理措施相对比较零散，尚未形成完整的治理机制。事实上，政府规制难以应对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将自我规制“嵌入”现代规制国家之中正成为规制的新形态[56]，具有较强研究价值。总体上，现有研究缺乏对面向多种主体的.涵盖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两种手段的环境责任规制体系的统筹思考。

概言之，环境责任的范畴澄清及规制完善是动员全社会承担环境责任的关键因素。其中，范畴澄清是落实环境责任的理论前提，规制完善是落实环境责任的现实途径。从理论上看，尽管现有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对环境责任范畴和规制的认识尚未系统化，仍缺少一个统一理论框架对环境责任各基本问题同时进行梳理与解释。在此背景下，引人多元理论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多元理论因使用了不同理论的要素而具有在各种情况下均有吸引力的优势，而同心圆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包容性和弹性的多元理论[57]，是一种隐喻人类自我与环境他者关系的多元环境正义论。该理论从环境正义视角审视自我对他者所负有的环境义务，对自我、他者、负有义务的理由、负有义务的数量和程度等均有深刻剖析，为环境责任中“谁”“对谁”“为什么”“什么”等基本问题的解答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从实践上看，作为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的系统工程，社会全员的环境责任落实势必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旅游业是建设生态文明最具优势和潜力的产业[58]，具有低能耗、低排放、高关联带动性的特点，是理想的环境责任渐进式推进的先导产业。可见，以旅游业为例进行研究具有较好的典型性和示范性。鉴于此，本文基于同心圆理论，以旅游业为例，围绕环境责任的内在结构和规制体系展开探究，以期为其落实提供借鉴。

1 环境责任的辨析

1.1环境责任的逻辑基点：环境正义

有别于环境责任研究中常见的环境法学、环境经济学、环境心理学等视角，环境正义关涉环境事务中的分配正义，是环境哲学领域的前沿理论。环境正义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39]，主张对环境保护与利用中的环境利益与负担进行公平分配[60]。1982年美国华伦县居民针对政府在当地建设有毒废物填埋场的计划举行了大規模示威游行，史称“华伦抗议事件”[59]。该事件拉开了广受关注的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序幕。随后，不少环境哲学学者对环境正义展开了理论建构，并经历了3个主要研究范式或阶段[61]。第一种研究范式是在环境正义概念提出之初出现的，运用社会学的调查统计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以揭示环境不正义现象的存在[61-62]。该范式的话题主要集中在环境种族主义层面，但后来越来越远离环境正义问题本身，偏向于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探讨[61-63]。第二种研究范式运用环境正义思想，对当代环境伦理研究中存在的重人与自然

关系、轻人与人关系的倾向进行批判[61-62]。该范式更多的是将环境正义视为一种视角，而对环境正义的内涵缺少进一步阐释[61]。第三种研究范式是随着环境正义理论研究的深入而出现的，从正义理论切人，分析环境正义之“正义”本身的内涵[61-62]。分配正义是环境正义问题中的最基本维度[62]，此外，还涉及承认正义、参与正义、制度正义等[61，64-65]，但这些正义其实可归于分配正义[65]。因此，该范式主要是基于分配正义思路的。

环境正义应成为环境责任落实的逻辑基点，这是因为：（1）在诉求方面，环境正义与环境责任落实具有内在契合性。环境正义要求兼顾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既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也追求人与人和谐发展，关乎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福祉。落实社会全员环境责任是党和国家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署。生态文明也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当代人之间的公平以及代际公平[66]，是关系人民福祉的长远大计，与环境正义的诉求高度契合。（2）在内容方面，环境正义框定了环境责任落实的边界。环境正义有助于决定哪些人该承担哪些责任，并确保人们没有被不公正地要求承担过多的责任[67]，为环境责任分配提供了准则和依据。（3）在效用方面，环境正义能避免环境责任落实的社会不公。“华伦抗议事件”是美国社会长期广泛存在的环保负担被不公正分配现象的缩影[59]，也值得中国政府引以为戒。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坚持环境正义，以避免政府、企业、个人环境责任分配中可能的社会不公。

1.2环境责任的理论架构：同心圆理论

如前所述，随着环境正义理论研究的深入[61]，学者们着重从正义理论出发探究环境正义。其中，美国哲学家Wenz的《环境正义论》被认为是领域内的开创性著作[68]和代表作[69]。該书系统全面分析了正义诸理论与环境正义间的关系[69]，并建立了一种新的多元环境正义论，即同心圆理论。其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深入阐述了各种正义理论用于分析环境正义问题的优点和局限性。该书对正义诸理论的分析是详细[70]、可信和全面的[71]，涉及德性理论、自由派理论、效率理论、人权理论、动物权利理论、功利主义理论、成本效益分析理论、罗尔斯的正义论、生物中心个人主义理论和生态中心整体论等多种理论[69-70]，使当代西方正义诸理论特别是分配正义论得到较为彻底的检验[69]，为同心圆理论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将其对正义诸理论的分析框架及观点用于相关环境哲学命题研究中。例如，借鉴其对环境事务相关正义理论的分析框架，从经济、权利、社会、环境等方面梳理各种正义理论、原则和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地下水治理中正义的重要性[70];引用同心圆理论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功利主义及生态中心整体论的论述，对可持续人类安全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伦理批判，提出只有生态中心伦理才能支撑人类可持续繁荣[71]。第二，运用反思平衡方法发展出同心圆理论。同心圆理论吸收了各种正义理论的要素，因而具有广泛的指导作用[57]，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很多研究者对同心圆理论观点进行了介绍分析，并给予其颇高的评价。具体来说，相关研究涉及研究论文[57，72-75]、综述[68]、书评[69]等多种类型，认为同心圆理论对环境正义进行了全方位解读[75]，是具有重要时代意义[74]的有用[73]理论，且对中国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也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69]。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对其理论应用展开了探索，但主要表现为对同心圆理论部分观点的应用，尚未发现对同心圆理论整体框架的系统应用。例如，借鉴同心圆理论关于环境道德关怀对象处于不同同心圆上的观点，提出宠物、农场动物、野生动物由近至远分布于不同同心圆上，并借此解释某些农户及消费者对待宠物和农场动物的态度差异现象[73];以同心圆理论提出的亲密性程度差异为主要依据，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进行层级及顺位设定，构建起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主体同心圆结构[76]。总之，学术界对同心圆理论的认可度较高，相关探讨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在学科领域上以环境哲学研究者关注为多，其他研究者关注较少;二是在内容上以介绍性分析为多，系统性应用较少。因此，拓宽同心圆理论应用的学科领域和内容深度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对于环境责任研究而言，同心圆理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73]理论架构。该理论借助同心圆模型阐述环境正义思想：（1）将人类的环境责任隐喻为一系列以自我为圆心、以与他者亲密性为半径的同心圆。（2）将人类的道德关怀对象从生命主体延伸至无知觉的环境构成成分。（3）提出亲密性由自我对他者所负责任的数量和程度决定，人类、动物、无知觉环境3大国层自内向外呈同心圆状排列。（4）解释或证成自我对他者承担环境责任的原因及规则。这是一种合理且可辩解的理论，本身并不提供答案，而是提供一个整体框架[67]。同心圆理论对环

境责任各种相关要素均有细致的理论阐释与经验分析[69]，有助于形成对环境责任范畴的新的诠释。

1.3环境责任的实现方式：多元规制

对于如何落实环境责任，同心圆理论本身提供的解决方案是预知合作原则。该原则要求个体在环境保护中预期到自己所在社会群体中其他个体的行为，并使自己的行为好于其他个体的行为。如果能够充分合作，即各类社会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遵循该原则，那么人类对环境所造成的负担将日益减少，最终的理想结果是构建起一个平等主义的环境优美的世界。需要指出的是，预知合作原则是以人们高度道德自律为预设前提的，从根本上说是通过主体的自律来实现环境责任。事实上，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环境责任既包括环境道德责任，又包括环境法律责任[77-78]。在人们普遍缺乏严格自律性的现状下，仅凭道德良知的内在约束来落实环境责任是不够的。因此，环境责任的实现方式应多元化：（1）基于自律的自我规制。依照预知合作原则，通过德性培育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各类主体自我约束。（2）基于他律的政府规制。通过法律规制机制和行政规制机制加强对各类主体的外在约束。

2 旅游业环境责任的解构

同心圆理论将人类自我与环境他者的关系描绘为一系列同心圆：自我居于圆心，他者居于具有不同半径的同心圆上，而半径取决于自我与他者的亲密性。《环境正义论》对该理论进行了专章论述。沿袭了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对现实生活细致关注的特点[69]，同心圆理论的阐释中穿插了大量的日常生活案例。尽管特别列出了同心圆理论所要解释或证成的十大主题，但仍有不少重要观点散见于全章各处。在此，对同心圆理论的主要观点[67]进行摘录和整理（表1），以呈现该理论关于自我对他者所承担义务的秩序论证的概貌。

2.1旅游业环境责任者

依据同心圆理论，本文对旅游业环境责任的内在结构进行解构（图1）。旅游业环境责任者，即旅游业环境责任的主体，对应着同心圆模型中的人类自我，是对“谁承担环境责任”的回答。人类自我通过个人、组织、政府来实现对环境他者的责任[67]，具体到旅游环境事务中涉及旅游者、旅游社区、旅游企业和政府。他们是旅游业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直接利益相关者，涵盖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多种主体，符合中国政府人人都是生态文明建设者的执政理念。借鉴同心圆理论构建的原因框架（表1），对旅游业环境责任者承担责任的原因作如下归纳及举例阐释：（1）已因他者而受益。例如，旅游企业依托旅游市场和旅游社区支持而营利，因而旅游企业有责任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社区环境利益。（2）具有帮助他者的有利条件。例如，政府享有法定的环境管理权力，尤其在中国“强政府”状态下，政府具有维护公众环境利益的有利条件，因而政府应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社区环境利益。（3）与他者承担了同一项计划。例如，旅游者和旅游社区既是参与旅游生态文明建设的代表性公众群体，也是受旅游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影响的代表性公众群体，因而旅游者力行环保是对旅游社区负责的表现，而旅游社区力行环保也是对旅游者负责的表现。（4）与他者追求着同样的目标、理想或传统。例如，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是旅游社区居民的共同目标，因而居民个体承担环境责任是对其他居民负责的表现。（5）担负了对他者的承诺。例如，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政府向公众作出的庄严承诺，因而承担旅游业环境责任是政府兑现自身承诺的重要表现之一。（6）相关行为对他者有强烈影响。例如，旅游开发企业项目开发不当极易损害旅游社区和旅游者环境利益，因而旅游开发企业应严格执行环评制度。（7）已对他者造成环境不公。例如，旅游者出游行为加剧旅游地碳排放，造成对旅游社区的环境不正义，因而旅游者应实施碳补偿。这是对“为什么承担环境责任”的回答。

2.2旅游业环境责任对象

旅游业环境责任对象，即旅游业环境责任的客体，对应着同心圆模型中的环境他者，是对“对谁承担环境责任”的回答。作为人类的道德关怀对象，环境他者居于若干个以人类自我为圆心、以亲密性为半径的同心圆中。通常，对于越靠近同心圆里层的环境他者，人类自我所负的环境责任越多且越重。具体来说，旅游业环境责任对象自内向外分布于3大圈层中（图1）：（1）人类圈层。该圈层责任对象是人类生命主体，包括当代人类和未来人类，具有消极权利、积极权利和偏好，责任者应对其加以维护和满足。在人类圈层中越靠近里层人越少，并且应优先帮助与责任者身处同一共同体中的成员，而不是本国或地球上其他地区的人们[67]。为此，将旅游业环境责任对象由内而外细化为旅游者、旅游社区、中国公众、外国公众和未来人类。其中，旅游者和旅游社区与旅游业环境责任者同属于直接的旅游利益相关者，并以旅游者为最重要的直接相关者[79]，因而居于人类圈层的第一和第二子圈层;中国公众、外国公众和未来人类受旅游业环境责任者影响逐次递减，因而居于人类圈层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子圈层。（2）动物圈层。该圈层责任对象是非人类生命主体，包括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其中，家养动物具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野生动物具有消极权利，责任者应对其加以维护。在旅游业环境责任对象中，家养动物主要是作旅游表演、旅游交通工具、旅游商品等用途的動物。它们依附于人类而生存，人类在道德上有义务照顾它们，因而居于动物圈层的第一子圈层。野生动物主要是在旅游地尤其是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区等野外环境中独立生存的

动物。它们不应被人类干预，因而居于动物圈层的第二子圈层。（3）无知觉环境圈层。该圈层责任对象包括有机物、动植物物种、生物群落和岩石圈等[67]，不具有权利，但责任者应减轻对其的破坏性影响。在旅游环境事务中，主要涉及旅游地生态系统保护和资源能源节约。

2.3旅游业环境责任内容

旅游业环境责任内容，即旅游业环境责任的规范，对应着同心圆模型中自我对他者承担环境责任的具体形态及规则，是对“承担什么环境责任”的回答。基于同心圆理论对环境责任规则的理论证成（表1），本文构建起包含4大种类、4项一般原则、11项基本规则、21项具体准则的旅游业环境责任内容体系（表2）。

2.3.1有关消极权利的责任

有关消极权利的旅游业环境责任涉及人类和动物圈层，不受责任对象所在同心圆位置远近的影响。生存权、自由权等消极权利是不被干涉或打扰的权利[69]。一般而言，人类和动物的消极权利均应得到尊重。有时，消极权利之间会产生冲突，对此在人类行为中生存权优先于自由权，在动物间互动中自由权优先于生存权[67]。例如，当某人利用其自由侵犯他人生命时，环境责任者应优先维护他人的生存权;当某掠食动物利用其自由侵犯其他动物生命时，环境责任者应优先维护掠食动物的自由权。在旅游生态文明建设中，旅游业环境责任者应承担起不干扰人类和动物圈层中各类责任对象消极权利的责任，不管其在同心圆中距离自己远近。不干扰的基本规则是：（1）不污染和不伤害。不污染旅游环境，不伤害他人和动物，维护人类和动物享有健康有利环境的基本权利。（2）劝阻和阻止。劝阻他人污染旅游环境，阻止人伤人、人伤动物、动物伤人事件发生，通过限制部分人类和动物的自由权，维护相关责任对象的生存权。（3）不介入。不介入野生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维护动物的自由权。

2.3.2有关积极权利的责任

有关积极权利的旅游业环境责任涉及人类和家养动物圈层，受责任对象所在同心圆位置影响较大。人类的积极权利具有自明性，而家养动物的积极权利则因其依附于人类而形成[67]。积极权利要求环境责任者向责任对象提供积极帮助，以增进其环境福利。该责任不是均等的：责任对象距离越近，环境责任者所负责任越大，反之亦然;积极权利越亟须满足且越能有效满足，环境责任者所负责任越大，反之亦然。在旅游生态文明建设中，旅游业环境责任者应承担起增进人类和家养动物圈层中各类责任对象积极权利的责任，且对旅游者、旅游社区、中国公众、外国公众、未来人类、家养动物的责任顺次递减。增进的基本规则是：（1）依责任对象增进。责任对象有亲疏远近之分，应以旅游者、旅游社区等直接旅游利益相关者为先，中国公众、外国公众、未来人类、家养动物等间接旅游利益相关者为次。（2）依权利内容增进。积极权利的增进有轻重缓急和难易繁简之分，应优先帮助责任对象达成最急迫、最易实现的环境福利权利。

2.3.3有关偏好的责任

有关偏好的旅游业环境责任仅涉及人类圈层，受责任对象所在同心圆位置影响较大。一味追求满足人类偏好势必会侵犯人权或损害人类以外的环境。因此，环境责任者应在尊重人权以及人类以外环境的基础上有限度地满足责任对象的偏好。该责任不是均等的：责任对象距离越近，环境责任者所负责任越大，反之亦然;偏好越强烈、越非人为、越理性，环境责任者所负责任越大，反之亦然。一般地，积极权利比纯粹偏好具有更大的道德影响力[67]，故而环境责任者应优先对积极权利而非偏好作出响应，哪怕偏好有待满足者比积极权利有待维护者距离自己更近。在旅游业生态文明建设中，旅游业环境责任者应承担起有限度满足人类圈层中各类责任对象偏好的责任，且对旅游者、旅游社区、中国公众、外国公众、未来人类的责任顺次递减。有限度满足的基本规则是：（1）积极权利优于偏好。在多重诉求下，不论责任对象孰近孰远，优先维护积极权利而非满足偏好。（2）权衡后满足。满足责任对象自然的、理性的偏好，弃绝其有损人权和人类以外环境的人为的、非理性的偏好。（3）依责任对象满足。首先满足旅游者、旅游社区等直接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偏好，其次满足中国公众、外国公众、未来人类等间接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偏好。

2.3.4有关生态系统的责任

有关生态系统的责任涉及无知觉环境圈层。无知觉的环境构成成分不具有权利，且在同心圆中所居位置较疏远，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将其放在最后一位考虑。生态稳定和生物多样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80]，环境责任者应避免贬损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当损害无法避免时，应使之最小化，并做出补偿。在旅游生态文明建设中，旅游业

环境责任者应承担起不贬损无知觉环境的责任。不贬损的基本规则是：（1）不损害。避免损害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2）不浪费。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并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3）生态补偿。对生态系统贬损或保护成本进行多元补偿。

3 旅游业环境责任的规制

对于环境责任的落实，同心圆理论仅提出了道德自律层面的解决方案，即预知合作原则。如前所述，该原则的预设前提是人们高度道德自律，而社会现状却是人们缺乏严格道德自律，理想与现实之间落差明显。可见，在推动旅游业环境责任落实方面，仅凭责任者内部的自律方案不免捉襟见肘，有必要从外部引入他律方案和自律促进方案。其一，引入政府规制这一他律方案。作为外在的他律，政府规制为被规制者设定最低目标和要求[81]，是众多研究者认同的环境责任规制手段[9，13，53]。得益于政府的强力介入，政府规制是一种直接、高效[82]的他律方案。其二，引入自我规制这一自律促进方案。与政府规制容易引发规制者与被规制者对立不同，自我规制更容易建立信赖与合作关系、更贴近市场、更容易创造有力规制手段[56]，是政府规制的有益补充。理论上自我规制属于规制对象自身内部的自律行为，但实际上纯粹的自我规制很少存在[56]，成功的自我规制多有政府监督隐藏于后[83]。因此，自我規制往往是政府间接介入下的自我规制，是一种新兴的自律促进方案。总体看来，对于落实旅游业环境责任，自我规制的作用是通过诱导性措施[56]促使

责任者激发承担责任的主动性，政府规制的作用是通过命令与控制[56]措施促使责任者克服逃避责任的惰性。综上，为深化和扩展同心圆方案，在预知合作原则基础上，提出基于自我规制和政府规制的旅游业环境责任多元规制体系（图2）。

不难发现，无论是自我规制还是政府规制，均需政府介入，以形成管理层面的旅游业环境责任落实方案。其一，自我规制方面的落实方案。政府财政人力有限，其介入自我规制的形态应多样化[56]。为提高自我规制效率，政府应吸纳多种社会管理力量，通过诱导性措施[56]开展合作治理。因此，旅游业环境责任自我规制体系需要政府领导下的多种单位间接介入，通过教育与引导措施诱导责任者自律。首先，通过德性培育机制促进责任者个体自律。德性培育机制是一种旅游环境道德教育措施，旨在促进个体将环境责任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追求。该机制重在对个体环境道德品质的塑造，是一项长期见效的基础工作，对旅游业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从内因看，环境责任行为是个体环境道德品质的自然外显。随着个体环境道德品质的提高，旅游业环境责任的主动遵从率也会大大提高。其次，通过激励约束机制促进责任者集体自律。激励约束机制是一种旅游业环境责任行为引导措施，旨在激发良性环境行为和限制不良环境行为。该机制重在对责任者外在行为的柔性调控，为责任者提供具体的行动指南，进而推动旅游业环境责任落地。其二，政府规制方面的落实方案。在政治学视野下，政府规制意味着国家权力对个人或组织行为的限制与影响[84]，更多使用广义上政府的概念，即国家权力机关的整体，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85]。因此，旅游业环境责任政府规制体系需要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直接介入。首先，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和社会监督对责任者进行法律规制。其次，通过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对责任者进行行政规制。法律规制机制和行政规制机制是政府通过多种强有力手段介入旅游业环境责任的措施，重在对责任者直接监管，具有较强影响力。

3.1旅游业环境责任的自我规制

3.1.1规制思路

一是規制内容。当前，不少旅游业环境责任者对自身所负环境责任不甚了解，其自我规制也就无从谈起。为此，应在德性培育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中普及以下内容，以帮助各责任者明确自身环境责

任：（1）旅游业环境责任的知识。向责任者澄清旅游业环境责任承担中的“谁”“对谁”“为什么”“什么”等基本问题，并用不干扰等4项一般原则、不污染和不伤害等11项基本规则和不污染旅游地现有环境等21项具体准则（表2）指导责任者自我规制。（2）旅游业环境责任的要求。同心圆理论要求各责任者按照预知合作原则去行动。该原则有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同一责任者群体中每个个体应承担相似的环境责任。这要求个体在行动时避免成为所在群体中的“拖后腿者”。例如，旅游者个体在承担环境责任时应预期到其他旅游者的行为，并确保自己的行为不“拖后腿”。旅游社区居民个体、旅游企业个体、各级政府个体亦如是。第二，责任者承担环境责任并不意味着弃绝所有快乐与偏好。环境责任仅拓展到可能事物[67]，所以责任者不必倾尽所有，只需量力而行。由此，公众环境道德教育中常见的少开汽车（而非不开汽车）、少用空调（而非不用空调）等倡议也就不难理解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旅游业环境责任各项原则、规则和准则的作用首先是帮助责任者辨明环境保护中的是与非，其次是引导责任者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二是规制相关主体。自我规制是旅游业环境责任者主动对自身活动进行控制和规范的一种规制形式，其中规制者和被规制者的角色是重叠的[86]。因此，旅游者、旅游社区、旅游企业和政府既是规制者又是被规制者。如前所述，自我规制需要政府借助多种社会管理力量与管理措施介入。因此，应以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多种单位作为规制促进者，以德性培育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作为规制促进手段，充分诱导[56]各责任者实施自我规制的主动性。在自我规制系统内，各种力量相互作用达成一种平衡状态，它们之间形成合作与相克交织的关系[87]。因此，针对不同机制和不同责任者，规制促进者也应有所不同：（1）在德性培育机制中，面向旅游者、旅游社区居民等生活中的责任者，应以环保部门及社会组织、旅游部门及行业组织、新闻媒体、学校、旅游企业等作为规制促进者。（2）在德性培育机制中，面向旅游企业员工、政府公务人员等工作中的责任者，应以相关企业、机关等用人单位和相关院校等教育单位作为规制促进者。（3）在激励约束机制中，面向旅游者、旅游社区、旅游企业等私人主体，应以环保部门及社会组织、旅游部门及行业组织作为规制促进者。（4）在激励约束机制中，面向政府，应以行政系统和行政机关作为规制促进者。

3.1.2规制措施

一是面向旅游者和旅游社区居民的德性培育机制。旅游者和旅游社区居民属于生活中的责任者，对他们的环境责任德性培育可借助社会公德教育途径来实现。面向公民的环境教育形式可概括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大类，且针对不同层次的对象所采取的教育形式应有所不同[88]。鉴于旅游者和旅游社区居民大多是成年人，建议以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为主，以学校教育为辅。具体措施包括：（1）发挥环保部门及社会组织、旅游部门及行业组织对旅游者和旅游社区居民的引导作用。通过提升旅游者和居民的地方依恋[17]、环境态度[21]等，促进其做出环境责任行为。通过发布旅游环境监测数据、举办旅游环保科普和实践活动等形式，引导旅游者和旅游社区居民按照旅游业环境责任的原则、规则和准则建立合理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例如旅游者避免高耗能、高污染的铺张浪费消费行为，居民摒弃滥垦、滥牧、滥伐、滥采、滥挖、滥猎和高碳排放的生产生活行为。此外，对于小尺度旅游地居民，还可采用人户旅游环境教育的形式进行引导。（2）发挥新闻媒体对旅游者和旅游社区居民的宣传监督作用。通过旅游地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向旅游者和旅游社区居民宣传旅游业环境责任知识及要求，并对其不当行为进行舆论监督。（3）发挥旅游企业对旅游者的提醒示范作用。一方面，通过游客须知、游览交通图、导游讲解、广播和标识牌等，提醒旅游者积极承担环境责任;另一方面，通过创建绿色旅游饭店、低碳旅游示范区等，塑造良好的企业环境形象，以形成对旅游者承担环境责任的正面示范效应。（4）发挥学校对旅游社区居民的教育作用。将旅游业环境责任纳入旅游地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中，并结合各地实际做出明确的教学内容编排和课时量要求。一方面，通过对学生的课堂教学，实现对未成年居民的教育;另一方面，通过课外亲子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家长参与，将教育对象延伸至成年居民。

二是面向旅游企业员工和政府公务人员的德性培育机制。旅游企业员工和政府公务人员属于工作中的责任者，对他们的环境责任德性培育可借助职业道德教育途径来实现。该机制属于以提高职工环境素质为目的的成人教育[88]，建议以相关企业、机关等用人单位教育为主，以相关院校等教育单位教育为辅。具体措施：（1）一线人员德性培育。第一，将旅游业环境责任纳入一线工作人员职

业道德教育体系中，并结合用人单位实际情况编排教育计划。对旅游企业服务接待人员应侧重于环境保护中的自觉性教育，对政府公务员应侧重于旅游环保执法、旅游环境决策、旅游环境规划及标准制定中的科学性与公正性教育。具体的教育形式包括长短期培训、讲座报告、座谈对话、工作指南手册等。第二，将履行旅游业环境责任情况纳入一线工作人员绩效考核、职级晋升评定标准中，并辅以相应的奖惩措施。具体来说，可从物质性、精神性和行政性等3方面制定奖惩措施。（2）管理人员德性培育。第一，将旅游业环境责任纳入政府领导干部和旅游企业管理者角色道德意识培育内容中。通过培训交流、树立先进典型等方式，促进管理人员认识，并重视自身在旅游环保中所担负的领导者角色，以便更积极主动地统筹安排、落实本单位的环境责任。第二，将本单位履行旅游业环境责任情况纳入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体系中，并制定针对性的考核标准与奖惩办法。（3）储备人才德性培育。旅游院校运用各种课内外教育手段对在校学生进行环境责任教育，从而为旅游企业、相关政府部门培养具有较高环境责任意识和知识的储备人才。

三是面向旅游者、旅游社区和旅游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旅游者、旅游社区和旅游企业属于私人主体。理论上，在规制过程中，政府要履行协助、诱导私人主体自我规制任务，还要对规制结果负最终的保障责任[56]，要有权力和能力进行监督[83]。同时，政府还要善于利用民间组织如行业协会的力量，进行间接干预[83]。从实践上看，近年来实务界也进行了一定探索。在政府和相关行业组织推动下，中国陆续推出了环境监督员制度、食品企业的自愿认证体系、互联网协会产业自律规范等自我规制规范[56]，为旅游业环境责任自我规制提供了经验。因此，政府与环保及旅游行业组织应充分合作，共同推动旅游者、旅游社区和旅游企业自我规制。首先，由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发挥协调、审批、监督和保障等作用。其次，基于旅游业环境责任的原则、规则和准则，由环保部门及社会组织、旅游部门及行业组织，如各级环保部门、各级旅游局、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行社协会、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中国旅游景区协会等，制定并执行多种激励约束措施。具体措施：（1）发布《中国旅游行业履行环境责任自律公约》，愿意接受该公约自律规则的旅游企业均可申请加入。（2）倡导旅游企业签订《旅游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公开承诺书》，向社会公开本企业履行旅游业环境责任的情况，并接受社会监督。（3）发布《旅游者履行环境责任倡议书》，呼吁旅游者主动参与旅游环境事务。必要时，还可将旅游业环境责任要求写入《中国公民文明旅游公约》。（4）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将旅游业环境责任要求写入旅游地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中，引导旅游社区参与旅游地环保。（5）在旅游地各主要旅游企业、村组、街道设立旅游业环境责任信息联络员，负责环境责任知识宣传、沟通联络和行为监督等，促进旅游企业和旅游社区共同承担环境责任。（6）在旅游地开发各类碳补偿项目，倡导旅游者、旅游社区和旅游企业购买碳汇，营造多种专题旅游碳汇林。

四是面向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该机制属于行政自制，促进者是政府自身，既包括抽象整体的行政系统，又包括各级各类单个具体的行政机关[89]，如环保、旅游、建设、城管、林业、水利和公安等部门。行政自制，即行政机关自我规制[90]，是行政实践中的一种自我控制[91]。具体来说，行政系统或行政机关通过一系列规则的建立[92]，自发地约束自身所实施的行政活动，以使其职权在合法合理范围内运行[90]，保证行政依规则办事[92]。就旅游业环境责任而言，政府及相关部门应通过一系列实体性和程序性的内部规则，对自身在旅游环境执法、决策和保障等活动进行限制。具体措施：（1）精细的裁量基准。现有法律赋予了行政机关相对宽泛的环境执法自由裁量权，易导致“规制俘获”，其表现为环境执法不严[83]。对此，从《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诸多法律中均可找到相关条文。为减少旅游环境执法的随意性，各行政机关应结合旅游地和本部门实际情况，在法律规定基础上制定出更加精细化的执法裁量基准。（2）适度的职能分离。没有行政权力的分散就没有行政权的内部监督和制约，行政内部分权是保障行政自制理念具有可操作性的有效措施[91]。在行政机关内部，应将旅游环境执法案件的调查取证、处罚决定、决定执行等职能在不同机构或人员间分配，从而达到相互监督和制约的作用。（3）多元的公众监督程序。除必须遵守的最低限度的程序性要求外[94]，有时行政机关仍会额外规定听证、通告与上诉等程序，来约束自身的程序自由[90]。就旅游业环境责任而言，行政机关可结合具体情况，自愿制定高于法规要求的通告、听证、咨询、举报、投诉和评审等公众监督程序，以确保行政权的规范履行[94]。（4）明确的权力清单及运行程序。行政权力清理是

强化行政自制的一种途径[95]。行政机关应通过公开旅游环保审批、处罚、奖励、征收和裁决等行政权力的目录清单及运行程序，约束自身的行政权力。

3.2旅游业环境责任的政府规制

3.2.1规制思路

一是规制内容。在法律规制和行政规制中明确以下内容：（l）旅游业环境责任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是各国间环境合作的重要原则。作为一种在国际环境法中讨论及应用正义的框架，该原则的理念是所有国家都应参与环境合作，但在以何种方式及何时参与方面具有灵活性[96]，在此可借鉴到各旅游业环境责任者的环境责任中。一方面，旅游者、旅游社区、旅游企业和政府都应承担旅游业环境责任;另一方面，不同旅游业环境责任者对不同责任对象所承担的责任内容是灵活的、有区别的。为此，政府应根据旅游业环境责任内容体系对各责任者的环境责任做出细化规定。（2）旅游业环境责任是强制性和引导性并存的责任。在各项基本规则中，不污染和不伤害等3项强制性规则主要通过硬法规制来实现，劝阻和阻止等8项引导性规则主要通过软法或行政规制来实现（表2）。

二是规制相关主体。旅游业环境责任政府规制包括法律规制和行政规制，被规制者为旅游者、旅游社区、旅游企业和政府，政府规制更强调通过立法进行规制[85]。在法律规制中，立法是守法、执法与司法的前提条件与根本依据，为公民、企业守法，行政机关执法与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提供明确的政策导向与法律参考依据[97]。因此，旅游业环境责任法律规制的规制者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主要通过法律手段制约被规制者。相比而言，行政规制是行政主体[85]或行政机关[98]对经济主体活动的直接干预或限制。对于行政规制的主体，学者们表述尚不统一，涉及政府、国家、行政机关和特定的行政主体等多种称呼[85]。为与前文述及的政府、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相区分，本文采用行政机关的表述。因此，旅游业环境责任行政规制的规制者是行政机关，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制约被规制者。

3.2.2规制措施

一是旅游业环境责任的法律规制机制。立法为守法、执法与司法实践提供全局性与纲领性的法律框架[97]，是法律规制机制的起点与基础。首先，加强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第一，在国家立法层面，结合现行旅游环境相关法规的实际情况，具体措施：（1）《旅游法》修订时设立旅游环境保护专章，对各类主体的旅游业环境责任做出总体性规定。（2）制定《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条例》，对旅游业环境责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进行系统性规定。以专章形式对劝阻和阻止等8项规则进行倡导性规定，对不污染和不伤害等3项规则进行强制性规定，并建构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3）在《旅行社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等旅游法规中增加对相关旅游业环境责任者环境行为进行规范的条款。（4）从长远看，制定《动物保护法》，保障动物消极权利以及家养动物积极权利，设立虐待动物罪，并配套相应处罚措施。此前，部分学者曾提出建立動物保护法或动物福利法的观点[99]，本文基于动物是重要的环境责任对象的认识，赞同这一观点。（5）完善现有环境法规对社会全员环境责任的规制。例如，《水法》修订时明确用水单位和个人违反节约用水义务的法律责任，并尽快出台《节约用水条例》;《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和《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修订时扩大排污收费范围，提高排污收费标准;《环保法》修订时明确环境责任的内涵和外延，强化有关个人环境责任的规定，并增加对环保见义勇为行为进行保护、补偿与奖励的条款。学术界对见义勇为相关法律问题已有深入探讨[1OO]，本文认为强化环保见义勇为相关法律规定有助于推动环境责任中劝阻和阻止规则的落实。第二，在地方立法层面，各旅游地根据旅游产业结构及生态环境实际情况，强化维护环境及改善环境的规定。一方面，既要约束旅游企业和政府的旅游经营与开发行为，又要约束旅游者和居民的旅游消费与日常生活行为，以维护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明确旅游地环境福利权的内容体系和发展序列，以改善生态环境。其中，有条件的旅游地可制定专门的旅游环保条例来进行规范，其他旅游地则可在现有的地方性旅游法规中增设相关条款。

其次，加强执法、司法和社会监督。第一，在执法层面，各职能部门加强分工协作，提高执法效率。环境执法权缺乏独立性[1Ol]是中国环境执法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旅游环境执法而言，涉及环保、旅游、公安、城管、建设、林业和水利等诸多部门，故而应厘清各部门间的职责分工，建立起多方协调配合的综合执法机制。第二，在司法层面，逐步建立环境司法体系，提高司法能力。一方面，加强对环

境司法专门化[102]的实践探索，构建合理的环境诉讼机制;另一方面，运用能动司法理念推进环境公益诉讼[103]，为旅游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提供指导。第三，在社会监督层面，加强旅游地环境信息公开，鼓励公众监督旅游环境事务。一方面，建立旅游地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及时公布各类旅游业环境责任者履行环境责任的情况;另一方面，发挥新闻媒体、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和教育作用，引导公众获取旅游地环境信息，对各类旅游业环境责任者进行监督。

二是旅游业环境责任的行政规制机制。首先，强化行政手段。由于环境侵害行为普遍的负外部性和保护环境行为普遍的正外部性的矛盾，环境风险规制需要更多依靠行政手段几近共识[53]。为实现环境质量目标，关键应加强环境质量标准、环境决策、环境规划、环境质量和环保业绩评估[104]等方面的制度建设。结合旅游业相关行政管理实际条件，建议在以下制度中强化旅游业环境责任：（1）在部分国家标准或旅游行业标准修订时，适当借鉴旅游业环境责任的相关原则、规则及准则，具体涉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旅行社服务通则、绿色旅游示范基地、绿色旅游饭店、绿色旅游景区等标准。（2）在旅游地的环境规划和旅游业发展规划编制过程中，注重落实相关旅游业环境责任者的环境责任，具体涉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旅游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规划。（3）《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修订时强化对环境不文明行为的考察与记录。目前，文化与旅游部对旅游者和旅游从业人员两类主体的不文明行为进行了规制，但与环境不文明行为相关的考察标准仅“破坏生态环境，违反野生动植物保护规定”一条，且只出现在旅游者不文明行为规制中。因此，一方面，对旅游者和旅游从业人员均应进行环境不文明行为的考察与记录;另一方面，除现行标准外，还应增加对违反不损害和不浪费规则行为的考察，如严重损害包含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在内的生物多样性的行为、严重浪费资源与能源的行为等。（4）将旅游业环境责任履行情况纳入旅游地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指标体系中，制定针对性的旅游地环境责任落实方案，并建立旅游地环境责任监管平台，监管对象从旅游企业延伸到政府、旅游者和旅游社区。

其次，强化市场手段。虽然市场手段不能取代行政手段，但是一些经济激励方法被认为是克服环境行政规制弊端的重要手段，学术界对这些方法已有较多讨论[53]。根据旅游业经济发展实际，建议重点采取生态补偿、优惠政策和环境税等3种方法。具体措施包括：（1）旅游地引入政府补贴、污染者付费、受益者付费、专项基金等多种补偿方式，明确补偿的对象、标准、流程、渠道、协调机制、监管方法等具体细节，切实构建面向旅游者、旅游社区、旅游企业和政府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2）对于评定为绿色旅游饭店、绿色旅游示范基地、绿色旅游景区、低碳旅游示范区等的旅游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信贷优惠和财政补贴等。（3）从长远看，环境较脆弱且客流量较大的旅游地适时向餐饮、住宿等旅游企业及旅游者开征旅游环境税，如碳税、旅游消费税等。

4 总结与展望

全社会共同承担环境责任是党和国家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署。对于如何落实该项环境责任，实践界和学术界尚未做出清晰回答。环境责任落实的关键在于范畴澄清和规制完善。为此，本文以旅游业为例，运用同心圆理论探索环境责任的内在结构和规制体系。一方面，解析旅游业环境责任的责任者、责任对象、产生原因和内容体系;另一方面，构建旅游业环境责任的多元规制体系，并明确规制内容、规制相关主体和规制措施。

4.1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深化了旅游业环境责任研究内容。第一，统筹多种主体的责任。对政府、企业、个人等多种主体的旅游业环境责任进行综合研究，弥补了学术界聚焦单一主体责任的不足。第二，澄清责任的内在结构。阐明旅游业环境责任中“谁”“对谁”“为什么”“什么”等基本问题，形成对旅游业环境责任范畴的系统认识，为其理论体系构建奠定了基础。第三，完善责任的规制方案。除传统的政府规制以外，引入自我规制这一规制新形态[56]，并明确两种规制的内容、主体及措施。一方面，推动了旅游业环境责任规制研究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丰富了自我规制这一尚在发展研究的、当前规制改革主要思路之一的[56]新概念的理论研究。

其次，本文应用并拓展了同心圆理论。第一，深入应用同心圆理论。将同心圆理论引入旅游研

究领域，并全面应用其理论框架梳理和解释旅游业环境责任的内在结构，拓宽了同心圆理论应用的学科领域和内容深度。第二，进一步拓展同心圆理论。同心圆理论为环境责任的若干基本问题提供了思考框架，但并不直接提供答案。本文循着同心圆理论的指引，寻找旅游业环境责任解构与规制的答案：一方面，解析旅游业环境责任的责任者、责任对象、产生原因和内容体系，丰富和充实了同心圆理论提出的抽象框架;另一方面从管理层面引入他律方案和自律促进方案，构建旅游业环境责任多元规制体系，深化和扩展了同心圆理论提出的道德自律层面的解决方案。

4.2管理启示

社会全员的环境责任不应仅停留在政策层面，而应深入法律和行政层面。为有效落实旅游业环境责任，需要构建基于自我规制和政府規制的多元规制体系，并形成政府管理层面的解决方案。第一，自我规制需要政府领导下的多种单位间接介入。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吸纳多种社会管理力量，通过教育与引导措施普及旅游业环境责任的知识和要求。具体来说，一方面，通过德性培育机制塑造责任者的环境道德品质，促进其将环境责任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通过激励约束机制为责任者提供具体的行动指南，激发其良性环境行为和限制其不良环境行为。第二，政府规制体系需要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直接介入。政府对责任者进行直接监管，明确旅游业环境责任既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又是强制性和引导性并存的责任。进一步地，根据旅游业环境责任内容体系对各责任者的环境责任做出细化规定，其中，强制性规则主要通过硬法规制来实现，引导性规则主要通过软法或行政规制来实现。具体来说，一方面，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和社会监督对责任者进行法律规制;另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对责任者进行行政规制。

4.3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还存在一些局限：第一，仅对旅游业环境责任的结构与规制进行了理论分析，虽立基于同心圆理论框架，但所得结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仍缺乏实证案例支持。在后续研究中应收集翔实的经验资料开展实证分析，以进一步验证和完善理论分析结论。第二，仅以旅游业为例进行分析，在完整揭示全国宏观的环境责任承担形势和趋势方面有所不足。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产业，旅游业在环境责任的落实方面应发挥先行先试作用，这符合中国改革的一贯理念。放眼长远，环境责任的全面落实需要各行各业共同推进，其中牵涉的情况将更加复杂，尤其是重污染行业可能会存在多重阻力与冲突。在未来，需要更多的基于行业实例的典型研究和基于国家全局的综合研究，以便为动员全社会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系统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HUANG Rui. Clear timetable and roadmap for ecological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05/c_1115187800.htm， 2017-10-07.[黃锐.生态文明建设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05/c_1115187800.htm， 2017-10-07.]

[2] WANG Bo， GAO Feng. Innovations in legislation on haze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Perspective of modem environmentalresponsibility[J]. China Soft Science， 2015， （3）： 1-8. [波，郜峰.雾霾环境责任立法创新研究——基于现代环境责任的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5， （3）： 1-8.]

[3] YANG Dongchen. Control of public character： Examination andperformance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J].Modern Law Science， 201l，33（2）： 72-81.[阳东辰，公共性控制：政府环境责任的省察与实现路径[J]，现代法学，2011， 33（2）： 72-81.]

[4] LI Weifang.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legal issues of international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J].Law Science， 1997， （9）： 45-47.[李伟芳.国际环境责任法律问题初探[J].法学，1997，（9）： 45-47.]

[5] WANG Hao， XU Jimin. Problems and construction of localgovemment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hina [J].Jianghuai Tribune， 2016， （1）： 68-72.[王浩，徐继敏，我国地方政府环境责任体系的问题与建构[J].江淮论坛，2016， （1）： 68-72.]

[6] BLANCO E，REY-MAQUIEIRA J，LOZANO J.The economicimpacts of voluntary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of firms：A criticalreview[J]. Journal ofEconomics Surveys， 2009， 23（3）： 462-502.

[7] ZHANG Jianwei. Some thoughts on the scientific establishment of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environmentallegislatio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8，18（1）： 193-196.[张建伟.关于政府环境责任科学设定的若干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 18（1）： 193-196.]

[8] YU Ao.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responsibility regulation based on typical cases in China and America[J].Finance&Economics， 2016，（8）： 84-92.[余澳，基于中美典型个案的企业环境责任规制比较[J].财经科学，2016， （8）： 84-92.]

[9] MA Bo. Realization path of legalization of govemment environmentalresponsibility [J]. Law Review， 2016， （2）： 154-160.[马波，论政府环境责任法制化的实现路径[J].法学评论，2016， （2）： 154-160.]

[1O] DUMMETT K.Drivers for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J].Environment Develo-pment&Sustainability， 2006， 8（3）： 375-389.

[Il] LI Junbin， LIU Hengke. Outline of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responsibility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1，（2）：72-75.[李俊

[35] STALLEY P. Can trade green China？Panicipation in the global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ms[J].Journal of Comtemporary China，2009，18（61）：567-590.

[36] BIGLAN A.The role of advocacy organizations in reducingnegative extemalities[J].Journal of Organization Behaviormanagement，2009，29（3-4）：215-230.

[37] XU Wei.Analysis on stimulus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 self-regulation[J].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2012，（3）32-39.[徐維.行政机关自我规制动力探究[J].行政法学研究，2012，（3）：32-39.]

[38] TAN S，HABIBULLAH M S，Tan S.Corporate govemance and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J].Amm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7，63：213-215.

[39] MENG Xiaohua，ZENG Saixing，ZHANG Zhenbo，et a1.The effect ofTMTs characteristics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Evidences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J].Journal ofSystems & Management，2012，21（6）：825-834.[孟晓华，曾赛星，张振波，等.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环境责任——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系统管理学报，2012，2l（6）：825-834.]

[40] LIN L，YU C，CHANG F. Determinants of CSER practices forredy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administrative managers in tour operators[J].Tourism Management，2018.64：1-12.

[41] PORTER M E，KRAMER M R.Strategy and society：The linksbetween competitiive advantag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6，84（12）：78.

[42] PENG Yuanchun.A review of foreig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fluencingfactors research[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3，23（8）：140-145.[彭远春.国外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述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8）：140-145.]

[43] JIA Yanju，LIN De.Influence factors and effects of tourists'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s：Based on place theory[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5，25（7）：161-169.[贾衍菊，林德荣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与影响机理——基于地方理论的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7）：161-169.]

[44] LEE T H. How recreation involvement，place attachment andConservation Commitment affect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behavior[J].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2011，19（17）：895—915.

[45] KIM A K，AIREY D，SZIVAS E.The multiple assessment ofinterpretation effectiveneSS： Promoting viSitors environmentalattitudes and behavior[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201l，50（3）：321-334.

[46] GIFFORD R，NILSSON A.Personal and social factors thatinfluence pro—environmental concem and behavior：A review[J].Internationa Journal of Psychology，2014，49（3）：141-157.

[47] JUYAN E，GRUN B，DOLNICAR S.Biting off more than they canchew：Food waste at hotel breakfast buffets[J].Journal of TravelResearch，2018，57（2）：232-242.

[48] CHEN Hu，MEI Qing，WANG Yingcbao，et al Influence factors andeffects of touristsenvironmenta11y responsible behaviors based onplace theory[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7，27（12）：106-116.[陈虎，梅青，王颖超，等，历史街区旅游意象对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性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2）：106-116.]

[49] LEE T H，JAN F H，HUANG G W. The influence of recreationexperiences on environmenta11y responsible behavior：The case ofLiuqiu Island，Taiwan[J].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2015，23（6）：947-967.

[50] LINE N D，HANKS L，MIAO L. Image matters：Incentivizing greentourism behavior[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2018，57（3）：296-309.

[51] BALLANTYNE R，HUGHES K，LEE J，et al.Visitors'values andenvironmental leaming outcomes at wildlife attraction8：Implicationsfor interpretive practice[J].Tourism Management，2018，64：190—201.

[52] HAN H，HYUN S S.What influences water conservation and towelreuse practices of hotel guests？[J].Tourism Management，2018，64：87-97.

[53] LIU Chao. Breaking and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J].Law Review，2013，（3）：75-82.[刘超.环境风险行政规制的断裂与统合[J].法学评论，2013，（3）：75-82.]

[54] WHEATOM M，ARDOIN N M，HUNT C，et al.Using web andmobile technology to motivate pro-environmental action after anature-based toourism experience[J].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2016，24（4）：594-615.

[55] KIM S，FILIMONAU V. on linguistic relativity and pro-environmental attitudes in tourism[J].Tourism Management，2017，63：158-169.

[56] GAO Qinwei.The task of social self-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1aw[J].China Legal Science，2015，（5）：73-98.[高秦伟，社会自我规制与行政法的任务[J].中国法学，2015，（5）：73-98.]

[57] MARIETTA D E. Pluralism in environmental ethics[J].Topoi，1993，12（1）：69-80.

[58] LI Jinzao.Opening up a new world of China's tourism developmentunder the new normal[EB/OL].htlp：//travel.people.com.cn/n/2Ol5/0127/c41570-26459122.html，2017-10-07.[李金早，开辟新常态下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新天地[EB/oL].http：//trave1.people.com.cn/n/2015/0127/c41570—26459122.html，2017-10—07.]

[59] HU Zhonghua.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justice[J].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1，25（4）：66—71.[胡中华.环境正义视域下的公众参與[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4）：66—71.]

[60] LIU Huajie.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of personal carbonneutral legal system[J].Shandong Social Sciences，2012，（9）：109-112.[刘画洁.个人碳中和法律制度的环境正义问题探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2，（9）：l09-112.]

[61] WANG Taoyang.Review of westem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search[J].Morality and Civilization，2010，（1）：126-129.[王韬洋.西方环境正义研究述评[J].道德与文明，20lO，（1）：126-129.]

[62] ZHU Li，LONG Yonghong.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China：Problems and so1utions[J].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Philosoph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012，（1）：48-54.[朱力，龙永红.中国环境正义问题的凸显与调控[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1）：48-54.]

[63] LIU Hailong.Environmental justice：Important dimension in the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J].Studies on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2016，（5）：89—94.[刘海龙.环境正义：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重要维度[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5）：89-94.]

[64] SCHLOSBERG D. Defin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ories.Movements and Natur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3-45

[65] LIU Weixian. Development history， goal evolution and dilemma ofAmerican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ory [J]. Social Sciences Abroad，2017， （3）： 58-65.[劉卫先，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的发展历程、目标演进及其困境[J].国外社会科学，2017， （3）： 58-65.]

[66] XIANG Baohui. Strengthening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ecologicalcivilization and realizing beautiful China[J].Tourism Tribune， 2016，31（10）： 5-7.[向宝惠，加强旅游业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J].旅游学刊，2016， 31（10）： 5-7.]

[67] WENZ P S.Environmental Justice[M]. ZHU Danqiong， SONGYubo，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2; 4-5; 26; 139; 199-203; 395; 402-405; 409; 413-415; 417-419; 425;431.[彼得.S.温茨环境正义论[M].朱丹琼，宋玉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4-5; 26; 139; 199-203; 395; 402-405; 409;413-415; 417-419; 425; 431.]

[68] ZHANG Bin， CHEN Xueqian.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J].Studies in Ethics， 2008， （4）： 59-61.[张斌，陈学谦.环境正义研究述评[J].伦理学研究，2008， （4）： 59-61.]

[69] LIU Jie.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ory based on reflectiveequilibrium：A review of Peter Wentz's Environmental Justice[J].Social Sciences Abroad， 2013， （1）： 147-153.[刘杰.反思平衡的环境正义论——彼得·温茨的《环境正义论》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13， （1）： 147-153.]

[70] NEAL M J，GRECO F， CONNELL D，et a1.The social-environmentaljustice of groundwater govemance[C] //JAKEMAN A J，BARRETEAUO，HUNT R J，et a1.Integrated Groundwater Management. Cham：Springer Intemational Publishing， 2016： 253-272.

[71] LAUTENSACH A K.The ethical basis for sustainable humansecurity： A place for anthropocentrism？[J]. Journal of BioethicalInquiry， 2009， 6（4）： 437-455.

[72] WAELBERS K，STAFLEU F， BROM F W A.Not all animals areequal differences in moral foundations for the Dutch veterinarypolicy on livestock and animals in nature reservations[J]. Journal of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2004，17（6）： 497-515.

[73] VELDE H T，AARTS N，WOERKUM C V. Dealing with ambivalence：Farmers' and consumers' perceptions of animal welfare in livestockbreeding[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2002，15（2）： 203-219.

[74] FAN Xiaoxian. Appeal of environmental moral on low carbon life[J]. Qinghai Social Sciences， 2010，（5）：158-161.[樊小贤，低碳生活的环境道德诉求[J].青海社会科学，2010， （5）： 158-161.]

[75] ZHU Chunyu. Re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system[J].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10， （5）： 96-99.[朱春玉.环境法学体系的重构[J].中州学刊，2010， （5）： 96-99.]

[76] LIU Yun. The construction of plaintiff i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li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ntric circle theory[J]. Journalof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39（1）： 93-100.[劉韵.同心圆理论视阈下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建构[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39（1）： 93-100.]

[77] WU Zhen. Re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liabilitysystem[J]. Contemporary Law Review， 2008， 22（5）：105-110.[吴真，企业环境责任制度体系之重建[J].当代法学，2008， 22（5）： 105-110.]

[78] SONG Jianbo，LI Danni.The tl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implication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perfbmance[J].Journal of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2013，（3）;80-86.[宋建波，李丹妮，企业环境责任与环境绩效理论研究及实践启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3）：80-86.]

[79] XIA Zancai.An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ethics concept andtheoretical framework[J].Tourism Tribune，2003，18（2）：30-34.[夏赞才，旅游伦理概念及理论架构引论[J]旅游学刊，2003，18（2）：30-34.]

[80] FU Xiaohua.Ethical care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J].Studiesin Ethics，2015，（3）：103-107.[傅晓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伦理关怀[J].伦理学研究，2015，（3）：103-107.]

[81] SONG Hualin.Cooperative govemance in govemment regulation[J].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2016，（8）：14-23.[宋华琳.论政府规制中的合作治理[J].政治与法律，2016，（8）：14-23.]

[82] YU Wenguang.Research on culturfal market supervision mode[J].Global Law Review，2013，（3）：132-147.[喻文光.文化市场监管模式研究[J].环球法律评论，2013，（3）：132-147.]

[83] LI Honglei.Regulation system of the intemet[J].Global LawReview， 2014，（1）：118-133.[李洪雷，论互联网的规制体制[J].环球法律评论，2014，（1）：118-133.]

[84] TAN Xiuxia.Analyzing the typical research approaches in westemgovemment regulations[J].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2011，（11）：57-60.[檀秀侠.浅析西方政府规制的典型研究路径[J].中国行政管理，2011，（11）：57-60.]

[85] JIANG Bixin.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of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J].Law Science，2012，（12）：17-29.[江必新.论行政规制基本理论问题[J].法学，2012，（12）：17-29.]

[86] YANG Zhiqiang，HE Lisheng.Review of self-regulation theoryresearch[J].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2007，29（8）：16-23.[杨志强，何立胜自我规制理论研究评介[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29（8）：16-23.]

[87] CAI Gang，CAI Ping.Self-regulation system for 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J].Modern EconomicResearch，2010，（4）：49-53.[蔡刚，蔡平.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自我规制系统[J].现代经济探讨，2010，（4）：49-53.]

[88] CUI Jianxia.New Discussion on Citize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M].Jinan：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2009：l52;158.[崔建霞，公民環境教育新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152;158.]

[89] CUI Zhuolan，Yu Lishen.Administrative self-control and thedeve1opment of Chinese administrative rule of law[J].ChinessJournal of Law，2010，（1）：35-47.[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自制与中国行政法治发展[J].法学研究，2010，（1）：35-47.]

[90] YU Lishen.Self-reg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 under multipleadministrative tasks[J].Contemporary Law Review，2014，（1）：12-20.[于立深.多元行政任务下的行政机关自我规制[J].当代法学，2014，（1）：12-20.]

[91] CUI Zbuo1an，LIU Fuyuan.Practical mecbanism of administrativeself-regulation：Separation of powers in administration[J].Studies inLaw and Business，2009，（3）：48-53.[崔卓兰，刘福元，行政自制理念的实践机制：行政内部分权[J].法商研究，2009，（3）：48-53.]

[92] SHEN Kui.Admininistrative self-regulation and rule of administrativelaw：A preliminary invest[J].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2011，（3）

12-17.[沈岿行政自我规制与行政法治：一个初步考察[J].行政法学研究，2011， （3）： 12-17.]

[93] YU Guanghui， Chen Liang. Improvement of China's environmentalLaw enforcement mechanis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gulationcapture [J]. Science ofLaw， 2010， （5）： 93-99.[余光辉，陈亮，论我国环境执法机制的完善——从规制俘获的视角[J].法律科学，2010，（5）： 93-99.]

[94] XU Wei. Analysis of self-regulating norms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J].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v：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Edition， 2012， （3）： 139-145.[徐维.论行政机关自我规制规范[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3）： 139-145.]

[95] SONG Guotao. Administrative self- regulation action picture[J].Hubei Social Sciences， 2013，（8）： 62-66.[宋国涛.行政自我规制的行动图景[J].湖北社会科学，2013， （8）： 62-66.]

[96] HONKONEN T.The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Principle in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Regulatory andPolicy Aspects[M]. Holland：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9： 309， 327

[97] CAO Xia. Dilemma and thinking of legal regulation of climatechange[J].Law Review， 2014， （2）： 147-157.[曹霞气候变化法律规制的困境与思考[J].法学评论，2014， （2）： 147-157.]

[98] WANG Zhuguo. Research on the due process control of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J].Studies in Law and Business， 2014， （3）：23-31.[王柱国，论行政规制的正当程序控制[J].法商研究，2014，（3）： 23-31.]

[99] LIU Ning.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ing： Reflection on China'sanimal protection legislation[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Geo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0， 10（2）： 32-37.[刘宁.现状与展望：中国动物保护立法的思考[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10（2）： 32-37.]

[100] WANG Lei. Civil law problems in brave act of righteousness[J]. TheJurist， 2012， （5）： 68-81; 177.[王雷，见义勇为行为中的民法学问题研究[J].法学家，2012， （5）： 68-81; 177.]

[101] LI Ainian， LIU Ao. Environment Iaw enforcement in ecologicalapproach： The innovation of law enforcement mechanism for the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6，（3）： 80-88.[李愛年，刘翱.环境执法生态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法机制创新[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 （3）： 80-88.]

[102] YU Wenxuan.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for China's environmentalcourt in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judicial specialization[J]. China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7， 27（8）： 62-68.[于文轩.环境司法专门化视阈下环境法庭之检视与完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 27（8）： 62-68.]

[103] LI Yisong， SU Shengli. Research on the system generation of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everal recent environmental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J]. China Soft Science， 2011， （4）： 88-96， 67.[李义松，苏胜利，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生成研究——以近年几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为例展开[J].中国软科学，2011， （4）： 88-96， 67.]

[104] XU Xiangmin. Environmental quality objective model： Reflectionson the direct regulation objectives of environmental law [J]. ChinaLegal Science， 2015， （6）：116-135.[徐祥民.环境质量目标主义：关于环境法直接规制目标的思考[J]，中国法学，2015， （6）： 116-135.]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within China ' s Tourism Industry

ZHU Mei1， WANG Degen2

（l.Tourism Department，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2. School ofArchitectur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Mobilizing society， as a whole， to assum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s critical for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rmula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and state and premised on a view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s an oblig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case study of China' s tourism industry， utilizing concentric circle theory to analyze the inner structureand system for regulating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First， the subjects， objects， reasons， and content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within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are identified and discussed. Thesubjects include tourists， tourism communities， tourist enterprises， and the govemment. Potentialreasons why these subjects within the tourism industry should undertak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are as follows： （1） they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help of others; （2） their actions are advantageous andhelpful for others; （3） they have undertaken the same project with others; （4） they are pursuing the samegoal， ideal or tradition with others; （5） they have made a commitment to others; （6） their actions canstrongly influence others; （7） they have inflicted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on others. The objects of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within the tourism industry are distributed across outwardly radiating

circles of humans， animals， and the insentient environment. They include tourists， tourismcommunities， domestic and foreign publics， future generations， domestic animals， wild animals， and theinsentient environment. The content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within the tourism industrycomprises four general principles， eleven basic rules， and twenty- one detailed criteria. The generalprinciples are non- interference in the objects' negative rights within human and animal circles，improvement of their positive rights within these circles， limiting the preference-satisfaction of objectswithin human circles， and ensuring non-damage to the insentient environment. The basic rules are asfollows： non- pol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avoiding harming human and domestic animals，preventing others from engaging in polluting and harmful activities， non-intervention in competitionsamong wild animals， the promotion of positive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objects' positioning withinconcentric circles， promoting positive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rights， prioritizingpositive rights over preferences， accommodating natural and rational preferences， accommodatingpreferences according to the objects' positioning within concentric circles， not harming biodiversity，not wasting resources or energy， and implement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econd， a diversifiedsystem for regulating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within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proposed， and itscomposition， relevant subjects， and regulatory measures are identified. This system comprises twoconstituent parts： self-regulation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Self-regulation entails publicizing relevantknowledge and requirements for establishing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within the tourism industry.Relevant subjects of self- regulation include the objects that are regulated， the regulators， and thepromoters of regulation. Specifically， tourists， tourism communities， tourist enterprises， and thegovernment are simultaneously the regulated objects and the regulators of self-regulation. Multipleunits constituted under the govemment' s leadership are the promoters of self-regulation. The measuresof self-regulation include mechanisms for cultivating virtue and for fostering incentives and restraints.The content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entails clarifying the nature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within the tourism industry as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but also as a mix ofmandatory and advocated responsibilities. Relevant subject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clude theregulated objects and the regulators. Specifically， tourists， tourism communities， tourist enterprises， andthe govemment are the objects of govemment regulation.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judicial branchesare the government regulators. The government' s regulatory measures include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regulatory mechanism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within the tourism industry; deconstruction; regulation;concentric circle theo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